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因“辞”见义与比“例”推义——论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的方法论异同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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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晓东  

摘    要:“辞”与“例”都是治《春秋》的关键要素,欲明《春秋》大义,或因“辞”以见义,或比“例”以推义。在两汉《公羊》学传统中,董仲舒于“辞”法的发明最具代表性;何休则以系统揭橥《春秋》之“例”为其方法论特色。就以“辞”显义而言,在诠释《春秋》过程中具有具体性、灵活性、主观性之特色,然其失则易流于任意,甚至有过度诠释的嫌疑。就比“例”推义而言,则具有体系性、规范性、严密性诸优点,然其失则在于拘执与机械。这两种诠释方法各有优劣,只有相资为用,才能共同引领我们进入孔子《春秋》“微言大义”的世界。

关键词:《公羊传》;《春秋》;辞例

段熙仲指出,“治《春秋》当于其辞、其事、其义、其例求之”(段熙仲,凡例,第1页)。孔子作《春秋》,因鲁史旧文而笔削之。鲁史旧文者,《春秋》所记之“事”也;笔削者,孔子所修之“辞”也,司马迁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学者指出:“‘笔削’所针对的对象,就是‘辞’。”(黄铭,第33页)所谓“辞”,是指《春秋》经中具体的书法,诸如对人物的称谓,对动词、时间的标记等一切具有表义功能的语言单位。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段熙仲即认为,孔子修《春秋》,“因鲁史加王心”,“于属辞见之”,还指出:“曰‘窃取之义’,曰‘有罪焉尔’,是孔子修辞之旨也”。(参见段熙仲,第153页)因鲁史旧文而笔削之旨,也即孔子所立之“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修《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可见在孔子那里,《春秋》之“义”,事实上通过“辞”而得以显明。

《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颖达疏云:“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礼记正义》,第1904页)皮锡瑞认为,“‘属辞比事’即‘比例’”(《皮锡瑞全集》第6册,第566页)。是以两汉以来,治《春秋》者多以“例”解经。程子曰:“《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二程集》,第1092页)所谓“例”,实乃《春秋》用“辞”之法则与条理的归纳与总结。“例”既是“辞”法的归纳与总结,则设“例”的目的,显然也是要由“例”去推演“义”,即如阮芝生所说,“后人读《春秋》亦当由例以‘见’义”(阮芝生,第160页)。

由上可见,“辞”与“例”都是治《春秋》的关键要素,欲明《春秋》大义,或因“辞”以见义,或比“例”以推义。就治《春秋》的方法论而言,因“辞”见义与比“例”推义,事实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在两汉《公羊》学传统中,董仲舒于“辞”法的发明最具代表性;何休则以系统揭橥《春秋》“例”为其方法论特色。通过对董仲舒与何休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对作为方法论意义之“辞法”与“例法”的异同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由此彰显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之方法论得失。从诠释学的角度看,“辞”与“例”构成了经典诠释活动中的两个基本维度,“辞”指向文本的具体表述及其特殊性,“例”指向文本背后的规则体系及其普遍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董仲舒与何休的差异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这种方法论超越《春秋》学本身,可延伸至对一切经典诠释活动的反思。

一、因“辞”见义:董仲舒的“辞”论

《公羊传》解《春秋》,十分重视“辞”的用法,段熙仲所著《春秋公羊学讲疏》之《属辞》编的第一章即《述传》,也就是述《公羊传》对“辞”的论述。而董仲舒说《春秋》,也十分重视《春秋》之辞,“辞”在董仲舒《春秋》诠释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解《春秋》最重要的特色是通过对“辞”的分析来彰显《春秋》的微言大义,这正如黄铭所指出:“我们可以将董仲舒对于辞的论述,看作董仲舒《春秋》学的方法论。”(黄铭,第103页)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辞“体天之微”,故为人所“难知”。(参见《春秋繁露·精华》)因而在《春秋》文本中,用“辞”极为谨慎,有所谓“《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的说法。(同上)段熙仲述董仲舒二十二类“辞”的用法中,有“用辞去著”(段熙仲,第158页)之说,这是董仲舒以“辞”显“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意思是说,《春秋》对于已经显明之义,就不用专门的文辞来彰显它;但对于不明显的《春秋》大义,则要用专门的文辞来彰显其大义。例如,《春秋》宣公十一年,“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这里的“楚人”实指楚庄王。《春秋繁露·楚庄王》指出,楚庄王是贤君,夏征舒有弑君之重罪,董仲舒认为,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是贤君讨重罪,人人都认为这是善的行为,但需要在其善行中彰显不善之所在,是以贬“楚子”而称“楚人”,以示不与人君之“专讨”。至于楚灵王讨齐庆封亦是专讨,《春秋》直书“楚子”而不贬,是因为我们已从齐桓公、晋文公与楚庄王那里看到,《春秋》不予其专地而对、致王而朝、专杀而讨。齐桓公、晋文公与楚庄王皆《春秋》之贤君,而《春秋》仍不许其所为,由此可见,诸侯之不得专封、专讨,其道理已甚显明,所以可以不贬楚灵王而径称之为“楚子”。与此同时,因为庆封罪大恶极,《春秋》通过书“楚子”亦可以见“伯讨”之义,以著庆封之罪宜死。此即体现了《春秋》用辞的原则,“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春秋繁露·楚庄王》)。

