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底色、中国理论发展的内生动力、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担当、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选择，以及当今哲学范式转换的挑战与机遇，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其世界哲学属性。依据对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之世界哲学的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普遍原理-文化基因-文明互鉴-实践智慧”的世界哲学立体结构，在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实现了创新突破，显示出鲜明的世界哲学气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自觉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推进学科体系重构与跨学科融合，引领构建世界意义的文明交流公共领域，发展人类共同文明视域下的历史哲学，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哲学；人类文明；历史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根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历史文化传统，经由本土化、时代化创新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多聚焦和突出其“中国的”理论品质，对其世界哲学属性则相对关注不足。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澄清。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对哲学、世界哲学的本真理解及对现时代的思想把握，而且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定位、现实解释力与改变世界之引导力的深度质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汉语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理解的重要方面。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致思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需彰显其世界哲学属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和底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之处，不仅在于其辩证、唯物、实践的特点，更在于其自觉的世界性特质，即对自身世界哲学性质的彰显。马克思曾旗帜鲜明地批判当时哲学的狭隘性，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的，并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互相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同上）。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201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人类实践检验，被证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当之无愧的、无与伦比的世界哲学。这种世界哲学属性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天禀赋。
中国理论发展的内生动力。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层根基和核心结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核和理论根基。历经百年积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逐步形成兼具理论普遍价值和实践特殊形态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指出，任何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36页）。如果说过去因历史境遇中国曾经处于世界之外或边缘而不得不“面向世界”、向世界靠拢，那么今天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甚至在诸多领域开始引领世界。可以说，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的新阶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习近平，2023年，第11页），无疑是当前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但也要认识到，这里的“中国”已非传统范畴，而是日益成为普遍性价值的承载者；同样，“世界”也不再是旧模样，而是深度嵌入中国力量的世界新图景。换言之，如果说百年来我们做得更多的工作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下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夯实“中国特色”的同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并以之反哺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黄昏的猫头鹰”，而是“高卢的雄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先行到未来”，以其前瞻、超越的预见性照亮中国和人类的发展之路。
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担当。当代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范式在资本逻辑宰制与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创造出空前的物质财富，但也导致了系统性生存危机——生态恶化、技术异化、文明冲突等，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关系的结构性断裂。当今，“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04页）因此，面对系统性危机，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将其简单地视为“外部性”问题，而需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同球共济”。依循汤因比“挑战-应战”理论范式，全人类遭遇系统性危机时，需要以共同主体身份作出应战，进行文明形态革新。这意味着必须顺应世界历史总体化趋势，超越传统文明藩篱，走向多元一体的人类共同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核心的世界哲学形态正待构建。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界对此虽然有所反思，却普遍缺乏进行整体“自我革命”的勇气与自觉。在此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主动承担把握人类高度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塑造人类共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历史责任。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学术史表明，尽管各民族、文明都有自己的哲学智慧，但是学科化的哲学的确发轫于西方。长期以来，黑格尔式的“中国无哲学”的偏见不仅在西方根深蒂固，而且深刻影响国内学界。这种西方哲学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将西方设定为哲学裁判者，它把握着绝对范式、标准，而“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萨义德，第5页）。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就是“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世所公认。然而，西方学界至今对此仍然普遍抱有偏见，将中国成就片面归结为所谓“实用主义”，将中国方案曲解为种种“战略谋略”，看不到或是刻意回避这些都是基于特有哲学理论的创新。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全球认可。中国在谋求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方面的理论、实践贡献不仅亟需世界哲学层面的升华，而且亟需在国际哲学领域得到有效传播，在重塑国际话语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更为广泛、深刻地影响世界进程。
