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一系列原创性贡献。这些贡献可以从四个维度分析：以“文化生命体”为根基、“文化自我”为中轴、“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构建生命论的文化哲学；通过创新人类文明形态理论、破解文明多样共存难题、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方法，构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价值内核，以“和”为根本法则，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生的文明生态观，构建共生论的生存哲学；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为立脚点，彰显人类情怀与视野，贯穿人类立场和逻辑，提供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全新思路，形成兼具中华文化特质与人类文明普遍性的人类论的世界哲学。这些创新极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实践创新为基，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总方针、总遵循、总要求，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境界，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彩华章，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一系列原创性贡献。这些原创性贡献，可以从生命论的文化哲学、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共生论的生存哲学、人类论的世界哲学等维度进行分析。
生命论的文化哲学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这一科学判断中，“中华文化”（广义的中华文化包含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灵魂内核）与“时代精华”的双重属性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本质性篇章，文化哲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直接的哲学属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的生命性比喻，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社会有机体思想与中国传统“生生之道”相结合，构建以“文化生命体”为根基、“文化自我”为中轴、“文化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体系，推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哲学实现从“社会存在决定论”向“文化生命本体论”的范式转换。
揭示在“结合”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众多中外思想家的共识是，相较于西方文化更多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聚焦生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生命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本体论阐释，将“两个结合”升华为文化生命体的生成逻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生命力”角度提出“文化生命”概念； 2023年，明确“第二个结合”即魂脉与根脉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作为生命的隐喻，文化生命体如何保有生命活力，可以从一般生命现象及规律中获得启示。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命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命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生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更深厚的历史基础、文化底蕴和蓬勃生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更加自觉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相结合，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生命始终充盈与旺盛，真理之树始终根深叶茂。
反思性地构建坚定的文化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一原创性概念。从修辞角度看，“自我”是在“生命体”基础上的进一步拟人化，也将单一的文化生命体置于诸多文化生命体的现实场域中——因为自我总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民族，总是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科技等多重面相。文化是国家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文化自我是国家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和内在动力。在文化哲学视野中，自我认同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互动，以及对自身历史（经历）的持续反思和叙事中，被动态地构建起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当代中国文化的“身份五问”，即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本质为何、如何确证，进行逻辑完整的论述，系统构建文化自我认同理论。这一重要理论突破传统本体论认知框架，强调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积淀而来的、与他者相区分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中国人独有精神世界，以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等重要命题。作为文化活的灵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文化自我最内在、最核心的部分，直接表现为当代中国的哲学自我，必须拥有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智慧。
突出坚守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民族在文明演进中自主确立价值内核、掌握文化定义权与发展方向的根本特质，是文化自我在与他者构成的场域中显现出来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独立性与超越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历史高度得出一个规律性认识：“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理论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与西方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文化主体性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主体性是真正主体间性的文化主体性，强调中华民族在确立和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立己达人，既保持（对外的）文化独立性，又彰显（对内的）文明主导性，更体现（面向未来的）价值超越性。坚守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始终有坚定的文化自我，在不断回应挑战、开创新局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获得持续的自我发展。
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其实质指向“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的存在境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深层本质是文明形态之变，人类文明抉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宏大的时代课题。正确的抉择来自正确的认知，“历史正确”是“文明进步”的前提，只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才能确保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习近平总书记以“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为纲领，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深度融合，既超越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后现代历史哲学，也超越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事实上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多样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型历史辩证法。
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理论的创新超越。当今时代，文明形态与现代化相互塑造，辩证统一。在当代中国，对“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是新的文明形态”和“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好的现代化”的追问，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载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哲学层面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多重超越。在时间维度上，破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华大地，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在空间维度上，突出文明的整体性、系统性，既重视物质文明的基础性地位，也自觉超越简单的物质决定论，警惕物质主义膨胀，坚持系统观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价值维度上，重构现代性价值坐标，自觉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追求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着眼于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诸多难题，其全新的文明实践证明：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西方文明不等于现代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存在多样路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破解文明多样共存的历史哲学难题。在多样文明背景下，文明关系观成为文明观的核心问题，而任何文明观最内在的都是一种哲学观、一种历史哲学。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偏见源于其狭隘的历史认知或者说是历史哲学的贫困。有学者指出，西方所有的历史哲学都处在单个文明范围内，基于其狭隘的历史认知，始终不能想象多样性的共存，因而西方至今“没有可以解决共存问题的历史哲学”。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事实上构建出新型的文明关系哲学。首先，将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哲学智慧升华为文明本体论预设，确认文明差异的客观存在，并将理想的多样性，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理想状态作为目标追求；其次，在价值论层面提出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出发，既确保人类高度的价值规范，又尊重各国主体性的具体价值实践；再次，在实践层面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制度性对话框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创新以胸怀天下的视野，基于文明多样性的事实，弃绝普世主义，寻求公共性，既扬弃相对主义，也超越绝对主义，为多样共存的文明新秩序奠定哲学根基。
