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迪吉:共源与歧路 ——重审赖尔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野叙事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6-11-20 00:23

进入专题: 赖尔   分析哲学   现象学  

● 黄迪吉  

摘要:赖尔在一系列探讨现象学的零散文本中,构建了一套阐释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野的思想史叙事。19、20世纪之交,两大哲学传统同样受到心理主义的冲击,其逻辑与意义的客观性遭到严峻挑战,二者遂以反心理主义为共同起点,并倒向柏拉图主义,将概念、命题的客观性锚定于超越的非经验本质与观念对象。但二者由于批判心理主义的路径、摆脱柏拉图主义困境的方案以及对哲学核心任务的定位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在赖尔看来,分析哲学成功挣脱了柏拉图主义桎梏,而胡塞尔现象学始终坚守本质直观的方法论地位,秉持意识哲学的优先性,深陷柏拉图化的笛卡尔主义困境。赖尔的叙事兼具思想史价值与理论洞见,却因学派偏见而放大二者的对立,加剧了两大哲学流派的隔阂。当代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跨传统对话,早已突破赖尔所塑造的分野叙事。

关键词:赖尔;现象学;分析哲学;心理主义;柏拉图主义

黄迪吉,(长沙 410083)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处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交汇的赖尔

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并非先天对立的哲学阵营,它们具有思想的共源性;它们的关系如同多瑙河与莱茵河,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源头,却在后续发展中逐渐分流,最终形成横贯20世纪哲学版图的两大传统。[1]达米特坦承,他对此洞察的形成源于对赖尔(Gilbert Ryle)年轻时思想轨迹的追溯。[2]事实上,早在达米特系统提出该论断的半个世纪前,赖尔便已在零散论述中搭建起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野的叙事雏形,甚至比达米特的观察更具洞察力。在20世纪很长的时间中,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明显的交流壁垒。早期分析哲学家对现象学的工作了解有限,仅将其视为过时的大陆思辨哲学的延续;而现象学家对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也不太认同,认为其陷入语言的琐碎分析而遮蔽哲学的根本问题。

赖尔是20世纪分析哲学阵营中为数不多对现象学有较深研究的代表性哲学家。在其学术生涯初期,他曾对现象学抱有浓厚热情,不仅深入研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还对照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波尔扎诺(Bernard Bolzano)等人的著作梳理了现象学的思想脉络,甚至开设相关讲座课程,一度被视为胡塞尔的学生和信徒。[3]他在1927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是对现象学家英伽登(Roman Ingarden)《本质问题》的书评,而且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不久后即撰文评论该书。然而,赖尔对现象学的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后发生显著转变,从同情转向激烈批评,并成为加深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歧的重要推手。这种特殊的思想经历,使得赖尔对两派分野的叙事兼具亲身经历与理论批判的双重维度,其视角特殊且富有思想史意义。不过,赖尔的相关看法只是零散分布在其现象学主题的文章中,从未系统呈现。本文尝试对之进行梳理和勾勒,这对在今天理解两种哲学传统的发展脉络并揭示它们的分歧和对话空间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共同的批判起点:对心理主义传统的反抗

赖尔早年对布伦塔诺、胡塞尔、弗雷格等人的研究,让他意识到这两大哲学阵营在世纪之交的思想语境中共享相似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目标。它们的开创者都面临心理主义冲击所引发的哲学危机,也都将对心理主义的反抗作为思想的起点。

在阐释胡塞尔和现象学思想的文章中,赖尔几乎都从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学派的渊源说起。在他看来,布伦塔诺受到从洛克、休谟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英国心理学观念论传统的问题激发,尤其受密尔影响很深。赖尔指出:“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密尔对英国及欧洲大陆哲学家的影响都难以估量……具体而言,密尔的意义理论不仅为一众不同的思想家设定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他们的答案,这些思想家包括奥地利的布伦塔诺及其弟子迈农和胡塞尔,还有布拉德雷、杰文斯、文恩、弗雷格、詹姆斯、皮尔士、摩尔和罗素。”[4]当然,赖尔这里并不是肯定这一影响,他更多地将此视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共同反抗的背景:二者都源自对英国心理主义观念论传统的反叛。在这个意义上,赖尔讥讽密尔的思想是后来众多原创性思想家的“催吐剂”[5]。通过对思想脉络的追溯,赖尔相信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思想渊源,它们在反对以密尔为代表的心理主义中产生思想共鸣。胡塞尔与弗雷格均将这一心理主义传统视为最主要的思想障碍,并由此开启各自的哲学革新。

