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几乎遍布全球的新一波人文学科危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文和非人文学者加入与之相关的各种讨论。追溯中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其在现代大学体系扩张中跌宕起伏的命运。作为早期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文学科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资本逻辑、民族国家意识和科学技术革命助长了大学教育的实用主义趋势。面对欧美高校在财政压力下显现的文科倒闭潮，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使命的中国学术界，能否在知识商业化大潮中成为坚守人类文明堡垒的中流砥柱，是对中国政府、高校和知识界的一场考验。
关键词：大学；人文学科；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科学革命；自主知识体系
一、备受关注的人文学科危机
近年来最新一波关于人文危机的讨论又呈甚嚣尘上之势，自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同反响。关注国际教育动态的教育网《顶思》在2024年4月发表了署名Lyra的文章，转引了2024年英国《卫报》对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大幅裁员的报道。作为英国艺术、传媒、教育领域标杆的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大规模“裁员计划”，“受影响的院系包括人类学、英语和创意写作、历史、音乐、心理学、社会学、戏剧和表演以及视觉文化，一些院系员工流失一半”，引发了业界对人文学科的担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人文学科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拯救英国于滞胀危机，也曾大规模削减教育和公共福利开支，大学科研经费和教师待遇都被波及。当时在英国大学任教的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撰文探讨了“人文学科的希望何在”，他指出，人文学科不是繁荣时期象征炫耀性消费的“皮革桌垫”一样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需要得到捍卫和支持的文明社会的根基。《顶思》的文章还注意到，“除了英国，美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出现了人文学科危机，当时人文学科全职学者与其他学者的薪水差距已经扩大，越来越多的文科人员作为兼职人员雇佣，工资低到可笑的程度”；“进入21世纪，文科危机更加明显。美国综合高等教育系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美国近二十年来的大学文科本科生数量急剧下降，其中历史、英语、宗教专业减少了一半生源”。可以引为佐证的是美国学者赫布·柴尔德里斯的著作《学历之死》，书中尖锐批判了美国大学的“经营”方式：大学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利润”，大量雇用兼职教师，“几乎不需要什么终身教师”了。没有终身制保护的大学教师既丧失了自由也丧失了尊严。大学沦为为管理者所控制的以收益和成本为衡量标准的商业化机构，深受其害的首先是相对疏离于商业化的人文学科。
2016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两次执政中实施的急功近利的财政政策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联邦政府对大学财政支持的削减迫使很多公立大学首先向“无关痛痒”的人文学科开刀，削减了人文学科的项目、课程、师资和招生数额，近年来美国的报刊经常出现一些公立大学合并或裁减文科院系的报道，让高校教师人心惶惶。
主要兴建于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公立大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是美国国民教育的主要支撑。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本来就是以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来兴办大学和学院，该法旨在“资助、支持和维持（各州）至少拥有一所以农业和机械学科为主的学院,来教授与农业、机械有关的学科知识，但学院并不排除其他学科和经典研究学科，包括军事战术课程；各州立法机关可作细则规定，以促进符合工业阶级多种人生诉求和职业目标的通识及实践教育的发展”。根据柴尔德里斯的观察，过去40年“经典文理专业、即英语、语言学、科学、数学、社会科学，取得本科学位的人数呈下降趋势。而侧重于职业培训的专业，获得学位的人数增势显著”。一旦遇到经济衰退或财政危机，人文学科经常是政府和高校领导压缩财政支出的首选领域。
较早关注人文学科问题的是1966年出版的《人文学科的危机》。作者J.H.普拉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当时欧美大学中人文学科与现实社会的脱节。他指出：“当前人文学科的研究与教学过于关注冗繁细节或学科规范，彼此间过于孤立隔绝，过度尊崇古代典范，而对大众的审美趣味重视不足。”显然，这些问题在过去60年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也成为后来逐渐加剧的人文学科危机的根源。
新一波人文教育危机并不限于公立大学，很多名声显赫的私立大学也受到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支持计划的影响而捉襟见肘，首当其冲的往往是短期损失不甚显著的人文学科。2024年10月哈佛大学校报《深红》发布消息，称哈佛因教师离职取消30多门秋季课程，几乎全是人文学科课程，主要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专门针对本科生设立的“历史—文学”跨学科研讨课（HL90 seminars）。有学者据此预测，“哈佛的人文学科的确正经历巨大变革，很多人文学科的系部将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近日张东祁在《知识分子》撰文说，芝加哥大学将全面停招人文学科博士研究生。该校艺术与人文学院宣布，将暂停2026—2027学年全院博士项目的招生，“目前不再招生的院系包括艺术史、电影与媒体研究、古典学、比较文学、东亚语言与文明、英语语言与文学、日耳曼研究、语言学、中东研究、罗曼语族语言与文学、南亚语言与文明，以及音乐系的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与理论项目”。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也宣布，2026—2027学年将暂停四个博士项目的招生：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思想以及科学的概念与历史研究”。作者也指出，“芝加哥大学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美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长期趋势的缩影”。
造成新一轮大学文科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教育的冲击。中国的国家发展策略长期侧重于科学技术、工程技术、基础学科（数理化生）和医学。“科技强国”是核心国策。任命理工科背景的专家执掌顶尖大学，更有利于对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如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等）、争取资源和政策支持。在39所985大学中，有90%以上的大学校长出身理工科。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让很多发达国家关注到中国教育，尤其是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竞争性教育的强大驱动力。美国2010年出台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认为美国公立教育正在落后于中国，为此通过对教师的奖惩和对学生的考核，鼓励原本自由散漫的公立中小学中教学与学习的竞争。“在美国，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忽然之间，学校的目标不再是引导孩子进入世界，让他们最终成为成熟明理的公民；而是创造能被雇用、能做多选数学题和语文试卷、能通过大学资格考试的人”。这个被大多数州认可的《共同核心》计划，其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是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在一次对全美州长协会的演讲中提出，奖学金应该提供给“那些真正给国家创造就业、创造收益的领域”，以“帮助提高就业和推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盖茨有一个著名观点是：“捐钱给博物馆建新的侧厅而不把钱花在预防诸如失明这样的疾病上，在道德层面上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把百分之一的这个博物馆的参观者变成盲人’。”由此可见，即便是比尔·盖茨那样关心社会公益的企业家，其眼界也只限于某些能够用数据衡量的现实问题，无法以人类文明的长远眼光看到培养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创造力这些难以量化的个人素养的重要性。