由上可见,《春秋》之用辞极为严谨,根据不同的所指对象,而有相应的“辞”。这是《春秋》的常规书法,是以董仲舒有“常辞”“正辞”之说。可以说,“常辞”或“正辞”是《春秋》记事明义的常规辞法,是《春秋》符合礼义要求的一般性书法,体现的是“应然”的价值体系。(参见黄铭,第49页)然而,正如黄铭所说,“历史事件往往不尽符合这个‘应然’的价值体系,所以‘常辞’不能涵盖《春秋》所有的意义”(黄铭,第49页),于是就有了“变辞”。可以说,《春秋》之用辞,不外乎“常辞”与“变辞”。

在董仲舒看来,虽然一般性的书法原则是“《春秋》事同者辞同”(《春秋繁露·玉英》),但“《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事之“所发之处不同”,“其辞不可同也”,是以必须有“变辞”。(参见同上)《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竹林》篇则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都是认为《春秋》没有一成不变的用辞规律,应当根据具体的“事”与“义”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其所用的“辞”。事实上,董仲舒论“辞”,更多着眼于“变辞”,并从“变辞”中去努力阐发《春秋》的大义。

就“变辞”而言,首先是“辞”随“事”变。于《春秋》而言,中国有礼义而夷狄无礼义,因此,“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是《春秋》的“常辞”。(参见《春秋繁露·竹林》)鲁宣公十二年,《春秋》记晋楚邲之战云:“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这里楚为夷狄,晋属中国,根据《春秋》常辞,晋应当序于楚之上,这正如徐彦所说的:“内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叙晋于楚子之上,正是其例。”(《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62页)但是,邲之战的情况比较特殊的是,楚国战胜郑国之后就立马退兵,不取郑国的土地人民。是以董仲舒称“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又称“楚变而为君子”。(参见《春秋繁露·竹林》)而在楚国已经退兵的时候,晋国荀林父率领救郑的军队前来请战,是以董仲舒说:“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春秋繁露·竹林》)所谓“贱之”,“不使得与贤者为礼”,体现在用辞上,即序荀林父于楚庄王之前。根据《公羊》的夷夏进退之说,楚庄王的善行使楚国被视同诸夏,故楚庄王可以被视同诸夏国君。又根据“大夫不敌君”这一《公羊传》的原则,当贬荀林父而称“晋人”。经文不贬荀林父,被认为体现了晋国的无礼,故《公羊传》说:“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徐彦指出:“楚庄德进行修,同于诸夏,讨陈之贼,不利其土,入郑皇门而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宁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是晋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于其上?既序人君之上,无臣子之礼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恶晋’也。”(《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62页)在这一意义上,董仲舒称“邲之战,偏然反之”。所以“偏然反之”,正是因为“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从而就要“移其辞以从其事”。(参见《春秋繁露·竹林》)这也意味着无法用“常辞”来加以表达,这就是所谓的“辞随事变”。

在董仲舒看来,“辞”不仅随“事”而变,还要随“义”与“指”而变。如《公羊传》将战争分为两种,一种是偏战,另一种是诈战,《公羊》以偏战为善。然而,孟子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那么,《春秋》对战争到底是什么态度呢?董仲舒认为,即使《春秋》所认为是善的“偏战”,也不过是“善其偏,不善其战”而已,偏战是“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参见《春秋繁露·竹林》)也就是说,偏战是合乎礼的战争形式,“善其偏”,即表彰其守礼的形式;“不善其战”,即战争本身不值得嘉许。因此,就其守礼而言,是“不义之中有义”;就战争本身来讲,虽然能守礼义,但仍然是不义的,即“义之中有不义”。因此,关于偏战,如钟肇鹏所说,“用语言是难以完全表达清楚的”(钟肇鹏,第87页)。故董仲舒称“辞不能及”(《春秋繁露·竹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察用“辞”背后所要表达的“指”意,正如苏舆所说,“旨有出于词之外者”(苏舆,第51页),所以“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繁露·竹林》)。苏舆又称,“指,即孟子之所谓义”(苏舆,第50页),是以《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也就是说,对董仲舒而言,《春秋》之义才是用辞的根本性原则,故称“《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正因为辞随事变,辞随义变,所以在董仲舒那里,《春秋》又有“诡辞”。庄公三年,齐国将发动灭纪的战争,《春秋》记载纪侯的弟弟纪季“以酅入于齐”。《春秋公羊传》曰:“‘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纪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鲁子曰:‘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如果就事论事,纪季以地叛国,董仲舒借难者之口称其“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春秋》理当贬绝之,而《公羊传》以之为贤,是以董仲舒认为“贤者不为是”,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纪侯使之”。(参见《春秋繁露·玉英》)当时齐大纪小,纪侯深知纪不敌齐,纪国必亡,但纪侯身为国君又不可以下敌,故使其弟纪季以酅入于齐,以期能为祖先的宗庙保留一点香火。在董仲舒看来,这就是《春秋》书法中的“诡辞”。所谓“诡辞”,其特色是“不以实告人”,具体来说它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诡其实以有避”(《春秋繁露·玉英》),如纪季“以酅入于齐”;另一种是“易其名以有讳”(同上),如闵公元年,经书“齐仲孙来”,《公羊传》认为此仲孙即鲁国的公子庆父,谓之“齐仲孙”,是“外之也”,以为鲁闵公与公子季友讳受弑君之贼人。要之,诸“诡辞”皆是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大恶。然而,“诡辞”因为“诡其实”与“易其名”,其事实真相往往难为我们所知,故苏舆认为,“《春秋》诡辞,门弟子当有口说传授”(苏舆,第83页)。也就是说,“诡辞”如果没有师师口传,则难以为我们所知,即使如此,苏舆又说,“秦汉之于春秋,若今日之于明季,年代未远,源流相接,说之者尚可由诡辞得其委曲,然亦不必其密合而无失也”(同上)。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诸“诡辞”皆有起文,即可根据上下文来推知事实,此亦即董仲舒所谓“随其委曲而后得之”(《春秋繁露·玉英》)。