在19、20世纪之交,心理主义在哲学界一度盛行。心理主义的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两点:其一,本体论层面的还原主义,将逻辑对象与意义实体还原为心理活动或心理内容;其二,认识论层面的经验主义,将逻辑规律视为对心理活动的归纳概括,而非先天有效的观念。密尔的《逻辑体系》和《对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哲学的考察》在德国的影响很大,前者被当时许多大学奉为教科书,后者则明确提出逻辑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或分支,逻辑学的理论基础在于心理学[6]。密尔进而认为,逻辑规律的有效性源于人类心灵的自然倾向。对此,他以矛盾律为例进行说明:“像其他公理一样,我认为它是我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最先和最熟悉的普遍化之一。我认为它的起源基础是,相信和不相信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相互排斥。对此我们通过对自己心智的最简单观察便得知。”[7]

心理主义在当时主要盛行于逻辑学,对逻辑的必然性已然构成巨大威胁。若逻辑规律沦为心理归纳,那么逻辑的必然性将让位于经验的概然性,知识便失去确定性和普遍性。正是出于对心理主义带来的担忧,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家共同举起反心理主义的旗帜。例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指出,心理主义将导致自我否定的悖谬,其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观念规律与实在规律:逻辑规律是先天的、客观的观念真理,而心理规律是后天的、偶然的经验概括。[8]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提出其三条基本研究原则,其中第一条便是反心理主义原则:“要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9]罗素在《数学原则》中极力反心理主义,强调命题与心理学的分离,计数心理过程与数学无关。[10]可以说,反心理主义是早期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重要共同特征。

赖尔无疑精准把握到这点:“在世纪之交,胡塞尔与迈农、弗雷格、布拉德雷、皮尔士、G. 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一样,承受着许多相同的理智压力。他们都反抗休谟和密尔的观念心理学;他们都要求把逻辑从心理学中解放出来。”[11]“以弗雷格、胡塞尔和罗素为代表的数学捍卫者,必须将数学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学派的经验主义与心理主义相结合中拯救出来。数学真理并非单纯的心理学概括;方程式不仅仅是对根深蒂固的观念联想的记录;几何学对象不是由心理意象构成的材料。”[12]这种共同的反抗,构成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在其思想发轫之处具有共源性的主要基础——拥有相同的批判对象与思想目标,即捍卫逻辑与意义的客观性。在赖尔看来,胡塞尔与弗雷格等人都试图通过拒绝将意义还原为心理体验来突破心理主义困境。胡塞尔将含义视为客观的观念统一体,弗雷格则将命题的意义规定为既非物理也非心理的“思想”(Gedanke)。这两种做法虽术语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为了确立意义的客观性。

三、柏拉图主义的应对策略及其困境

面对心理主义对哲学根基的动摇,胡塞尔与分析哲学家采取了相似的应对策略:诉诸某种柏拉图主义的意义理论,将意义、命题等抽象实体视为独立于心理体验与经验事实的非经验对象,以捍卫意义的客观性。赖尔认为,柏拉图主义是两派在反心理主义初期的共同策略,也带来新的理论困境。

反心理主义并非简单地反对心理学,而是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拒斥将意义还原为心理体验,二是拒斥将逻辑规律还原为经验事实的归纳。为此,胡塞尔与分析哲学家均须为意义与逻辑寻找一个非心理、非经验的承载者,柏拉图主义的理念对象恰好满足这一需求。对胡塞尔而言,意义的客观性源于本质的先天性。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他提出了后来完整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方法,主张在个体直观的基础上,通过观念化抽象,进而直观作为普遍之物的本质。[13]例如,对“红色”的本质直观,通过观察不同的红色物体来剥离其偶然属性,最终把握“红色本身”这一本质[14]。这种本质并非心理体验或经验事实,而是一种观念对象,它具有超时空性与客观性。弗雷格则将意义的客观性锚定于“思想”。他在《思想》一文中明确指出,思想既不是外部的物理对象,也不是心理表象,而是“第三领域”的存在。[15]它独立于个体的意识,却能被不同主体所把握。

