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中国法理学研究或者陷入以“西方法理学”为对象的研究失焦，或者被批评沦为法学院“政治课”的身份质疑，以致其在法治实践中“失踪”，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失语”。随着法学知识优势从学院派向实践部门回转，法理学学科有日益边缘化趋势。但中国法理学学人从未懈怠，中国法理学研究始终“不绝如缕”。法理源于实践，真正的中国法理学只能植根于本国法治运行、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实践，并经学者系统化的整理和构建而生发出来。新时代为法理学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机遇：“两个结合”打开更大创新空间，波澜壮阔的中国法治实践提供丰厚养分，中国法治的鲜明特色构成独特标识，数字文明正催生“未来”法理。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守护魂脉，壮大根脉，以回应重大实践问题为导向，科学把握法治共同规律与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深刻洞察数字时代的法治变革，为形成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法理学；法治实践；“两个结合”；自主知识体系
伟大的文明必定自立自强，伟大的学术传统也必定自尊自信。然而，自“西法东渐”以来，现代中国法理学在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下生长，虽从未放弃对自主性的追寻，但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自主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终究未能很好建立。近年来，法理学不仅难以对法治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在学界也不断萎缩，甚至出现“中国法理学死亡”的质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交叠的重要关口，有必要重新追问什么是法理、什么是法理学、什么是中国法理学，以尝试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探索出一条可能的“生路”。
一、中国法理学何以落寞？
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研究在某些方面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尴尬状态。它很多时候不是在研究法理，而是在研究“西方法理学”。它被讥讽为“法学院的政治课”，却又难以做到吸引“听众”。实务部门研究解决法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时，似乎越来越不愿为法理学者留出一席之地。在法理学的国际学术对话中，我们好像只能用“半生”的西方语言讲述“半熟”的西方理论，愈发“失语”。研究者队伍萎缩，研究生报考也呈消极态势，法理学渐有沦为“小学科”之虞。
（一）法理学研究与研究“法理学”
“读书多”是法理学者的骄傲，“掉书袋”也是我们躲不过的讥讽。作为在“西法东渐”或“西学东渐”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近代中国法理学，对西方法理学的引经据典和知识考古，是基本功课，当然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以沈宗灵、孙国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通过对西方法理学的爬梳、发掘和整理，奠定了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基础性框架，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时移世易，如果几十年后的中国法理学研究者主要还是这些基本功课，肯定就不够了；否则就成了将对法理或法理学的认识替换成了对“西方法学对法理与法理学的认识”的认识，这样的法理学就主要是关于西方法理学的“学”，而不是关于中国法理的“学”，甚至也够不上关于西方“法理”的学。辗转于此，中国的法理学者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法理学家”，而只能成为关于“西方法理学”或“西方法理学家”的“家”。然而，遗憾的是，“西方法学”终究还是成了中国法理学绕不过的风景、越不过的高山、躲不过的阴影，使得中国法理学在理解上甚至被窄化为对西方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复述或注释。所谓“法理”即是法治实践背后所呈现的共性规律，是法律规则、制度及其实践背后的原理；而法理学，则是对这些法理的学术研究与揭示，以及据此所构建的系统化理论知识。如果仅仅执着于对西方法学概念与学派流变的“知识考古”，或者满足于对西方法学理论与制度成果的“理论引述”，至多只能让我们了解西方人所认为的“法理”和西方人所构建的“法理学”，而不能使我们真正全面、科学地认识“法理”和“法理学”，还可能阻碍我们自己对什么是法理和什么是法理学的深刻认知。真正的中国法理，必须也只能是从中国法治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发现的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与现实解释力的原理与道理。
（二）法学院的“政治课”？
学术研究与宣传思政各有其任务导向，各有其专业边界。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取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现象，是对领导人重要讲话、论述或国家大政方针的表浅阐述，而且往往是用文件阐释文件、用讲话论证讲话，洋洋万言，汪洋恣肆，却既少有深度的思想挖掘，也难见理论的创新拓展。这样的法理学，使“研究”成了“思政”，不仅丧失了法理学作为基础理论学科的学术品格，也未必能够取得好的“思政”效果。
脱离实践、远离“法理”的法理学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陷入西方法哲学、法律思想史的“无物之阵”，主要是翻检西方法学名人、名著、学派的故纸堆，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的鹦鹉学舌。另一个就是对党政话语的表浅复述。这种“研究”因被归类为“宣传”，甚至连“法理学研究”的资格都得不到承认，成了“法学院的政治课”。而且，因为不深刻，做不到“以理服人”，实际上连“政治课”都讲不好。法理学作为基础学科，近年来学术影响力式微，研究队伍萎缩，研究生报考积极性降低，逐渐沦为“小学科”。
表浅的“政治课”当然讲不好政治。一些研究者对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往往表现出警惕，不认同“意识形态法理学”。这种不认同实际上指向的主要就是那种对党政话语表浅的复述。法理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从专业性上与意识形态当然是有区分的，属于不同的分工。但法理学能够脱离一个国家的政治实际，无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吗？恪守法理学研究在学术上的纯粹、在学科的自主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排斥，是否本身就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呢？法理学研究要打开“心结”，具有更好的平常心和更大的包容性。
（三）法治实践里的“失踪者”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思想启蒙”或“实践指导”，法理学曾经成为“显学”。但近十几年来，在面临法治具体问题时，实务部门越来越不关注法理学界的想法，征求法理学者意见的情况也在变少。法理学渐有从实践部门“隐退”的迹象，从中国法治实践的某些领域“失踪”了。研究解决法治具体问题时，实践部门固然更依赖部门法的技术性规范，但也并非不需要理论上的参考。法理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上逐渐不再“可见”，主要还是源于理论供给与法治实践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本应为法治实践提供元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引。但当法理学研究要么陷入对西方理论的复述与搬运，要么停留于对政治话语的简单复述，缺乏对本土实践问题的深度回应，就必然与实践产生隔阂，自然难以进入实践部门的视野，日益边缘化。这种结构性错位，不仅削弱了法理学对法治实践的影响，也制约了法治实践的理论深度，使法理学学科地位持续下降。
