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
现代城市在技术理性驱动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复杂化，数字时代尤甚。我们已然步入都市社会——乡村被都市逻辑所深度整合。然而，在一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体验、个性与情感价值的时代，都市人却普遍深陷一种深刻的感性压抑困境。诸多狂欢式的“感性爆发”，不过是“鸟鸣山更幽”式的反向确证。对此，单纯的技术迭代升级或制度局部修补，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城市文明新形态之“新”，核心在于对旧有及现有都市发展范式的超越与扬弃。其中一个关键突破口就在于，走向“新感性”，以重塑都市人的感知结构、情感模式与审美判断，从而破解现有城市形态的感性压抑，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现有城市形态感性压抑的多维表现
当前城市文明中感性所遭受的压抑并非单一现象，而是渗透于都市生活肌理的多重症候群，是系统性的压抑，而且日益具有数字时代的鲜明特性。
首先，这种压抑源于“理性祛魅”下的工具理性霸权及其空间殖民。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现代化的理性化本质，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体现得尤为彻底，且日益窄化为一种以效率、可控性与计算效益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城市规划常以功能分区为神圣法则，街道被简化为交通流量通道，公园被降格为景观装饰或地产增值工具，社区被视为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标准化单元，网格管理更直接体现工具理性的空间化。在此逻辑下，城市空间丰富多元的潜在价值如街头漫步、社交偶遇、历史记忆承载、精神慰藉等被严格的功能区划所吞噬或压抑。价值理性在效率至上的标尺下被持续边缘化。在这种冰冷逻辑的规训下，市民主体逐渐丧失对空间异化进行批判与想象的能力，城市也千篇一律，失去温度与个性，成为人类学所谓的“非场所”（non-places）的集合体。
其次，“现实倒置”引发都市感性经验的深度扭曲。当代都市居民尤其是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一代，其认知框架与经验结构日益被虚拟世界所塑造。社交媒体、网络信息流、虚拟社群构成其日常经验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导致间接经验在很多时候取代原初现实成为其认知与情感反应的核心参照系。数字时代虚拟世界中被算法筛选、美化、戏剧化呈现的经验，反而被认为比琐碎、复杂、未经剪辑的现实更为“真实”和“全面”。由此产生一种认知倒置：人们可能更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维护特定人设，却忽视身边真实的具身互动；更执着于在网红地点“打卡”以获取数字身份认证，却对身处其中的自然景观、人文痕迹视而不见。各种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技术所营造的“超真实”景观，使得人们在趋近“现实”时，已然接受了被技术中介重构和倒置的“现实”。
再次，“现实隐退”导致生命感受力的急剧下降。数字时代的技术中介如传感器、算法等将人包裹在筛选重构的信息环境中，人与原初现实的直接接触减少。人工智能（AI）制作、创作正在替代人工的创造，真实感性经验被虚拟符号替代。人因为AI而在体力、脑力上获得某种解放，但这种解放或自由实质上是“以数字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们直接操作的是高度抽象化的人工中介，主体对天地万物、他人及自身生命的感受力却极度弱化——青少年心理问题与极端行为的增多，与此不无关系。丰富的中介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人们丧失“在事上磨”的具身机会，看上去“尽在掌握”的东西却因“知识外移”而未能成为人们真正的本质力量，“心灵无产化”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人们的生命感受日益钝化。
复次，“沉浸式体验”的资本化构建加剧了人的深层异化。资本逻辑与技术能力合谋，精心打造了各种极致的“人性化”沉浸式体验产品，从令人欲罢不能的短视频流、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到雄心勃勃的元宇宙构想，乃至将整座城市进行“游戏化”全域设计的尝试，其实都是通过神经科学洞察与大数据分析，精准触发多巴胺分泌，提供即时、高频的快感刺激，本质则是在建造华丽的感官牢笼。这种无远弗届、基于对人性的技术化假设的合谋，其危险在于它并非通过强制，而是通过使人愉悦与沉迷，系统地消解个体的批判意识与自主性，使人沉溺于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的幻象之中，遗忘了对生命本真激情与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一切“人性的，太人性的”设计，恰恰暗中消解了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我们有必要对任何系统性、大规模制造的虚假“返魅”保持高度警惕。