在中国国内，较早的一波有关人文学科的讨论始于30年前。早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方兴未艾的中国大学就面临在商业化大潮下如何发展人文教育的问题。1998年到访的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Neil Rudenstine）在其参与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中，呼吁要重视人文学问的传授。他指出：“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是经过人文教育和创造性培训的智力资源。”他还提醒教育界的同行们，“如果我们要想提高未来领导人有效和明智工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重视世界优秀大学中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这些核心领域的教育。同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了挪威教育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的文章。作者认为，人文学科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现代大学中对人文学科经济支持和财政投入的削减，让原本高贵的人文研究屈服于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更实用的专长”之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局限于某项投入能够带来什么好处，譬如“物理科学，转化为应用性的技术研究后，能使我们建造更好的桥梁和飞机，更好的房屋和工厂”，但却忽视了物理学自身无法告诉我们的某些积极有用的研究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要做出这种攸关人类文明前途的判断并生产出有说服力的成果，则需要人文学科的长期努力，而这些努力的必要性对于很多现代大学的管理者乃至整个现代社会来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近年来，“人文学科的危机”持续成为热点话题。许多学者投入其中，思考人文学科甚至整个文科的出路何在。面对AI冲击、国家资政和社会服务呼声的提高，有些学者积极探索跨学科合作（如数字人文、环境人文）和公众参与的新路径，也有一些大学通过整合人文与科技来重新定位人文教育的价值，但这些探索的有效性仍然受到质疑。《澳门理工学报》2024年第3期刊发了叶祝弟的文章《跨学科：人文学科的救命稻草？》，文章首先讨论了人文学科的危机问题，并引用王汎森对传统人文学科生存危机的概括：“人文学科科学化、高等教育的指标化、电子文献数据化，这几项突出的变化使得人文学科的优先性、主体性和多样性日趋丧失，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叶文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文学科往往无法对外界发生的变化及时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其结果是人文学科往往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而被认为能够解救人文学科危机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从1991年国际跨学科会议发表《巴黎宣言》算起，“30多年过去了……其所提出的命题，依然是未竟的目标”。
稍后发表的任剑涛的回应文章《人文学科的“跨学科”自救：学科问题或是人文问题》，也将人文学科的危机视为既成事实，并尖锐地指出：“人文学科的研究既令人文学界的从业者不满，也不被相邻学科领域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从业者所敬重，至于权力方面的不满也明显可见，在资政取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对策研究中，人文学科的有效进言甚少，对策更是乏善可陈”，进而有必要更深入地寻找人文学科自身的问题。任剑涛指出，“人文学科从轴心时代以降，就处在消费轴心时代大思想家人文理念的状态中。直至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启蒙运动将古典人文精神刷新为现代人文理念时，人文学科的颓势才得以遏止。……但其后，现代人文精神与时俱进的态势再次停歇”。直至今日，人文学科还在消费启蒙时代产出的思想观念，缺少必要的创新。他据此总结说，“人文学科的危机绝对不只是学科的危机，因此很难期望跨出学科界限，进入跨学科研究，就可以将危机迎刃而解。原因无他，人文学科的危机，首要的是人文危机，而不是学科危机”；“人文学科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类的人文精神重建问题”。任剑涛的文章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引领人类前行”的期许，却又不满于当前人文学科既不能帮扶国家又不能服务社会的被动状态，不自觉地将其纳入实用主义的评判体系之中。而这种评判体系的形成，却是过去数百年来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发展的结果。
二、中世纪以来大学中人文学科命运的起伏
崛起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曾经是人文精神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者。回顾一下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到法国的巴黎大学再到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的早期高等教育史，可以看出，现代大学教育奠基于人文学科，尤其是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典学学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拜占庭的学者们逃到了意大利，并将希腊语教学和他们对古希腊、罗马知识的探索带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推动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以古典教育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中世纪晚期重建了古典知识体系。马克·凯什岚斯基等人在《西方文明史》中写道：“除了主导中世纪大学的神学、逻辑和自然哲学外，人文学者们还强调了语法、修辞、道德哲学和历史学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学习这些‘人文学科’（liberal arts）有其自身意义。”这样，“人文学科”成为古典教育的核心，取代了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导的教育模式。掌握古典学问的学者如伊拉斯谟，成为欧洲宫廷、教廷和大学的顾问，古典教育成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晋升的阶梯。