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湘平，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北京市社科联常委。

摘要：有关发展与民生关系问题的认知是解码文明基因的重要维度。剖析西方思想传统相关理论的得失，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生治理智慧，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变革、民生理念创造性转化的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与“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规定；“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双向规范，在实践中展开互构、共生的逻辑，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现代性困境、推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智慧。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民生；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

在本真的意义上，发展是人类社会存续的本质性活动，民生是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对发展与民生关系的认识。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论述，［1］这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重要凝练，更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中深刻揭示了文明进程中发展与民生关系的深层历史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为“新”，一个核心特征便在于发展与民生既构成“基础”与“目的”的依存关系，又形成相互规范的机制，成为实践中相互建构、动态共生的文明基因。

一、发展与民生关系的思想史透视

“民生”作为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概念，最早见于我国先秦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其内涵随着文明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则是一个地道的现代性范畴，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威廉·哈维的生物学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发展与民生关系探讨始于现代社会。尽管二者的概念化表述（能指）存在历史差异，但作为实质（所指）的发展与民生的关系问题自人类社会诞生便已存在，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关系的认知，构成解码文明基因的重要维度。

（一）西方思想传统中发展与民生关系的理论探索及现代困境

西方对发展与民生关系的思考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极端贫富分化视为侵蚀城邦德性、破坏正义秩序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指认人是城邦的动物，也明确指出“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存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的“优良的生活”。［2］事实上将经济发展界定为实现公民“幸福”（Eudaimonia）的手段，凸显了民生高级形态对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引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等思想家继承亚里士多德“公共福祉”理念，进一步强调国家维护民众基本生计的责任。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开启了发展与民生关系的现代性思考。霍布斯、洛克将自我保存、追求幸福等纳入自然权利范畴，特别是洛克提出政府的核心职责是保护财产权，间接将民生纳入契约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框架。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价值目标，主张发展要服务于提升普遍福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分工促进财富增长的经济逻辑，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同情的伦理价值，试图调和国富与民安的关系。然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在矛盾使这些理论最终在实践中陷入悖论。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发展的辩证本质进行了深刻阐释。黑格尔将发展理解为绝对精神通过自我否定、矛盾运动实现从潜能到现实的自我完善过程。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提出著名的“主奴辩证法”，隐喻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深层张力：主人通过支配奴隶获得享受劳动成果的闲暇，但因依赖不被承认的奴隶而陷入虚假的、无法满足的独立性；奴隶则反而在劳动中发展自身，最终通过劳动陶冶而觉醒。这一辩证关系暗示，那种建立在否定部分人主体性之上的“发展”，由于缺失相互承认这一核心要素，其内部包含着根本的缺陷，注定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

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理论试图通过制度设计破解发展与民生的悖论，却陷入要么高福利抑制发展动力、要么低福利引发社会动荡的两难困境。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短期内激活了市场活力，却加剧贫富分化、削弱民生保障。今天的资本形态已经从工业资本演化到金融资本，但并未改变资本积累的本质。当今西方金融资本的膨胀导致“1%的人占有99%的财富”的贫富分化格局，［3］集中暴露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缺陷。

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对发展与民生关系的反思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突破。例如，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正义”理论，突破传统福利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局限，提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4］实质上将民生从物质层面拓展至能力维度。再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差异原则”，强调发展成果应优先改善最不利群体的处境。这些理论均试图突破工具理性对发展与民生关系的桎梏，但终因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与资本逻辑，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发展与民生的对抗性矛盾——2025年底引起全球关注的美国“斩杀线”问题就是典型表现。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发展与民生关系问题上面临的悖论是本体性的，在其内部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其自身的解体。西方众多政策的局限与理论的困境，不过是这一本体性问题的反映。这些恰恰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进行理论超越的必要性，同时也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意义：中国道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与民生的协同，为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生治理智慧及其现代性转化

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连续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生治理智慧，构建了“以民为本”的治理传统。这种传统强调“民生”与“王道”的本质关联，即政权的合法性源于民生的厚薄，文明的延续取决于民生的安顿。

一是“正德、利用、厚生”的福祉导向。《尚书·大禹谟》提出的这一“三事”原则，确立了发展与民生的价值准则、物质基础与终极归宿。《易经》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朱熹阐《中庸》之“中和位育”强调执政者要使民“安其所”“遂其生”，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文情怀，都凸显了民生作为文明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

二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排序。孟子提出的这一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统治合法性哲学，即“政在养民”“保民而王”。荀子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房玄龄提出“天地之大，黎元为先”的观点，都进一步强化了民生在文明存续中的核心地位。

