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中医的关系
中国文化强调一个“中”字，这一思想也叫“中和”或“中庸”。中庸就是把握分寸和度，但这个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哲学中讲的“时”，含义包括时间、空间，它从时空两个层面来调整中的原则，因此也是中医的预防、诊断、治疗的根本原则。反过来，中医在实践中的运用，尤其是在养生方面，也促进了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提升。可以说，中医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离不开中医。可以说，中医是一种生命哲学。
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如果不懂中医，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就把握不住，也就体会不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现在有些人否定中医，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这不仅是中医界的事情，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时要面对的问题。
一百多年前，当我们刚接触到西方文化时，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什么关系了解得还不深。当时一些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就是时代的差别，而没有认识到两者的差别实际上是类型上的差别。这种类型上的差别，恰恰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补有了可能。那个时候，基于错误的认识，一些人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等问题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一百多年过去，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层面，实在是落后了。
一百年来，对于中医，日、韩也经历了类似的认识过程。中医在日本叫汉医，在韩国实际上也是汉医，后来叫作韩医。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反思这个问题。1949年以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是扶植中医。但问题是，在具体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医是被完全改造了，失去了中医原来的根本特征。
在中医的问题上，现在有些人总拿“科学”来说事。众所周知，科学是最尊重事实的，可是也有一些人说，科学发达了，中医就消亡了。如何看待中医不完全是科学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人文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人文层面去认真研究、思考中医。中医是跟西医相对的概念，它有更深层的含义。最早提出“中医”这个概念的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任继愈先生讲，中医的根本原则是“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病”。而有了病以后，也主要是调整自身的生理机制，从而打通闭塞，平衡阴阳。中医不是专门让你吃药，吃药吃得不好反而会增加其他的病。
如果不懂中医的含义，根本无法理解中医。中医是否科学？中医让你不得病难道不科学吗？只有得了病以后去治，才叫科学吗？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医的思维方式。中医思维方式也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即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种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到最后会还原成各自孤立的个体。而用整体关联的思维方法来还原，它也会还原到个体，但个体也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孤立的。我觉得医学是研究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的。也正因如此，中医理论强调生命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反映整体面貌，而不是只反映某个部分。人体的一个脏器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是关联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中的这种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是支撑中医思想的基本理论。中国哲学吸收了佛教中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观念，这促进了宋明理学中“理一分殊”理论的产生。“理一分殊”理论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事物都是整体，即所谓“事事一太极”（《清儒学案》卷一四三）“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反映了整体的天人关系。中医把人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并以此来建构它的医学理论，中医理论的内容是丰富、深刻的。但有人竟然说它是伪科学，这简直不可思议。
“自然合理”的理念也是中国哲学领域一个重要的观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玄学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玄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自然合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凡是合理的必然是自然的，凡是自然的必然是合理的。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以后，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只有科学才是合理的，忽视了自然合理。中国哲学中的“自然”这一概念是本然的意思，违背事物的本来面貌的都有问题，都是不合理的。对中国哲学中的“自然合理”的理念，我们要这样去认识、实践。
“科学合理”的理念倾向于掌控、改造自然，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而“自然合理”的理念是要求人们“因势利导”，要顺应事物的天性，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世界。“自然合理”是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核心精神。
