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名的难读，每读至最后“方法论”部分已经筋疲力尽，虽然这部分篇幅不大，也都以全书概括总结视之，匆匆翻阅，掩卷休息了；然则如果诘问，这部分果何所论，往往为之语塞。今特拣出该章，专门仔细阅读，方觉得其中深意，就理解康德哲学而言，决不可忽略不计。
“先验方法论”涉及康德哲学众多的基本观念，诸如“先天综合”、“先天直观”、“经验综合”、“时间-空间”等等，而最有意义的乃是此类核心问题皆围绕着“数学”与“哲学”之异同展开，对于我们理解这两门学科极为重要，而我觉得这部分乃是进一步理解康德哲学的“方法”和“门径-途径”。
一、何谓“先天直观（形式）”
“先天综合判断”当然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重点阐述的观念，这是留心康德哲学的学者不会忽视的；然而，如果对于这个观念只停留在“既是先天，又是综合”或者“理性加经验”这样简单的层面上，固然正确，但尚不够深入。因为，在这个层面，缺少“先天直观”亦即“时间-空间”的地位。“先天综合判断”是康德要论证的目标，而“先天直观”则是这个论证的关键环节。
我们熟知，“先天直观”就是指的“时间-空间”。为什么“时-空”为“先天直观”，而非“经验直观”？
在康德看来，“经验直观”乃由对外在事物的“知觉-Wahrnehmung”“给予”，受之于“天-自然”，“时-空”的直观则不然，它们不“受之于天”，而是“受之于”“理性”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受之于人-人本身”。
这就是说，在康德的心目中，“理性”本身就有“授出-提供”“直观”的能力，由“理性”本身“给出”的“直观”，当然无关乎“感觉经验”，而可以说是“先天的”。
“理性”的功能在于运用“概念-Begriff”，于是，所谓“理性”“给出”之“直观”，就意味着，“概念”“给出”“直观”，“概念”本身就有能力“给出”“直观”。我们看到，明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康德哲学，而且对于理解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整个哲学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感到，至少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正是沿着“理性-概念”“给出-开出”“直观”这样一条“理性主义”道路前进的，这是后面要说的意思，现在这里提上一句，现在再回到康德的议题。
康德说，有“先天直观”的根据在于“数学-几何学”。几何学不光是“概念”，而且要有“图形”，几何学要“制图”。譬如“三角形”，不光有“三角（形）”的“概念”，而且有“▲”的“图形”，这个▲的图形，是由“概念”直接“给出”来的，是根据“概念”“构建-konstruieren”出来的，而不是从“无数”“感觉经验”的“印象”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是“先天的”。
几何学是关于“空间”的学问，它是一门理论的科学，但仍然是有“直观”的，只是这个“直观”是根据“概念”“构建”的，而不是“感觉经验”的，所以几何学才是一门“可以论证-可以推论”的学问，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数学-几何学研究的依据是“概念的建构”，而不仅仅是“概念”。
为什么不仅仅是“概念”？因为如果仅仅是“概念”，而无“直观”，则数学-几何学就只是“概念”的“分析”。几何学如果只是作“概念”分析，譬如从“三角”这个概念，无论怎样进行“分析”，绝不可能“越出-超出-超越”这个概念一步，其作用充其量只是在使“概念”更加“清楚-明白”，而不能增加任何“知识”。
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单纯的“概念”——即仅仅局限于“概念”——所能做的只是使“概念”清晰明了，只能“澄清”“概念”，而不“推进-增进”我们的“知识”；康德认为，“几何学-数学”乃是一门“科学”，它仍有能力“增进”人们的“知识”，而之所以有此种能力，关键在于它不仅“分析”“概念”，而且也具有“直观”的功能，正是几何学家根据“概念”作出“图形”来，譬如作出▲形来，我们对于“三角形”才能增加许多有关它的“属性-性质”的“知识”，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等。
有了“直观”，对于“概念”来说，就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要“增进”知识，光有“概念”不行，光有“分析”不行，必还要有“直观”，必还要有“综合”。
然而，数学-几何学的“直观”，乃是“概念”“给出”的，不是“感觉经验”“给出”的，因而，数学-几何学又不是一般的“经验科学”，而是“纯粹理性”的“科学”。“纯粹理性”又是“科学”，既有“概念”，又有“直观”；既有“先天性”，又有“综合性”，于是“数学-几何学”就成为康德著名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范例和基石。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数学-几何学如何可能”。或者说，“数学-几何学”如何不仅仅是“分析”的，而且还是“综合”的；也就是说，“数学-几何学”不等同于一般的“逻辑学”，不仅是“形式（概念）”的，而且还是有“内容（直观）”的，只是这个“内容-直观”仍是“理性-概念”“给出”的，而不是“感觉经验”“给予”的。
我们再一次提醒，从康德开始，“理性-概念”就被认为可以“给出”“内容”。
这样，“数学-几何学”就被“拥戴”上“理性科学”的宝座。
二、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科学
数学-几何学作为理性科学的地位确定之后，必定会出现“哲学”与它的关系的问题，因为哲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被认为居于“理性”的巅峰，其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然而，正是在“哲学”领域里，种种纷争不断，相形之下，数学-几何学却显得那样坚如磐石。于是从古代希腊开始，“哲学”竟然明里暗里以数学-几何学为楷模，似乎“哲学”要努力做到像数学-几何学那样在“论证-diskursiv”上万无一失，才算尽善尽美。
在“方法论”这部分，康德的主要着力处在于指出：“哲学”与“数学-几何学”虽然同为“理性科学”，同属“纯粹理性”领域范围，但实际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学科。
凡“理性科学”，都需要运用“概念”。“纯粹理性科学”就只是运用“概念”，但既曰“科学-知识”，则又非仅仅为“逻辑形式-形式逻辑”，而需要“内容”。此种“内容”，皆须“直观”，而非单纯“概念”。