悬浮于实践之外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必将在社会中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界那种试图用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法治建设，主要靠文本阅读、特别是依靠对西方法学著作的阅读来做学问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够了。尽管还是要读书，而且在阅读上要“无问西东”，尽可能汲取全人类的，包括法治在内的一切智慧成果，但中国本土法治实践才应该是中国法学理论探索的“第一现场”和基本场景。当实践部门人士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认为有部门法即可，想不起中国“法理学”，那才是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巨大危机。
（四）国际法学理论对话的“失语者”
法理学作为基础研究领域，是法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部分。但对于中国法理学而言，这个“互”字却颇为艰难。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法学是理论输出者，非西方国家是理论输入者，法学知识的“国际进出口市场”极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法治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其法治建设的真实经验与原创理论哪怕是充满智慧，也极难进入全球法学的主流视野。在“西法东渐”刚起步时，这种状况能够理解。但在我国近半个世纪成功的改革开放、“两个奇迹”的伟大成就、最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等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面前，这种状况就颇有些尴尬了。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勉强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结果就是难以对外讲出自己法治实践背后的政道法理，就不可能具有法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没有自主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在国际交流中就只能用西方话语讲述西方理论，难以形成平等的学术对话，也难以得到国际同行的理论尊重。尽管我们有丰富的法治实践，但尚未能从中提炼出一套被国际学界广泛认可的创新性理论。这种原创性理论的缺位，使得中国学者在对外交流时，往往只能用自己不熟悉的别人的话语向熟悉那套话语的别人去讲述，当然难有底气，也很难讲出实质性的理论贡献。所谓“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绝非中国法治实践本身缺乏理论价值，而是西方对法学研究的话语垄断，以及我们知识的生产与话语传播能力严重滞后于实践创新。
走出“失语”困境，关键在于从“普世法理学”的迷思转向“中国法理学”的自主构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对于普遍法理学的关注，恰恰相反，研究中应着重的恰恰是经由“中国法理学”的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来塑造“普遍法理学”的概念和体系。“中国法理”的提炼不是封闭的，而是在包容、吸纳和反思西方法理学的基础上与西方法理学同台竞技，甚至有所超越。中国法理学不仅应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还要为回应世界法治难题作出独特贡献，主动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学术重任，加快建构对全球法治议题具有引领和突破能力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承担好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提供理论公共产品的使命。
二、真的有“中国”法理学吗？
法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舶来品，但法理绝不是舶来品，中国法理学更不应是异域理论的复刻品。一个国家的法理学，归根结底是其法治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文明表达。回望中国法理学的百年历程，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尖锐的追问：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法学译著和眼花缭乱的学派引介背后，是否生长出了真正属于中国、解释中国的法理？中国法理学是在救亡图存的呐喊中诞生的，它从来就不缺乏中国关怀，但长期以来的“西法东渐”使其在知识谱系上形成深度依附，在理论创新上步履蹒跚。当法学知识生产优势从学院悄然回转至实践部门，当数字时代为理论竞赛带来全新契机，我们有必要再提一提“法理”和“法理学”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
（一）何谓“法理”
法理是内蕴于法治实践之中的共性规律，是法治运行的底层逻辑。法理不是来自天启、神意或谁的命令，法理学也不是神学、玄学或谁的主观臆断。法理学不是物理学，它不具有超越时空的自然规律，而是跟特定时空下特定人类社会的生活样态和政治、法治实践密不可分。它所体现的共性法治规律，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只是从抽象逻辑角度而言的，只是一种舍弃了特殊性的‘一般类型’，并不一般地适用于一切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
毛泽东曾有一个振聋发聩的设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将实践放到了极高的地位，“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如果要提炼中国法理，并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应旗帜鲜明地指出法理与法理学的真正来源，明确其自何处而来，以及如何而来。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中所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真正的中国法理只能来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特别是中国丰富的法治实践，中国法理学也只能从中凝练出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与现实解释力的原理。
（二）法理学“何为”
法理学究竟承担着怎样的理论使命？提炼法理是法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活动，对提炼出的法理的系统性表达构成了法理学的主要内容，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法理学知识体系承载一国法治实践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内在规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成果中最具为基础性的部分。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是主观乡愿，也非知识游戏，更非狭隘排外，而是承载着明确的理论使命。具体而言，法理学至少肩负着传承法理文脉、阐明政道法理、总结实践智慧、回应具体问题、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和培养人才梯队六重使命。