董仲舒之辞法,除了从事而变、从义而变之外,还有情感的因素,即对所述对象之情感的不同,相应的书法也要作出改变,如他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春秋繁露·楚庄王》)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三世书法不同,比如同样是未逾年国君被弑,子般卒书日,子赤卒不书日,因为子赤在所闻世,不忍心书其被弑之日,是痛国君之被弑;而子般卒之所以书日,是因为子般在所传闻世,时间较所闻世为远,情感较所闻世为疏,根据“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同上)的原则,故子般卒忍心书日,即所谓“杀其恩”。这样,对于性质相同的事件,而书法不同,董仲舒认为,这是“与情俱也”。在董仲舒那里,这种“与情俱也”之辞,有“微辞”“温辞”“婉辞”等,从中可见董仲舒“与情俱”之辞的内涵与特色。

“微辞”见于《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孔广森称,“微辞者,意有所托而辞不显,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庄存与、孔广森,第676页),即用隐微不显的文字表达对恶行的讥刺贬绝。如定公元年书“春王”、不书“正月”,何休认为即“微辞”之一。从“常辞”来讲,新君即位,应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定公元年仅书“元年春王”,徐彦疏称,“为微辞者,实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无正月”(《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49页),即《春秋》不书“正月”以见定公即位不具合法性。而定、哀之所以多微辞,何休曰:“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同上,第1050页)董仲舒则说,“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春秋繁露·楚庄王》)。董仲舒与何休的意思基本是相同的。

至于“温辞”,《公羊传》中并没有这一说法,在《春秋繁露》中也仅仅在《楚庄王》一见。根据董仲舒的表述,所谓“温辞”,是要“知其塞怨”(同上)。也就是说,《春秋》使用“温辞”,是要表达情感上的“塞怨”。孙诒让云,“《鬼谷子·权篇》‘忧者,闭塞而不泄者也’,即此塞怨之义”,苏舆称“塞怨,犹幽怨”,俞樾认为“温,当读为蕴,古字通。蕴辞,谓蕴蓄之词,即上所谓微其词者”。(参见苏舆,第12页)钟肇鹏以俞说为是。(参见钟肇鹏,第23页)

泛泛而论,“温辞”可被视为“微辞”。但董仲舒称,“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春秋繁露·楚庄王》),这句话紧接着“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同上)一语而来,是理解“温辞”之内涵的另一关键提示。董仲舒称,“于内,讳而不隐”,指对于鲁国国内君父之恶,要委婉地为之“讳”,但“讳”并不是隐瞒不说,在讳的同时仍然有“起文”予以提示事实的真相,甚至讳本身也是一种谴责,只不过是委婉地谴责而已,是以苏舆说“辞愈婉而怨愈深”(苏舆,第12页)。董仲舒又说“于外,道而不显”,则指《春秋》记载鲁国以外犯上作乱大恶之事,书其事以著其恶,但同时又不加以显扬。这也是一种委婉的用辞方式,则“温辞”不仅仅是对内讳的措辞,也包含对外大恶的用辞方式。就此而言,“温辞”的范围要大于“微辞”,“微辞”则是一种特殊的“温辞”。

