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六科”和“十指”通常被认为是董仲舒诠释《春秋》的大旨与纲目。其中“六科”是《春秋》之义的科条，“十指”是《春秋》之事的要旨。“六科”和“十指”是从“义”与“事”的不同角度来论《春秋》大义，但没有成体系地阐释董仲舒的《春秋》大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近于董仲舒对《春秋》学中政治秩序之根据与展开的论述。董仲舒的“六科”“十指”说虽然经常被与何休的“三科九旨”相提并论，但二者的旨趣却大相径庭。何休的“三科九旨”说侧重于以例解经，而“六科”“十指”则更专注于对《春秋》大义的阐释。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六科；十指
公羊学素有“三科九旨”之说，东汉何休对它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文谥例》称：“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页。]徐彦、刘逢禄、陈立等人均视此为公羊学的宗旨所在。然而，在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那里，并未提及“三科九旨”。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说：“然董自有六科十指，何自言用胡毋生《条例》，或不必尽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9年，第20页。]关于“六科”、“十指”的内涵，董仲舒在分别在《春秋繁露》的《正贯》与《十指》两篇作了说明，前人也有不少的研究，但其观点多有不一致之处。至于“六科”与“十指”之间的关联，亦人云人殊。此外，如何理解“六科十指”与何休“三科九旨”之关系，也有待进一步阐明。
一
董仲舒“六科”之说见于《春秋繁露·正贯》篇：
《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
“科”，凌曙引《后汉书·桓谭传》“校定科比”，曰“科，谓事条。”[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注》，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181页。]苏舆曰：“科其目也。”（《春秋繁露义证》，第255页）钟肇鹏注为“种类”，“六类为六种旨意”。[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意谓《春秋》是大义之所本，有六个科段（条目、种类），其中包含六种旨意。朱永嘉称“本篇以《正贯》为题，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把握贯穿于《春秋》全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朱永嘉、王知常：《新译春秋繁露》，三民书局，2012年，第378页。]又曰“六旨所言，不仅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春秋》大义的要旨所在，也是如何去掌握董仲舒思想体系的要旨所在”。（《新译春秋繁露》，第381页）就开篇“大义之所本”一句而言，“六科”在董仲舒的《春秋》学中似乎应当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考察董仲舒所谓“六科”的内涵，为此我们列“六科”如下：[关于“六科”的划分并无定论，学者们对每一科含义的解读更多有不同。徐复观对六科的分类在文本上与本文一致，（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12-313页）但对部分文本的解读有所不同。朱永嘉以“六旨”为“援天端、志得失、论罪定诛、立义定序、载贤方表谦义与如何沟通幽隐并应变施用”，“它们分别反映了董仲舒的天道观、历史观、司法观、君臣观、经权观与对《春秋》的解读观”。（《新译春秋繁露》，第376页）余治平也将第六科之后“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放入第六科中，（余治平：《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46页。）认为第六科“交代了解读、诠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基本路径与方法”。（《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第59页。）钟肇鹏以为“六旨”为“一、天端；二、流物；三、得失；四、法诛；五、尊卑；六、谦义”，（《春秋繁露校释》，第306页）将本文所划入第一科的文本一分为二，而不以“幽隐不相逾”为一科。杨济襄、任蜜林则将本文第一科不作为“六科”的内容，而“志得失”科为一科，依次到“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是第六科。（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任蜜林：《论董仲舒对<春秋>之义的创造性诠释》，《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四期。）]
1）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
2）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
3）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
