摘要:现象学基于自身理解的内在要求,提出了“自身思义”的方法论任务,同时也导向一个特殊疑难:现象学的反思方法本身能否被纳入现象学反思的视域?对此,梅洛-庞蒂的“彻底反思”理论提供了不同于胡塞尔的另一种解读路径:相较于将自身思义理解为自我-奠基论的延续性反思,梅洛-庞蒂将其重构为对反思方法本身的二阶反思。通过这一方法论批判,他揭示了传统反思哲学基于自身同一性的预设,遮蔽了反思得以可能的前反思生活基础,即反思的实存性前提。而“彻底反思”表明,在自身反思的经验中,反思与非反思处于一种“把握与偏移”的动态辩证关系,从而为自身指涉的悖论与主体性分裂等理论疑难提供了一种化解方案。这一方法论的推进,不仅使现象学发展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现象学的现象学”,也为现象学的存在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梅洛-庞蒂;自身思义;彻底反思;现象学的现象学;存在论
董梦璠,(杭州 310058)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自胡塞尔将现象学的基本任务规定为“对现象本质的反思”以来,现象学事业便始终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承诺:唯有通过先验反思——通过对自然态度的悬搁与对意识结构的还原——哲学才能突破自然经验的遮蔽,使意识活动本身成为可把握、可描述的对象。这一承诺赋予了现象学以严格科学的抱负,也内在要求现象学对自身的反思方法保持高度的自觉。然而,随着这样一门“思的哲学”的成熟,其方法的内在限度也开始显现:当现象学主体试图以“旁观者”姿态把握自身的意识活动时,便不可避免地遭遇“主体性悖论”等自身指涉(self-reference)问题的挑战。由此,一个更根本的追问随之而来:现象学能否又应当如何将自身的反思实践本身纳入反思的视域?要言之,现象学能否思其自身?这一具有元理论性质的追问,事实上正是现象学传统内部持续的理论反思与革新的线索:胡塞尔、海德格尔、芬克(Eugen Fink)、萨特等哲学家都曾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此问题有所回应与推进。
在这一脉络中,梅洛-庞蒂的“彻底反思”(réflexion radicale)方法所蕴含的元现象学意涵,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学界通常将彻底的反思理解为对未经反思的知觉经验的反思,即类似于胡塞尔的对“原意识”或“内感知”的自身反思。但若结合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的“我思”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在一种更激进的方法论观点和存在论立场上,将反思活动理解为“运行着的精神的存在本身”[1]。由此,彻底的反思便意味着在反思活动的具身运作过程中,同时意识到自身的反思(第303页),亦即构成一种“二阶反思”(第101页)。基于这种存在论解读的彻底反思方法,不仅有助于澄清反思的结构、条件与限度等根本问题,而且提供了一种思考先验反思传统中自身指涉困境的有效方案,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由此打开一个现象学存在论的全新论域,成为一门具有哲学自觉意识的“现象学的现象学”(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hénoménologie)。(第501页)
一、现象学的自身思义的困境
自《逻辑研究》起,胡塞尔便始终强调现象学首先是一门方法,而非固定的理论体系。这里的“方法”通常指先验还原以及纯粹的描述分析。然而,随着发生现象学的深入,胡塞尔逐渐意识到,这些一般性方法并不足以保证其哲学基础的彻底性,现象学还需要对其方法论的发生性先天条件作一次全新的思考,以实现一种“方法论的明察”[2]。在这一背景下,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这一概念,并将其提升为现象学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所谓“自身思义”,主要指现象学家本着自身负责的伦理与认知原则,对自我本身及其所实现的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发生过程、意义与目的进行彻底追问,从而向着主体的构造起源与自身根据所进行的普全性反思。胡塞尔发明这个词来区别于单纯静态的先验反思,以表示一种更为高阶、更具有纵深性的发生性还原。在这种发生学维度下,思义不仅源始于先验自我,而且可以反身性德被应用于先验自我自身,从而使现象学实现一种“绝对的自身把握”。唯有通过这种自身思义,现象学活动的整个意向生成过程才能也获得现象学证成,而不至于遗留任何未经审视的前提。正因如此,胡塞尔甚至直接将哲学的全部任务规定为“彻底的自身思义”。[3]在他看来,现象学若要成为一种无前提的、自身奠基的绝对科学,就必须证明所使用的方法同样“彻头彻尾是现象学的”(durch und durch phänomenologisch)[4]。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胡塞尔晚期提出一种具有最高完成性质的纲领,并将这一计划命名为“现象学的现象学”[5]。