赖尔敏锐地察觉到两派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他们都在意义的概念中找到了逃离主观主义思想理论的路线;他们几乎都拥护柏拉图式意义理论,即,柏拉图式概念和命题的理论。”[16]他们都否认意义的主观性与经验性,主张意义存在于一个超越领域,并通过特殊的方法(本质直观、逻辑分析)加以把握。这种一致性本质上是两派在反心理主义目标下对客观性基础的共同寻求。然而,当将思想、观念对象与心理之物、物理之物截然分隔,他们就很难说得清楚自身与柏拉图主义的距离。因此,赖尔认为他们都由反心理主义而进入作为对立面的柏拉图主义立场:“尽管出发点不同,但这三位思想家(胡塞尔、迈农和弗雷格——引者注)都得出了我可以粗略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的’结论:他们都主张存在第三个领域——非物理、非心理的实体领域,概念、数、类、命题等实体就存在于这个领域中。”[17]

赖尔还注意到,这种同步也体现在胡塞尔与分析哲学家对哲学与科学的划界。[18]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时代问题:如果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并非如人们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那么他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在与心理主义的斗争中,他们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到了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第一个十年,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并非与其他科学(如心理学)同类的科学研究;甚至,它根本不是一种归纳性、实验性或观察性的研究。哲学与数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密切相关;而且,它似乎还涉及一个其他学科都未曾涉足的特殊领域——即所谓的‘逻辑对象’或‘意义‘的第三领域。”[19]

然而,柏拉图主义虽有助于为哲学重新赢得客观性的基础,但至少面临着两个主要难题:其一,在本体论上承诺一个与实在领域相断裂的领域,因而带有相当大的独断成分;其二,在认识论上只能诉诸一种超越经验、无法公共检验的理智直观,因而难撇神秘主义嫌疑。弗雷格将“思想”称作“第三领域”,与此类似,胡塞尔也明确地将观念对象称作“自在存在”的观念领域[20]。柏拉图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便是本体论上的双重世界:经验对象存在于经验世界,抽象对象(本质、思想、共相)则被安置于另一重超越的世界。这一划分虽保障意义的客观性,却造成两重世界在本体论上的断裂。与本体论上的断裂相关且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柏拉图主义带来的认识论难题。若观念对象存在于超越的非经验领域,我们通过何种方法把握它们?胡塞尔提供的方案是本质直观,弗雷格则相对语焉不详,仅仅表明“思想”的可把握性,却未解释把握思想的机制。由于他们的方案均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机制,被指责为神秘主义就在所难免。

心理主义通过消解客观性导致意义的相对化,而柏拉图主义通过设定超经验对象导致意义的神秘化,二者均无法为意义与逻辑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心理主义作为对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反动,本身就是出于柏拉图主义的原则性缺陷而选择的立场。如果放弃对知识的绝对客观性的坚持,那么心理主义反而显得更可取,毕竟它不会造成本体论上的断裂,因而不会像柏拉图主义那样在认知机制的解释上陷入困境。因此,在部分同情者看来,柏拉图主义的理论缺陷比心理主义还要严重。[21]

赖尔极力批评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学说。在他看来,不单是胡塞尔,同时期的摩尔和罗素多少也有相似的立场:“胡塞尔谈论直观本质某种程度上就像摩尔谈论检查概念,也像罗素谈论对共相的亲知。”[22]但是,他们都没有对这样的“直观”“检查”“亲知”给出令人信服的支持。这是柏拉图主义方案无法绕开的困境。

四、路径分化:从共源走向对立

尽管在反心理主义上一致,且在结果上都不自觉地滑向柏拉图主义立场,但赖尔指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反心理主义策略已存在潜在差异。赖尔断言,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是“内部批判”,而弗雷格代表的分析哲学则是“外部批判”:“弗雷格从外部批判了对思维的心理主义解释,而迈农和胡塞尔则从内部进行了批判。例如,弗雷格认为数与心理现象(当然也与物理现象)无关;迈农和胡塞尔则认为,计数和计算这类心理过程要成其为自身,必须拥有在数量上和性质上都与它们自身不同的宾语或对象。弗雷格认为,密尔对数学实体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心理学的;而迈农和胡塞尔则认为,密尔的心理学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是‘非意向的’心理学。”[23]