最后，作为感性基石的“情绪”正遭遇空前精密的技术捕获与资本收编。“情绪价值”（emotional value）概念的流行，标志着人类情感维度被深度商品化和异化。资本巧妙收编都市原子化个体对亲密感、认同感与精神慰藉的深层渴望，将本真的、非功利的、情境化的情感重新定义并建构为一种可评估、量化、交换的“价值”产品。在数字平台上，用户的每一次点击、停留、点赞、评论等情绪反应都被转化为数据，成为训练情感识别与生成算法的“原料”；算法则持续优化内容推送，旨在提供最刺激、最易成瘾的“情绪价值”套餐，以实现用户黏性与流量变现的最大化。最终，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攻陷了情感领域。“情绪价值”这个看似温暖、文明的词汇，恰恰掩盖了资本逻辑对我们最私密、最本真的情感领域进行侵蚀、重塑与剥削的实质。
面对上述由现有城市文明形态——本质上仍是传统工业文明逻辑的延伸与强化——也是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多维感性压抑，任何零星的改良都显得力不从心。我们必须从感性维度进行根本性的切入与突围，开启一场旨在重塑都市人主体性结构的“新感性”启蒙。
走向超越旧理性与本能感性的新感性
“新感性”（new sensibility）作为一个批判性与建构性概念，主要由赫伯特·马尔库塞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用以对抗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压抑。李泽厚在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框架下，也对“新感性”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今天，我们重启这一概念，并非简单复述经典，而是需要紧密结合当代都市社会的特定语境——尤其是数字技术与消费主义带来的全新挑战——对其进行创造性重释与理论重构。
马尔库塞发展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敏锐指出当代文明是一种通过技术、消费和意识形态从外部社会到内部心理本能进行全面管理和压抑的文明形态。为打破这种压抑，为一种“非压抑的文明”寻找主体性基础，他提出了“新感性”的解放方案。马尔库塞意义上的新感性，表现为被压抑、奴役的生命本能的“超升”，强调“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并憧憬“一种崭新的感性将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的造物中，结合在一起”。他将审美之维提升为一个社会自由、美好的根本尺度，理想化地希望建立一个不再以市场为中介、以竞争和恐惧为人际关系基础的新文明。值得注意是，马尔库塞对新感性的具体构想，本身就包含了他那个时代对“城市文明新形态”的畅想。他曾多次提及从更新城市区域规划、改善环境，到彻底变革城市交通、减轻噪声污染的种种设想，其思想主张具有鲜明的空间、都市指向性。
李泽厚则基于其“积淀说”将“新感性”理解为“由人类自己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心理本体”，是“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成果。他强调这一过程包括感官的人化和情欲的人化，最终目标是让“总体、社会、理性最终落实在个体、自然和感性之上”。李泽厚曾批评马尔库塞将“新感性”理解为一种近乎纯自然性的、反历史的生命本能释放，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然而，这一批评本身或许存在简化之嫌。尽管马尔库塞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但他从未主张回归前文明的、未经任何社会中介的原始本能，他始终强调“新感性”是在历史与文明更高阶段上，通过政治—审美实践而解放出来的感性，它本身就包含着对既有文明成果的扬弃与转化。简而言之，马尔库塞“新感性”之“新”，正在于其历史性与社会性，它内在地以理性——一种反工具化的、解放的理性——为环节，并明确将其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与新型文明形态的基础。事实上，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李泽厚与马尔库塞虽然都谈论“新感性”，但侧重点各不相同，甚至路径刚好相反：李泽厚强调理性积淀为感性，是“理性的感性呈现”，重在历史连续性与文化传承；马尔库塞更强调理性是“生命本能的提升”，即生命本能的理性化表达，重在历史断裂与乌托邦超越。