随着发生现象学的发展与自身思义的深化,一个根本性的困境随之出现。当胡塞尔将分析范围从个别意识活动扩展到整个人类生活世界的先验构造过程时,先验主体不再只是构造世界的纯粹极点,而是逐渐被纳入其自身的构造成就之中。这意味着,先验自我必须同时被理解为经验世界中的人格自我。这必然引发一种自身指涉的矛盾:执行现象学反思的主体,也是被现象学反思所揭示的对象。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简称《危机》)中将之概括为“人的主体性悖论”[6]:人既是世界中的存在者,又是世界意义的构造者;构造世界的主体本身却又从属于其所构造的世界。
这一悖论实际上暴露出现象学在处理自身关系时的困境,也使先验主体的奠基性地位陷入质疑。因为一旦先验主体已经通过自身客体化进入世界,它便不能再充当现象学还原与构造的绝对基础。于是,胡塞尔不得不重新追问:究竟谁是执行现象学还原的真正主体?他选择的方案是必须进一步深化自身思义——对先验主体自身实行再还原,以重新建立纯粹先验与被自然化的“先验-经验”之间的层次区别[7],从而消除悖论。因此,在《危机》后期的思考中,胡塞尔试图通过“第二次还原”,追溯到一个起着唯一构成作用的“绝对自我”或“原自我”[8],确立其为先验主体自身客观化的真正源头。这一绝对主体作为无法被对象化的最终旁观者,始终伴随着一切构造活动,为现象学反思的明见性与彻底性提供最终保障。
不过,现象学是否能够借助这一绝对主体的方案彻底解决自身指涉的问题,则始终存在争议。不少研究者指出,胡塞尔并未真正消除主体性悖论,只是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更深层次的构造关系中。杜尔特(Christoph Durt)认为,绝对主体只是被设定为构造的最终根据,主体的自身构造的问题并未获得说明[9]。科利(Anna Luiza Coli)则借用芬克的批评指出,如果严格贯彻自我-奠基论的思路,现象学甚至会面临无限回退的危险:构造世界的自我总是需要一个更原初的自我加以说明,而后者又需要新的构造根据,如此递归不已[10]。从根本上说,这一困难源于胡塞尔在理解自身思义之彻底性上的局限。尽管他不断深化对被动发生、活的当下以及前反思经验的分析,但这些研究最终仍服务于反思对自身基础的追溯。换言之,他始终将反思行为与被反思内容置于同一化逻辑之中:反思的任务被理解为不断接近一个完全透明的自我在场,并最终在这一自我中实现自身奠基。这种同质性的反思结构根本上并未超出自笛卡尔以来的自我-奠基论传统,因而未能对反思本身的预设进行真正彻底的追问,这也是第二次还原方案不足以真正摆脱自身指涉的循环的原因所在。
梅洛-庞蒂在阅读《危机》等晚期手稿时,一方面接续了胡塞尔的方法论意识,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思考方式。他敏锐地意识到,胡塞尔的这种不断向前反思领域回溯的考古学尝试,实际上已经触及某种无法被反思完全掌握的维度。他在1959年的《哲学家及其阴影》一文指出,胡塞尔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前理论构造”“预先被给予性”等表述,已经暗示了某种未被主题化的“非思”(l’impensé)[11]。这一“非思”不仅仅是反思的发生-先天条件,梅洛-庞蒂更倾向于在实存论的意义上将之理解为运作中的意识活动。因此,他对一种回溯式的反思方法是否足以揭示这一“非思”提出了质疑:如果诸如Noesis-Noema、意向性等意识经验的原初结构可以在意识之中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如何确保它们不会失效呢?[12]进一步说,对意识构造活动的追溯,是否并非对原初经验的单纯重现,而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构造?由此,梅洛-庞蒂揭示了隐含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方法中的内在疑难,并将自身思义的提问法重新规定为一种“彻底反思”的任务,即对现象学反思方法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二、对反思哲学的方法论批判
梅洛-庞蒂的哲学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现象学方法论的批判意识。正如他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所揭示的,“什么是现象学”这一基础问题甚至处于未决状态,在现象学的核心方法中,如对描述、还原、本质、意向性等规定中,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表述。这表明现象学方法并非是完全自明的,它在面临自身认识问题时暴露出某种根本性的模糊。因此,梅洛-庞蒂同样认同现象学自身反思的必要性,因为唯有澄清自身理论中的诸多矛盾和争议,现象学才可能成为完全的哲学。就此而言,他和胡塞尔有同样的追求:“现象学完全取决于它自己或者说为自己奠基。”(第5、19页)然而,从梅洛-庞蒂的视角看,胡塞尔对这一任务的贯彻是不充分的,尽管胡塞尔不断深化对现象学自身根据的追问,但这一工作主要是在先验自我的层面展开,通过不断追加反思步骤来推进的,而尚未将反思活动本身的结构、条件及其内在限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性的问题来进行考察,将其上升到方法论自觉的层次。