法理学是传承法理文脉的一门学科。“法理文脉”是一个民族或文明在其法律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继承性、连续性的法律文化血脉与精神谱系，它并非单一的法律条文或学说，而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意义之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传承中积淀、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法系，其中蕴含的“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礼法合治传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社会理想等，都是中华法系贡献给当今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法治智慧。同时，传承绝非复古，其核心使命在于“创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对传统中国的法理文脉进行现代诠释与再造，从而使其从“历史资源”真正转化为建构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
法理学还要阐明政道法理，正确理解政治与法治的关系。法治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法治从属于政治。任何国家的法治都不是超然中立的纯粹技术体系，其根本性质、服务目标与发展方向均由特定政治所决定。同时，法治也是政治的重要保障与实现形式，现代政治必须依靠法治来实现其意志、规范其权力、保障其稳定。在中国语境下，这具体体现为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根本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实践是法理得以生发的基本土壤，一切有价值的法理无论其最终表述如何抽象，都必须源于对真实、生动的法治活动的观察、反思和系统性的理论构建。对于中国法理的构建而言，“本土实践”居于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也只能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为了获得强大的解释力和理论生命，中国法理学还应该观察、比较全世界的法治实践。
法理学应是能够回应具体问题的。理论不能是苍白空洞的，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能不能建立起“与真实世界的真实联系”，“是不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中国法理学不能凌空虚蹈，而应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实践中凝练问题意识，从数字时代的结构重塑中捕捉前沿议题，从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中定位中国角色，为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提供理论工具，并不断在与具体问题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中国法理学绝非地球村中的“理论孤儿”。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既承载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独特历史经验与价值选择，也凝结着人类在应对普遍治理难题过程中形成的共通智慧。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以自信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法治文明的对话与互鉴，并将中国法治实践的智慧结晶升华为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厚学理资源。
人才为学术之本。历史反复昭示，一个民族法治文明的兴衰荣枯，关键取决于其是否拥有一支生生不息、代代相继的人才队伍。人才梯队的培养非法学教育的一般性工作，而是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否真正“立起来”“传下去”“走出去”的根本命脉所在。新时代的中国法理学研究人才应当是法治文明的火种、理论创新的先锋、通经致用的干才，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大使命与理论创新的时代重任。
（三）法学知识优势的回转
知识源自于实践。传统上，学术大家往往也是实践干才。但由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法东渐、西学东渐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使得系统引入西方法学理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对西方法治制度成果和知识体系的引入，使得法学知识优势一度主要掌握在学术界特别是熟悉外语的学者手中。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文章，在当时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但对于推动中国法治和人权的发展进步，功莫大焉。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法学名家，绝大多数都有译著“傍身”，作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专业力量，许多法学家的学术生涯就是从译介西方法学著作开始的。这些作品成为法学院的教科书、学者们的参照系，滋养了中国法律学人的心智，启发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
时移世易，历史终回正轨。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法治实践已极大丰富，越来越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主要靠阅读西方法学作品、引进西方法治“先进”经验来“指导”中国法治越来越不敷所用了。法院、检察院以及党政机关法律事务部门中的相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往往也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对域外法治实践和理论了解和理解的深入程度甚至不亚于专业的法学学者。这使得专业法学学者在法治理论上因沐浴欧风美雨而获得的知识优势大打折扣。由于法学院提供的教育既因过于理论化和西方化而不能满足学生从事法律实践的职业需求，也因“缺乏公共政策的教育”而“无法承担起立法者的重任”，法学院的毕业生，甚至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进入司法机关和党政机关法律事务部门之后，就必须在工作中得到更加契合中国实际和社会实践的学习与锻炼，实现“知识重构”，从而更可能做到既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法学理论，又因政策研究或处理司法案件等实际问题而把握中国法治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反而掌握了相对于他们曾经的老师，也即学院派教授们的法治知识优势。
法理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扎根“实际”，如果脱离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以及数字时代中国法治创新的实际，就难以具有内在的生命力。中国法理学研究迄今仍处于悬浮状态，既未能很好回应中国实践问题，也未能充分提炼出新的法理学概念、理论、思想，更未形成植根中国法治实践土壤、汲取全人类法治文明养分的知识体系。不少研究还是主要从国外“进口”问题，很少自主提出问题，特别是难以提出立足于自身实际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种“一头在外”的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既难以把握问题“原产国”的实际，也难以契合中国的实际。即便有些对西方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水平较高，也比较精致，但如果脱离了中国实践，就成了“盆景”。“盆景”没有立足大地的根系，相互之间也难以具备有机的联系，从而无法构成“生态”。盆景化的学术研究，是永远不可能构建出本民族的“理论森林”的。
（四）中国法理学“不绝如缕”