董仲舒又有“婉辞”之说,称《春秋》鲁昭公十二年所书“晋伐鲜虞”是一种“婉辞”(《春秋繁露·楚庄王》)。“晋”是国名,对夷狄的七等称谓中第二等便是“国”,称国有视之为夷狄之意,故董仲舒说,“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同上),又说“何其不夷狄也”(同上)。然而,董仲舒又说,“谓之晋而已,婉辞也”(同上),这便颇难以理解。就字面意思来讲,“婉辞”就是委婉地措辞。然而,为什么董仲舒认为《春秋》“谓之晋”为“婉辞”呢?苏舆注曰:“卫伐凡伯,晋败王师,直书为戎。此第去爵号。以彼例此,犹是婉辞。”(苏舆,第8页)也就是说,称“晋”较称“戎”而言,还是显得委婉一些。但苏舆的注本身是有问题的,黄铭分析指出,“晋败王师,直书为戎”的说法并不符合董仲舒的意思,“卫伐凡伯”则是《穀梁传》的说法,也不符合董仲舒的意思。(参见黄铭,第86-87页)于是黄铭另辟蹊径地指出,“‘婉辞’之为‘婉’,是基于‘以仁治人,以义正我’的精神,而对于邻敌也采取包容之心。由此我们认为,‘婉辞’体现的就是恕道”(黄铭,第88页)。黄铭之说有一定道理,但是,似乎没有进一步体会董仲舒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色彩。董仲舒在论述这段文字时,是站在鲜虞的立场以一种悲愤的心情控诉晋国,其怨望之情跃然纸上,全文几乎没有任何恕道的色彩,如余治平所说,这“是对晋国的严厉批评”(余治平,第5页)。既然如此,“婉辞”之委婉,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是以有学者就直接否定“婉辞”之“婉”具有委婉含蓄之意。陈徽指出,“婉辞是对诸夏诸侯伐中国的大恶之行夺爵直斥之辞,此‘婉’非婉转、含蓄之义”(陈徽,第53页)。但如果否定“婉辞”之“婉”具有委婉之意,那“婉”字又当作何解?对此笔者试图给出另外一种解释。“婉辞”之“婉”字,或可读为“宛”或“惌”。《说文解字》未收“惌”字,其解“宛”字曰:“屈艸自覆也。从宀夗声。惌宛或从心。”段玉裁称:“屈艸自覆者,宛之本义也。引伸为宛曲、宛转。……宛与蕰,蕰与郁声义皆通。”(段玉裁,第341页)《集韵·迄韵》:“愠、惌、宛,心所郁积也。”《类篇·心部》:“惌……心所郁积也。”如果“婉辞”之“婉”作“宛”或“惌”,则“婉辞”即可解为愠郁之辞。如果作这样解,则可以与上下文的文义相吻合,即以“晋”来称呼晋国,恰恰是鲜虞人悲愤愠郁的体现。

总之,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常辞”与“变辞”的分析,来呈现《春秋》之大义。对于《春秋》而言,固然离不开“常辞”作一般性的大义之载体,但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变辞”,才可以如《春秋繁露·玉英》所说的,“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从而能更充分地彰显出《春秋》的微言大义。

二、比“例”起义:何休的“例”法

何休也精于《春秋》之辞法,段熙仲就列举了何休论辞的五十例(参见段熙仲,第162-164页),另外又有“何君雅训”百余例(参见段熙仲,第165-177页),从中亦可以看出何休之辞法的特色。但相对而言,何休之《公羊》学,不论是作为方法论上的自觉,还是他在《公羊》学上的贡献,都是以“例法”为主。所谓的“例”,指的是对《春秋》经文书法规则的归纳和总结。它不是简单地对相同事件使用相同措辞来进行事实的描述,而是试图从措辞的异同中提炼出具有规范意义的解释原则。例如,如果《春秋》对某一类事件总是书“日”,对另一类事件总是书“时”,那么“日”与“时”的差异就被认为承载了褒贬轻重的不同含义。何休的工作,就是将《公羊传》中零散出现的这类观察系统化、普遍化,使之成为可以推演全经的解释框架。

西汉《公羊》经师中,胡毋生著有《条例》,亦以阐明《春秋》之例法为旨归。但正如刘逢禄所说,“胡母生虽著《条例》,而弟子遂者绝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书之显亦不及《繁露》”(刘逢禄,第3页)。汉代《公羊春秋》立于学官者,以董仲舒后学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为主,但在何休看来,严、颜两家之说多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又有“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者,从而使得“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参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序,第4-7页)正是两汉以来《公羊》学传承过程中的混乱状态,使得何休为之悲悼不已。也正是如此,何休才发奋而作《公羊解诂》。在《公羊解诂》的序言中,何休指出:“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春秋公羊传注疏》,序,第9页)可见,在何休看来,他著《公羊解诂》,就是延续胡毋生例学的传统,一方面进一步归纳总结《春秋》经传本有的条例,另一方面则借其所归纳与总结的条例使《公羊》的义理得以整齐与规范。徐彦称“何氏自言规矩《公羊》,令归正路矣”(同上),此即所谓的“隐括使就绳墨”。从此之后,以“例”解经遂成为后世《公羊》学的主流学说。