在佛罗伦萨等城市共和国，强调人文精神和共和美德的古典教育，被用来培养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古典教育培养了一批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大家，如兼通文理知识的著名画家达·芬奇，塑造了文艺复兴的“通才”理想，也为现代人文教育奠定基础。文艺复兴通过古典教育重建了人与古典文明的对话，既发掘出古希腊罗马的智慧，又为古典知识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教育不仅传递了知识，更培育了批判思维、审美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连接中世纪与近代欧洲的桥梁。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许多新的领域、新的问题涌现出来，让知识界不得不去面对、思考和研究。16—18世纪科学革命的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从而削弱了宗教和古典在教育中的地位。古典教育的权威性最终被多元化的现代学科体系所取代，但其人文内核仍在西方教育中留有深刻印记。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各种新学科纷纷形成，引发了教育体系的变革，已被纳入大学课程的自然哲学进一步分化，成为独立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学科，并很快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型，作为人类文明导航仪的大学，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那就是现代学科体系的全面建立。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810年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现代大学教育模式，并创建洪堡大学，使之成为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随后，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等一批研究型大学纷纷崛起，并在办学理念和学科设置上领世界之先。从德国开始，大学踏上了学科专业化的不归路，并很快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在美国，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仿照洪堡模式，成为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借鉴德国教育体系建立了东京大学。在中国，蔡元培将洪堡的办学理念引入北京大学。文理并重、教学科研兼顾的研究型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
德国引领的现代大学体系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思想自由为追求目标，推动独立的学术研究；其二是以服务社会为目标，培养工业革命需要工程师和现代国家需要的管理人才。二者并驾齐驱，不可偏废。然而，在19世纪的美国似乎有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学院以服务社会需求为首要目标，主要发展理工医农类应用学科，属于形而下的器的范畴；而大学则以普遍意义的学术探索为目标，属于形而上的道的范畴。担任过加州大学校长并在后来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C.吉尔曼（Daniel C.Gilman）曾撰文讨论大学理念，他认为“大学之理念，本质上在于构建‘师者与学子之学术共同体’（Societas Majistrarum et Discipulorum），即由学识卓著、造诣精深且潜心治学的大师们，以其学术权威凝聚而成的团体。他们肩负着在多学科领域为青年学子提供思想指引的使命，而这些年轻人业已通过长期的文学与科学训练，为自由探究做好了准备”。服膺于德国教育模式的吉尔曼对大学的功能和使命有着精准的阐述。他指出：“大学虽不能凭空创造英才，亦无力化孱弱为强毅。然其能令寻常之资，尽享他人智慧结晶；可拓增汲取知识之能，锤炼记忆、观察与判断之力；可激励犹疑者立崇高之志，唤醒探索求问之精神；可示人以迎难克艰之道，避免无益徒劳之力耗；更能为天赋异禀者提供训练，无此，虽天才亦一无所成。”足见19世纪美国大学改革者试图将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三大目标有机结合，以为现代社会提供全能动力的构想之宏伟。
然而，虽然同属于求知求真的学术追求，人文教育与科学探索在服务社会这一目标上得到的回报却是不一样的。本就属于器的范畴的理工科的许多知识和发现常常能直接应用于科技创新，为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提供知识支持，因此也更能吸引资本的投入，获得物质的回馈；而属于道的人文教育，面向的则是个人的素质修养、社会的组织规范和文明的进步提升，一般情况下难以收到显著的经济回报。到19世纪末，随着现代化转型在各国的完成，资本和市场主导了整个世界，大学也完成了现代化的自我调适。进入20世纪以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化进程加剧，大学对资本和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强。
从伊朗移民到美国的阿扎尔·纳非西在其新著《想象共和国》中，难掩对美国正在流失的人文精神的失望：“并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在消失，博物馆、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艺术与音乐学校——这些让我感觉自在的地方都进入了濒临灭绝物种列表。”她写道：“当开国元勋们构想这个新国家的时候，他们了解到，公民的教育对于他们民主事业的健康非常关键。在那个年代，只为谋生而工作的男人不会想着去适应公共生活，而博雅教育对于所有立志步入新共和国政治阶级的人都非常关键。”她进一步指出：“有一种看法是，激情和想象力是多余的，人文学科是派不上实践或实际用场的，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它应该服从其他更加‘有用’的学科，我反对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想象的学问是实用的：它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做决定的能力。”纳非西以他者的眼光观察美国社会在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氛围下的堕落，虽有振聋发聩之效，却难挽人文学科在美国发展的颓势。从知名高校的领导到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少人站出来捍卫人文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并指出人文学科对于社会进步和文明提升的重要作用，力图拯救人文学科于危机，无奈这些所谓的作用与意义大多难以量化，在数目化管理主导的评判体系下很难影响决策者的意志。究其根源，除了很多大学经常要面对各种财政压力之外，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工具理性引导的现代化进程对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人文精神造成的冲击。
三、人文学科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三重挑战
现代大学体系在过去三个世纪获得了迅速扩展，不仅大学的数量翻了数十倍，很多大学的规模也大大膨胀。这一变化得益于三个关键因素：资本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科学革命的成功。而对大学中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人文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构成的最大挑战，也恰恰来自这三个方面。