梅洛-庞蒂之所以对现象学方法论持审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胡塞尔最后的助手芬克的影响有关,尤其是其纲领性著作《第六笛卡尔式的沉思》(简称《第六沉思》)。这部对法国现象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本[13],其核心任务是针对先验现象学方法本身实行彻底的现象学审查,这一工作正是在对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的现象学”[14]纲领的委托和延伸下展开的。但芬克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走向: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现象学”主要等同于追问现象学自身的先验根据,通过自身奠基来确立其作为一切科学知识之基础的认识论地位;芬克借用这一概念,则为了强调将现象学程序反身性地应用于自身,使现象学本身成为反思的对象。因此,芬克的先验方法论并非是对胡塞尔纲领的简单执行,而是将其关于现象学自身奠基的要求转换为对现象学方法论本身的批判性考察。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胡塞尔自身思义构想的二次转向,这也给予了梅洛-庞蒂重要启发。梅洛-庞蒂同样使用“现象学的现象学”概念,但他的用法显然更偏向芬克而非胡塞尔[15]。参照芬克的文本,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梅洛-庞蒂的方法论意识。
芬克对现象学方法的考察首先集中于还原,他视之为“胡塞尔现象学唯一的基础方法”。但他考察的焦点并非还原“是什么”,而是还原活动给予方式之“如何”。与通常将还原理解为一种可以被预先说明和掌握的方法技术不同,芬克强调还原只有在其实行过程中才能显现自身:还原不是现象学借以抵达真理的外部工具,而是现象学自身的展开方式;还原将“自身作为前提”(setzt sich selbst voraus),人们无法在还原之外理解还原,只能在还原的实行过程中逐渐理解其意义[16]。正是在这一点上,芬克的方法论批判深刻影响了梅洛-庞蒂。后者在《知觉现象学》中多次指出:“只有通过一种现象学方法,现象学才是可达及的。”(第2、101页)这一命题意味着,现象学的真理性不在于某种先验的教义体系,而在于其不断实行自身的方法运动之中。唯有在对现象学的具体运用中,我们才可能动态地触及现象学的本质。这种对方法论的解读区别于胡塞尔式“以行求知”的超然旁观姿态,更显示出一种“以行显知”的介入性质。
此外,梅洛-庞蒂还经常援引芬克对还原是一种“惊奇”的说法。(第10、101页)这一界定影射的是自笛卡尔至胡塞尔的哲学“怀疑”传统[17],后者往往通过对世界存在的自然信念的“排除”,以期获得先验的抽象本质。在观念主义哲学中,反思往往被独断地等同于意识经验对自身的表象,以提取其中的理想本质。这潜在地预设了事实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而“惊奇”的提出则瓦解了这一对立,使本质不再被视为超越事实的抽象物,而是内在于事实自身的显现方式。在芬克看来,还原并不意味着取代自然态度的经验,对自然经验的描述在还原后并未失去效力,还原只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意义。真正的还原从未排除世界存在,它只是在面对世界的“惊奇”中,重新发现这个世界,使其成为问题。因此,反思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其所植根的存在维度,它首先是一种关于自身存在经验的反思,而非超然于存在之上的纯粹认知活动。正是借助对还原意义的重新解释,梅洛-庞蒂得以倒转反思对存在的优先性顺序:不同于传统反思哲学将存在还原为思维或奠基于思维,他试图将思维重新安置于存在之中来加以理解,即从一种实存论视角出发,将反思重新定义为主体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方式之一。因此,反思与知觉不再构成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而是同属于一个实存结构。
然而,这里随即产生一个新问题:如果反思不再具有超越经验的特权地位,那么现象学又如何避免滑向心理主义或相对主义?诚然,梅洛-庞蒂通过对反思的实存论诠释,将反思和知觉置于同一个存在层次,这仍主要属于现象学心理学的层面。尽管现象学心理学在原初经验描述及其结构分析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奠基价值,但对一门哲学而言,仅仅停留于对实存经验的描述依然是不充分的,它还必须回答:反思如何能够超越其有限的处境,而获得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事实上,梅洛-庞蒂从未放弃对先验哲学的追求,关键在于找到通往先验道路的新可能性。他在《知觉现象学》中明确指出,一种哲学之所以成为先验哲学,并不在于它将自身安置于某种既定的绝对意识之中,而在于它能够把自身作为问题来考察:
一种哲学变成先验的,即彻底的,不是通过扎根在绝对意识中却不提及把它导向绝对意识的那些步骤,而是通过把它自己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不是通过假定对知识的整体说明,而是通过认识到理性的这一假定是基本的哲学问题。(第101页)
这一表述实际上构成了梅洛-庞蒂对“彻底反思”的基本界定,并且暗示着一个信息:知觉现象学语境中的“先验还原”与“彻底反思”实际上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在他看来,先验现象学并不是与现象学心理学相分离的另一种哲学,而是由后者不断自身考问、自身深化所达到的一种自我超越。先验哲学的任务是从经验描述出发来进一步揭示:这些经验何以能够如此显现?反思活动本身又植根于何种更原初的存在结构之中?唯有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意识觉醒”,反思才可能超越其直接给予的有限视域,来反思与其前提之间的关系,并意识到反思始终植根于某种更深层的、未经反思的生命之中。就此,现象学才可能从对“现象”的单纯考察推进到对“现象的显现”的考察,即从实存经验转向现象性(Phénomenalité),并最终将现象学心理学层次的现象场(Champ phénoménal)决定性地转变为先验场(Champ transcendental)。(第101页)
梅洛-庞蒂对先验还原的这一诠释,显示出与传统先验反思哲学的重要差异。以胡塞尔早期、中期为代表的意识现象学进路,往往将“先验”理解为哲学反思处于绝对观察者位置下所发现的思维意识本身的绝对根据性。虽然梅洛-庞蒂对先验的理解更接近于胡塞尔晚期发生现象学的立场——这也是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多次强调胡塞尔意义上的先验不同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的原因(第10页)——但是,胡塞尔的“第二次还原”[18]操作,显示出传统的先验反思模式仍占据其主导地位。而这种反思哲学的模式始终隐含了一个问题:在反思将思维意识作为理所当然的基础时,它是否追问了这一反思思维自身的发生与限度是什么?理性何以拥有整体说明世界的无条件的权能?在梅洛-庞蒂看来,如果不对通向绝对意识的历程加以反思,所谓的“先验性”便可能沦为一种未经批判的设定。真正的先验不在于一下子将自己安置于既定真理的维度中,毋宁说它是一个不断处于开端中的事件。为此,哲学必须不断地将自身问题化,持续反思理性自身的假定与前提,成为一种始终悬而未决的、敞开的、不断深化自身的彻底反思运动。
由此可知,一种彻底的反思旨在重新发现反思,它可以意识到反思处于一个更深层的未经反思的生命之中。这有助于揭示反思哲学的诸种预设与成见,以及它们可能在何种程度歪曲了真理的起源。梅洛-庞蒂始终将“反思哲学”——包括新康德主义、经验主义心理学以及早期、中期胡塞尔现象学等典型模式——视为其最重要的靶子之一。在他看来,这类反思哲学基于反思的自身同一性逻辑,并从这一前提出发封闭性地解释整个世界,最终反过来将整个超越性领域归结为意识的内容。这种反思模式本质上源自古典哲学的“客观思维”成见,即把意识默认为一个自足的、透明的认识主体,能够通过反思性目光完全把握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现象学虽然通过还原突破了自然态度的立场,但其对先验主体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了传统认识论的遗产,因而还残留着自然态度的素朴性。这一点后来也成为芬克以及塞普(Hans Rainer Sepp)等学者批判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切入点。他们认为,胡塞尔将个体化设定引入先验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先验自我与世界现象被实体化地理解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区域,从而导致先验生命内部出现分裂[19]。同样,这一对立还反映在事实与本质、经验与先验、还原与构造等诸基本区分之中。正是这些方法论前设导致现象学在自身思义问题上出现短路,从而遭遇了主体性悖论的事态。梅洛-庞蒂提出“彻底反思”,正是希望在现象学内部批判的视域内回应这一困难,使反思哲学意识到并直面自身的歧义性,接受理性认识能力的界限及其对被给予的实存世界的根本依赖。彻底的反思最终揭示出,任何反思都必须以非反思的介入运动为前提,反思不是一种能够凌驾于存在之上的绝对能力,而是在既定世界之中展开的有限活动;先验性也并非脱离经验的纯粹领域,而是植根于身体主体与世界之间原初的知觉关联之中。通过将反思重新安置于这一前反思的生命场域之中,梅洛-庞蒂试图弥合先验生命内部的分裂,恢复其不可还原的暧昧性。这也意味着,现象学若要真正思考自身,就必须重新审视反思与非反思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反思与非反思之间的现象学
在揭示反思的问题上,彻底的反思不仅具有解构性的意义,即剥除自然态度的“现成理性”的伪装,而且必须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通过回归本真的反思使理性得以重新诞生。因此,我们还要聚焦理性的构成性起源,追问在一种具身知觉的前反思经验中是否存在一种更根本的意义结构,并对反思与前反思之间的关系作出整体性澄清。梅洛-庞蒂主要在对“我思”(Cogito)的重新解读中实现了这一点。这一由笛卡尔首次从“自身经验”出发确立真理可靠性的进路,在胡塞尔的继承和改造下成为现象学奠基的核心问题。然而,笛卡尔在阐述“我思”时所蕴含的多义性,使这一概念成为历史上备受争议且不断被重新诠释的概念。