当今哲学范式转换的挑战与机遇。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尤其是进入风险社会与所谓后全球化交织的新阶段，哲学正在经历明显的范式转换：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从学术分析到问题导向，从学科壁垒到交叉融合，从理论思辨到实践介入，从文明独白到全球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既面临从本土实践哲学向世界解释哲学的转向挑战，又适逢重构全球哲学版图的历史机遇。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哲学格局中，“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各自的世界哲学“境遇”大不相同。西方哲学自恃“哲学故乡”身份，似乎天然占有哲学的世界通用语法，从未有过是否成为世界哲学的焦虑，甚至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就是世界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自100多年前开始现代学术化以来，就以跻身世界哲学为目的。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其实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反思性构建。在今天，无论是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构建中国（传统）哲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传统）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直接地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机会——在世俗的意义上似乎“率先”获得了一种世界哲学的身份。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世界哲学属性，却因西方偏见与自我阐释不足，尚未完全展现其全球性价值。这种态势倒逼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主动顺应范式转换，在文明对话中充分彰显其世界哲学的现实品格。
二、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
人最基本的状态就是在世（“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哲学说到底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其初始目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是“世界的哲学化”。哲学归根到底产生于实践，而直接生发于对世界的惊讶，贯穿着对世界的思维着的考察，最终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也就是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因此，就其本真而言，哲学既是对智慧的追求，也是现世的智慧。哲学和世界的关系表明，哲学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就是世界哲学——尽管历史条件限制了当时哲学家所能想象的“世界”范围，但其性质是永恒的。然而，“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荀子·富国》）的人类学差异和现代复杂的学术分工，使得2000多年前庄子的感慨具有跨越时空的深刻：“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立足当今世界中的中国，综观自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以来人们关于“什么是世界哲学”的理解，大致有四类相互关联的观点。
第一类认为世界哲学就是哲学的集合。这类观点具体又分为四种。第一种观点，也是最狭义的观点，即将世界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特别是欧美哲学，认为只有符合西方哲学范式与标准的哲学才能被称为世界哲学，强调非西方哲学需要接受西方哲学体系的规训、整合。第二种观点是将世界哲学等同于外国哲学，其实质是以“国际哲学”替代“世界哲学”。这两种观点的隐含逻辑是将中国哲学——无论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世界哲学范畴之外。第三种观点主张世界哲学应囊括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哲学，中国哲学自然包含其中。第四种观点则将世界哲学限定为若干“世界历史民族”的哲学集合。例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三分法，或更简化的中西二元框架。（参见刘梦溪主编，1996年b，第77-79页）
第二类是把世界哲学视为哲学史的行程。这种理解中最著名者莫过于黑格尔。虽然黑格尔并未直接提出“世界哲学”一词，但其思想中却潜藏着影响深远的世界哲学图式。黑格尔不仅将哲学等同于哲学史，而且通过“世界精神”（Weltgeist）的历史性展开，将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及日耳曼等民族的哲学传统全部纳入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序列，即这些民族的哲学传统共同构成人类精神及其哲学的完整图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哲学史的演进遵循着“特殊-普遍”的辩证法——各民族哲学的特殊性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内在否定被扬弃掉，最终在日耳曼哲学阶段完成普遍性的最高综合。这种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内核的历史目的论模式如今已经遭到根本性的质疑，但其通过逻辑统摄力构建的哲学史范式，仍然是今天非西方哲学无法回避的对话框架。
第三类是把世界哲学理解为普遍的哲学。这种理解以康德的目的论普遍主义为典型。康德也未使用过“世界哲学”一词，但他的世界哲学主张十分鲜明。他总体上将哲学看作超越具体文明形态与历史语境的普遍哲学体系，致力于揭示独立于地域性知识传统的先验原理。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而人类理性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是“纯粹”的，也就是独立于现实经验而具有先天的普遍必然性。基于这种理性的认知范畴和道德律（绝对律令）构成的普遍性根基，哲学需以“世界公民”的视角，推动人类走向以“永久和平”为终极目标的“普遍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普遍主义不同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永久和平”是理性自我立法的调节性理念，而不是现实的必然结果。康德的这些思想对罗尔斯的“万民法”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因忽视现实经验和文化特殊性而常常被指责为抽象的乌托邦。