从现存的文献看,何休本人对“例”本身并没有什么理论性的论述,其以“例”推“义”,都具体体现在对《春秋》经传的诠释之中,也就是说,他对“例”的总结散见于《公羊解诂》之中。他对“例”学的贡献,体现在对《公羊传》中的条例进一步归纳与总结,并从中引申出诸多新的条例。《公羊传》本身就存在一套例法,段熙仲在《春秋公羊学讲疏》的《释例》篇中专门就有《传例》一章,认为《公羊传》有正例、变例、推变例而为之例三种例法。(参见段熙仲,第227页)在此基础上,何休根据《春秋》的书法规律,总结出诸多新的“例”。如《春秋》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庙”,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何休就据此总结出一条《公羊传》原先没有的条例,即“失礼鬼神例日”(《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6页)。又如,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庄公六年“秋,公至自伐卫”,僖公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齐”,何休即据此归纳总结出“致例时”(同上,第188页)这一书法条例。可以说,正是何休对“例”的归纳、总结与发挥,产生了大量新条例,大大丰富了《公羊》“例”学的内涵。是以有学者认为,“何休发明的《春秋》例法既绵密完备、富有层次,也本末兼具、义理显明,其于公羊学例法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可谓大有功,不愧为后汉公羊学之大成者”(陈徽,第59页)。

据徐彦所作《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著有《文谥例》一书,该书虽不传,但徐疏称,“《文谥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页)。赵伯雄认为《文谥例》“可以看做是整部《解诂》的提纲”(赵伯雄,第222页)。黄开国认为《文谥例》提到的“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就是“何休以例说经的大纲”(参见黄开国,第351页)。这些说法大体上可以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始”“三科九旨”等是何休“例”学体系中的最根本的大例。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何休的“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三科九旨”等基本条例,即张三世例、通三统例与异内外例,以及与通三统例相关的王鲁例等;另一类是具体解经的书法条例,如时月日例、名例、崩薨卒葬例等。

正如董仲舒论“辞”法,由“常辞”与“变辞”而展开,何休对“例”法的应用,也是从“正例”与“变例”来推衍《春秋》大义。鉴于“例”必须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同时“《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皮锡瑞全集》第6册,第568页),因此我们不妨以“时月日例”为对象加以考察。“时月日例”是何休对《春秋》记时间规律的总结,也是何休《解诂》中比较典型的一种例。段熙仲指出,“何邵公于时、月、日之例,言之特详,凡《传》所未及者,皆一一钩稽全经补之,且为之说,详略之旨因此以明,其为后人指摘亦在此”(段熙仲,第253页)。一般来说,书日记事最详,书时记事最略,书月则介于二者之间。那么,对恶行记载越详,则对它的谴责越重;对恶行记载越简略,则谴责相对较轻。反过来,对善行记载越详,则对善的褒扬越大;对善的记载越简略,则对善的褒扬就越少。例如,国君被弑,若成君,例书日如隐公四年,“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何休《解诂》曰:“日者从外赴辞,以贼闻例。”(《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9页);若未逾年君被弑,则例书月。因为于《春秋》而言,弑成君与弑未逾年君虽然都属弑君,但弑未逾年之君罪略轻又比如,灭国例月(参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0页),取邑例时(同上,第68页),则取邑较灭国罪差轻。

时月日有常例,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变例”来彰显《春秋》之大义。在何休那里,“时月日例”几乎涵盖《春秋》所记的所有事件,我们在此姑且以盟会的“时月日例”来看何休是如何运用正变例的。在《公羊传》看来,“古者不盟,结言而退”,何休认为,“盟者,杀生歃血,诅命相誓,以盟约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1页),是以他说:“凡书盟者,恶之也。为其约誓大甚,朋党深,背之生患祸重。”(同上,第22页。标点略有改动)既然《春秋》恶盟,则书之越详,恶之越深。在何休看来,春秋之世,盟会大多不具信用,所以他在隐公元年注曰:“君大夫盟例日,恶不信也。”(同上)此可见书日为记盟之常例。但盟会又有书月、书时两种。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这里之所以书月,何休称:“此月者,隐推让以立,邾娄慕义而来相亲信,故为小信辞也。”(同上)也就是说,邾娄仪父能慕义而与鲁隐公相亲信,因此眛之盟较常规的盟会来说,略有可采取处,但同时又如徐彦所说的,“不为大信者,以下七年‘秋,公伐邾娄’,是其背信也”(同上。标点略有改动)。所以《春秋》只能许之以“小信”,不书日而书月。

由此可见,对于盟会而言,如果“不信日”为正例,那么“小信月”“大信时”则是变例。然而,庄公二十三年,《春秋》书“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此鲁庄公与齐桓公之盟会,按例当不书日,对此《公羊传》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尔?我贰也。鲁子曰:‘我贰者,非彼然,我然也。’”何休注云:“我行污贰,动作有危,故日之也。”(同上,第303页)按传文与何休的意思,并不是因为齐桓公的盟会有不信,而是鲁庄公多次行淫于齐,多有污贰之行,从而书“甲寅”以危之,此则变例之中的变例。