赖尔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胡塞尔的批判是内部批判而弗雷格的批判是外部批判。对此,我们可以进行补充。一般而言,内部批判是在理论框架内部揭开漏洞,指出该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外部批判则是从理论框架之外的标准出发驳斥该理论的前提,也就是不接受对方的核心预设,直接引入新的理论框架来否定对方合法性。因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赖尔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心理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从心理过程提供对客观知识的解释机制。外部批判从一开始就拒绝这一预设,它完全脱离心理学语境,直接以数学、逻辑的客观性为标尺,指出心理主义与客观性绝对冲突:数学和逻辑是非经验、非心理的客观科学,与心理学无关。胡塞尔接受心理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心理过程(如计数、判断、推理),却指出心理主义混淆心理行为与行为的意向对象,心理主义的错误源于没有看到或者至少没有正确理解意识的意向性。

赖尔关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对心理主义批判方向的刻画是极其敏锐的。两派处理心理主义的策略差异其实已经昭示了它们后来的路径分化。从这里出发,弗雷格和分析哲学完全丢弃传统的心理/意识维度,试图将这些主题从逻辑学中驱除,转向逻辑分析;而胡塞尔则坚持对心理主义的克服,要求更深入地对意识的本质结构进行探究。对心理学以及对理性的可能性条件的深入思考,使得胡塞尔坚信意识是理解客观性绕不开的维度。这种差异在反心理主义初期因共同的柏拉图主义选择而被掩盖,但其实已经为后来分歧的扩大埋下伏笔。

柏拉图主义只能作为反心理主义的临时策略而非最终立场,对柏拉图主义困境的应对方式成为观察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野的窗口。

分析哲学对柏拉图主义底色的祛除体现在其“语言转向”之中。早期的分析哲学家显然意识到柏拉图主义的困境。弗雷格虽未放弃“思想”的客观性,但在其后期著作中强调“思想”通过语言表达,试图通过语言的公共性纾解认识论难题。罗素则通过摹状词理论消解了诸多不必要的实体预设,大大压缩膨胀的柏拉图主义理念世界。这些调整弱化了柏拉图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将焦点从超越的非经验对象转向逻辑与语言。但在赖尔看来,分析哲学家在很长时间内仍不能摆脱柏拉图主义的窠臼。彼时的分析哲学尚未找到突破柏拉图主义的根本路径,最终的完成是剑桥哲学家(主要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尤其是后者)对概念理论(意义理论)的颠覆性工作,赖尔将之称为“概念理论的剑桥转变”(the Cambridg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concepts)[24]。他对此主要强调两点。

第一,语句主义。柏拉图主义意义理论隐含着一种指称论的预设,每个词都对应着一个实体,意义即指称。专名对应具体事物,“红”“数”这些抽象普遍名词就对应理念世界中的共相(普遍本质),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各个单词作为独立的部分拼合而成。赖尔将指称论视为早期分析哲学家的“镣铐”。[25]虽然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就已确立了语境原则[26],但仍捍卫思想和数的柏拉图主义立场,留有指称论的残余。维特根斯坦推进了弗雷格的工作。[27]与之对照,语句主义认为,词语不是作为分子语句的组成原子,句子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句子中才能考察其意义。赖尔指出,它们并非孤立凝固、自成一体的可拆分原子,而是完整言说与完整思想中可分辨的特征。[28]

第二,不问意义,要问用法。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意义即用法”的原则:“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29]这一原则彻底颠覆了柏拉图主义的基础。柏拉图主义认为,对意义的把握是对非经验对象的直观或亲知,而用法论主张意义的把握是对语言使用规则的掌握。这一转向消解了概念作为非经验对象的本体论需求。“红色”的意义不再指向“红色本质”,而是“红色”在句子中的用法,无需预设作为超越对象的红色本质。同样,“2+2=4”的意义由它在数学计算中的用法决定,而非对数的本质的把握。在这点上,赖尔尤其认同维特根斯坦。他认为用法论彻底克服将意义视为超经验对象的柏拉图主义。因为“表达式的意义不是它所指称的实体,而是使用该表达式的一套操作方式”[30],它在根本上就不是对象,自然不存在于柏拉图式对象理念王国之中。