三是“必先富民”的发展策略。《论语》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思想；《管子·治国》开篇即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都明确了民间富裕是国家财政丰盈、社会活力迸发的源泉。儒家“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治理原则，本质上是休养生息、改善民生，为国家长远发展积蓄能量。

四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辩证认知。《管子》中的这一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的互动关系。儒家“庶之”“富之”“教之”的治理路径，则事实上将人口繁衍（庶）、民生富足（富）、文明教化（教）视为发展的三个递进阶段，凸显民生作为连接物质生产与文明进步的关键纽带。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虽有着深厚的民生关怀，但实质上包含着一种君主主体性，重民生被视为统治者伦理德性的体现与维系政权的施惠手段，而非满足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权利诉求。晚清之际，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将其民生主义从“平均地权”发展为“节制资本”，但受制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其民生理想终未实现。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批判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民生理念的根本性转化，使民生从自上而下的君主恩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人民主体性实践，从根本上重塑了民生的价值内涵与实践逻辑。

（三）马克思主义构建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新范式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石，构建了科学的发展与民生关系理论框架，将“人的解放”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了对发展与民生关系认知的革命性突破。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便将发展与民生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与民生的对抗性矛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6］将民生需求界定为人类历史活动的起点，赋予其本体论意义；同时明确物质资料生产既是满足民生需求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构成“生产-需求-再生产”的辩证运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既肯定资本主义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历史进步性，也尖锐指出其将民生异化为雇佣劳动生存条件的本质，“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7］其生存状态完全依附于资本增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未来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为资本增殖服务，而是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从本真意义上阐释“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9］揭示发展与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剩余价值的科学理论彻底批判了资本逻辑中发展与民生间的对抗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将物质生产与生产力发展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展开，强调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扩大自由时间，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把发展与民生统一于人的解放的历史实践之中。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与民生的思想。他在通过“电气化计划”推进工业化为改善民生物质基础提供支撑的同时，明确强调“必须把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以便密切注意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10］将民生改善作为检验发展成效的标尺。列宁还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11］可以说，列宁从制度层面论证了社会主义对发展与民生关系的根本性重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发展与民生关系的认知。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事实上确立了“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原点；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提出“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12］将民生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位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同时深刻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明确发展手段与民生目的的辩证统一，而且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核心尺度。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并立，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14］进一步强化民生是发展的根本指向。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将民生全面纳入发展的核心维度。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战略任务。［16］特别是提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1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8］等重要思想，将发展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提升到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提出，更是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追赶型现代化向引领型文明创造的历史跨越——发展不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积累，更是文明形态的重构；民生不再仅仅是生存需求的满足，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展开，是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成就。正是在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了对发展与民生关系认知的原创性突破。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硬道理”和“最大的政治”的辩证本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在强调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明确提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19］的重大论断。发展之为“硬道理”，在于其是生存和进阶的刚性前提，是跨越矛盾、补齐短板的必经之路，是不可妥协的实践逻辑；民生之为“最大的政治”，在于其决定民心向背，是超越其他议题的根本要务，是价值排序的终极优先。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表明：“最大的政治”要以“硬道理”为物质前提；“最大的政治”又管着“硬道理”，是它的价值归宿。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其辩证关系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规定：发展是方法论的硬约束，民生是目的论的元价值。

（一）从文明属性看，民生是文明存续的根本，发展是文明跃升的动力

民生的核心是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其对文明存续具有本体性意义。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0］这一论断也揭示了文明存续的生存底线、价值原点。只有民生需求得到满足，生命得到保障，人类得以存续，才能从事文化创造、制度建设等高阶的文明活动。基于“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从文明高度把握民生的本质意义——“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深刻揭示了政治与文明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民生是文明合法性的根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对民生需求的回应与满足，能否持续改善民生、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接决定文明的认同度与生命力。同时，民生诉求是最基本的民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1］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文明合法性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充分印证了这样的深层逻辑。另一方面，民生是文明形态的标识。民生改善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升，更是文明素养、精神境界的升华。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这与“见物不见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有着原则的区别，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特征。