综合二者，并针对当代都市感性压抑的症候，“新感性”应被理解为一种实现双重超越的、辩证统一的感性形态：它既要摆脱传统工具理性对感性的系统性压抑，又要克服那种原始的、片面的、容易被资本俘获的本能感性，即仅仅追求即时快感、沉溺于感官刺激的感性。其目标是实现感性与理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解与统一，达到“感性的理性化” 与“理性的感性化”。它具体体现为三个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核心维度。
一是重建与世界本真联结的生命感受力。它要求主体从过度的技术中介与虚拟体验中部分抽离，回归对原初现实直接、具身化的体验，包括唤醒对自然细微变化的敏锐感知，恢复对线下具身人际的细腻共情能力，深化对自身内在情绪、欲望与生命节律的真诚体察。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新感性”意味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感受事物；就是要把解放与惯常的和机械的感受的消亡联系在一起”。这种生命感受力的增强，有助于打破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感知麻木”与“情感疏离”，重建人与世界（自然、他者、自我）之间鲜活、有机的感性联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深刻指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新感性所要培育的，正是这种能确证人之本质力量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力。
二是提升穿透感性幻象的理性反省力。增强感受力并不意味着感性的天然合理。数字时代的感性恰恰是技术和资本理性营构出来的。因而，新感性也不是简单否定理性，而是主张一种反省的理性或批判的理性。在技术中介无处不在的都市生活中，个体必须具备一种持续性的自我审视能力，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与快感时，能清醒地质询其背后的设计逻辑、价值导向与潜在代价；在面对海量信息与感官刺激时，能辨析哪些是源于本真需求，哪些是被资本与算法精心塑造的虚假需求；在面对各种沉浸式体验与情感营销时，能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避免沦为外在感性刺激的被动“效应器”。“善假于物”（《荀子·劝学》），“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这种理性反省力，是防止感性重新陷入异化牢笼的免疫系统，它确保感性体验的解放方向，使其始终指向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外在的控制与剥削。
三是指向更完满生命创造的生活审美力。这是新感性的价值体现与升华目标。它要求人们超越被消费主义与资本逻辑所异化的审美趣味，如符号消费、时尚跟风、网红同款甚至是以丑为美的低级趣味，转而以人的自由、和谐与全面发展为终极尺度，欣赏和创造真正能带来精神愉悦与意义充盈的审美形式。这种审美力不仅关乎对艺术品的鉴赏，更关乎将日常生活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对象——从个人生活风格的选择、居住空间的营造，到对公共空间的美学参与和社会关系的诗意建构。它鼓励通过公共艺术、社区文化创意、生态美学和生活美学实践等，推动社会整体审美环境的升级，使美不再是稀缺的装饰品，而是浸润于都市生活毛细血管中的普遍品质。
生命感受力、理性反省力与生活审美力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感受力是基础，为反省与审美提供鲜活的经验材料与情感动力；反省力是关键，对感受进行筛选、辨析与导向，确保其不被扭曲和异化；审美力是目标与升华，将经过反省的深刻感受创造性表达出来，确证人的自由本质，并反哺感受的深化。贯穿这三者的核心主线是“生命”——不是生物性的存活，本质上是充满自觉、创造、意义与关联的“美好生活”（well-being, eudaimonia）。这种新感性的培育，可谓构建城市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工程。一个仅由高效基础设施、智能管理系统和经济增长数据堆砌而成的城市，只是一个高级的“社会机器”。只有当居住其中的市民普遍具备了这种新感性，能够敏锐地感受城市脉动、理性地批判城市问题、审美化地参与城市创造，城市才可能从冰冷的物理容器和功能系统升华为一个有机的、有温度的、不断生长的文明生命体。
新感性启蒙的实践路径
理论澄清旨归于指引实践。将新感性启蒙从哲学构想转化为都市现实，需要系统、多维的实践路径，最终将城市从“机器隐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塑为以“生命体隐喻”为核心的文明新形态。
一要倡导技术人文主义，为数字时代的城市技术嵌入价值理性。新感性启蒙绝不是反技术，而是要求技术发展必须走人文主义之路。技术人文主义主张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应是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将尊严、自主、公正、美感等人文价值作为内在尺度，嵌入技术研发、应用与治理的全过程。当前许多所谓的“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陷入智能管控城市的误区，市民沦为被动态监控和数据提取的对象。与此不同，从技术人文主义视角出发，城市技术应当以赋能市民感性发展为重要目标。比如，利用环境传感与数据可视化技术，增强市民对城市生态的直观感知与主体意识；利用数字平台促进基于共同兴趣的线下社群联结，提升市民归属感；设计具有包容性的智能公共服务尤其是关照边缘群体的感性需求，体现文明的普惠性等。总之，技术应成为延伸和丰富我们感受力的“义肢”，而非隔绝我们与现实的“屏障”。
