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法》),检察公益诉讼从此有了专门的法律依据。检察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要求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相应责任的一项法律制度,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类型。早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经过多年探索实践,这项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效。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定下来,将分散的规范统一起来,将推动检察公益诉讼进一步稳定运行,更好守护公共利益。
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发展的有力保障
第一,为公益诉讼制度运行提供统一的规范依据。检察公益诉讼的规则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一段时间以来,全国统一立法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度效能的稳定释放。例如,过去涉及公益诉讼的单行法、司法解释、政策文件等数量较多,各机关、各地分散立法,法律体系内部结构较为碎片化,不同规范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表述差异较大,增加了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难度;又如,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等新业态公益侵权行为,缺乏及时的法律规定,影响了公益保护的及时性和覆盖面。此次专门立法统一了制度框架,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规范依据。
第二,有利于更好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公益保护是一个国际性难题,由于利益的公共性、有起诉权的主体不明确等问题,纳入司法保护存在困难。根据传统的诉讼理论,原告起诉必须基于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而公共利益受损后往往缺乏适格且有意愿的起诉主体。社会组织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取得诉权,却由于取证难、成本高、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实际起诉者数量很少。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介入,成为起诉的主体,填补了公益保护的缺失和漏洞。《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出台明确了起诉主体、起诉条件、受案范围、运行流程等事项,为公益诉讼的开展提供了具体的司法标准。
第三,有利于推动提升相关领域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价值不仅在于办理具体案件,更在于通过个案办理发现治理漏洞、推动一类问题和一个领域的系统整改,把法律监督嵌入日常治理之中。自推进公益诉讼试点以来,我国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依法履职,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此次立法巩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展成果和治理成效,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在推动依法行政、促进系统治理中的制度功能。
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
在总结先前已有的成文规则基础上,结合公益诉讼实践的最新发展,《检察公益诉讼法》增设了许多创新性的条款,使有关规则更加系统,且更加契合公益诉讼的特点。
一是拓展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受案类型上,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探索成熟的领域予以固化,具体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并明确将文化遗产保护、国防利益保护和军人权益保障领域纳入受案范围。二是明确了具有管辖权的司法主体。规定了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既对一审案件的法院层级作出原则安排并保留必要例外,又根据公益损害发生地和行政机关职责所在地确定管辖,使案件办理与公益损害发生地、行政机关职责所在地相衔接。三是强化了检察机关的立案调查职权。立案调查是公益诉讼程序的起点,法律授权检察机关采取询问、勘验、检查、鉴定,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等必要的方式收集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协助,并明确拒绝、阻碍调查的法律责任,同时划定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的边界。四是分类建立各具特色的办案流程。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以检察建议为起诉前置程序,行政机关已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作出终结案件决定,不以提起诉讼为必要;民事公益诉讼将检察机关置于补充起诉位置,起诉前应当公告或者以其他方式督促、告知,并设置终结程序以避免重复追诉。五是细化公益诉讼的审理程序。将诉讼请求类型化,改变了过去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直接沿用一般民事诉讼请求类型的做法,要求实行合议庭审理,并确认诉前调查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检察机关对公益受损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可以提供反驳证据,明确检察机关对裁判不服以抗诉方式启动二审,进一步厘清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六是强化了执行的可操作性。针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情形,就提请执行、移送执行以及向有关行政机关通报等作出规定,并对民事执行中的和解与代为履行作出安排,推动受损公益得到实际恢复,实现公益诉讼的目标。
统筹推进法律的贯彻实施
《检察公益诉讼法》对检察公益诉讼作出系统规定,涉及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等多个环节。新法实施后,既有规范如何与新法衔接、跨部门协作如何顺畅运行、公众参与和人大监督如何落到实处,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是以新法为基准,及时清理旧的规范制度。《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前,已有26部单行法对相关领域公益诉讼作出规定,另有地方出台的专门规定,这些规定与新法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新法正式实施之前,有必要尽快清理旧的司法解释、法规和地方性规定。例如及时废除或修改旧规中法院和检察院管辖级别不一致、中院管辖等内容,避免规则适用的冲突,有效解决有关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此外,对于尚处变动状态的新领域,此次立法未作详细规定的,仍可适用其他规范,但不得与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二是建立跨部门的公益保护协作机制。《检察公益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为补充起诉。也就是说,公益保护并非只有检察机关一条渠道,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起诉的,应当优先由它们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主要在有关主体没有起诉或者无法起诉时依法介入,诉讼是督促和补救手段,而不是首选方式。这一定位决定了公益保护需要各方面协同配合。在信息沟通方面,法律虽规定以公告方式督促其他主体履职,但检察机关不仅应当依法公告,也应当及时掌握相关案件信息,可联合司法、民政、环保等部门建立案件办理通报机制,便于检察机关及时了解案件情况。在协作取证方面,法律规定其他机关应协助检察机关取证,这需要通过明确的协作规范和操作流程落到实处,把“应当配合”转化为可操作的衔接规则。在协同执行方面,公益保护涉及检察、公益组织、民政、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需要进一步健全各机关之间的协同机制,确保公益保护形成多方共治的局面。对于跨行政区划的流域治理、生态保护等事项,还应依托上级检察机关统筹协调,把一体化办案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
三是落实公众参与和人大监督制度。法律要求积极引导民众参与公益保护,赋予人大对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形成公益保护的调查、起诉、执行和监督的闭环。检察机关可以开展定期宣讲,积极向社会公众宣传公益诉讼的法律知识,让更多民众知晓和参与。利用检察服务平台,开设公益诉讼线索受理窗口,便于公众提供线索。此外,公益诉讼开展情况可列入检察院、法院等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向各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项报告,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检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