在赖尔看来,正是这样的“剑桥转变”终结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对一个概念的描述必然以结巴结束。柏拉图式本质科学描述之梦破灭了。一个句子的意义,以及其他各部分的辅助意义,都是无法描述的事物。它们是不可描述的,因为它们不是事物。”[31]语句主义和用法论斩断了柏拉图主义为孤立语词寻找超经验对象的路径,使得分析哲学彻底走出柏拉图主义的泥沼。

但是,对于胡塞尔现象学,柏拉图主义就成为无法跨越的理论难关。赖尔指出,胡塞尔早期已经初步提出“句法语义学”,这预示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某些工作,遗憾的是,胡塞尔后来对此并无推进,反而倒退回“元心理学”。[32]这无疑是在批评胡塞尔的超越论转向。胡塞尔对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应对体现为从本质现象学到超越论现象学的转向。他提出“现象学还原”,主张通过悬搁所有的超越判断,将研究对象限定于纯粹意识及其意向相关项。[33]本质不再是实体化的非经验对象,而是意识赋予经验对象的意义结构。然而,这一调整虽缓解本体论断裂难题,却也强化意识的优先性:意识成为最终的绝对者,意义需要仰赖意识的构造。在赖尔看来,这是向主观主义靠拢,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唯我论的陷阱。[34]

在赖尔看来,胡塞尔选择强化本质直观与确立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地位的策略,最终导致现象学深陷“柏拉图化的笛卡尔主义”(Platonised Cartesianism)[35]。这是赖尔为胡塞尔贴上的最主要标签: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未放弃本质和本质直观学说,因而从未成功走出柏拉图主义;另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仍停留在传统的笛卡尔主义之中[36]。胡塞尔在超越论现象学阶段,进一步将现象学拔高为第一哲学,突出现象学的优先性,所有其他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奠基在现象学之上。赖尔对此评论说:“胡塞尔被他的柏拉图式的想法迷住了,以至于概念上的探究就是对他称为‘本质’的超-对象的仔细检查,以至于他说服自己,这些探究应该而且将会成长为另一门科学——实际上,不仅要成长为其他科学之中的一门科学,而且要成长为所有其他科学都将受其指导的科学女王。”[37]据此,赖尔认为,与分析哲学最终抵达更为坚实的地面相反,胡塞尔现象学却因固守本质直观与意识的优先性,反将现象学拔高为第一哲学,最终深陷泥沼。赖尔将二者的结局判定为:“分析哲学从泥沼中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胡塞尔的道路把他带入一个没有出口的裂缝。”[38]

五、赖尔解读的偏颇与历史影响

赖尔作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野的见证者与加剧者,其叙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对牛津和剑桥的语言分析技术过于自信,没有预见到后来分析哲学的变化,对现象学的解读存在系统性偏见。他最终为胡塞尔现象学勾勒了一幅“柏拉图化的笛卡尔主义”漫画形象。这一指控虽然犀利,却有失公允。

首先,当赖尔指责胡塞尔是柏拉图主义者时,他实际在暗示胡塞尔坚持本质的观念对象存在于一个分离的、更高的另外世界。然而,胡塞尔曾多次反驳类似的批评。[39]虽说关于胡塞尔与柏拉图主义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充分讨论的话题,但即便以柏拉图主义来解读胡塞尔的本质学说,也肯定不是赖尔所批评的那种柏拉图主义。胡塞尔从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支持两重世界分离的立场,他仅仅把本质对象视为可以被谓述的主词。[40]对此,许多现象学学者指出,胡塞尔支持的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而非本体论上的柏拉图主义。[41]

赖尔试图通过合义词(syncategorematic words)用法来表明,对它们意义的把握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进行,这个程序完全是通过在句法中来把握词语的用法,而非通过本质直观。[42]他错误地认为直观必定与推理、辨析等方法相对立,以至于误解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与直观相对的是空乏的意指,也就是尚未得到充实的纯粹符号性意向。因此,直观并不必然排斥分析、推理、论证[43],特别是对高度抽象本质的直观,往往需要许多复杂的操作步骤。通过用法规则来把握意义,本身就可以作为本质直观的一个环节。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就是在对经验实例或想象情形的变更中,揭示出对象区别于其他而是其所是的本质结构。