对此,梅洛-庞蒂曾总结出“我思”概念的三种用法[20]:其一是心理学家的我思,它将“我思”简化为一种心理事实的确定性,尽管它保留了对内省经验的某种真实性的把握,但由于囿于私人意识的封闭性,难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真理命题,容易遭到怀疑论的挑战;其二是观念主义的我思,它试图将“我思”纯化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但这一立场依赖于一个理论预设,即假定主体可以在一种纯粹透明的观念中完全把握自身;其三也是梅洛-庞蒂本人的理解方式,即把“我思”理解为知觉行为的确定性。他认为,终止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活动的正是作为“怀疑自身的行动”的确定性。一般而言,怀疑之思虽然能指向一切经验活动的不确定性,但它在面对自身行为的实存时还是触及到它的根本边界,即作为思之“存在”本身。因此,梅洛-庞蒂确立的笛卡尔“我思”的真正含义,既非偶性的思维内容,也不是抽象的思维形式,而是一种融合并超越了二者的思维实存。在这一意义上,他将“我思”从单纯的认识论框架中释放出来,赋予它一种具身性、历史性与情境性等实存论的维度,使“我思”不再是脱离世界的起点,而是生成于世界之中的“物质性”力量。
这样一种实存论的我思,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理性反思,毋宁说它是先于所有客观论题与述谓判断的前反思经验,是意识尚未将自身对象化之前的存在方式。尽管它是“未经反思者”,但它构成了反思得以发生的原初条件。正是建立在身体与世界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觉关联中,才可能孕育真正的“真理理想”[21],即它是理性反思之普遍性与客观性的根本源泉。因此,意识到反思对非反思条件的根本依赖,并非是为了取消反思的价值,而是要求反思放弃自身构造的幻觉,使自身不断保持对非反思经验的开放。值得澄清的是,这种非反思的维度并不是类似于“无意识”的神秘的不可知领域——若如此,哲学对它的讨论则是一种荒谬——而是我们对自身知觉活动的内在觉知,只不过这种觉知尚未被提升至主题化认识的层面,故梅洛-庞蒂将其称为“沉默的我思”(Cogito tacite)。
实际上,梅洛-庞蒂对反思与非反思的区分建立在意识经验的不同层次之上。通常意义上的反思,主要指那种明确的判断、表述与主动采取行动意义上的“行为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 acte/ Aktintentionalität);而非反思则指向一种发生于身体经验层面、维持知觉的前反思的统一的“运作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 operante /fungierende Intentionalität)。现象学的分析表明,正是这种匿名运作的意向性为所有主题化的行为意向性提供了基础。因此,当一个主体试图利用反思捕捉其运作中的经验时,则会出现一种奇特的自身关系:反思总是将其自身经验对象化为“被思之物”,但反思的运作本身同时将构成新的非反思者,因而原初的非反思始终逃逸于其对象化过程之外,这导致反思永远是滞后的。这意味着,反思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握自身,它会不断接替未经反思者,因为反思自身的运作构成了反思的开端。于是,反思与非反思既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导向等级关系,而是在二者的合力下形成一种不断偏移、自身差异化的生成运动。
基于这种对自身反思关系的解读,梅洛-庞蒂间接对反思哲学的若干预设作出回应。首先,反思哲学永远无法实现对自身的完全透明的把握,因为真正的反思植根于前反思的经验,并只能在这种经验过程中被给予自身。尽管它在经验之流中不断试图反思自身,却始终无法固定自我的生成,存在的经验总是超出反思的视域,因而它本质上不可能被反思所穷尽、以至于完全被纳入到反思的秩序中。在梅洛-庞蒂看来,人类意识是否完全掌控自身,这是构成真实的反思与知性的反思之间的核心区别[22]。
其次,反思并不必然以自身同一性为前提。传统反思哲学往往设想一种反思经由对象、再返回自身的绝对运动,并以此作为知识的最终根据。但根据梅洛-庞蒂,实际的反思活动并非封闭的循环结构,而是始终包含一种内在差异或裂隙,使其得以向无法被完全把握的他异性经验敞开。基于这种反思与被反思项的非同一关系,现象学有可能将二者的对立性张力转化为一种交替生成的辩证运动,从而有效避免自身指涉所导致的悖论。
再次,反思活动并非纯粹的回溯性认识行为。正如梅洛-庞蒂所表明的,所谓的回溯性反思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再现本原经验,更无法达成对它的超然认识。实际上,真正的反思是参与到未经反思者中的人为性(facticité)的创造性实践(第98页),它总是已经介入并重构了被反思的对象。因此,真正的反思活动不应该被理解为回指,而更应被理解为经验流的向前展开与持续生成的过程。传统反思模式所把握的经验,其实已经经过反思机制的概念化重构与篡改,它反而可能遮蔽了知觉的原初层次,形成一种“虚假的超越”。