又鲁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羊传》曰:“孰及之?内之微者也。”何休注曰:“微者盟例时,不能专正,故责略之。此月者,隐公贤君,虽使微者,有可采取,故录也。”(同上,第34页)在何休看来,大信时、小信月,不信日的条例是相对于国君与大夫而言的,至于所谓“微者”,即大夫之下“士”这一层级的人,在时月日的书法上又有所区别。何休总结称“微者盟例时”,这相对于尊者之盟,自是变例,但对于“微者”来说,亦是正例,这也就是段熙仲所说的“推变例而为之例”。之所以“微者盟例时”,因为微者地位低下,没有自主的权力,即“不能专正”,所以责之以轻,故不书日而略书时。不过,何休又认为,鲁隐公是贤君,虽然派遣微者,也有可取之处,则责之略重,详而书月,则又是“微者盟例时”这一例下的变例。

又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公羊传》曰:“齐高傒者何?贵大夫也。曷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传文之所以认为不是微者,而是鲁庄公与高傒盟,何休指出:“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当书名氏。”(同上,第297页)也就是说,如果是微者盟,则从例上讲应该书时,而不应当书日。而从经文书“丙申”,可知此盟者不是微者,而是鲁庄公。

从以上诸例看,《春秋》通过“正例”与“变例”的交互运用,寄托褒贬微意。这是何休以“例”解经的第一个特色。此外,何休用“例”还有第二个显著特征,即将不同类型的“例”交互使用,特别是将“三科九旨”“王鲁”等根本例与具体解经的书法条例交织在一起,并将具体的书法条例涵摄于“三科九旨”等根本条例之中,从而彰显《春秋》大义。

例如,何休论张三世例,将《春秋》两百四十二年视作孔子借《春秋》之书拨乱反正的三个不同世代,不同世代书法不同,拨乱反正过程中的治法也就不同。在所传闻世,录大略小,意味着只治大国而不治小国,因此,体现在书法上,“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8页),即大国书大夫的名氏,小国不书大夫,只略而称人;大国国君卒书卒书葬,小国国君卒不书卒不书葬。到了所闻世,始录小国,因此“小国有大夫”(同上),即始书小国大夫的名氏,同时始书小国卒葬;至所见世,则大国、小国一视同仁。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按照三世例,此时在所传闻世,应该小国不书大夫名氏,但这里书“世子射姑”,则是“有大夫”,何休认为,是时“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礼,恐卑,故使自代朝”(同上,第166页),世子代朝明显非礼,故《公羊传》说“讥父老子代从政”,何休则说:“小国无大夫,所以书者,重恶世子之不孝甚。”(同上)也就是说,通过在所传闻世书曹国有大夫,是讥曹世子代父从政之不孝。

如果按照上述三世说,在所传闻之世,小国国君不录卒葬,到了所见世,既然“小大若一”,那么小国国君之卒葬就同于大国,如哀公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何休注曰:“哀公著治大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同上,第1146页)那么所闻世介于二者之间,正如何休所说,“小国始卒,当卒月葬时”(同上,第167页)。这里“始卒”,即所闻世开始记小国国君之卒葬,表现在时月日例上,当卒书月,葬书时。也就是说,所传闻之世,小国国君不录卒葬;所闻世,卒月葬时;所见世,卒日葬月,这可以说是小国国君卒葬的“常例”或“正例”。然而,桓公十年,“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何休注曰:“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来朝,《春秋》敬老重恩,故为鲁恩录之尤深。”(同上)按桓公在所传闻世,本不该书小国国君之卒葬,但因为曹桓公遣世子来朝鲁,《春秋》出于“敬老重恩”的考虑,遂书曹伯之卒葬。又宣公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寿卒”。何休注曰:“日者,公子喜时父也。缘臣子尊荣,莫不欲与君父共之,故加录之,所以养孝子之志。”(《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69页)宣公在所闻世,按常例当卒月葬时,而在此书日者,何休认为是因为曹伯寿为公子喜时之父,而《公羊传》在昭公二十年述喜时让国的故事,并褒之为贤。(参见同上,第976-977页)在上述两例中,何休都是将“张三世例”与“时月日例”交织运用,同时又通过“张三世例”来统摄“时月日例”,进而说明《春秋》之大义。

从上述何休对“例”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何休一方面通过以“三科九旨”等为核心的基本条例,建立起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具体的书法条例,与“三科九旨”等基本条例相结合,并通过“正例”与“变例”的交相运用,使其《公羊》学体系更加细密,更具有体系性。

三、辞法与例法的得失

从上可见,董仲舒论“辞法”,主要是通过“正辞”或“常辞”与“变辞”的相互关系来彰显《春秋》大义;而何休设“例法”,也是通过“正例”或“常例”与“变例”之交互关系来推演《春秋》大义。在这一意义上讲,“辞法”与“例法”的功能十分接近,甚至可认为,“辞法”就是“例法”,盖如程子所说,“《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二程集》,第1092页),“例”既然是对“辞”法的总结与归纳,则“《春秋》的例法之设往往需借辞法而成”(陈徽,第42页),这亦即苏舆所称“《春秋》,即辞以见例”(苏舆,第95页)。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或将“辞法”与“例法”等而视之。但“辞”与“例”毕竟有别,二者虽密切相关,但所关注却不尽相同,其方法论之特色也大相径庭。

