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不治章句,必求其理:司马光的经学特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7 次 更新时间:2024-04-11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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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东  

 

在中国学术史上,司马光并不以经学名世,但他评论庆历以来经学风尚的一段言论却被经学史家们屡屡称引:“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这是司马光在熙宁二年(1069)所上《论风俗札子》中抨击当时科场士子的一段文字。

众所周知,北宋初年,经学基本承唐人之旧,不离注疏之学。但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学风为之一变,大开疑经之风,同时倡言以义理解经,而土苴章句注疏之学。就司马光的这段文字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庆历经学新风气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司马光本人对当时这种经学风习的不满与反思。那么,是否因此就可认为,司马光是庆历以来经学新风气的反对者,是汉唐注疏之学的支持者呢?

不治章句,必求其理

需要指出的是,《论风俗札子》的这段文字,并不意味着司马光的经学主张是重新回到汉唐的注疏之学。司马光所要针对的,不过是庆历学风的末流及当时的科场流蔽而已。就司马光本人而言,他仍然是庆历以来新经学风尚的坚定支持者,在其所著《颜太初杂文序》中,就明确宣称,他的治经风格是“不治章句,必求其理”。

之所以“不治章句”,司马光说:“夫离章断句,解疑释结,此学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此学之大者也。”而所谓“必求其理”,则如他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所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司马光虽然标榜“不治章句”,但没有对汉唐以来的旧经学完全持否弃的态度。他变相承认了“离章断句,解疑释结”的章句之学存在的正当性,认为章句之学虽是“学之小者”,但仍不失为学的一个重要面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司马光会在《论风俗札子》中对庆历以来学术末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第二,司马光毕竟视章句之学为“学之小者”,所以明确提出要通过“求其理”来作为读经传注疏的指导方针,要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从之,而这一点正是庆历以来新经学的精义所在。因此,对于司马光来说,“理”字就成了衡量章句注疏乃至经典文本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如果经传注疏是合于“理”的,那么就可以继续沿用旧说;反过来,一旦与司马光心目中的“理”相悖,不仅传统的注疏不能被接受,即便是经典本身,也要受到质疑。

以司马光的《中庸》诠释为例

司马光的经学观,在其具体的经典诠释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司马光虽然没有太多经学著作,但他是北宋《大学》与《中庸》诠释的先行者之一。我们不妨通过其对《中庸》的诠释来具体考察。

司马光对《中庸》的理解,仍然保留了若干汉唐注疏的印记。如他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时说:“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人为万物之灵,得五行之秀气,故皆有仁义礼智信与身俱生,木为仁,金为义,火为礼,水为智,土为信,五常之本,既禀之于天,则不得不谓之天命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礼记正义》中郑玄注与孔颖达疏的影子。对郑注、孔疏而言,所谓“天命之谓性”应当从人之自然感生的角度来解读,“天命之性”即是人从天那里自然禀受而来的生质性的东西。不难看出,司马光对“天命之谓性”的理解,基本上还是沿袭了郑注、孔疏这种“用气为性”的思路。

这种带着注疏印记的诠释在司马光那里不止一处。然而,在更多的场合,司马光还是秉承了庆历以来怀疑经传注疏、以义理解经的风尚,对《中庸》的注疏乃至经典文本本身都提出质疑,并从其“必求其理”的立场,对经典文本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诠释。

从总体上看,司马光对《中庸》文本的评价非常高,但即便如此,对于文本中的个别文句,他仍然持怀疑态度。据晁说之《中庸传》的记载,司马光曾对《中庸》至诚前知之说持有怀疑的态度。对于《中庸》的郑注、孔疏,司马光也颇多批评。如《中庸》“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章,郑玄注“序事,所以辩贤”句曰:“事,谓荐羞也,‘以辩贤’者,以其事别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鸡牲’矣。”而司马光则认为,宗庙祭祀时,所有的执事理应都是贤者,并不能因为有“羞牛”“共鸡牲”之类职能上的不同,而有贤与不肖的区别。

不过,在《中庸》诠释过程中,司马光并不仅仅提出了对经文与注疏的质疑,而更多本着“必求其理”的立场,直接提出与旧注疏全然迥异的新诠释。司马光所“求”之“理”,与其对“心”的关注有莫大关系。在北宋中期,除道学五子之外,最重视“心”的当属司马光,其注《中庸》“道不远人”章云:“伐柯犹须睨而视之,至于求道,只在己心。”此章郑注、孔疏只是顺着文本说“道不远人”之意,而司马光则直称“求道只在己心”,这可说是其“必求其理”的明显体现。而君子之学之所以贵在“治心”,是因为在司马光看来,人心最为微妙而难治,所谓“一息之间,升天沉渊,周流四海”,只有贤者能治之。在司马光看来,治心之术又莫过于止于中庸,因此,司马光极其重视《中庸》一书。他在注释《中庸》时,最重视的便是与“心”相关的“中和”学说,而其所主张的工夫法门,亦是使“心”在未发之际,谨守一个“中”字:“治心养气,专以中为事,动静语默,饮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则物虽辐凑横至,一以中待之,无有不中节者矣。”当然,司马光的“中和”学说及其所谓以“心”守“中”的工夫法门,从道学的视角来看还有颇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从经学史的角度上看,其以义理解经的理路,则与其后的道学并无二致。

总之,司马光虽然在《论风俗札子》中以批评庆历以来之学风而名显于经学史,但他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展示出来的“不治章句,必求其理”的经学特色,仍然是庆历以来两宋经学之基本特色的具体而微的表现,既在某种程度上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又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虽然就后者而言,司马光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但我们仍可以说,司马光是宋代学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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