4）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
5）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
6）幽隐不相踰，而近之则密矣。
上述“六科”中，第一科讨论的是天道问题。《春秋》贯天道于人事，《竹林》曰“《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俞序》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董仲舒在《二端》篇则称：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天人三策》亦曰：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这都是董仲舒对《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元”是始，董仲舒十分重视“元”之“始”义。《玉英》曰：“谓一元者，大始也”，《王道》曰：“《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此皆重始之意。然而“元”并不仅仅是抽象地解作开始，这一“始”字，在《春秋》的语境下，被认为是天地分判之前的端始。有了这个开始，于是天地判分而有四时，“春”为四时之首，所以“春”系于“元”之后，被称为“天端”，又被视为“天之所为”，故第一科“援天端”，即诉诸于天道。而“春”后书“王”，则是这个“王”上承于天，秉受天命，应当被天所“正”。“王”之后书“正月”，是王者受天命而颁布政教，以正诸侯之即位，进而正诸侯境内之治，则天道通过王者贯于人间，于政教流行中无所不在。
第二科强调《春秋》关注“得失”与“贵贱”。“得失之所从生”就字面而言含义并不确切，所追问的既可是评判得失标准的天道，也可是具体事件中造成得失结果的原因，如《竹林》所说的“《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苏舆注称“贵贱之差，明则得，否则失，故因其得失之所从生而知天尊地卑之义”，似取第二义。然考诸上下文，第二科取前一种含义似乎更为谛当一些。上承第一科天道以贯于人事，则其所谓“得失之所从生”，“贵贱之所始”皆要上溯于天道。即通过天道贯于人事形成评判得失的标准；人的秩序之所以有贵贱差等，也是因为天道有尊卑的区别。《重政》篇所言“《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是也。就此而言，董仲舒为人间政治秩序寻找到其应有的天道根据。
第三科论罪定诛，苏舆注曰“论罪本之深浅，定法诛之轻重，宜绝宜续，因而别之”，（《春秋繁露义证》，第126页）讲的是论罪定罚的原则，也就是《精华》篇所说的，“《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行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第四科立义定序，讲的是序尊卑，明君臣之职。这一科与第二科“贵贱之所始”的指向似是而实不同，第二科侧重于差等秩序的由来，而这一科侧重于尊卑之序、君臣之职的具体展开、确立，即文中“定”、“明”之意。
第五科载贤方表谦义，强调贤德。苏舆称“贤方，犹贤法；谦义，即让德”，又谓“复正，亦见《王道》篇”。（《春秋繁露义证》，第126页）《王道》篇广举鲁隐、祭仲行权之事，朱永嘉据此认为本科讲经权之义，（《新译春秋繁露》，第380页）似乎不是特别妥当。苏舆注《王道》篇则曰“复正犹言反之正”，[《王道》曰：“鲁隐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节，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拳拳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春秋繁露义证》，第104页）钟肇鹏曰“可见复归于正道”。（《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08页）此说得之。
第六科最难理解。苏舆称“逾，疑作谕，言幽隐之与显明不相谕也，而圣人智究天人，亦可引而近之，以致其密。”此可备一说。但钟肇鹏认为苏说迂曲，其曰：“《广雅·释诂》：‘踰，远也。’‘幽隐不相踰’，谓幽隐的事情，并不与人相远，只要接近它就能探索到秘密，故曰近之则密矣。”（《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08页）此说亦通。《竹林》曰：“《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所谓“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正谓幽隐不相远，可近而致其密。
要之，《春秋》作为“大义之所本”，其六科六旨的逻辑关系还是比较明晰的。第一科从总体上确立天道的哲学依据，第二科据天道而奠立人间的政治秩序，第三到五科具体展开论王道秩序的具体内涵，第六科则回到《春秋》文本，认为前五科虽为《春秋》幽隐之密意，但亦可以近而察之。其中重点在于前五科，其内涵正如朱永嘉所说的“从天道而论及王道”，（《新译春秋繁露》，第387页）从而如董仲舒总结所称，“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二
董仲舒“十指”之说见于《春秋繁露·十指》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