最后,反思哲学中先验主体的奠基性地位也遭到根本性的质疑。通过对“我思”即自身经验的彻底反思,梅洛-庞蒂揭示出“先验自我”并非一个自明的意义构造源头,而是一种不可被完全把握的生成性存在。真正的先验真理恰恰是一种始终在反思中开启的开端。这一开端始终处于与开放世界的知觉关联中——“自我”不是先于世界而存在,而是通过与他者、语言、世界等超越性的因素的介入与回返来实现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并非单纯是反思的前提与主导者,而更多是反思生成的结果。因此,当现象学的目光深入主体性的根基处时,所发现的并非一个坚实的“地基”(Grund),而是一个“深渊”(Abîme/Abgrund)[23]。当然,梅洛-庞蒂所指的深渊不是“乌有”(rien)[24],而是一个“有边界和四周”的结构性视域,只是它只有在被经验填满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察觉到存在于其中的意识中心[25]。因此,对自我-奠基论的彻底反思,最终导向的反而是一种更加强调他者性与过程性的哲学立场。
尽管梅洛-庞蒂批判了传统反思哲学的诸种成见,但他并未因此否定反思的独立价值。相反,他勾勒出一种更丰富全面的理性观念:理性并非一个纯粹自明的先验领域,它必须从具身实存的感性活动中孕育和生成。另一方面,沉默的知觉经验虽然已经蕴含意义的潜能,仍需借助反思实现其充分的明晰化。在此,表达构成了从非反思到反思过渡的关键中介。由于反思的滞后性,它无法完全掌握自身,只能“通过回顾各种不连续的、偶然的表达活动,才能在文化的层次上重新把握自身”[26]。借助符号表达与文化积淀的作用,原本转瞬即逝的知觉获得确定性的形式,并得以进入世界与历史的公共空间。由此,语言不再只是思维的外部工具,而是成为思想得以形成和开展的内在维度。“沉默的我思”在趋向于表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最终成为这个可以自由反思和言说自身的“表达的我思”。
但这是否会重新陷入一种主体性自身分裂的处境之中?在梅洛-庞蒂这里,沉默的我思与表达的我思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实存生命一体两面。它们构成一种“双向奠基”的关系中:对表达的我思而言,它不会消除沉默我思的不透明性,而沉默的我思也不能脱离表达的我思而得到显明。这种辩证关系揭示了自身反思的根本特征——“我们只能在含混性中认识自己”。(第474页)这种含混性并不是缺陷,而是恰恰为主体性提供了生成空间。梅洛-庞蒂指出,即便在反思的自我与被反思的自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裂隙,但反思作为实存,它的本质首先是一种“从我之所是到我有愿所是”的实践(第523页);正是在反思的具体行动中,主体终将跨越两个自我的距离(第75页),在感性与表达、沉默与言说的张力中持续生成自身。这种过程性主体取代凝固不变的实体主体,最终将双重自我的分裂关系转变为一种生命自身实现的动力。
至此,彻底的反思已经重构了对于反思与非反思、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经验等基本范畴的理解。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知觉现象学》前言所隐含的方法论问题:现象学如何思其自身?正如梅洛-庞蒂指出的,现象学在成为一种明确的学说或理论体系之前,已经作为精神、风格或方式被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所践行。这意味着,所谓的“现象学精神”最初并非来自明确的反思建构,而是在前反思的历史实践中已经被活生生地实现。因此,现象学首先不是文本的讨论,而是关于自身实践的展开。我们理解现象学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亲历这一方法,使其具体化为“为我们的现象学”(第2页),继而转化为现象学对自身的反思。出于现象学自我奠基的严格要求,现象学的自身反思永远无法依赖任何现成的基础,它所依凭的只能是反思的“行动”本身——这一行动不是抽象的操作,而是一种在存在中无先在保障的“暴力行为”,一种在历史性中证实自身的建构活动。因此,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现象学”这一问题,或许并不存在任何预先的标准答案,它的唯一真实在于其永不停息的自身追问、自身质疑的过程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在《危机》中同样将现象学的自身思义描述为一项“无限的任务”,梅洛-庞蒂也援引了这一表述。不同之处在于,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自身思义总是包含了某种目的论的设定——使现象学成为人类知识的终极“理想”;而在梅洛-庞蒂这里,对现象学的彻底反思则更多指向一种存在论式的谦卑,它在某种始动状态中保持着对世界之神秘性的开放,却不知道它将通向何处。彻底的反思并非为了完成现象学,而是为了揭示其本质上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于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梅洛-庞蒂说“现象学是没有止境的对话或沉思”以及 “现象学的未完成和它的始动状态并不是失败的标志”。(第25页)正是如此,现象学才能保证它是忠实于存在的鲜活呈现,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更新对现象学的自身理解。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现象学的完成,或许才是其真正意义的终结。