第四类是把世界哲学视为哲学对话的公共空间。雅斯贝尔斯与哈贝马斯是这类观点的代表。雅斯贝尔斯鲜明反对历史、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自觉走出欧洲哲学的暮色，迎接世界哲学的晨光。基于其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雅斯贝尔斯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以及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共同存在状态，反对将哲学等同于单一真理体系，主张通过文明对话呈现多元真理的共生性。尽管其暗含对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追求，试图在差异中寻找人类精神的共通根基，但雅斯贝尔斯理解的世界哲学更多或首先是各哲学传统进行平等交流的场域——在他看来，“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可传达性本身……只有在交往中，哲学才可达到其目的”（雅斯贝尔斯，第17页）。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冲突需要通过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来化解：在生活世界的文化基底上，通过程序正义和语用学规则——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可理解性，构建跨文化的主体间性共识。总体而言，哈贝马斯事实上将世界哲学理解为通过交往理性的程序规则构建起来的全球公共领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491页）。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向何处去，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历史之问，也是命运之问。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既要有超越性的理想，又要充分升华时代精神以引导人类实践，以思想把握时代的方式关怀人类。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看，今天我们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不能离开前人的一些公共性理解，且具有更为深刻、丰富的规定。它既不是西方哲学，也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还不是各国哲学或哲学史的简单加和或逻辑整合，更不是先验的形而上学，而是以多元文明、文化为前提，超越单一民族、文明框架，基于全人类共在的人类公共的现世智慧或曰“人类共命慧”。
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我们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应有如下规定。
（1）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为立脚点。世界哲学必须是跨文明、跨民族的，归根到底是超越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的狭隘旧哲学的。“市民”社会确认的原子化个人与民族、国家是同一逻辑，其所理解的哲学要么是地域性的、民族的哲学，要么是作为人类层面意识形态的哲学，即虚假的世界哲学。
（2）以全球一体化实践为社会存在基础。当今时代世界哲学之所以成为可欲的，是因为当今时代愈来愈接近马克思当年所预期的“必然会出现的时代”。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科技进步促使人类的实践空前交互，客观上世界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共在（co-existence）已经成为人类非此不可的存在方式。这既是当今人类需要世界哲学的理由，也是可欲之世界哲学的前提基础。
（3）以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为“公共的财产”。真正的世界哲学承认各民族哲学的独特贡献，进而将不同文明的哲学成果视为全人类共有、共享的公共资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说的，“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最终成为全人类的“公共的财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世界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的文学”。
（4）以文明间平等对话为方法论路径。当代西方已经比较普遍地承认不同民族、文明有自己的哲学，但与其文明优越论相应的是哲学优越论——依然比较普遍地认为西方哲学优越于非西方哲学。真正的世界哲学则让不同民族、文明的哲学平等相遇、互鉴与共生。这种世界哲学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排序，也不是诸地域性哲学的简单罗列与化约，而是通过平等交流、视域融合形成新的思想综合。
（5）以把握人类共同命运为时代使命。作为人类高度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真正的世界哲学必须基于“存在即共在”的本体性领悟，直面全球性问题尤其是人类整体性生存危机，在批判性的反思中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在增进人类共同文明的过程中始终担当“活的灵魂”。
（6）具有动态性、开放性的特征。真正的世界哲学不是一种既定的学术体系，它在对世界进行持续反思、批判与自我超越中保持活力，以不断重构文明对话范式、反映时代变革。可以说，它总是表现为向所有主体开放、流动的人类实践智慧。这种哲学形态的确立，标志着人类从文明冲突走向精神共生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转折，它的成熟程度深刻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
从内容上说，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描述。从本体论维度看，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应聚焦于跨民族、跨文明的共同体的存在本质，对当今人类全球性存在进行本质追问，其核心是突破单一文化传统的本体论预设，构建人类的普遍性存在图景及整体性解释框架。从方法论维度看，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应强调跨文化交往理性的实践运用，体现为多元文化、文明对话的理性工具。一方面，通过哲学比较、文明对话等方式，系统梳理不同哲学传统对同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为一种知识整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将全球视为思想文化场域，在平等辩论、民主协商中揭示全球性矛盾，形成一种辩证张力，指向人类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从价值论维度看，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应以全球正义和文明共生为轴心，守护人类共同福祉的伦理指向：一是澄明共通性价值，即人类作为人类而拥有的跨文明的普同模式或文化常数意义上的共同价值；二是揭示规范性价值，即确立全人类共同遵守的底线伦理原则；三是生成创造性价值，即因应科技革命、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新挑战而不断形成新的价值范式。
总之，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跨文明对话为动力，在本体追问、方法创新与价值重构的互动中持续演进的思想运动。这种思想运动不是纯粹的思辨活动，而是以人类的生活实践为根基，以对人类实践的批判性介入与建构性对话为主要途径。在本质上，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是一种塑造人类共同命运的实践力量，是根植于实践的后形而上学智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样的世界哲学不能离开特定的哲学体系，而是在特定哲学体系的自我超越中不断发展。世界哲学就其性质而言是超越特定体系的，但离开了特定体系，世界哲学又将不存在。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在世界哲学中的生动体现。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世界哲学气象
