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辩证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辩证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与通常说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它具有辩证的特点：一层含义是“以人为本”，天地万物之中人最为贵，但也非万物的主宰；另一层含义是“人文化成”，通过礼乐教化，实现人的道德自觉。“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既是对宇宙万物的最深刻认识，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最清醒认知。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人类对此感到好奇的同时，常设想一个造物主在管理整个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国人称其为“老天爷”。但变化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能也不会有一个主宰。在天地万物中，人是最有主动性的，其他万物只在被规定的范围内消极、被动地行动，只有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尚书?泰誓》中说：“惟人，万物之灵。”中国文化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放在首位，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才能够更好地从自觉走向自律。
人类遇到问题容易走极端，既然不做神的奴隶，是否人就可以主宰一切？这也是错误的。一方面，宇宙万物有自然而然、自我形成的变化，人只有顺应天地万物自然的变化，才能获得最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万物各不相同，发挥人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主宰其他人或万物。作为天地万物的一员，人应与万物和谐相处、和合共生。另一方面，追求物欲、物质是人的“天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然合理的，但必须有界限，不能让欲望征服理性，不能被物异化而丧失主体性。将欲望规定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
如何保证既不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被物欲征服？中国文化主张，用人文精神去教化民众，使民众养成良好的习俗，这就是《周易?贲卦?彖传》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精神的重要特点，就是以精神生活为主，而不以物欲为主。生活的丰富多彩不是单指吃喝玩乐，人不能成为行尸走肉、酒囊饭袋，要做有“心”、有“义”的人，有人文精神才不至于沦为物质的奴隶。人的思想、精神生活、意志、信念属“心”，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地位，五官处于“臣”的地位，正所谓“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管住心才能管住行为，否则会丧失做人的底线。
人文精神并不否定物欲，而是要求中庸、自律。自古以来，礼教、人文教化的过程都是在引导人们节制欲求，而非简单地否定欲求，例如荀子讲“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中国文化不是禁欲主义，而是以人的积极性、主体性、自律性展开的文化，这是人在达到自我和天地万物的深刻认识后形成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这种人文文化特质。正确认识人类自我和宇宙万物的关系，才会既不放纵自己，也不完全依赖于物质，而是通过自我调节、自我教化，合理地满足欲望，并且适应外界。
二、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就去学习西方的“人本主义”。事实上，“人本主义”的“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特产”，在近代西方的变革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之所以能冲破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桎梏，正是因为学习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但西方人认为，打倒了上帝，人就可以做主宰。“二元对立”思维传统使西方“人本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人类中心主义”。要避免这种极端的思想，不但要正确认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也要认识到人类是天地万物的一员，要和万物和谐相处。
西方的“人本主义”强调理性，但它是纯粹的理性，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不脱离实践的理性，注重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我们对理性的判断标准，不能只是理论上的逻辑推论，更要看其与现实生活是否相符。例如在讨论“白马非马”时，理论上可以说“白马不是马”，但在现实中，白马当然是马。不离开实践去抽象地讨论纯粹理性，是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理性的明显差异。
人文精神并不排除拜神，但要求掌握一个度。西方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我们所谓的“老天爷”是大众文化中保持了人的主体性的特色称谓，而精英文化对“神”作了人文化的解释：人们需要祭祀、敬畏的不是“怪力乱神”的神，而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非人格化的“神”。中国文化中“神”的概念，最核心的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变化包括有规律和无规律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捉摸不透的。它不是有外在力量在主宰，而是这个现实世界自自然然的变化。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天地合气，物偶自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而非源自“神”的创造。关于中国文化“神”的观念，须对其内在的人文精神作进一步了解，若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之，中国文化只会被解构。
相比西方的宗教，中国人的精神归宿是敬天法祖、尊师重道。“敬天”即敬畏天地万物的变化，顺应天时而不违反自然；“法祖”即尊重先祖，特别是对社会、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先祖，即圣贤。人类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天地万物的变化，只了解了很小的一部分。人既要看到自己的伟大，也要看到自己的渺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必须尊重自然、敬畏天地、尊崇常道。《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常道是不可言说的，最平常之道才是永恒之道。尊重最简单、“日用而不知”的常道，生命才能维持长久的健康。例如，要“起居有常，食饮有节，不妄作劳”“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不要追求新奇之“道”，因为偏离常道、超过范围就会物极必反。“道”和生活实践密切联系，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能指导新的生活。
三、人文精神的演变
人文精神一直贯彻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体现在儒释道的思想中，体现在经史子集里。它的根本与核心，即人类的自觉自律这一点始终未变。但其具体表现，如应该自律到什么程度、哪些方面要自觉，这些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理性是实践的理性，是与时因革、因地制宜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长久以来，人们的自律由文化、礼教来规范。礼教告诉人们应遵守的言行举止，“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 ? 大略》）。礼教的具体内容随时代而改变，但一些核心精神如讲诚信、敬畏、真善美等未发生变化。真善美中“善”是核心，“美 ”的标准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但“善”是不变的，只是善的具体内容会因时代而改变。