发展聚焦经济、技术、制度等领域的系统性进步，是文明存续的物质载体与演进的核心动力。文明的非物质成果都需要依托物质基础来传播与传承，文明形态的跃迁也需以生产力发展为底层支撑。基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发展是硬道理”的文明意义，并在新时代赋予其新的内涵。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角看，“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本质是发展对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存续与升级具有非此不可、不可替代的根本性支撑作用。首先，发展是文明新形态之物质基底的唯一来源。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统一，充足的物质财富积累只能通过发展实现。其次，发展是破解文明新形态内在矛盾的根本路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唯一方案仍是发展——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再次，发展是增强文明新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支撑。文明新形态要在全球竞争中立足、获得广泛认同并发挥引领作用，就需要通过发展“事实胜于雄辩”地展现自主可控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发展是实现文明新形态价值目标的必由之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健康、教育、发展空间等资源支撑，这些都只能通过发展来持续优化。

（二）从文明实践看，民生需求推动文明转型，发展成果塑造文明新质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场域中，“发展是硬道理”与“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共同推动文明形态从对抗性异化向协同性共生转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基，从根本上扭转资本逻辑对民生需求的系统性压抑。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既通过市场竞争释放发展活力，践行“发展是硬道理”；又通过宏观调控、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协同，始终将民生需求作为发展的核心导向，落实“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将民生诉求纳入决策体系，使“发展为了人民”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制度程序。共同富裕的目标设定超越效率优先的单一逻辑，将民生改善作为发展的终极目的。这种制度设计使发展与民生从此消彼长转向共生共荣，为文明新形态奠定制度前提。

在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中，民生需求与发展成果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推动文明形态的实质性转型。其一，民生需求升级倒逼文明形态跃迁。当人民需求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传统增长模式便丧失合法性，这种需求变革构成了文明转型的根本动力。例如，“双碳”目标的提出，既是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回应，更是对人民“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民生诉求的制度性转化，推动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向现代生态文明范式跃升。其二，发展成果积累孕育文明新质。“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指向，是通过夯实物质技术基础为文明新质提供支撑。例如，5G、高铁等基础设施完善，既提升发展效率又缩小民生差距；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改善民生质量。这些发展成果不仅是物质的积累，更是文明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等共享、人与社会发展共荣，为人类文明注入新质态。

在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中国事实上通过四个维度的辩证实践将“发展是硬道理”与“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落实为现实路径。一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跃升。推动发展模式从速度优先向质量优先变革，为文明新质生成提供动力。二是从部分到整体的民生提升。坚持系统观念以构建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体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整体推进、全面覆盖的优越性，夯实现代化文明的普惠性基础。三是从基层到上层的问题破解。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的科学判断，［22］将基层作为民生需求的发源地与发展实践的落脚点，实现发展与民生的上下贯通，为文明新形态提供实践根基。四是从全国到全球的文明贡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增强发展能力，以发展的“硬道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认同，为全球文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

三、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双向规范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自觉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3］将“发展是硬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形态聚焦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24］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实现“富起来”之后，民生建设也迈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阶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成为社会文明建设的主题。［25］“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共同成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中的两个。［26］这表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这一论断的本质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动态互构，双向规范，彼此成就，蕴含深刻的哲学意涵。

（一）高质量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设定新基准和可能性空间

没有发展的质量，就没有生活的品质。作为“发展是硬道理”在新时代的深化与发展，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质效并重、更有韧性转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终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从本质上看，高质量发展不是抽象的经济概念，而是以民生需求为标尺的文明实践，其核心功能是为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提供物质基础与文明支撑，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一是拓展人民生活品质的广深度。从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的角度看，传统发展模式更多聚焦于生活品供给的“有无”与“多少”，而高质量发展不仅将“扩大内需”“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作为自己的内在要求，而且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特别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27］推动生活品质向服务体验优化、精神内容丰盈、发展机会公平深化。它不只提供产品，更塑造环境；不只满足需求，更创造可能。高质量发展以多层次、高水平的供给，系统拓宽民生福祉的广度，持续夯实生活品质的深度，推动社会民生从“基础保障”迈向“品质生活”新阶段。

二是保障人民生活品质的可持续性。历史已经证明，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为代价获得的粗放增长，即使短期内能提升部分物质福利，也会因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损害代际公平，最终导致人民生活品质的系统性崩塌。高质量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28］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29］正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清洁空气、安全饮水、宜居环境等从“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这些实质上规定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品质范式。

三是维护人民生活品质的公平性。实践反复表明，仅仅聚焦于增长的经济发展往往会拉大贫富差距，伴随生活品质的“阶层分化”：一部分群体享受高品质生活，而另一部分群体则面临民生短板。高质量发展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30］致力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实质上规定了一种更普惠、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生活品质提升路径，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真正高品质生活提供保障。