四、结 语
为了澄清现象学基础方法论中的争议与疑难,梅洛-庞蒂对现象学实行了一种更为彻底的自身反思:他开创性地将反思的开端,即反思与非反思经验的关系一并纳入到反思自身的结构中,由此建立起一个更深层次的批判性方法论视角。通过对这一视角的展开,我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反思哲学的认知局限,重新理解先验、还原、自我等核心概念,也有助于回应“现象学何以可能”这一元理论问题,使现象学成为具备元反思能力的“现象学的现象学”。这一方法论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它标志着现象学实现了方法论自觉,开始检视自身前提或操作性模式,从而尽可能防止自然态度对先验反思的渗透。这为当代现象学提供一种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因为现象学唯有通过彻底化的自我反思,才能真正实现其“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始承诺。此外,它还为整合现象学的内部张力与分歧提供了可能,使这些争议获得决定性的判决与理论的合法性的依据。正如梅洛-庞蒂在《哲学家及其阴影》一文中指出的,现象学的一切现成分析的意义都将取决于对一种“现象学的现象学”的解释[27]。
更为关键的是,彻底反思方法还预示着现象学可能实现一种更为“整全的反思”。它突破了严格认识论的框架,将反思拓展至对“整个意义的存在本身”[28]的考察,从而使在现象学内部探讨存在论成为可能。这种方法通过调和“存在的反思”与“反思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的方法论探索展现出比胡塞尔更为激进的特质,反而体现出与黑格尔哲学的亲缘性。然而,在《知觉现象学》以及早期文本中,彻底反思方法尚未完全释放其理论潜能——尽管它已经触及一种存在论反思的可能性,但主要仍被用于揭示前反思领域这一现象学先验基础。直至后期的存在论阶段,梅洛-庞蒂才意识到其早期理论仍受到反思哲学的遮蔽,比如他设定了反思之前有一个原初意识状态,但忽视了这仍然只是由语言意义建构出来的“神话”[29]。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我们将看到:正是通过将“彻底反思”发展为“超-反思”(surréflexion)——从对意识溯源的“彻底性”的强调转为对思维意识层面的整体“超越”,梅洛-庞蒂实现了从意识分析到存在追问的根本转向,最终完成了从现象学向存在论的决定性跨越。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现象学前沿问题研究”(23&ZD241)的阶段性成果。
[1]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译,《梅洛-庞蒂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08-509页。以下该文献仅标明页码,作文中注。
[2] [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胡塞尔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3]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页。该版翻译为“彻底的自身意识”。
[4] 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iana III], hrsg. von Karl Schuhman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 S. 154.
[5] 胡塞尔在1923-1924年课程、1926-1935年手稿中多次提到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纲领。但这一概念在胡塞尔那里并没有得到广泛实施,反而在他晚年的助手欧根·芬克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参见倪梁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胡塞尔与芬克及其<第六笛卡尔式沉思>》,《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6]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27页。