胡塞尔确实继承并捍卫本质主义传统,但本质主义并不一定承诺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在现象学视域下,完全可以对本质去实体化,罗马诺(Claude Romano)通过引入“无本质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without essences)对此进行辩护[44]。本质不过是使一事物成为其自身所必不可少的规定性和先天结构。例如,“颜色必然占有广延”这一命题并非源于对某个超时间的颜色本质实体的柏拉图式直观,而是对任何具体的颜色显现给意识主体的先天质料结构的揭示。通过这种重构,现象学不仅守住知识的客观性与可通达性,也避免因求助于柏拉图主义而导致的理论负担。

其次,超越论自我绝非赖尔笔下的“机器中的幽灵”[45]。赖尔将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分别划分为内部批判和外部批判,我们姑且接受这一划分。他所谓的外部批判,大致是指跳出意识维度,将意识问题归结为语言层面的逻辑分析。他将现象学指控为内部批判,则是指责胡塞尔仍囿于意识层面,看不到意识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用法问题,从而陷入笛卡尔幽灵的泥沼。赖尔明显认为,唯有采取分析哲学的外部隔离策略才能捍卫逻辑的客观性。然而需要审视的是,应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现象学的内部批判?

胡塞尔的“内部批判”绝不是赖尔所误读的内省心理学[46]。不同于早期分析哲学直接跳过并取消第一人称、试图以逻辑框架直接为经验划界的外部批判策略,现象学的内部批判坚持认为,克服心理主义不能回避对意识本身的考察。因为意识是现象显现的场所和条件,意向活动(Noesis)与意向相关项(Noema)之间具有先天关联。现象学致力于挖掘前谓词经验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本源性奠基关系。通过现象学的工作可以揭示,意义在被语言语法和命题陈述规范化之前,早已在前谓词和前概念的经验中具有原初的秩序。[47]这表明,日常语言用法本身必须奠基于此。

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试图将心灵状态与意义问题转化为对语言和命题的分析。这种外部批判赋予语言优先于意识的地位,甚至将意识视为幽灵并予以消解,无法解释经验如何可能向主体显现。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早期分析哲学中心灵哲学的缺位愈发凸显其局限。莫汉提(J. N. Mohanty)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雷格极为复杂精妙的逻辑理论和语义学,与其颇为天真的心灵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48]赖尔看不到语言哲学的局限。语言并不先于意识,更不等同于意识的全部。相反,意识构成语言的必要基础。现象学对前语言、前概念维度的挖掘,是赖尔所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所未能洞察的。这恰恰是现象学最具洞见的工作之一。几乎所有现象学家都认同,现象是以一种并非由我们的语言模式投射给它们的本有意义呈现在我们面前。[49]尽管表达或陈述经验必须使用语言,但这绝不意味着经验地给出本身必须以语言为前提。人对世界的原初知觉体验是连续、不确定且流动的,而命题与语言则是离散、确定的。原初的知觉经验在内容和结构上永远溢出对其做出的离散命题式表述。语言本身需奠基于前语言、前概念的意识。

因此,赖尔的分野叙事虽然揭示了分析哲学在语言层面的技术推进,却受限于“语言转向”和行为主义的教条,未能看到在克服心理主义的过程中,所谓内部批判具有不可由外部批判代劳的独特之处。[50]他仅停留在浅表层面来解读胡塞尔,因而错失现象学的思想深度。外部批判虽然可以借助划界缓解表层理论困境,但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回避,无法回答客观真理如何进入我们的经验视域。胡塞尔坚持意识分析的优先地位,并非要回归内省心理学,而是要进行一种超越论追问,探究客观性得以向主体呈现的可能性条件。如果说外部批判保障真理的客观性,那么内部批判则揭示真理的显现条件。更何况现象学并没有由此牺牲客观性,相反,恰恰通过现象学,客观性才得以被理解。[51]