其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文学科构成最为凶猛的冲击。如前文所述，兴起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以人文精神探索为根基和使命的。无论是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还是作为文艺复兴思想源头和启蒙思想基础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基本属于形而上的知识传播范畴。因此有学者总结说，中世纪大学的主要使命是“追求（神圣的）真理和学问”。然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是，欧洲的大学与欧洲社会的商业化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中世纪后期，也就是公元900年到1500年之间的这个历史时期，欧洲经历了一场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具体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和贸易的繁荣，而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悄悄地成长起来，为进入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积蓄着力量。
由此可见，大学在早期近代的发展壮大与当时已渐成气候的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渥太华大学教授B.卡洛斯·巴赞在追溯欧洲大学的源头时列举了促成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产生的很多社会和历史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农产品过剩、城市扩张、贸易发展、商品交易增加以及中央权威的利益，等等，但关键还在于具有共同利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而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能够渐成气候，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壮大的商人队伍的推动。巴赞认为，是寻求保护自己商业利益的商人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合作，奠定了教师在大学中的职业地位。随着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攻城略地，社会进入一个全面转型期，昔日的象牙塔在资本的攻势下纷纷破防，欧洲的大学也从传统意义上的以人文学科为中心，转向拥有各种实用性学科的新型教育机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有学者认为，“这一独特西方新生机构的诞生，是多重强大社会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言之，这些潮流包括重商主义的复兴、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官僚体制的发展以及12世纪的思想复兴运动。随着欧洲社会日趋复杂，普世性的罗马教会、世俗政权及各自治城邦都需要受过教育的牧师、行政官员、律师、医师和商务文书人员。大学，这种明确以教学和学术职业为导向的机构，正是为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应运而生”。
与资本主义挑战同步而至的还有与资本主义相伴生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工具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指一种只重视效率和目标的思维方式。它强调通过精准计算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选择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达成既定目标，而不必关注目标本身的价值或意义。工具理性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手段优先，关注“如何做”而非“为什么做”，譬如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优化流程，却不去反思利润来得是否合理；（2）功效主导，通过成本收益分析、量化评估等手段选择最优解，譬如高校为争取好的排名去量化科研指标，而不管这些指标是否符合大学本来的宗旨与使命，也不管这些科研成果是否真正有益于文明进步和人类福祉；（3）价值中立，工具理性本身不评判目标的道德性或正当性，只解决技术性问题，这一标准与大学所追求的人文精神即使算不上是背道而驰，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文主义所应有的光芒。工具理性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也正是韦伯所担忧的现代化的困境：工具理性的扩张可能导致人类被困于“理性的铁笼”（Iron Cage），被效率、规则和技术束缚而忽视生命的意义。工具理性助长了资本主义的物化和人的异化，使社会沦为机械化的控制系统。与工具理性形成对立关系的是价值理性。如果说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精神驱动，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人类文明的永恒标签。工具理性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而价值理性是“做正确的事”。
一般认为，工具理性是以科学、管理和技术为突破点的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但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道德、伦理等文明标准决定的价值理性的平衡。只是在现代社会中，相对来说易于衡量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难以衡量的价值理性的边缘化，两者的失衡就可能带来众多社会问题，如对大自然的征服可能导致生态危机、对财富的放任追逐可能导致贫富分化，等等。而对一所大学来说，过度追求功利而导致的重理轻文，甚至以理工思维和量化标准管理文科，可能会让其失去人文精神的灵魂，演变成一家高级劳动工具的生产场所或加工厂。
其二，是来自民族国家的挑战。约翰·C.斯科特总结说：“在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背景下，三种明确的大学使命得以浮现：在为民族国家服务中发展起来的民族化使命、民主化使命及公共服务使命。最终，教学与研究职能被叠加于每一项使命之上。”具体而言，所谓民族化，也就是为民族国家服务的使命，最早出现于早期近代的欧洲大学，绝对君主制下的英、法、西班牙等国陆续将大学国有化或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令其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从而威胁到大学的独立地位。到19世纪末，世界列强大多实现了资本主义化，民族国家得到了资本的全面加持。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注意到美国引领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他在1917年给慕尼黑“自由大学生联盟”所做的《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即指出，“在学术的许多领域里，德国大学也走上美国大学的发展路线。大型医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本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庞大经费，这些机构难以维持”。而当类似的资本进入大学，不仅改变了大学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管理方式，而且让这些受到资本支撑的学科对其他“自行拥有工具的学科”形成挤压之势。令韦伯忧心的是，不仅“德国大学和德国人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美国化”，而且全世界的大学可能都无法幸免，“这一发展态势已呈现出全面之势”。