[7] Bernhard Waldenfels, “L’auto-referenc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Eugen Fink-Actes du Colloque de Cerisy-la-Salle 23-30 Juillet 1994, ed. by N. Depraz et M. Richir, Amsterdam, Atlanta: Edition Rodopi B. V, 1997, pp. 63-64.
[8]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36页。
[9] Christoph Durt, “The Embodied Self and the Paradox of Subjectivity”, Husserl Studies 36, 2020, p. 73.
[10] Anna Luiza Coli, “Le Problème de la Fondation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Merleau-Ponty: ou comment Eugen Fink peut-il l’avoir influencé”, Chiasmi International, 2016, pp. 380-382.
[11] [法]梅洛-庞蒂:《符号》,张尧均、杨大春译,《梅洛-庞蒂文集》第7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25页。
[12] 同上,第225页。
[13] 关于芬克的《第六沉思》在法国的接受史以及第一批法国读者的启发的概述,参见Guy Van Kerckhoven, “Resonance of the VI Meditation in France”, Mundanisierung und Individuation: bei Edmund Husserl und Eugen Fink, Würzburg: Königshausen&Neumann, 2003, S. 79-84.
[14] 芬克在该书中将其先验方法论的任务直接称为“现象学的现象学”,表示“先验方法论意愿一门现象学的现象学,别无其他”。(Eugen Fink, Sixth Cartesiarn Meditation: The Idea of a Transcendental Theory of Method, trans. by Ronald Bruzi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
[15] 关于胡塞尔、芬克与梅洛-庞蒂在使用“现象学的现象学”概念的细微差异,可进一步参见Bernhard Waldenfels, “L’auto-referenc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pp. 63-64.
[16] [德]欧根·芬克:《当下批判中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李昱彤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20年第1辑,第128、132、141页。
[17] Eugen Fink, “Das Problem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1, No. 2, 1939.
[18]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一则脚注中,明确质疑了胡塞尔后期针对生活世界的二次还原的做法。(第501页)
[19] [德]汉斯-莱纳•塞普:《存在、世界和人——芬克<第六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对现象学还原的内在批判》,靳希平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1998年第2辑,第153-154页。
[20] [法]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余君芷译,《梅洛-庞蒂文集》第1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9-30页。
[21] 同上,第31页。
[22] 同上,第57-58页。
[23] [法]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梅洛-庞蒂文集》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20页。
[24] [法]梅洛-庞蒂:《符号》,第17页。
[25] [法]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第58页。
[26] 同上,第58页。
[27] [法]梅洛-庞蒂:《符号》,第243页。
[28] [法]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第58页。
[29] [法]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215页。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