根据我们对当今时代当欲和可欲的世界哲学的理解，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展现出鲜明的世界哲学气象，尽管这一点常常被日常认知遮蔽。纵观全球哲学发展现状，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性来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契合本真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更准确地说，其开创了通向人类文明所需之世界哲学的现实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标志着人类文明所需之世界哲学的真正开端。作为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形态，人类文明所需之世界哲学有着漫长的前史。在前现代时期，各民族、文明的哲学均以独立形态平行发展，缺乏对话的历史条件。即便存在跨文化互动，形成的哲学形态也主要是具有区域性意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大工业、殖民侵略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西方哲学获得话语霸权，在世俗的意义上一度与世界哲学划等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西方文明成果），但是其能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这既取决于其理论内核的特质，更依托于非西方世界的实践验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诸多启示，但是固守西方视角且疏离实践场域，部分流派甚至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曾经影响广泛，却囿于西方文明框架，在实践中遭遇颠覆性的挫败；拉美解放哲学、非洲泛非主义哲学虽然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但是存在理论吸收不彻底——如与宗教调和的“解放神学”——等局限。唯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实现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哲学的系统批判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并持续反哺全球哲学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及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彻底瓦解了“哲学=西方哲学”的认知霸权，推动非西方世界哲学主体性的觉醒。正如冯契先生所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的结合标志着世界哲学的开端。”（冯契，第247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自觉地同时回答“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不断为人类贡献公共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际，中国正处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之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和危机，使贫穷、落后、灾难深重、人民困苦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构成中国之问的核心。当代，这一追问聚焦于中国发展道路、国家治理、社会矛盾等重大命题展开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新时代，中国从未走向独善其身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始终放眼全人类，秉持人类关怀，既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定位自身道路，又率先提出并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全球性命题，即世界之问的总问题，其本质在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是一体两问，既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回答“中国之问”，也在回答“中国之问”中回答“世界之问”，“两问”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94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普遍原理-文化基因-文明互鉴-实践智慧”的世界哲学立体结构。基于百年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及其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而且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了“魂脉”与“根脉”。同时，“第二个结合”本身就具有基于实践的文明对话的范式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就源自两个异质性的文明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开放包容，不仅“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96页），而且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以“普遍原理-文化基因-文明互鉴”的理论创新框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发展模式、生态治理、全球秩序构建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等方面形成实践突破，最终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升华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实践智慧，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图景。
从内容角度看，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哲学理论创新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本体论范式的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扬弃了传统物质本体论的实体性思维，着眼于人类的存在（being）和好存在（well being）建构“实践-关系”型本体论框架。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脚点，依托“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拓展马克思的“类存在”理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升华为“关系理性”的新范式。一方面，通过“天人合一”的现代性转化，将生态文明思想锚定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存在论认知。另一方面，借助和平、和谐、和睦及“协和万邦”的理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转化为“主体间性”的政治哲学建构，推动西方传统的“自我-他者”的对立关系转向“我-你”的对话关系，最终实现“我们”的一体认同。由此，哲学阐释维度完成了从“主体-客体”到基于实践与共在的“主体-主体-客体”多维结构的范式跃迁。
二是方法论体系的重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两个结合”以及吸收最前沿的科技思想，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认知范式。在认识论层面，以辩证唯物主义整合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构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科学认识模型；结合传统知行观形成问题导向的知行合一方法论，探索出“实践-理论-制度”的创新路径。在辩证法层面，以矛盾学说融合传统的“阴阳之道”，将矛盾分析方法升级为“动态平衡”的辩证思维方式，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原理确立为“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为我们今天把握民族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提供了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思想集为大成，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历史观层面，贯通唯物史观与传统的“通变智慧”，以大历史观构建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历史解释框架，并初步形成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历史哲学方法论。这些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非西方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工具箱”，也为全球反思和应对现代性危机贡献了智慧。