如果某种所谓的“科学”要以“私志入公道”，它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对科学的误读。现在很多科学家也已经认识到科学的目标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是使人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此外，如果离开“自然合理”这一理念去讲“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通过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来满足人类的欲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科学讲究清晰、明确，而中国整体关联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看问题都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它经常受到指责。究竟是清晰，还是模糊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现代科学发展至今，已经逐渐认识到模糊化其实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的面貌，而有时候对事物的认识越清晰，就往往越片面。这也正是现代科学模糊学理论形成的前提，也是模糊数学、模糊逻辑等发展的真正原因。
中国文化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又有极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之一。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的层面给中医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不要人家一说你模糊，你就担心，其实不需要这样。我发现西方有不少学中医的人，他们读中医原典比我们读得细、读得深，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在《周易》等原典的学习上，我们有待提高。
中国人对天地、疾病等的认识
哲学思想的发展跟大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环境相关。同时，它与人对自然、自身生命认识的深化也有密切的关系。过去我们常常会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地理环境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唯一因素，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地理环境确实对人的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有影响。不同的国家、区域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不一样，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会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自然合理”，这就跟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强调科学合理，认为要具有普遍性，才是合理的；而中国恰恰强调事物都具有个性，符合其本性的，才是合理的，普遍适用性对个体来讲反而是不合理的。
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也就是个性化。这就跟强调普遍化、普遍适用性的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比较成熟的代表是魏晋玄学。魏晋哲学把尊重人的自然个性、尊重事物的特殊性发展到极致，而且把它跟人要遵守社会的规律结合起来，认为社会规律离不开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但是人也不能太过放纵。很多人觉得尊重本性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结果反而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只有“适性”，才是最好的；适合本性的，才叫自然合理。
对中医来讲，人的体质、性别不同，加之地域、时间等差异，这都要求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此外，药材也要考虑其地域性的差异。学中医的人一定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历史上传统的儒、道思想推动了中医思想的发展。现在有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叫“医易同源”，即《周易》跟中医同源，而且很多人认为中医是在《周易》的理念指导下形成，我倒觉得不一定如此。《周易》六十四卦代表着天地万物的运动规律；《易传》分十篇，它是对《易经》的解说。从六十四卦的经文到十传都有很多思想可以带给我们启发，比如辩证的思维、阴阳五行的协调、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等。
天地赋予万物以生命，而人的生命是万物之中最宝贵的，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护生。生生之学就是用来保护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学问，它也是中医的核心理念。我经常讲中医不仅仅包括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要预防疾病。即使得了疾病，也不是单纯地治疗，而是要协调整个机体，强化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与西方近百年来流行的、对抗性的医学的治疗方式很不一样。
大医精诚
“大医精诚”这个概念，就是作为一个医者要有精和诚两个方面的素养，精就是他技艺的精深，诚就是他心底的诚信。中医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古人认为医是仁者，对于来治病的人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还要一视同仁。“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讲的话，他认为医者和宰相的目的都是为了救世济民。自古以来医被看作是一个救世济民的职业，而不只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他的医术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品质高的医生，即使在医术上不如某些人，他在治疗效果上会超过虽有高深医术但品德不怎么样的医生，因为医患之间需要心灵的沟通。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敬仰医生，非常信任医生，这跟你对医生心存疑虑，甚至有一点看不起某位医生，在治疗效果上是不一样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医疗变成一种产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大医精诚”这个概念是唐代孙思邈提出来的，他在讲到大医精诚的时候，特别讲到佛教的慈悲精神等。因此，医者要具有仁心，医学事业是一个仁者的事业。