二要推动城市空间的感性重构，创造激发新感性的场所。城市规划必须突破以功能分区和效率最优为核心的传统范式，转向以人的具身化体验与感性需求为标尺的空间生产逻辑。要重构自然亲近空间，不是将自然作为点缀的景观，而是通过生态廊道、可接触绿地、社区花园、亲水岸线等设计，让自然重新融入日常生活，唤醒市民对自然的敬畏、热爱与共生意识。要打造深度交往公共空间，设计鼓励停留、非功利性互动与自发活动的公共场所，提供舒适的环境与灵活的设施，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偶遇、交流与情感联结，对抗都市生活的原子化。要塑造地方文化记忆空间，从城市建设走向城市更新，避免大拆大建，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历史文脉与当代生活的感性融合，让市民在空间中能感受到时间深度，形成地方认同。要充分发挥想象力——马尔库塞在康德基础上特别强调的、作为沟通感性与理性之中介的、具有生产性的想象力——在空间设计中的关键作用。
三要实施制度保障与治理转向，将感性维度纳入城市治理核心。城市治理需要从以理性管控为核心，转向一种尊重、回应并培育市民感性需求的共情治理模式。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根据社交媒体情绪分析、公共空间人流与行为数据等，绘制城市“情感地图”，精准识别市民在安全感、愉悦感、压力感等方面的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感性维度的依据。开放城市规划与社区更新的决策过程，通过工作坊、参与式设计、公民陪审团等形式，鼓励市民深度参与关乎自身生活环境的决策，将感性经验与地方性知识纳入治理考量，增强市民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感。在数字时代高度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都市社会中，要通过公共教育、模拟演练、信息透明等方式，提升市民对各类风险的认知、心理承受与应对能力——这本身就是在培育一种融合感性与理性的生存智慧。
四要促进再道德化与生存理性的再生产，夯实新感性的价值根基。新感性启蒙必须内在触及价值、意义层面，否则就会滑向肤浅的享乐主义或相对主义。一方面要推动再道德化。新感性为道德提供了鲜活的感性基础，而理性反省力则保障了道德判断的普遍性与自律性。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共情伦理、“慎独”的修养工夫，都与新感性启蒙强调的感受力与反省力高度契合。城市文明新形态需要这种基于深刻感性体认与理性自觉的、新型的道德主体。另一方面要实现生存理性的再生产。这里所说的生存理性是一种立基于风险时代、自觉应答人类生存根本危机的公共理性。它具有普遍主义关怀和生成性、反思性、公共性的特征。新感性启蒙通过培育全球视野、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感知与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素养，为城市文明在动荡世界中保持韧性、持续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存智慧。李泽厚强调，作为“自然人化”成果的新感性，是“对人类生存所意识到的感性肯定”，正是此意。
数字时代现有的城市文明形态，在深层结构上仍是传统工业文明的遗产，其核心隐喻是“机器”——追求部件精确、运行高效、产出可测。然而，机器不会有生命感受，不会审美，也不需要意义。当我们将城市视为机器来规划和治理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被“零件化”，其丰富的感性需求被漠视、压抑。新感性启蒙所推动的城市文明新形态，其根本隐喻是“生命体”，以技术为“神经系统”、新感性为“血肉与灵魂”、再道德化为“道德脊梁”、生存理性为“生存智慧”。这样的城市，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冰冷的管理对象，而是与市民共生共荣、相互塑造的有机整体。它将以科技理性、人文价值与感性生命的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为理想，最终成为能够滋养生命、安顿心灵、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诗意栖居之地。实现这样的目标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以新感性启蒙为切入点，至少为我们指明了超越当下数字时代的都市困境、开启文明新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