诞生于救亡图存背景下的中国法理学，始终有着“以法强国”的问题导向和深沉的中国关怀。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最初的使命并非为了“以法治国”，而是“以法强国”。自晚清西方列强入侵起，为寻求自强救国之道，中国知识分子便将眼光投向西方，掀起一股股翻译引进西学的运动，逾百年而未歇。从沈家本修律变法开始，一代代法学家对西方法学思想和理论的引介贡献良多。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问题导向，使得中国法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不同于西方纯粹学术探索的使命——它要回答的是中华民族如何在法治轨道上实现救亡图存、伟大复兴的根本问题。这种“以法强国”的初心，是中国法理学极其宝贵的精神传统。
“西法东渐”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但也导致了过度依附的问题。从清末修律到改革开放，中国法理学在借鉴西方法学成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法律出版社“博观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美国法律文库”等，蔚为大观，滋养了中国法律学人的心智。然而，这种借鉴也带来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有学者曾批评中国法学成为西方理论的“跑马场”，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尽管如此，“西法东渐”的历史价值也不能被否认，它为中国法理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参照和养分。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完成从“依附”到“自主”的质的飞跃。
数字时代为全球法理学的理论创新带来新的契机。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型，给中国法理学研究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的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重构了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新的治理结构。中国是网民数量最多、数据资源全球领先的国家，许多前沿法治问题首先发生在中国，解决方案也相应首先产生于中国。中国法理学能否抓住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从中国法治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法理概念和理论，决定了中国法理学能否真正实现从“依附”到“自主”、从“盆景”到“参天大树”的跨越。
三、法理学研究的时代机遇
时代洪流奔涌向前，法理学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机。“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为法理学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与理论视野；波澜壮阔的法治实践，以其超大体量、复杂场景与鲜活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中国法治的鲜明特色，如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构成了区别于西方法学的独特标识；而数字文明的蓬勃兴起更将法理学推向了引领未来的前沿阵地。
（一）“两个结合”打开新的空间
作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强调立足实际、传承文化的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是在新的时空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有助于破除西方法治冲击下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与妄自菲薄倾向，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自信，确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科学姿态。中国法理学研究应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内容上的原创性、形态上的连续性、发展上的创新性、功能上的统一性和价值上的包容性。”“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等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相结合，生发出具有时代内涵和民族特色的新法理。
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理论开拓，日新又新。我们的法理学研究应该有关照全球的胸怀，应该有改革创新的勇气，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敢于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敢于说前人未说过的话，但不能数典忘祖。“两个结合”使得中国法理学既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又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滋养，从而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法理学发展道路，构建出具有更大理论贡献的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波澜壮阔的中国法治实践
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推进，使中国法治实践波澜壮阔，成就斐然。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环环相扣，相互支持。立法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基础性工程。我国已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持续完善。为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挑战，立法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向推进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高质量立法不断推进，法律实施和监督就愈发关键。在执法领域，行政部门执法类型之广、影响经济社会民生之深，使中国法治与西方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司法领域，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坚持和完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不断健全。在守法领域，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持续引导全体人民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鲜明体现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保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和保障人权”，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在中国式现代化伟业不断推进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深化立法领域改革，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保障。中国法治实践以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最为生动的现实基础。