美国独立以后就开始以国家力量推动教育发展。很多美国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在获得联邦、州与地方支持的同时，也承担了为民族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斯科特写道：“公共服务，或称服务于民族国家公共事业，最初通过1862年与1890年的《莫里尔法案》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常规使命。此后，‘威斯康星理念’（1904年）推动众多高校将公共服务提升至与教学、科研并重的核心使命地位。”这样，以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初衷的大学使命因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而不得不仰人鼻息，在很多时候屈从于政府甚至政党的政策需要。近来特朗普政府以削减财政支持相要挟逼迫美国几所知名大学就范的例子，足以说明大学使命在民族国家意识过度强化的现代美国的扭曲。要知道，科学发展、文明进步和人类福祉的提升，靠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离开了人与人之间、教育和科研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人类文明不仅不会进步，反而会退化。而当今美国政府却经常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切断美国大学科研人员与他们外国同行的学术联系，阻碍正常的学术交流。
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断现代大学赖以成长的多元文化和跨国交流，迫使美国大学屈从于美国政府，尤其是他个人的淫威之下，让国家对大学的干预走向极端。或许有人会说，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力量足以抵御资本对大学的入侵，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出发，发展对人类文明未来至关重要的人文学科。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由资本驱动的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尽管因世纪末形成的全球化趋势而有所淡化，却因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而在近年来重新抬头，国家和区域之间竞争加剧的潮流让中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为壮大国家的硬实力不免会加大对具有市场效应的应用学科的投入。
其三，是来自科技革命和科学主义的挑战。欧洲近代科技革命（16—18世纪）对大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既推动了大学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也对原来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大学体制构成挑战。在科学革命第一轮冲击波下，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中世纪大学支柱的经院哲学。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等颠覆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以神学和古典文本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中世纪大学以“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基础。有学者在研究中世纪欧洲大学时注意到，“所有大学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拉丁语是教材、授课、辩论和考试使用的语言。教授们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传授逻辑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七艺”之外，较早进入大学课程的是医学，开始还主要集中在以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为代表的南方大学，而以巴黎为代表的北方大学则是以神学和艺术为主科。一直到16世纪后期，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兴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等）还长期被排斥在课程之外。但是，科学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一场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系列新领域和新学科，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让科学和理性逐步深入人心。
总结起来，科学革命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大学的学科、功能与使命。
首先是新学科的引入与制度化以及医学、自然科学领域新学科、新的研究机构的设置，如荷兰的莱顿大学于17世纪率先设立解剖学、化学实验室；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成为18世纪欧洲医学研究中心。其次是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如伽利略、波义耳等人的实验方法冲击了中世纪大学依赖逻辑演绎的传统。再次是大学功能的转变。不少大学开始重视科学知识的社会应用、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传统上分离的道与器在现代大学中已拉近了距离。最后是大批理工院校的崛起。大学转向实用主义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以应用科学为主的理工医农等专门学院的纷纷设立。18世纪末德国矿业学院、法国桥梁公路学院等，填补了大学在应用科学领域的空白。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社会的深入，科学技术成为教育机构服务社会的主要途径，而被认为只会培养坐而论道的空想家的人文学科逐渐被边缘化。
当然，即使在科学革命如日中天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知名大学对大学传统的坚守，如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长期重视古典人文教育，直至19世纪才系统引入自然科学，但实验科学仍依附于“自然哲学”框架。即使被认为转型最成功而成为现代高等教育模板的洪堡大学也一直没有放弃古典人文教育。洪堡在他自己的古典学研究中看到，在希腊人身上显示出一种双重的、最奇特的也许还是历史上唯一的现象：“当他们还显示出原始民族很粗鲁的痕迹时，他们就已经拥有对自然和艺术美的伟大的敏感性，拥有优美的行为举止和正确的审美观，……当文明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一个民族青年时代所拥有的那种简单的性格和品味”。这种对自然、艺术、审美的敏感性，即所谓高雅文化（high culture），正是衡量一种文明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志。
令人悲观的是，即使在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大学人文与科学之间也缺少足够的沟通，彼此之间的对立让很多有识之士为之忧心。既是科学家又是小说家的英国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为题正式出版。身兼物理学家和小说家双重身份的斯诺敏感地注意到，在西方社会智识生活中，存在着两个极端的团体，“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根据他的观察，“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两个团体各怀成见，在年青一代身上尤为突出。斯诺不无忧虑地写道：“事实上，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现代年青人中间比30年前更难沟通。30年前，两种文化之间虽然长期未进行对话，但是至少双方还设法跨越鸿沟强作某种笑颜。现在已顾不得这些礼貌，公然板起面孔来。”可见大学中重视人文教育的理念并没有为大多数科学家们所完全认同，人文学科的危机一直潜伏在科学主义主导下的西方高等教育中。
四、理性视角下人文学科的发展前景