儒家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道家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调整的是人的身心关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灵的、信仰的哲学。道家也认为对万物要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并特别强调做人要淡泊名利。佛教强调人要有慈悲心，把度人救众生放在第一位。在提升医德时，应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不同病人没有分别心，这就是一个精进的过程。总之，不仅是医生，各行各业都要讲职业道德，其核心就是做人的基本道德。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中草药是秉天地之灵气而生，因此它在气上与其他生物是相通的。但是万物可以说是各秉一气，人秉持的是全气，其他生物得到的都是偏气。因此，在使用中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属性。现在许多人生活不规律，就会想通过进补的方法来改善身体状况。俗话说，亏什么，就补什么。如果从整体上来讲并不缺少营养，补就没意义。没病服药是蠢事儿，如果身体挺好，一天到晚吃营养品反而是在补充毒品，说不定还会损害你的健康。另外，现在很多中药都是人工种植，可能失去了某些天然的药效，或者又增加了某些物质，这个也需要注意。因为药食同源，所以如果平时吃的食品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就没有必要再去吃药。中医治疗许多时候都是通过饮食来调理身体，饮食调理达不到效果，再加上一点特别的药材来治病。总的来讲，中医并不是一定强调用药，甚至可以说是用方来治病。药和方本来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药是通过一个方把不同的药物搭配起来治病。我觉得服药在中医里不能成为一个主流，中医的主流理念应该是通过自身饮食、作息等进行整体性的调理，来平衡阴阳，调动自身的修复能力。
我经常跟大家讲，有两句话如果大家都参透了，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高明的中医。其中一句话就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讲的“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医的重点是治未病，也可以说是养生。还有一句话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昭讲的“不服药为中医”。这两句话在许多人看来是胡说八道，可这恰恰是中医的灵魂。为什么一天到晚让人吃药呢？是药三分毒，药总有偏性，偏了反而会损害身体，更不要说那些化学药剂。因此，最好不服药，服药是不得已，而且一定要针对你的身体状况，否则就是“以毒制毒”，反而会加重病情。现在中草药的生长环境、炮制办法改变了，疗效一定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从不滥用药的角度来讲，当下强调人体的自我修复更为重要。
《周易》中的生命之道
“生生之谓易”，是《周易》中的生命之道。天地在运行，阴阳在消长，如果没有阴阳的变化，哪有一年四季，哪来的生命？中国文化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
没有变化，就没有生命。《周易》中的“易”有三层含义：一是不易；二是变易；三是简易。其中变易是核心理念，不易是变易的基础。变易不可能是孤立的，变易一定是两种力量的转换。阳长阴消，阴长阳消，阴阳消长，变动不居，即变易。变易的前提是要有阴有阳，这就是不易。天尊地卑，天刚地柔，天阳地阴，天地确定位置以后，才会正常运转，万物才能生长。
简易是指变易不是那么神秘、复杂，而是非常简单。因此，我们要遵循事物自身的变化规律，一切顺其自然，而不是去干扰它。天道从简，地道从易，简易是天地乾坤的大德，这一点《系辞》讲得很清楚。
从六十四卦来讲，《周易》为卜筮之书，是古代用来预测吉凶的方式。古人用卜和筮两种方法，《周易》是筮法，现在看到的甲骨是卜法。有的人把这两种方法绝对化，其实不能迷信卜筮。在所有预测方法中，卜筮只能作为参考。我们去看《礼记》，凡有大事都要去预测。卜筮是预测方法之一，但古人并不会直接按卜筮的结果去做，首先国君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一些大臣的意见，然后再参考卜筮的结果。此外，还有天时、地利等要素也要考虑。古代预测吉凶，如果只靠卜筮多半是不行的。现在很多人把《周易》的推演固定化，认为这样推演后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经常讲，《周易》强调有变化，才有生命。如果把这种变化固定之后，还会有生命吗？
要探讨《周易》中蕴含的生命学，关键是要明白《周易》是在讲变化。事物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都会有变化。时、中是《周易》讲变化的重要概念。知常即知道根本的规律，但是不能把规律固化，而是要做到守常、明变，只知守常的人就是教条，只知明变的人就是投机。
要怎么认识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特殊的内容就是探讨生命，于是就有一门学问叫“生生之学”。生命出了问题，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去医治。为了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要用“生生之具”。生生之道跟生生之具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的生生之学。《周易》讲阳生阴，阴生阳，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天地让万物自由健康地生长，我们一定不要去干涉万物的成长，所以简易是天地之大德。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人在天地万物间最为宝贵，人是世界万物的中心。现在很多西方学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会干预、破坏自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是要让人做自己，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
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两者之间常常会不太容易沟通。比如神的概念，中国的神跟西方的神完全不同，七仙女是神仙，但也可以下凡；灶王爷是人，但也可以上天。西方的神属于神界，跟人不一样，人永远不会变成神，神也永远不会变成人，人是神创造的。在中国文化中，很多神是人变成的，所以神也有人性。在与西方对话时，我们要搞清楚概念，否则就会造成混淆，也会有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