（三）中国法治的鲜明特色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党的领导；中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也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既是我国政治的“实际”，也是我国法治的“实际”。这种有机统一，使得中国的法治建设既有坚强的政治保障，又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构成了中国法治区别于西方法治的根本标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中国法治的价值灵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法理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法理学的根本标志。任何一种法治理论都必须回应“为了什么人、依靠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鲜明品格和根本特质。法治的人民立场和人民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中国法治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集团或阶层的私利。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中国法治的独特制度优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在法治轨道上的贯通，深刻揭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双重保障，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治理合力。传统的西方法治理论往往将政党规范排斥在国家法律体系之外，而中国创造性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构成了对传统法学理论的革命性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独特逻辑。
（四）数字文明创生“未来”法理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社会形态，为法理学研究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推动人类形成新的轴心文明，催生新的治理机制，产生新的法制形态。正在孕育的数字文明新法治，必将伴生全新的数字文明新法理。基于数字信息技术，人类第一次创造了与物理空间平行的网络空间。这是一个人类可以在其中生产生活、交往交易的新空间，也因此绝不是“法外之地”。平台作为新的生产组织者，标志着人类又一次改变了生产的组织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法律关系。数据作为新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推进商业模式、产权分配和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
中国在数字法治实践中的全球领先地位，为法理学理论创新提供了独特契机。数字社会在中国日益浮现，数字文明在中国曙光初显，新技术新业态新生态带来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不断推进中国数字法治的新实践新制度新理论。我们应立足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把握数字科技与法治体系深度融合的强大动能，探索智能社会法治秩序的规律，加快形成以数字法理为核心的未来法学，以未来法学的新知新见参与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使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发挥面向未来、走向未来、引领未来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现其对世界法学的牵引力和变革力。
深刻洞察数字时代的新问题，就更可能为全球数字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方案。在农业时代独树一帜、在工业时代遭受挫折的中华法系，在数字时代将再次大放异彩，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贡献，凝结新的法理。在数字时代，中国法理学完全有能力从“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这是中国法学绝不能错失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法理学必须抓住的珍贵契机。
四、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护守中国法理学研究的魂脉
魂脉决定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性质。经世之才，必有其根；如渊之学，必有其魂。中国法理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进行法治探索，整体上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法学绝不是抱着书本的教条，而是回归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将中国法学研究带到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起点、逻辑起点、价值起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实质，是当今时代最现实、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的学问，是为了人民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为人民探索公平正义的学问。构建自主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根本是坚守人民价值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键是把握理论发展规律，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重点是掌握法治话语权，防范西方中心主义侵蚀。这就要求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灵魂，是科学理论的精髓所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地位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强国、法安天下等重要命题，在法治道路论上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的法治道路理论，在法治结构论上原创性地提出法治体系范畴，在法治关系论上深刻揭示了政与法、党与法、法与民、法与德等重大关系，在法治方法论上创造性地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法治方法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中国法理学研究必须遵循的立场和方法论指引。
（二）壮大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根脉
根脉决定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未来。法治理论和法治道路的中国特色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法治文明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理论沃土，也赋予其区别于西方法理学的独特文化标识和精神内核。这一根脉属性决定了中国法理学不可能成为任何其他法理学的附庸，而应是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法理学。中国法理学研究应该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古今贯通中坚定中华法治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从辉煌的历史深处走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宏阔未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只有全面深入地学习、研究、把握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全面地理解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