赖尔早年对现象学的深入研究与热情,使他本可以成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重要居间者,推动两大传统的有效对话。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赖尔对现象学的态度从同情理解转向激烈批评。他对现象学的引介与批判,本身就构成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道扬镳这一历史叙事的关键环节。20世纪50年代被许多学者视为两大传统分歧急剧扩大的时期[52],尤其以1958年在法国罗亚蒙(Royaumont)召开的分析哲学研讨会为标志。本次会议云集了当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包括赖尔、奥斯汀(J. L. Austin)、艾耶尔(A. J. Ayer)、斯特劳森(P. F. Strawson)与蒯因(W. V. O. Quine)等人。有趣的是,部分现象学家(主要是法国的)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梅洛-庞蒂、冯·布雷达(H. L. Van Breda)、华尔(Jean Wahl)等人。这次会议被视为分析哲学与欧陆现象学沟通和交锋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赖尔的报告及其相关讨论。赖尔报告的题目《现象学vs.<心的概念>》带有挑衅的味道,其目的是通过将胡塞尔现象学与当时英语世界的(主要是他自己的)心灵哲学进行对比,以彰显后者对前者的优势。事实上,赖尔似乎并不仅限于将他的《心的概念》与胡塞尔现象学进行对比,而是上升到对峙分析哲学与欧陆现象学的程度。

赖尔的报告充满火药味。在问答环节,至少有冯·布雷达、梅洛-庞蒂等人针对他关于胡塞尔的看法、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歧等话题进行提问。不过,尽管赖尔抨击胡塞尔和现象学,在场的几位现象学家仍努力调和。他们指出,赖尔的思想与胡塞尔和现象学其实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甚至具有相当的亲缘性。梅洛-庞蒂典型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听赖尔先生报告的时候,我也有这个印象,他所说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距离——如果有距离的话——是他放在我们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我在那里找到的。”[53]有学者指出:“倘若赖尔愿意,这场对话本可开辟新的道路,而非关闭沟通的大门。”[54]但赖尔对此并不以为然,事实上他的回应甚至带着傲慢。[55]这不仅是欧陆哲学家的印象,来自分析阵营的参会者也有同感。泰勒(Charles Taylor)在评论会议论文集时就以“聋子间的对话”来形容这次会议,认为牛津哲学家对大陆哲学充满轻视,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唯我论”之中。[56]塞尔(John Searle)当时作为听众也有类似印象。[57]

这次的罗亚蒙会议通常被认为是失败的。[58]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哲学史视野的分析哲学家,赖尔完全清楚,现象学与分析哲学有着相近的思想起点。凭借对此的敏锐观察,他完全可以早于达米特写出探讨两个哲学传统的共源与分歧之作。实际上,如果将他关于现象学主题的文章串联起来,就会发现他已经提供一个雏形,甚至比达米特的阐释更具洞察力。但他选择了另一种态度。正如格洛克(Hans-Johann Glock)所指出的:“在罗亚蒙研讨会上,赖尔似乎并不关心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是否存在巨大鸿沟,而是致力于确保这种鸿沟的存在。”[59]奥弗高(Søren Overgaard)也曾挑战达米特的观点,认为不需要回到弗雷格与胡塞尔的源头寻求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道扬镳的起点,只需要回到罗亚蒙会议即可。[60]在奥弗高看来,罗亚蒙会议的沟通不当才是造成两派分歧的重要节点,而赖尔无疑是其中的关键推手。

六、结 语

赖尔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分野的叙事,为理解20世纪两大哲学传统的源流与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他敏锐地捕捉到两大流派发端之际的思想共源性,清晰勾勒出二者从并肩反心理主义到逐步分流的演变脉络,展现出深刻的思想史眼光。但受自身理论立场与学派偏见影响,赖尔以强硬的批判姿态拉大两派的距离,成为加深两大传统隔阂的关键推手。

对赖尔与现象学交集的回顾和再审,反思其分野叙事的得失,有助于我们跳出这一历史叙事的固有局限。如今,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围绕意识、认知等核心议题展开持续对话,在研究方法上的互补价值不断凸显,早已超越赖尔所设定的对立范式。当代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交叉互补表明,两派的对立并非必然,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路径选择。未来的哲学研究不应固守赖尔式分野叙事,而应推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对话与融合,从而更全面地应对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注释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如何做现象学、当代分析心灵哲学对胡塞尔的批评研究”(GD21YZX03)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英]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2-3页、第26页。

[2] 同上,序言第3页。

[3] Gilbert Ryle, “Autobiographical”, Ryl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by O. P. Wood and G. Pitcher, London: Macmillan, 1970, p. 8.