很多礼节、习俗会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唐人作的注疏里，对很多春秋战国时的礼节已解释不清楚。礼一直在变，春秋有春秋的礼，而唐代有唐代的礼，不同时期外在的礼仪变化很大。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也不意味着不可回溯。例如今年“新冠”疫情期间，不少人改变握手的习惯，有的甚至恢复了拱手礼。可见礼的形式变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要适应现实变化，得到社会的认同、人们的共识，约定俗成即合理。我们很多概念其实也是约定俗成的，包括方言、地方习俗，只要大家有共识、能认同即可。
再如，宋代理学讲求“格物致知”，目的是“诚意正心”，这是“穷理”的过程；而明代心学认为“心即理”，讲求“致良知”，这是“正心”的过程。有人片面强调理学与心学的对立，实际上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理学和心学是没有冲突的，就像《中庸》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穷理”和“正心”都是修身的重要方面。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思考，对立的事物可以相反相成。
人文精神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性的道理，“古今一也，万物一也”，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但它又充满变化。要用智慧把这个“一”打破，运用到万事万物中，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很多事情不能照搬，只能灵活借鉴。推广所谓的“典型”，以及所谓的“标准化”，都有一定的问题。“典型”也有它的局限性，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地方；而强调“标准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人和事物的个性。我们要培养人的个性，让人在懂得做人做事道理的同时，知晓天道、人道变化的根本规律。
这里还涉及另一重大问题：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中国文化里当然有糟粕，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核心是辩证的人文精神，它是人类社会永远必需的，其内容和形式是随时间而变、因地点而异的，就不会片面地把传统视为现实的对立面。其实，现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不能被割断，只有对历史进行反思，甚或跟更古老的文化衔接，社会才能进步。复古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把现代根植到传统中，再继续向前发展。西方就走过这样的道路，它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就是学习更古老的希腊、罗马文化。我们应该发扬辩证的人文精神，而扬弃它在历史中形成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四、重塑人文精神
在当代世界，由于过快的、片面的发展，以及曾经过分的反传统，人文精神的缺失比较严重，存在道德滑坡、反中庸、拜物、谋虚逐妄等问题。我们需要人文精神来指导人们的生活。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世界，不能一味地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应该更多鼓励自我约束、消除争夺，提倡互相帮助、和谐共处。人的思想、意志、信念是人之根本，让人更加健康，更具生命力。
人文教化是教育的核心。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也不是消极地防止人突破底线，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风气、习俗才是健康的。通过人文教化、传统习俗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使人的道德品格不断提升，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人既要学习孟子的“性善论”，充分发挥自己“性善”的一面，也应该更好地学习荀子的“性恶论”，不断改变“性恶”的那一面。“性恶论”把何为人性恶以及如何改善人性恶的方法讲得很全面。荀子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的欲望，而是强调人要自律自觉，要将欲望合适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相比今天讲得更多的政治教育、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人文教化诉诸更基础的道德品格，要抓住人文精神的核心——人的自我认识、自觉和自律，从根本和源头上提高人的品格和精神素养。现代社会强调法治，而自古以来中国是礼法合治、刑德并用的社会，强调人文精神与法律相融，既要防止人突破底线，又要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完善法律是一种周全防备的方法，但法律体现的是底线思维，相对有些被动，故而约定俗成的“礼法”也很重要。例如在中国古代，父财子用是权利，父债子还是义务，这是合理合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有人接受了西方的观点，不认同父债子还，但又不放弃父财子用，权利是要的，义务却不愿意尽。制定法律条文应该把文化传统中有益社会和谐的因素融合进去。韩国法律有些做法值得我们思考，例如其中规定：如果窝藏者与被窝藏者之间有亲属关系，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间互相包庇，要酌情轻判；如果伤害者与被伤害者之间有亲属关系，则应该酌情重判。他们把传统融合到法律中，这就是立法的变通。我们今天还强调职业道德，其实职业道德的基础是做人的道德，拥有基本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自觉才能真正体现职业道德。
重塑人文精神离不开艺术和中医等具体的载体。没有艺术，很难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风貌。中国艺术讲究表意、体悟，要求艺术家树立向“天道”学习的志向，认识具体事物的本性，建立起道德自觉，这一点深刻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我们常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孔子讲：“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真正的乐教，或者说艺术精神，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艺”来引导人向善、向上，以及寻求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艺术非常强调其社会功能，艺术不只是为了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它是用来教化民众、和谐社会、休养生息、陶冶性情的。在以前的中国社会中，绝大数老百姓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却懂得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从何而来呢？其实就是通过说书、演戏等艺术的教化。
中医是我们的原创。很多人否定中医，把中医看作落后的、迷信的，这是由于不了解中医，没有把握中医的核心理念。中医是中华文化的践行者，最能体现辩证的人文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医视为疾病医学，因为中医被古人称为“生生之学”，是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中医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黄帝内经》讲，“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医不只是消极地抵御疾病，更是提前预防，是顺应天时、调动身体生机以保持身心健康。“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古人从中医中引申出修齐治平的道理来。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直观、直觉，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念来理解中医、自我否定。阴阳五行等概念并非只显现出迷信的一面，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看待很多问题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最终把握“中道”。
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才能让人们提高精神品格，进而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对中华文化建立起真正的自觉和自信，让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获得真正的尊重。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