中华民族拥有辉煌的古代法制文明，但近代以来中华法制文明逐渐衰微。经过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时代，中华法治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治理智慧。尽管形式上的中华法系在晚清瓦解，但其文化精髓值得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治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一方面，中华法系的重构绝不意味着复古，而是立足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法系的重构不是简单地传承古代的某些法律思想制度与形式条文，而是弘扬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以“第二个结合”打开中国法理学研究更大的创新空间。近代以来，西方率先进入工业时代，逐步构建起与工商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体系，并深刻地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世界。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彻底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话语霸权”。立足中国实际，把握数字时代的脉搏，中国法理学研究就有可能助力于致力于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华现代法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法治文明形态，中华现代法治文明将“既凝聚了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既有法治文明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结合，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也是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
（三）以回应中国法治重大实践问题锚定中国法理学研究的方向
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回应更好地以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呼声。公平正义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法治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的内心期待和现实需求。只有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面对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高标准要求，中国法理学研究不能止步于“公平正义”的抽象概念，而应致力于构建一套彰显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平正义理论体系，更应推动将形而上的正义理论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使其更好转化为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关注和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表达与制度转化机制，从理论上强化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辩证统一。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处理“变”与“定”、“破”与“立”是中国法理学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必定引发深层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也注定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风险挑战。因应时代需要，法理学就应深入阐释“在法治下推进改革”与“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辩证统一。重点研究“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规范路径，研究解决改革措施与既有法律可能存在冲突的理论和制度难题，探讨如何通过立法授权、法律修改、法律解释等技术手段，为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中国法理学也应加强关于法治对改革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的研究，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方面的作用。在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法理学还应关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探讨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社会矛盾有效吸纳进制度化的解决轨道，进而实现维权与维稳的辩证统一。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环境，而法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保障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使命。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凸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带来诸多新兴的安全风险，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各类风险内外联动、跨域传导、累积叠加，处理不好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关注和研究在新型“风险社会”中如何使法治更好地保障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过程中，应更好通过法治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痼疾，并为新兴产业提供规范指引。
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回应保障海外国家利益的重大时代课题。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面对这一复杂的时代背景，法治在保障国内和海外利益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日益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国际斗争的战略抓手。我国应全面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让法治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制胜利器。新时代的中国法理学应超越单纯的国际法或国内法视角，致力于构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理论体系，探索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转化与互动机制。在具体实践层面，重点加强对法律域外适用的法理基础研究，不断完善和扩充我国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律工具箱，从而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中国法理学研究还应加强提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法理内涵，深入研究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四）科学把握法治发展共同规律与具体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与必然要求。