在欧美等国面对财政压力纷纷削减人文学科教育的危机声中，中国或可成为支撑这一文明事业的中流砥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习近平最近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他还进一步阐述说：“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这就要求文化教育领域不畏浮云遮望眼，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定不移地将人文学科建设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2024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山大学在其百年校史上首次召开“文科发展”大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人文学科的发展前景问题。中大人文学部主任陈少明在发言中道出了当前人文学科危机的根本症结所在：“它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刚需知识。就是这种知识早一点跟迟一点掌握，对非专业人士都没有关系。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形成经济价值需要的资源稀缺性条件，人文学科几乎没有”；它是像路灯、航标一样的公共产品，“大家都要用，可是没有人给你付钱，……文科大部分就是这样需要政府或大学投资的知识产品”。当然，并非所有政府和大学都具备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的眼界和魄力，一些欧美国家和大学的领导人一旦遇到财政困难，首先考虑牺牲的就是不属于刚需知识的人文学科。
很多关心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捍卫源于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怀。被称为现代大学之父的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教育应致力于“力量的最充分、最匀称的培养”；“历史通过行为和事件等事例来扩展人的知识，增强人的判断力，提升和改善人的性格。研究一个民族还可以有更多的作用：它不仅研究一连串历史事件发生的线索，更试图研究这个民族的整体状况和全局形势，就像给民族写传记一样”。美国学者约翰·斯科特通过对洪堡等教育家的研究总结说，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中扎下了根基。洪堡之后，一些著名教育家都对大学理念和大学使命进行过阐述：“纽曼在《大学的理念》（1873）中主张以博雅教育抗衡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弗莱克斯纳通过《大学：美英德比较研究》（1930/1994）倡导纯粹学术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将其置于本科教学与公共服务之上；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1944）中主张剔除科研功能，聚焦于通识教育与专业训练；而克尔在《大学的功能》（1963）中则提出‘多元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构想——单一学术机构可通过履行多重使命造福社会。”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其著作《不是为了利益：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2012）中警告说，“经济增长和利润创造正在取代培养包容性的民主的公民的必要教育”。她认为“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对民主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需要积极的公民”，忽视人文学科将导致社会失去自我反思的能力。因此，要“在所有水平的教育机构中保卫和提升人文教育”。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拯救你们时代的世界》（2010）一书中，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进行了深度讨论，他反对将人文学科工具化，认为其意义在于学术共同体内的智识探索，而非直接服务社会需求。他指出，“如果学生学会在这些条件下分析争议，他们将开发一种可用于各个领域的批判技能，而不是道德说教和党派政治辩护，这将让他们不仅能成为更好的学者，而且是能在大学之外的世界充当更好的公民”。
毋庸讳言，当下世界人文学科遇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前文所提及的近代历史上资本逻辑对学术价值的侵蚀、民族国家对学术自由的干预、科技革命对人文精神的冲击于今尤烈，资本的渗透、政府的干预和新一轮科技革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冲击着已有的大学秩序。除此之外，人文学科也不能不面对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国经历了数十年的信息革命之后更为显现。美国法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就认为，人文学科研究效率低下，应接受市场筛选。大学教师们对人文学科的危机都有切身的体验，不管有识之士如何鼓吹人文价值的重要、人文教育的不可或缺，高等院校都要面对人才市场的筛选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对未来工作机会的担忧，因此理性地分析人文学科的功能与应用，合理地配置人文教育的资源，是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提条件。
许多大学开始探索人文学科的转型路径，致力于开拓数字人文、环境人文等新领域；也有学者倡导公共人文，如历史学界近年来崛起的公共史学，强调知识传播与社会参与。这些观点和举措共同揭示了人文学科的复杂处境：它既是现代大学致力于文明进步的宏大目标，又需在实用主义浪潮中重新证明其不可替代性。核心矛盾始终围绕“知识的内在价值”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展开。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该基于上述清醒的认知与评判，结合中国的文化与制度特点，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跟世界其他国家衔接和媲美的人文学科。
然而，面对全球，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压缩文科教育的大趋势，中国的人文学科能否成为人类文明的中流砥柱，仍需要时间的考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此起彼伏的人文学科危机呼声中，同样面临教育经费压力的部分中国高校近年来也出现了削减人文学科的举措，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如何在认清欧美国家人文危机根源的情况下，寻找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道路，成了当下高校领导和人文学科教师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近代大学学科化导致的人文学科危机问题。乔·莫兰指出：“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不是那么容易量化的。人文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类凌乱、无边界、无算法规则的状态。”因此，在当前的大学体系下，应尽量克服学科分类带来的弊端，推动跨学科教育。前文提及的叶祝弟文章认为，“1990年以来的人文学科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学术化的努力，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后文科的自我调适。吊诡的是，在确立了人文学科在学科体制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这种体制化的做法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文学科整体上的数目化、功利化、内倾化、不及物的状态”。因此，作者首先肯定了“跨学科给人文学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只要对人文学术有所关注的学者，都不得不惊叹文化研究、数字化人文等新的跨学科类型给人文学术带来的冲击和活力，在打通人文学术和社会现实的内外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但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作为一种变革性的力量，跨学科实际上是游移不定的、流动的、难以把握的”，处在一种“居无定所的开放状态”。也许正因为这种“居无定所”，导致美国很多高校只能使用短聘教师参与跨学科教学。从上述哈佛大学对人文学科课程的裁撤可以看出，这些被暂停的课程大多属于该校以跨学科为导向的教学改革举措。其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专注人文学科。HL90课程的重点是人文学科领域，通常围绕特定的主题、问题或时期展开，旨在培养学生对人文学科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二是跨学科性质。这些课程通常鼓励学生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复杂的人文问题，通过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学生能获得更全面的学术视野。