三是价值论范式的突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发展为包含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体系，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排序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尺度的理论，系统确立了“人民幸福”与“人类进步”的辩证统一目标，突破了西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坐标体系。具体而言，实现价值评判标准由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转换，并通过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实践验证社会正义原则；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全新价值坐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价值共识基础；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设计转化，探索出价值哲学引领政治实践的新路径；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将现代性价值批判提升到文明形态系统性重构的战略高度。这些突破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其有效性和普遍性，当代价值论的范式革命由此开启。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人民性和创新性特征：实践性奠定其真理基础，人民性确立其价值导向，创新性赋予其发展动力。从世界哲学的视野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立足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场域实践来进行普遍性落实和检验；不仅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落实到对“人类”“全人类”“各国人民”的具体观照，致力于世界人民主体间的全球价值共识的构建；既通过“两个结合”开辟创新空间，又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持续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更以胸怀天下的格局熔铸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展现出“当代世界的哲学”的恢弘气象。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成为更好的世界哲学
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哲学的先天禀赋，在当今也体现出了世界哲学的鲜明气象，那么提出“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可能”的真正目的，实为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自觉地成为更好的世界哲学。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由“薄”到“厚”的进程。一如前述，当今时代哲学范式正在发生转换。事实上，由于共享同样的时代精神，全球不同哲学传统或流派都会逐渐领悟到这一必然过程，并付诸相应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优势，面向未来，其必须实现自我超越，并努力做到引领他者。
首先，要更加自觉地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鉴于近代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和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追求精神独立、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主体性，无疑是我们极为重要的立场。但我们也必须辩证看到：（1）精神独立绝非封闭排他，而在于坚持自主主张，自拔于流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要有意识地超越民族叙事框架，自觉追求世界哲学高度；（2）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自信，更直接地是对通过“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自信，其中也必然包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信，包含对其世界哲学属性的自信；（3）民族文化主体性并非简单地历史延续的文化主体性，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建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主体性建立的核心标志，而这一文化主体性自我超越的特征也表明，作为其核心支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自觉走向世界哲学之境。
马克思当年与其说是预期一种世界哲学，不如说是预期一种人类哲学，其目的在于人的解放、人类解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创新，比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等等，都贯穿着“人类”的逻辑，其“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方法论原则所说的“天下”指向的也正是全人类。因此，作为其理论根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以人类为坐标的世界哲学：立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以人类共在为前提，以人类为目的，也以人类为方法，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基于迈向人类共同文明的客观趋势与必然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刻领会“两个科学对待”，即“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82页），日益推进另外“两个结合”——与世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从而在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成为人类文明精神的精华，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活的灵魂。
其次，要大力推进学科体系重构与跨学科融合。在现代性体制中，学术绕不开学科。为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好的世界哲学，需从学科内部结构优化、二级学科整合及跨学科融合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研究来看，目前存在分支哲学林立、研究碎片化等突出问题。马克思当年曾经诙谐、辛辣地讽刺过这种现象，有的研究者“像一个戴着双重眼镜的侏儒，站在巨人臀部的一个小旮旯里，惊奇地向世界宣告，从他这个观察点望去，呈现着一幅多么令人惊异的新的景观……于是就出现了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脚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页）。在学科分化无法整体逆转的当代学术语境下，这种现象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远远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整块钢”的理论要求——唯有强调整体性、总体性研究，方能建构反映人类整体命运的世界哲学。因此，内部结构的一体优化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好的世界哲学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2023年，第11页）这是对所有思想文化工作的期待，但首先是对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大任务。为此，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整合，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之间的壁垒，建立健全真正有效的哲学一级学科层面的协同创新机制，尤其要建立以“两个结合”为导向，以马、中、西为核心支撑的联合研究平台，形成哲学学科的整体性理论框架，呈现全貌的哲学学科整体。