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建设具有共同规律。实行法治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化国家。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程，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其一，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未必完全同步，但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是全面的、系统的现代化；其二，不能有效解决人治和法治问题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现代化的退步或失败。法治之所以成为必然选择，在于其内在的优越性。“从法理上而言，法治是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它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强调法律优良、法律至上，为社会提供了常态的运行模式；法治是一种最为经济的国家治理方式，节省了社会运行的资源和成本；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与控制，也为人们的权利自由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制度空间。”世界各国在法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一般意义的价值原则和客观规律。“任何治理，要称得上是法治就必须符合法治的底层逻辑即法治的共同特征和共同规律；任何法治要称得上是现代化法治，必须符合现代化法治的实体内容和形式特征；任何一个国家要推进法治现代化，必须遵循法治的底层逻辑和普遍规律。”这些体现了法治精髓和要旨的共同原则，涵盖了诸多方面：“诸如依法而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权力制约、人权神圣、财产神圣、税收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言论自由、罪刑法定、正当程序、权利推定、‘法无禁止即自由’等法治理论。”法治既是现代化共同的德性，也是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的核心保障与路径选择，对于各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定立足中国法治发展实践，才能产出更高水平的法理学研究成果。实践是理论之源。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强调“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归根结底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和客观规律的深化、总结与升华，进而形成的系统化与抽象化的理性认知。费孝通先生曾在对人类学研究的反思中指出：“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推动中国法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就应该切实扎根中国法治实践的沃土，直面中国法治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回应法治发展实践的任务和要求，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炼和转化为系统的法学理论。
交流互鉴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正是文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要求我们在开放中促交融，在互学中求共进，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文明交流互鉴观具有重大时代价值，既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又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构建了人类文明交往新范式。”不同法治文明之间也应该进行认真的学术对话。“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之所以可以交流互鉴，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体现人类社会公理性知识体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以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等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技术层面上，国外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制度等领域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产物，它为法理学开展国际对话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基础与广阔空间。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具备世界眼光，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解释力与影响力，应当对外阐释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范式，善于用国际社会听得懂、能理解的理论话语，向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五）深刻洞察数字文明时代背景下的“未来”法理
1.科学把握数字时代的社会新形态
法学理论的演进必然紧随社会形态的改变而不断深化。“回顾人类文明的历程，我们已经走过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大时代，正在步入与前两者并列的数字时代。法治体系被要求与同时代的社会形态相匹配，新的社会形态将产生新的权利类型、新的法律关系以及新的权利侵害治理方式。革命性的技术将产生人类文明的新跨越，当新的社会形态下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超越了现行法律体系的调整范围，新的规范体系将被呼唤。”数字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必然形态，有着新的生活空间、新的生产组织和新的生产要素。“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被重新定义，数据与信息成了重要的生产要素，现代法学也正在向数字法学转型升级。”当前，“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塑造了智慧社会，并在社会管理变革中实现了执法司法的智能化，数据、代码和算法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我们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控制，就不宜再采取传统单一物理空间的习惯方式，尤其不能按照物理空间的规制逻辑来规制虚拟空间，不能套用对待机械工具的思维来对待人工智能，而应实现与之相适应的规制范式转换”。
2.紧盯数字时代的新型问题