“十指”之“指”,用字不同于“三科九旨”之“旨”，然凌曙并不区分二者，其注篇题曰：“何休《文谥例》，有‘三科九旨’。旨者，义也。”（《春秋繁露注》，第88页）苏舆亦曰“指即孟子之所谓义”，（《春秋繁露义证》，第43页）故“指”与“旨”在这里是一致的,[徐复观极重视此篇董仲舒使用“指”而非“旨”字，其曰：“最值得注意的是仲舒所用的“指”字。《竹林》第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由此可知他所说的指，是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以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大概不出于《公羊传》的范围。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指’，则突破了《公羊传》的范围，为仲舒所独得，这便形成了他的《春秋》学特色。”（《两汉思想史（二）》，第312页。）按：司马迁称《春秋》“其文数万，其指数千”，（《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即意之所在，似不必认为是“是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以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在董仲舒《玉英》篇也有提及，其曰“按经无有，岂不微哉”。]都是指《春秋》之义旨。《十指》篇共两章，第一章讲十指的内涵，第二章讲十指的效验，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列表将两者对照起来：
在“十指”之中，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组。前三指为一组，主要围绕事变而展开，关注事变之“重”、事变之“所至”、其“所以至”之因。第二、三两指的意思大体上是明晰的，“见事变之所至者”即对事件要考察其后果，则能审得失[徐复观称“事变之所以至的解答，即是‘细恶不绝之所致’”，（《两汉思想史（二）》，第313页。）此说过于具体，未必符合董仲舒的意思。]；“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考察事变原因而治之，则能正本。至于第一指“举事变见有重焉”，苏舆曰“春秋重民。竹林篇云：‘战攻侵伐，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春秋繁露义证》，第128页）朱永嘉与钟肇鹏亦申重民之义。[参见《新译春秋繁露》第390页，《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14页。]诚然将“重”解为重民，可与后文“则百姓安矣”的效验完全对应。然如此解似有与二、三两指意义割裂的嫌疑。如只依文本字面之意，第一指说的是对事变的分析要见其所重。《春秋》论事必有所重。《玉杯》篇论《春秋》讥鲁文公丧取，曰“莫重于志”；《王道》篇论战争书法“君将不言率师”，曰“重君之义”；苏舆所言重民，亦是有所重的具体体现之一。把事件之所“重”揭示出来，是对事件进一步分析的基础。论其后果得失、原因之所本，都要建立在明晰事件侧重点的基础上。能见事之所重者获得董仲舒极高的认可，《玉英》曰“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然则何以见事变之重能够使“百姓安”？以《春秋》为政教之本，《春秋》借事明义，事件则有多角度解读的可能。例如战争之所重，或人民或土地，而《春秋》以战争之所重在民。《春秋》大义作为政教之本，应当明晰与确定所重者，如此则政教明晰而百姓安。
第四、五、六、七指为第二组，关注的是对君臣、百官、万民的政治设计。第四指“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盟会要》亦曰：“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与本指相发明。《尚书大传》曰：“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杀不义者，所以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钟肇鹏称：“‘干’指天子，‘枝’指诸侯王臣下。干为本，枝为末。”（《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15页）徐复观亦曰，“主张明天子诸侯大夫之职”，“大夫不可僭诸侯之职，诸侯不可僭天子之职”。（《两汉思想史（二）》，第316页）因而与之相应的是第五指“别嫌疑，异同类”。《玉英》“《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盟会要》篇“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均与此相发明。所谓“别嫌疑，异同类”，亦即《楚庄王篇》所谓“《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苏舆注曰：“庄十八年‘葬我先君桓公’，传：‘雠在外也。’何注：‘春秋别嫌原情，弊罪于齐，归恨于庄，不深责妇人。’又闵二年何注：‘春秋谨于别尊卑，理嫌疑。’异同类，盖谓严夷夏之防。自天视之，则人族皆同类也。春秋以礼野之故，别而异之，如吴鲁同姓，而钟离殊会以外之，是其例也。”（《春秋繁露义证》，第128页）按：所谓桓十八年何休注，实际上是王闿运的笺，苏舆误入于此。至于以“异同类”为夷夏之防，尤为错谬。钟肇鹏考证“异同类”当为“异同异”，“谓区别同与异”。（《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15页）但钟氏称此为战国辨同异之说，以此来解《春秋》，多少不是太恰当。]如楚庄王杀夏征舒与楚灵王杀齐庆封，都是杀他国之乱臣贼子，看上去性质基本相似，此即所谓“同类”。而楚庄王杀夏征舒，董仲舒明说“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故其有嫌。然而，《公羊传》不许楚子外讨，贬楚子曰“楚人”，此即董仲舒所说的“《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苏舆注曰：“庄王以贤君讨重罪，嫌于得褒。灵王怀恶而讨，与庆封同罪，故不嫌也。《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常于众人之所善，见其恶焉；于众人之所忽，见其美焉。隐七年《传》云：‘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盖不嫌者可同，嫌者则纤微不相假借。”（《春秋繁露义证》，第3页）此说“别嫌疑，异同类”之义甚明。此指承上指而来，欲“强干弱枝”，则当“别嫌疑，异同类”，否则上下有嫌，则君臣错乱。