三是小班研讨模式。HL90课程采用小班研讨模式，通常每个班级人数较少，确保学生与教授可以深入讨论。
四是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写作。这些课程往往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以此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其学术写作技巧。课程中的写作作业不仅要求学生分析文本，还需要提出原创性观点。
五是专题性和灵活性。HL90课程通常围绕特定专题展开，这些专题可能涉及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哲学思想或文化现象。其课程灵活性体现在教授可根据自身研究兴趣设计课程内容。
六是为人文学科专业奠定基础。HL90课程对有意深入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很重要。这些课程不仅为他们学习更高级别人文学科课程提供台阶，也能为他们未来的研究、论文写作以及批判性思维训练打下基础。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在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受到打压，原因不在于这些学科的不作为。在资本逻辑、市场法则和将国家竞争放在优先位置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关注人类长远利益和文明根本的人文学科总是优先被牺牲掉的那一部分。无疑，美国高校对包括跨学科教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这种打压，对一些奋斗在跨学科教学前沿的短聘教师的冲击是灾难性的。柴尔德里斯的《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一书，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发出的哀叹。在中国，尽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与鼓励，但跨学科发展还是会遇到诸如学科评估和成果评审中学科归属等方面的问题，让很多学者不愿轻易涉足跨学科研究和教学，让过去数十年的跨学科改革尝试举步维艰。
其次，如何看待人文学科的学术创新问题。在任剑涛看来，无论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一个领域，人文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不是消费轴心时代的古典学，就是消费启蒙时代的现代学。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任何进步与发展。事实上，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大学革命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即便如此，这种繁荣仍难以掩盖人文学科的思想性贫血。任剑涛认为这是“因为人文学科以知识遮蔽实践、以理念抽象化人性、以著作代替人文关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甚至更为尖锐地指出了人文学科的“反人文情绪”：
存在主义哲学在海德格尔身上显现出来的孤独自我特性，在萨特那里明确表述出来的“他人即是地狱”理念，在福柯那里直率主张的“人死了”观念，都是人文学科走向人文反面的鲜明标志。至于后现代主义主张的解构、去中心、碎片化，更是将人文主义送进了历史垃圾堆。
这样的批评可能过于尖刻，但即便是人文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从20世纪后期以来，深度学科化的人文研究尽管著述不少，却没有产生可以与轴心时代或者启蒙时代比肩的思想大师。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很多传统价值理念的解构更是动摇了人类文明的根基。人文主义者据理力争的以道德、宗教、伦理、美学为衡量标准的所谓价值理性，也因人类文化和社会属性的不同而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后现代主义催生的文化相对论更是模糊了文明的标准，让价值理性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弗兰西斯·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像是失去创新精神的思想终结和文明终结。
然而，当今社会是不是真的不再需要人文学科了？显然不是。人文学科的萎缩和人文精神的丧失带来的必然是文明的退步。一方面，人文精神是维持一个健康社会必需的营养液。希尔贝克指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各种必要条件中，具有对某种文明基础的要求；比如说，一个共同体要求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应该对当地的语言和传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熟悉和认同”。正因为如此，古典教育才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又需要人文研究的与时俱进。二战以来科学技术在多个领域中的突破不仅给人类带来福音，也带来焦虑：譬如，人类基因编辑领域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深刻且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科学和技术本身，更触及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公平正义以及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同样，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发展也触发了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包括个人隐私与政府监控、提高效率与保障就业等矛盾与冲突，都需要加大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索，避免科学进步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因此，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领域的探索与人文教育的普及，对维护一个社会的健康、稳定与进步都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是否存在科学的资本主义与人文的社会主义？陈后亮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的文章中，注意到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现象：