数字技术在深刻影响和塑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关系发生新变化，法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范围随之扩张。数字时代有许多需要法理学从理论源头进行回应与解答的深层挑战，其中有一些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一是关注更加孤独的人类个体。虽然数字技术拓宽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但人际交往趋于虚化，深度的真实社会连接日益匮乏，个体孤独感和原子化可能加剧。二是关注更加混淆的人类空间。人类正步入一个人机共生、虚实相生的新型社会，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导致社会风险极易发生跨域传导、内外联动与虚实叠加，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三是关注更加无形的财产形态。财产形态正加速趋于无形化，数据、虚拟货币等新型资产不断涌现，其法律属性、权益结构等制度规定尚不完善。四是关注更加脆弱的强大国家。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国家能力空前增强，但也催生了“数字利维坦”的隐忧，如何确保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有效的算法责任机制并强化公民数字权利保护，成为数字法治的新课题。与此同时，新型国家安全风险不断涌现，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五是关注更被扭曲的思想市场。认知域对抗、舆论操控等现象日益普遍，思想市场面临扭曲风险，凸显了数字时代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思想对话的复杂性，理性公共空间容易遭受侵蚀。六是关注更加失衡的国际社会。全球网络空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治理碎片化等问题突出。这些数字时代的真实问题，尤其需要法理学从理论源头进行回应与解答。
3.深化数字时代的法学创新
社会变革推动理论创新。“从人类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带来理论上的颠覆。这种颠覆首先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式，继而在新的研究领域开辟新的研究通道，最后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法学理论的创新与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回应数字时代的变革。法理学应拓宽对“法”的认知边界。“数字法治之‘法’不限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法律规范，而且包括党内法规、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具有‘软法属性’的科技伦理、公序良俗、数字科技准则、国际数字法规则等。”法理学还应在应用场景与研究方法上进行双重革新。“我们要更多了解和参与法治机构实施的各类智能化建设项目，总结提炼出更多体现科技理性和法治规律的法理成果。”法理学当然也应明确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内部架构。数字法学是在继承和发展现代法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更主要的是数字法学专业知识，比如网络治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数字政府、数字司法以及数字纠纷解决等专业知识。作为一个新型的法治领域，也作为一个新型的法学研究领域，数字法学是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支撑。
4.为数字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方案
时代变迁呼唤并孕育着新的法治文明与法理学。法治文明的演进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纵观人类文明进程，农业社会有农业法律文明，中华法系以其‘德法结合、礼法合治’的理念贡献卓远；工业时代产生工业法治，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凭借深厚的法治文化底蕴，乘信息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之势，我国走出了一条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中国特色依法治网之路，并必将为数字时代新的法治文明的创生，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数字法治文明新形态是对现代社会工业法治的超越。“数字法治文明除了延续工商业法治文明强调的民主、合作、平等、信用、法治等核心要素外，还强调把现代制度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将科技伟力转化为法治伟力。”长期以来，现代法治一直被认为系由西方话语所主导，而中国的数字法治实践已然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为世界法治发展和法学理论作出中国贡献的难得机遇。在历史与命运的十字路口，法理学必须关注新技术新空间新问题，敏锐洞察和研究数字社会的新挑战，探索立足数字时代的法理，探索智能社会的法治规律，加快形成以数字法理为核心的未来法学，使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发挥面向未来、回应未来、引领未来的重要作用。
五、结语
法学界正担负着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的时代使命，承担着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深邃的政理、法理、哲理，既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遵循，也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法治实践为法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所积淀的大批鲜活经验，将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提供独特而丰厚的实践资源。”这要求我们应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与演进规律，将具体的法治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法学理论，以高质量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国法治事业行稳致远。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对接，自觉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将为法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打开最为广阔的“星辰大海”。
法理学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部分。学理化和学术化的特点是体系化，是“对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性、逻辑性和完备性的建构”。在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理化阐释的过程中，法理学要与不同领域法学专业形成研究合力，通过深度挖掘和全面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将党的政治话语、法治话语转化为科学的学术话语，从而构建内涵科学、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法学知识体系。法理的关键是原理，只有立足中国法治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深入剖析法治发展的历史脉络、演进规律和动力机制，才能推动一系列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的产生。只有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胸怀天下，通过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深度挖掘“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道路论”“法治价值论”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才能有力推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缜密内在逻辑、强大解释力量、科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出处：《比较法研究》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