第六指“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苏舆注：“俞云：‘义者，宜也。言贤才各有宜。’舆案：此即《春秋》讥世卿之旨，以见公、卿、大夫、士当论材而官，选贤而用。”（《春秋繁露义证》，第128页）钟肇鹏称，“意谓辨别其学之所长，能力之大小，才性之所宜，选贤而用之。”（《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15页）此说得之。第七指“亲近来远，同民所欲”，《王道》篇“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盟会要》称“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皆同此意，事实上这也是儒家的通义。
第八指单独为一组。所谓“承周文而反之质”，即《王道》篇《春秋》“救文以质”之意。徐复观称，“这应与孔子作《春秋》的时间，‘改制’及‘绌夏亲周故宋王鲁’等思想关联在一起来了解”，（《两汉思想史（二）》，第319页）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由于董仲舒的“改制”诸说，学者们已有相应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参见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概言之，本指立足于文质救弊与改制诸说，从而阐明了制度政教安排的基本原则，是以其效验为“化所务立矣”，亦即苏舆注所说的“政化所施，得其归要”。（《春秋繁露义证》，第129页）
第四组为九、十两指。第九指“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苏舆注曰：“火由木而生，百物皆本于春。《春秋》首书春，所以正天端也。”（《春秋繁露义证》，第128页）第十指“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苏舆注引《对策》云：“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春秋繁露义证》，第128页）九、十两指都指向“天之端”，其效验则分别为“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与“天所欲为行矣”，故学者对这两指的理解皆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分歧，都认为这两指讲的是《春秋》的天道观。
从逻辑关系上讲，上述十指四组，第一组论具体政治的“事变”及事变之“所至”与“所以至”之因，第二组君臣、百官、万民的政治设计，第三组是制度政教安排的基本原则，第四组是天道的基础，故朱永嘉称《十指》是“由王道论及天道”。（《新译春秋繁露》，第387页）
三
上述两节大致梳理了董仲舒“六科”与“十指”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关于“六科”与“十指”之间的关联。“六科”与“十指”都源自董仲舒对《春秋》的阐释，这是《春秋繁露》文本自明的。苏舆称“董自有六科十指”（《春秋繁露义证》，第20页）将“六科”、“十指”合而言之。钟肇鹏称“《正贯篇》言六科，本篇言十指，正一脉相承，盖属一篇之文”。（《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13页）然而在董仲舒那里，毕竟“六科”为一组，“十指”又别为一组，不可直接等同。因学者对具体科、指文本有不同的解读，因而关于“六科”、“十指”之间关系也有多种认识。大体上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认为“六科”与“十指”基本一致，只是内部细分条目不同。如朱永嘉以为《正贯》“从天道论及王道”，而《十指》“由王道论及天道”，“六科十指强调从整体上去把握《春秋》大义”。（《新译春秋繁露》，第387页）其具体条目的含义也具有一致性，“《十指》中的第二指至第六指，《正贯》六科之旨中的第二旨至第五旨，都在强调君尊臣卑。”（《新译春秋繁露》，第390页）
其二，“六科”与“十指”内容并不一致，两者基本不存在共同内容。如余治平指出，“董仲舒的‘六科’与‘十指’之间并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涵摄关系”，“严格而准确地说，除了第二科‘志得失之所从’与第二指‘见事变之所至’之间，第四科‘立义定尊卑之序’与第四指‘强干弱枝’之间稍有内容交叉、问题略显相似之外，其他则并无重复之处”。将“六科”、“十指”叠加，“《春秋》一书在董仲舒那里便具有十六个方面的大义、要旨”。（《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第111页）
其三，“六科”与“十指”内容部分一致，合并、叠加构成《春秋》的大旨的纲目。徐复观将《春秋繁露》中《盟会要》、《正贯》、《十指》三篇合在一起讨论，认为这“是总论《春秋》大义的三篇文字”。徐氏将三篇相互对照，合并同类，形成八个方面的《春秋》大义，“以把握仲舒《春秋》学的大纲”。（《两汉思想史（二）》，第310页）