（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目的性规定和拓展空间

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并非被动接受发展成果的过程，而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的自觉具象化落实，在“十五五”时期更是具体化为：“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31］事实上，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指向人民在物质、精神、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综合优化，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实实在在的向往，从根本上规定高质量发展的发展伦理尤其是目的性规范，也充分印证“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的深刻逻辑。

从目的性规定角度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高质量发展明晰价值方向与实践边界。一方面，人民生活品质是引领与评判高质量发展的终极尺度。高质量发展之所以“高”，关键在于其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指标与物质积累，实现了从“见物”到“见人”的价值回归。它要求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其最终成效必须由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验。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32］任何偏离这一价值主线的所谓“发展”，即便拥有顶尖的技术与可观的效率，也因其与民生福祉脱节而沦为虚假繁荣，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相悖。另一方面，人民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为高质量发展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为确保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高质量发展在具体实践中内嵌着普惠性、可持续性与包容性的基本准则。这些“红线”机制，从操作层面有效防范发展进程滑向“唯GDP论”“唯效率论”的窠臼，确保高质量发展的每一步都稳健地行走在增进人民福祉的正确轨道上。因此，目的性规定下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人民生活品质既是其奋斗的终极目标，也是规范其全过程的内在规约。

从空间拓展角度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新领域、新动能。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从需求端“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33］为发展开辟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一是催生新需求，激活新市场。比如智慧家居、个性定制、健康养老、文化体验等生活品质需求增长，就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直接拉动产业创新。二是倒逼供给升级，推动产业转型。高品质生活需求促使企业提升技术、优化质量、改进服务，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在此意义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34］也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三是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改善生活品质需要更公平的机会、更完善的保障、更优美的环境等，都要求更多“投资于人”，增强社会凝聚力，为发展提供持久的人力支撑与环境保障。简言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导航仪”，也是“动力源”，终将为其拓展更广阔、更可持续的空间。

（三）双向规范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智慧

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双向规范不仅是具体的政策安排，更深刻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底蕴——本质上是实践主体（人民群众）与文明客体（发展成果）的辩证统一，契合马克思“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的实践观。［35］高质量发展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文明实践，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这一实践的价值指向与主体成果，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共同构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在此意义上，“高质量发展”之“高”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之“高”共同指向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36］的“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正是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

首先，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双向规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机结合，既遵循经济规律、科技规律、自然规律，又以人民福祉最大化为目标。在尊重规律中实现价值，避免陷入违背规律的“乌托邦”或“见物不见人”的异化发展。

其次，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产业升级等工具理性手段，但始终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价值理性为归依。双向规范意味着工具理性被置于价值理性的统摄之下，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资本逻辑的有效驾驭，从而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缺失或异化的困境。

再次，蕴含系统思维与动态平衡的智慧。双向规范的关系要求坚持系统观念，避免“单兵突进”，同时又要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调整二者互动的重点。例如，脱贫攻坚时期侧重以发展为民生兜底，共同富裕阶段侧重以民生倒逼发展。由此始终保持系统协同与效能最优，推动文明形态全面、协调、可持续演进。

最后，昭示实践生成论的本体论承诺。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双向规范关系，不是先验设定的抽象框架，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生成、展开与深化的。这生动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智慧的核心彰显。

结语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中，发展与民生的历史辩证法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内涵。它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积极融汇古今中西思想精华，创造性构建的文明新逻辑。这一逻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民生观的升华，又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发展实践、民生实践经验的哲学淬炼，最终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发展新范式。“发展是硬道理”与“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内在高度统一，高质量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构成了深刻的双向规范关系，发展与民生在具体实践中互构、共生、彼此成就。这一实践智慧不仅是“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更是中国为破解全球现代性难题、探索人类更好社会制度贡献的实践方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好这种历史辩证法，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致力于实现有原则高度的文明实践。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3］这是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著名抗议理由。皮凯蒂通过更为严谨的研究指出，“资本收入分配前10%的人总是占有所有财富的50%还多（在有些社会高达90%），……而资本收入分配底层50%的人一无所获，或者接近一无所获（总是低于总财富的10%，一般低于5%，或者相当于最富有10%的人1/10）”。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8页。

［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页。

［10］《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1页。

［11］《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6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14］《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2页。

［15］《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0页。

［1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03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2页。

［18］《习近平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4月25日，第1版。

［19］《习近平：坚持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4月29日，第1版。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21］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0日，第2版。

［22］《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第1版。

［2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3页。

［24］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2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8页。习近平在2018年首次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的观点。参见《习近平：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第1版。

［2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67页。

［2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3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67页。

［3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3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67页。

［3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67页。

［34］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