[4]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Collected Papers,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65.

[5] Gilbert Ryle, “Review of Marvin Farber: ‘The Foundations of Phenomenology’”, Collected Papers,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223.

[6] John Stuart Mill, An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and of the Princip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Discussed in His Writings, Toronto /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p. 359.

[7]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ook I-II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 277.

[8]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卷,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5页。

[9] [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页。

[10] Bertrand Russell,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48, 134.

[11]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Collected Papers, Vol. 1, p. 187.

[12]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pp. 380-381.

[13]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43-1044页。

[14]

[15] Gottlob Frege, “Thought”, The Frege Reader, ed. by Michael Beane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p. 336-337.

[16]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 187.

[17]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p. 382.

[18]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 187.

[19]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p. 383.

[20]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版“序言”草稿的两个残篇(1913年9月)》,倪梁康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

[21] 比如石里克就这样认为。(参见[德]石里克:《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1页。)

[22]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 187.

[23]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pp. 380-381.

[24]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189.

[25]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p. 367.

[26] [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第9页。

[27]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191.

[28] Ibid., p.192.

[29] [德]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9页。

[30] Gilbert Ryle, “The Theory of Meaning”, p. 384.

[31]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 195.

[32]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 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analyse, 1971 (1), p. 5.

[33]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38页。

[34]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 188.

[35] Ibid., p. 188.

[36]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pp. 3-4.

[37]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versus ‘The Concept of Mind’”, p. 188.

[38] Ibid., p. 187.

[39] 参见[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版“序言”草稿的两个残篇(1913年9月)》,第231页;[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0-81页;Edmund Husserl, “Husserl an Stenzel, 28. III. 1934 (Abschrift)”, Edmund Husserl Briefwechsel, Teil. 6: Philosophenbriefe, hrsg. von K. Schuhmann, Dordrecht: Kluwer, 1994, S. 429; ;[德]胡塞尔、芬克:《胡塞尔为芬克<事实世界>文章<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意欲何为?>所写的草稿》,王知飞译,《文化与传播》2026年第3期,第88页。

[40]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版“序言”草稿的两个残篇(1913年9月)》,第231页。

[41] 参见[瑞士]鲁多夫·贝尔奈特、依索·肯恩、艾杜德·马尔巴赫:《胡塞尔思想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丹麦]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李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0页。

[42] Gilbert Ryle, “Review of Marvin Farber: ‘The Foundations of Phenomenology’”, p. 229.

[43] 扎哈维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丹麦] 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第46-47页。)

[44] Claude Romano, At the Heart of Reason, trans. by Michael B. Smith, ed. by Anthony J. Steinbock,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00.

[45] [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页。

[46] Gilbert Ryle, “Phenomenology”, Collected Papers, Vol. 1, p. 184.

[47] Edmund Husserl,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hrsg. von Paul Janss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S. 373;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5、78-79页。

[48] J. N. Mohanty, Husserl and Fre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7.

[49] Claude Romano, At the Heart of Reason, p. 87.

[50] 参见倪梁康:《胡塞尔与意识结构研究》,《文化与传播》2024年第1期。

[51]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7-158页。

[52] Simon Glendinning,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9.

[53] Maurice Merleau-Ponty, Texts and Dialogues: o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Culture, Amherst, N.Y.: Humanities Press, 1992, p. 65.

[54] Simon Glendinning,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p. 74.

[55] Søren Overgaard, “Royaumont Revisited”,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8, No. 5, 2010, p. 903.

[56] Charles Taylor, “Review of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3, No. 1, 1964, pp. 132-135.

[57] John R. Searle, “Oxford Philosophy in the 1950s”, Philosophy, Vol. 90, No. 2, 2015, p. 185.

[58] 达米特也指出过这一点。(参见[英]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序第3页; Søren Overgaard, “Royaumont Revisited”, pp. 899-924.)

[59] Hans-Johann Glock, 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3.

[60] Søren Overgaard, “Royaumont Revisited”, p. 922.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4期

    进入专题: 赖尔   分析哲学   现象学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哲学 > 外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85903.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6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