通过上文对董仲舒之“辞法”的讨论,我们可对董氏之“辞法”的特色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就董仲舒的“辞法”而言,往往是就某一具体的事件来讲其所当用之“辞”,因而“辞”才可以随“事”而变,可以随“义”而变,也可以因“情”而设,可以有所谓“诡辞”等。这意味着“辞”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从而董仲舒才有“《春秋》无通辞”或“《春秋》无达辞”的说法。第二,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辞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既然“《春秋》无达辞”,那么,对“辞法”灵活地运用,就可以突破文辞与条例的局限性,一方面补救所谓“辞穷”之失,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灵活运用“辞法”,更好地发挥《春秋》之大义。第三,出于这样一种灵活性,使得董仲舒解读《春秋》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使得他作为诠释者本人始终在场,通过对《春秋》的解读表达自身的思想。这些特色是“辞法”的优点所在,但也是其缺点所在。过于强调用辞与具体事实之间的关联,则无法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解经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过于灵活与主观的诠释,则可能在对经典进行诠释时流于任意,从而有过度诠释的嫌疑,这也就是何休所批评的“倍经任意、反传违戾”(《春秋公羊传注疏》,序,第4页)。

如《春秋》僖公九年记“冬,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奚齐为晋献公之子,是时晋献公已卒,奚齐为未逾年国君。按《公羊传》所说的书法,未逾年君当称“子”,也就是说,按照董仲舒所讲的“正辞”,这里当称“子奚齐”,而经书“君之子奚齐”,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借“难者”之口质疑,何以“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休则说:“欲言‘弑其子奚齐’,嫌无君文,与杀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与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则弑未逾年君之号定,而坐之轻重见矣。”(同上,第417页)按何休之意,如果《春秋》书“晋里克弑子奚齐”,则体现不出奚齐是国君的身份,可能使读者误认为奚齐是一个大夫;但如果书“晋里克弑其君奚齐”,则与弑成君的书法一样,体现不出奚齐是未逾年君,因此只好书“君之子”,以体现里克所弑者为未逾年君。据何休的这一说法,《春秋》书“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是未逾年君名例书“子”的变例。但董仲舒的解读完全不同。董仲舒认为,晋国是鲁国的同姓之国,因姬之故,申生、奚齐、卓子三君相继而死,是为“天下之所共痛”,究致祸原因,则在于奚齐“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因此,不书正辞“子”,是“夺晋子继位之辞”(参见《春秋繁露·精华》),以示对奚齐的谴责,亦是为同姓之国痛三君无罪而受死,从而表达一种“痛之中有痛”的心情。董仲舒又将奚齐之死与公子舍之死的书法做一对照分析。文公十四年,《春秋》记“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公羊传》曰:“此未逾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杀之,成死者而贱生者也。”舍与奚齐一样,同样是未逾年君,按“正辞”当书“子”,而《春秋》直接以成君来称呼他,称“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公羊传》认为,公子商人本当立,但担心齐昭公潘加害于他,于是假意先立舍,然后又弑而自代,故《公羊传》称“己立之,己杀之”。是以何休说,“恶商人怀诈无道,故成舍之君号”(《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79页),即《春秋》通过成舍之君号,来谴责商人之怀诈弑君无道。而董仲舒却认为,齐是大国,公子商人之弑舍,是“恶中之有恶”者,故其祸也重。(参见《春秋繁露·精华》)如果将上述《公羊传》的文本及何休的注释与董仲舒的解说作一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董仲舒的论述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均为未逾年国君之被弑,但董仲舒区别称之为“痛中之有痛”者、“恶中之有恶”者,称“晋祸痛而齐祸重”,又称“《春秋》伤痛而敦重”。(同上)这种解释很难说客观地体现了《春秋》书法的特点。

与董仲舒“辞法”的具体性、灵活性、主观性之特色相对应的是,何休的“例法”也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一,“例法”既然是对《春秋》用“辞”规律的总结,那么,“例法”就更具有系统性与体系性,事实上,何休就是借“例法”建构起整个《公羊》学的理论体系。第二,“例法”既然要对《春秋》之书法起到整齐绳墨的作用,也就意味着它具有规范性,即具有客观性,否则对《春秋》的解读就可能言人人殊,从而无法取信于学者。第三,何休的“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章句之学,它的规范性与客观性使其具有极强的学术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学术性使得《公羊》学日益成为一种逻辑严密的专门之学,它在东汉末年对于矫正严、颜二家说《公羊》“倍经任意、反传违戾”的流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与以贾逵为代表的《左传》学者争胜的过程中,力挽当时《公羊》学的颓势。但是,正如“辞法”有其缺失一样,“例法”也有诸多缺点。苏舆称:“无达辞,犹云无达例也。”(苏舆,第95页)《春秋》是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许多学者对此都有质疑,程子说:“然有事同而辞异者,盖各有义,非可例拘也。”(《二程集》,第1092页)苏舆说:“大抵《春秋》先义法,后比例,以义法生比例,非缘比例求义法也。”(苏舆,第46页)阮芝生也说:“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阮芝生,第160页)也就是说,“例”当以“义”为本,而不可先设定一个“例”,再通过“例”去推求“义”。事实上,缘“例”以求“义”,则难免拘执于“例”,从而导致滞碍难通之病。