得益于二战后大力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西方国家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发展。为了增加社会流动性,满足因人口急剧增加而产生的教育和就业需求,政府努力扩大高等教育普及率,并向人文学科提供经费支持。然而,到了70年代,由于国家福利政策带来的社会发展弊端日益凸显,“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被放弃。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普遍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导致政府对人文学科的公共财政支持逐渐削弱,因为人文教育被视为主要是私人而非公众受益的事业,应该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而非继续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市场效益逐渐成为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的合法标准，人文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20世纪初以来，以美国为典型，欧美很多国家的社会发展呈钟摆式演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和党总统柯立芝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通过对内减税、对外高关税等措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迎来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受到鼓励的共和党人进而将矿业工程师出身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志得意满的胡佛继续柯立芝的自由放任政策，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抬高了2000多种商品的关税，引发了贸易战，最终导致了30年代的大萧条。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通过赤字财政等措施加大了联邦政府对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拨款。从1933年到1968年的30多年里，除了艾森豪威尔的两届共和党政府外，民主党新政派长期执政，不仅加大了教育、文化领域的投入，而且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让美国社会的思想面貌和文化展示焕然一新。到70年代，美国开始深陷滞胀危机，1980年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与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遥相呼应，以国家财政力量支持人文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做法受到抑制。欧美国家这种左右摇摆的发展曲线显示，在重视工具理性和市场效益的资本主义占上风的历史时期，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性知识就会受到偏爱；在重视价值理性和社会关怀的社会主义占上风的时期，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如果说科学为人类社会物质层面的进步提供了最有效的跳板的话，那么追求人的尊严和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人文学术的未来”思想论坛的发言中指出，“技术进步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贫富差距，结构性的不平等是对人的尊严的最大打击”；“人的尊严和社会团结”正是人文学者需要坚守的底线；“技术革命的浪潮要在人文价值的防护栏之内，促使人类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发展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或者说致力于造就为人类谋福祉的技术革命，这是人文学术在未来将继续存在的理由”。
最后，如何看待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唱衰人文学科的当今时代，也许是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近代以来无论是大学建设还是学科发展，中国主要是以欧美国家为师的。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到落后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被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称之为“学徒状态”。他认为，“首先，我们要肯定这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的和成果丰硕的”；“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可以说是一般学术的发展规律，也是我们个人发展的基本的规律”。
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即使独立后也一直追随英国发展工商业，甚至文化上也对英国亦步亦趋。19世纪30年代，作为人文领袖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率先对当时美国的国家和文化定位做出反思。1837年，爱默生在其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宣告美国文学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开启了美国人自我主张的先河。他指出：“或许变革的时刻已然来临：这片大陆沉睡的智识终将觉醒，以超越机械技艺的创造，实现世界迟来的期待。我们仰人鼻息的日子，我们长期师从他国的岁月，正在走向终结。”爱默生的《美国学者》演讲被视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到了爱默生所说的“变革的时刻”了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近年来国内从上到下不乏“中国学者”“中国学派”之类的口号，也有学者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出各种建议，只是除了回到传统，很多建议还停留在口号上，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文学科在思想创新上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危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要构建中国人文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应该以此为指导，从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几方面着手，重新布局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并将高等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让大学成为人文精神的发动机，让人文精神弥漫于中华大地，让中国成为人类先进文明的引领者。
五、结论
统而观之，无论人文学科危机论还是大学危机论，对高等教育至少带来两种警示：其一是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动摇了大学的根基，失去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支撑的大学可能会沦为商业化海洋中的浮标，而不再是指引人类文明方向的灯塔；其二是人文精神的淡化抽掉了大学教育的灵魂，完全为功利主义所支配的大学顶多算是高级技术和工艺的职业培训机构，在线上教育日趋便利快捷的信息化时代，大学存在的必要性自然会受到怀疑。近一个世纪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说上提出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曾被广为称道。然而，进入流光溢彩的AI时代，不仅大楼的功能被弱化，大师的权威和尊严也成了明日黄花。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人文学科危机论的主要根源在于多数论者缺少对人文学科及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的认知，并经常以功利的标准衡量人文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即便是在现代学科形成之前，人文研究关注的都是一个社会的文明问题，除了对既往人类思想行为的评判褒贬，更重要的是为文明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参照。正是基于这一定位，人文学科从古至今都是致力于文明探索与文明教养这样的非功利性目标，很难量化，甚至也很少服务于资政，而这些探索和教化则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