从跨学科角度来看，探索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问题驱动创新，有效回应科技变革、经济社会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主动推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进行跨界拓展；在全球治理议题的学科协同中发力。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重融合大数据分析与经典辩证法，更加及时、精准地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实现跨学科知识生产的范式转换，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无愧于人类文明精神精华的使命担当。
再次，要主动引领构建世界意义的文明交流公共领域。从世界历史高度看，“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但是，基于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也不会满足于对世界的这种自在的贡献，而是会积极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努力地更好发挥自己具有的超越的预见性以及中国实践的实证性优势，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着眼人类文明进步，主动设置世界哲学议题；通过持续性的国际对话，构建影响全球的公共话语体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凝聚人类集体智慧、推动人类哲学真理的再生产。
在引领构建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准中国自己的角色，既要保持战略主动，又要“理解他人的理解”，通过设身处地理解各国人民的现实关切与精神诉求，真正跳出“文明优越论”的预设性叙事框架。要创造性地彰显东方思维特质，发挥中华文化重情、尚义、厚德的优势禀赋，着力培育文化间的情感共振，突破表层对话的局限，构筑深层次的价值“公约数”。要超越单一主体性视角，把民族叙事放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中，侧重发掘文明基因中的普适性元素，进一步建构全人类的（“我们”的）共同话语体系，确立新的文明主体性。要推动理论范式从西方话语霸权向文明多元对话转变，持续推进价值定位从特殊工具向人类精神公器跃迁。我们必须深刻体认到这样的事实：人类文明的每一次突破都构成中国哲学创新的时代语境与契机，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成为文明对话高段位的“架构师”，而非简单的介入者。这要求我们深刻践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古老智慧，在消除认知边界中不断升华文明的境界。
最后，要努力发展人类共同文明视域下的历史哲学。人类是文明的存在物，人类历史进程本质上是文明形态的现实化展开，文明构成历史的意义内核。因此，所谓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深层本质是文明形态之变，“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指向的其实是“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第3页）的人类生存境遇。我们今天正处于人类文明抉择的历史临界点，不仅需要应对文明存续的技术性挑战，更要直面文明的自我确证与价值证成问题。这表明，文明形态的选择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宏大时代课题。在此语境下，唯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9页），通过人类共同文明的形式规约现实诸文明形态，方能实现“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的文明愿景。
如前所述，人类共同文明既不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同质化普世文明，也不是先验层面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命题聚焦于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难题曾贯穿孟德斯鸠、黑格尔至雅斯贝尔斯、亨廷顿等思想家的理论探索。他们的智识遗产至少启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处境亟需建构新型文明叙事，从根本上构建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普遍历史哲学，使之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这种本真性的历史哲学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与“世界的一般哲学”具有内在同构性的“历史科学”。它开创的人类整体视野、辩证方法与基本原理具有恒久价值，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超越了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及后来的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更在实践维度上确立了“历史正确”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评判标准，为构建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人类共同文明形态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革命的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6页），其生命力在于能够在当代实践中获得创新性发展。探究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不仅需要论证其非西方化特质，更需要开创多元文明共生时代的世界哲学新范式。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备世界哲学的先天禀赋，并在当代显示出鲜明的世界哲学气象，但其世界哲学形态的建构以及由“薄”到“厚”是一个历史过程，始终伴随着哲学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辩证互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将保持动态平衡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构成哲学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理论优势正在于：一方面能通过实践效能的检验机制纠正特殊经验普世化的僭越，另一方面能依托唯物辩证法克服各种相对主义的局限，从而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效果的双向验证中切实彰显真正的世界哲学属性，在增强中国哲学主体性与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辩证统一中持续构建最具包容力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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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