例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何休注曰:“朝聘会盟,例皆时。”徐彦疏曰:“盟书时者,即庄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之属是也。其有书日月者,皆别著义,即不信者日、小信者月之属是也。”(《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7-48页。标点略有改动)据何、徐此说,盟之正例当书时,“不信日”“小信月”为变例。而我们在前文指出,盟的正例是“不信日”,“大信时”与“小信月”为变例。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不妨将此说与上节所讨论的有关盟会的时月例做一个对照并进行分析。首先,何休曾称,“凡书盟者,恶之也”,“君大夫盟例日,恶不信也”,至于徐彦所说的柯之盟书时,则是要著其大信,如果书时是正例,显然与何休所说的“凡书盟者,恶之也”的用意相违。其次,若是盟之正例为书月,则《公羊传》不当书“桓之盟不日”,传文称“桓之盟不日”,显然以为盟之常例当书日。再次,如前文所提及,何休称“微者盟例时”,如果盟例时,则不必特别强调“微者”之盟例时,并体现其与君大夫盟之区别,何休又称“不能专正,故责略之”,也就是说,“微者盟例时”是相对于“尊者”之盟,因“微者”位卑权轻,不能专正,所以对其责也略,从而不书日而书时,由此亦可反证“尊者”之盟例不书时。最后,何休称“莅盟、来盟例皆时”,因书时是著其大信,而“莅盟、来盟”,从“王鲁”之义讲,是因为外诸侯与内相交接,则“从内为王义,明王者当以至信先天下”(《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81页),也就是说,王者之盟当以大信先天下,所以变而书时。如果盟之常例本当书时,则“莅盟”“来盟”之书时,也不过是盟之常例而已,并无法彰显其所具有的“王鲁”之义。从以上诸方面看,前文我们所分析的盟之正例书日是合理的,而何休所说的“朝聘会盟,例皆时”,则明显与盟例日之说相抵牾,其或何休有所不察焉?

总之,在对《春秋》的诠释过程中,董仲舒在方法论上的特色是以“辞”显义,何休则是比“例”推义。二者各有长短。作为一种方法论,“辞”与“例”的张力实质上呈现出了经典诠释中不可避免的基本矛盾,既要尊重文本的特殊性,又要追求解释的普遍性。任何经典文本都既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因而董仲舒之“因辞见义”具有其必要性;又蕴含着超越其语境的普遍义理——是以何休之“比例推义”亦有其合法性。就董仲舒而言,其“辞法”实际上凸显诠释者的某种“创造性”角色,是以其对《春秋》诠释中所体现的具体性、灵活性、主观性诸特色,使得我们认为,董仲舒不是“发现”一种客观存在于文本中的意义,而是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生成”某种意义。在某些解释学传统中,这种方法或许可被视为理解的本质,但在追求客观知识的学术传统中却往往被视为缺陷,被认为有过度诠释的嫌疑。相对而言,何休弥补了董仲舒的不足,何休的例法具有明确的“绳墨”意识,他希望为《春秋》的解释确立一套客观的、可检验的标准。这与董仲舒“无达辞”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法的本质是试图将经典的诠释从主观判断转向客观规则的推演,因而比“例”推义的方法使得我们对经典的诠释具有了体系性、规范性、严密性与确定性。但何休的问题在于,一旦设定了条例,就会面临着诸条例之间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何休在不同语境下提出了不同的“例”,而这些“例”之间事实上很难得到系统性的协调,从而使得他的“例”学存在着拘执与机械的弊端。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作为方法论的比“例”推义应当要被放弃。事实上,董仲舒以“辞”显义与何休比“例”推义共同构成了《公羊》学诠释《春秋》的传统。从一种更为广阔的哲学视域来看,董仲舒与何休的差异正好彰显出某种诠释学的张力,即具体性与普遍性、灵活性与规范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并不仅存在于《春秋》学传统中,而是任何经典诠释传统都无法回避的。董仲舒与何休的贡献在于,他们以一种极为鲜明的形式呈现了这对张力,并为后世提供了两种可供借鉴的方法论路径。这两种方法并非完全互相排斥,理想的诠释方法或许应当是在张力中保持平衡,既要有董仲舒式的对文本语境的敏感和对义理的灵活把握,也要有何休式的对规则的系统追求和对解释的规范约束,两者唯有“相资为用”,才能“相须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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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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