以上三个方面均是对“六科”与“十指”直接的比较，建立在其科目大旨之来源一致、或者说其科条分类之对象一致这一前提下。但董仲舒在《正贯》篇与《十指》篇中，对“六科”与“十指”的定位事实上并不相同。《正贯》开篇称“《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则于董仲舒而言，“六科”属《春秋》之大义。董仲舒又总结“六科”称，“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掌握诸多科条的大义，就可以面对具体的事变，即所谓“万变之应无穷者”，从而可用以治理百姓，使人民不悖其伦理。至于《十指》篇，董仲舒则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由此可见，董仲舒论十指，是“事之所系”，是面对“事变之博”的“十指”。董仲舒又称，“说《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则说《春秋》者是用“十指”以为“法”。换言之，于董仲舒而言，“十指”系于《春秋》之事，“说《春秋》者”通过“十指”来解读《春秋》之事。
在这几个关键词的限定下，可以说“十指”的来源与对象和“六科”并不一致，“六科”是《春秋》之义的科条，“十指”是《春秋》之事的要旨。因《春秋》大义的框架要在具体事件中得见，而《春秋》论事的目的是见其义，所以“十指”的对象是事，但其阐释成果导向义。因此，“六科”和“十指”在具体条目中有意义相关联之处，如第一科与第九、十指，第二、四科与第四、六、七指，第三科与第五指等等。然而即便意义相关，“六科”与“十指”的论说对象不同，角度不同，表述方式也不同，故二者之间仅有关联，但不能等而视之，也不可相互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六科”和“十指”虽然是从义与事的不同角度来论《春秋》大义，但“六科”和“十指”的体系并没有完备地阐释了董仲舒的《春秋》大义。一般而言，《正贯》、《十指》、《盟会要》、《俞序》诸篇都被认为是在阐述《春秋》的大义总要，但每篇中具体表述的视角与内涵各不相同。例如，学者们多将《俞序》当作为董仲舒《春秋》学的总序，[康有为指出，“《俞序》者，《春秋》之序云尔。”见《春秋董氏学》卷一，《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7页。苏舆曰：“此篇说《春秋》大旨，盖亦自序之类。”（《春秋繁露义证》，第155页）钟肇鹏称，“‘俞序’者，犹提要钩玄，今所谓总序也。”（《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357页）]《俞序》中极大篇幅谈及《春秋》中的“仁”，[康有为曰：“《俞序》得《春秋》之本，有数义焉：以仁为天心，孔子疾世不仁，故作《春秋》；明王道，重仁而爱人，思患而豫防，反复于仁不仁之间，此《春秋》全书之旨也。”见《春秋董氏学》卷一，《康有为全集》第二册，第636页。]而这一点在“六科”“十指”中却没有得到恰当的体现。我们固然可以据《俞序》“仁，天心”之说，认为“仁”是天道的重要组成分，但即便如此曲为之说，也多少体现出“六科”“十指”对“仁”的重视不足，与“仁”在董仲舒《春秋》学中的重要地位不符。相较而言，“六科”与“十旨”更近于董仲舒对《春秋》学中政治秩序之根据与展开的论述，而不是全方面论及《春秋》之大旨。
进而言之，如果“六科”、“十指”是严整的体系，事所系之“十指”体现的大义当与“六科”有完全对应的关系，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此外，“六科”之各科和“十指”之诸指并不完成全是并列关系，这在体系上多少显得有些瑕疵。如“六科”之前五科皆关涉政治秩序，而第六科则是要近而察之《春秋》幽隐密意；“十指”之前三指讲对具体政治的“事变”要举其重，分析事变之“所至”与“所以至”之因，从理论上说，也有别于后七指于事之中见政治设计以及这一设计背后的天道基础。
四
董仲舒的“六科”“十指”说经常被与何休的“三科九旨”相提并论，但二者的旨趣可以说大相径庭。董仲舒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何休“三科九旨”之说，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已有零星的论述，但董仲舒的这些论述基本上没有体现在“六科”与“十指”系统中。如何休有“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及衍生之“王鲁”，董仲舒亦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但值得注意的是，“王鲁”诸义并不在“六科”“十指”中。这或许不是董仲舒的疏忽。对于董仲舒来说，如“王鲁”诸说是公羊学中的形式“设定”，本身并不属于《春秋》之大义，它只是阐明大义的方法手段。就此而言，何休之“三科九旨”也应作如是观。对何休及其后学来说，“三科九旨”是公羊学的基本宗旨，但这一宗旨只是何休以例解经的体现，“三科九旨”是何休诠释《公羊传》最核心最重要的例，换言之，读者只有通过“三科九旨”去解读《春秋》之事，而后方可明其大义。然而，对《春秋》的解读是多面向的，段熙仲指出，“治《春秋》当于其辞、其事、其义、其例求之”。[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不同于何休，董仲舒的“六科”与“十指”，虽然讨论的视角不同，但都指向《春秋》之义，可以说，董仲舒是以义解经的方式来解读《春秋》。而正如董仲舒所说的，“见其指者，不任其辞”，而苏舆亦曰：“论《春秋》者，泥词以求而比，多有不可贯者，故一以义为主。……大抵《春秋》先义法，后比例，以义法生比例，非缘比例求义法也。”（《春秋繁露义证》，第44页）反过来，像何休那样过于强调条例，义由例所推出，则使得义在对《春秋》诠释的过程中所具有重要性事实上被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