提出和示范文明交流互鉴的系统性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强调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本质上是文明关系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事实上融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华“知行合一”传统，激活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历史经验，形成体用结合的文明互鉴方法论。其中，文明平等是交流互鉴的前提，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风格、类型之别，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文明包容是交流互鉴的动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文明对话是交流互鉴的关键，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不仅能实现?文明系统的自我优化，而且能?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特别地，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来自异质性文明的精华的成功结合与相互成就，既验证不同文明交流的可能性，更提供文明融合的实践范式。
共生论的生存哲学
当前人类面临的文明困境，归根结底是人类整体性的生存危机。马克思主义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历史前提出发，致力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生生哲学、和合思想相融合，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价值内核，以“和”为根本法则，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生的文明生态观，构建独具东方智慧的共生论的生存哲学。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揭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基本规律，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性理念，将人与自然视为有机统一的大生态系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与万物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实践要求，这事实上将文化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融为一体。在价值论上，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在方法论上，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思维；在实践论上，形成“双碳”目标实施路径，尤其强调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这一生存智慧可以说是通过历史辩证法协同自然辩证法，开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构建人类文明和合共生的发展道路。面对何去何从的人类文明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倡导“文明和合共生”；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不仅能各美其美，而且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习近平文化思想事实上将“和合共生”理念贯穿整个发展哲学，构建起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统一、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统一、个体发展与群体福祉统一、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统一、多样文明进步与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统一的，休戚与共、全球共济的共生型的文明发展观。同时，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真正破解各种“增长悖论”，通过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实实在在地拓展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实践之路，为人类文明的转型作出示范。
锚定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以生存保障为基础，以美好生活（即理想的、好的生存状态）为目标，通过对自然的?技术性调适、对社会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对精神世界的?意义性构建?，持续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重关系，?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本真逻辑。当今人类文明危机的实质就在于，人类不仅没有获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允诺的美好生活，其能否持续共在性地存在，亦面临重大挑战和威胁。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立己达人，牵挂世界各国人民。古人云：“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孟子字义疏证》）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不仅要让中国人民安所遂生，而且努力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安其所、遂其生。安所遂生是“和谐共生”“和合共生”中“共生”的具体化，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得到恰当的处理和安放，从而获得理想的秩序与美好的发展。
人类论的世界哲学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马克思预言必然会出现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继承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因，并使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理想结合，突破民族国家界限，作出具有人类原则高度理论旨趣的哲学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最为宽广的视野和新的价值坐标。在哲学本质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表现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而且日益成为兼具中华文化特质与人类文明普遍性的世界哲学。
彰显人类情怀与视野的格局气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在党的初心和使命上，不仅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责任，也强调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从初心出发辩证把握两个大局，超越西方“本国优先”的狭隘性，始终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在努力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格局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努力贯通古今中西，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与大气象，持续锻造新的理论优势、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可谓孜孜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
构建贯穿人类立场、逻辑的完整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深刻洞察、精准提炼出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而且真正在“以天下观天下”（《老子》）和“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的统一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实目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规范，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总体示范，本质上构建以人类为坐标的世界哲学。这一世界哲学?立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以人类共在为前提，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人类进步乃至人类解放为目的，以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为方法，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换言之，这一世界哲学在历史观层面，突出人类文明作为共同体的整体性；在价值观层面，确立作为人类文明内核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方法论层面，贯通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与中华“天下为公”理想，是洞彻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体现时代精神、服务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哲学。
提供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全新思路。面对人类普遍性的发展难题，特别是整体性生存危机，美西方的做法恰恰是导致这些问题、危机的主要原因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的全新实践路径，实现了方法论的革命。比如，基于人类层面的“从群众中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从各国人民的生命实践及其体悟中，找到“心之所同然者”（《孟子·告子上》）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基于抽象人性论的理论演绎。又如，基于人类高度的“到群众中去”，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再如，在文明多样、价值分殊的当今时代，在处理“多”与“一”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方面，既尊重多样性，又不导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既强调全人类共识，又不导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以多样、多边反对同一、单边，以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规范保障多样性的和合共生，不仅开辟文明和合共生新范式，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新思路。
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生命论的文化哲学、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共生论的生存哲学和人类论的世界哲学等方面的创新，极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些创新在历史实践中持续验证，既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当代升华，亦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表达，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必将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彰显。
沈湘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一般哲学理论、马克思学说、文化与价值问题，主要著作有《哲学导论》《理性与秩序：在人学的视野中》《唯一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说的自我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