如上所述，康德认为，“直观”有“经验的”，也有“先天的”。“数学-几何学”就是运用“先天直观”作为自身“内容”的学科，它是“综合”的，又是“先天的”，因为它的“直观”同样是“概念-理性”“给出-构建”的。“概念”经过“构建”“给出”的“直观”，同样也“超出”构建它的“概念”之外，即单从“概念”自身，无论怎样“分析”，也是“分析”不出这种“直观”的，所以“数学-几何学”仍然可以提供“新知识”，而并非仅仅“澄清”“概念”。
康德认为，“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科学”，它的“概念”自身不能“构建”“直观”，如哲学中的“实体”、“实在”、“力”等等，由这些“概念”自身不能像“数学-几何学”里的“三角形”那样立即可以构建出相应的“直观”来，“概念”本身不能“提供-给出”“直观”。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概念，是“纯粹概念”，哲学的理性，是“纯粹理性”。“哲学”是“纯粹理性”的学问；“哲学”的“概念”，当然更不能由“感觉经验”来“提供-给出”“直观”，那是“经验科学”而非“理性科学”的任务。
既然称作“学问-科学-知识”，“哲学”当需“内容”，这种“内容”又非“直观”不能提供，于是“哲学”的“概念”与“直观”的关系，就成了“问题”。
正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给“哲学”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纷争。
康德认为，“数学-几何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由“概念”自身“构建”“直观”。它所作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可由“理性”自身检验，对错分明；甚至连“经验科学”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由“经验”“提供-给出”“直观”，自可检验“判断”正确与否。
于是，在一切“学科-科学”中，只有“哲学”有这个“问题”。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哲学”的首要工作了。
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康德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纯粹理性”要想成为一门学问、一种“科学”、一种“知识”，需要“批判”。
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原本是“批判”别人的，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面前来“审判”，如今到了康德，“理性”本身也要受到“批判”了，这又当如何理解？体会康德的意思，按照康德在别的地方的阐述，他会说，“理性”本身受到“批判”，正是“理性-启蒙”“成熟”的表现。“批判哲学”是欧洲理性启蒙的继续和深化。
“理性”应该受到“批判”，尤其是“纯粹理性”应该受到“批判”，受到“审核”——他的第一部著作叫做《纯粹理性批判》。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批判-批审”理性？按照康德的意思，当然还是“理性”本身，“理性”自己“批审-审核”自己，意味着“理性”的“成熟”。
“纯粹理性”需要“批判”，也就是运用“纯粹理性”的“哲学”需要“批判”。之所以必须对它们加以批判，乃是因为，“纯粹理性”如不加以“批判-限定-受到规范”，就会“超越”自己的职能范围，产生不可遏制的“幻象-Illusion”，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理性的幻象”？
从上述理路来看，“哲学”的“纯粹理性”、“概念”自身不能“构建”“直观”，而“经验”又不能为它提供-给出“直观”——“哲学”的“概念”，诸如“实体-力-无限-大全”等等，不可能由经验提供，于是这些“概念”，就既无“先天直观”，又无“经验直观”，没有这两种“直观”的“约束”。然则，“哲学”的“概念”为要成为“知识-科学”，又必得“超出”“概念”，为自己“构建”“内容”，在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就可能是一些“空洞”的“幻觉”。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要“防范”此类“幻觉”的出现，为“纯粹理性”在科学知识领域指明一条康庄大道。
在“方法论”部分，康德一开始就提出，对于“知识-科学”言，“哲学”只有“消极”“防范”的作用，“哲学”不能为“知识-科学”做“积累”、“积极”的工作，而只能做“消极”、“规范”的工作，而就“纯粹理性”来说，这种“消极”的工作，其意义却不比经验科学的“积累”小。这一点，康德在“方法论”部分作出了很充分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他前面的“纯粹理性批判”全部工作的总结。
“理性”自身“限制”自身，乃是“理性”成熟的表现，所谓“限制”是指“理性”对于自身的“职能-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意识，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理性”对自己的“职能”，有了“批判-批审”的意识。
“理性”当然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但这个“自由”和“无限-不受限制”，并不是一句空话，不仅仅是空洞的形式，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凡事有了“内容”，则这个“内容”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就都是相互制约，即相互“限制”的。以为“理性”既然“自由-无限”因而就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乃是因为“理性”尚未成熟，尚停留在“幼稚”的阶段。在康德看来，正因为“理性”本为“自由-无限”，就自然倾向于陷入“理性”“幼稚病”。这就是说，正因为“理性”为“自由-无限”，才需要“批判-批审”。如上所说，“数学-几何学”和诸“经验科学”皆因有各自相应的“直观-内容”，在该学科自身，就有能力“纠正错误”，避免“幻觉”。而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传统）哲学”，即使在“批判哲学”已经作出“提醒-警告”之后，仍经常会陷入此种“幻觉”，以为它的“实体-力-无限-大全”等“概念”，会自己“构成”相应的“直观”，从而陷入“二律背反”，产生“永久”的“争论”。
康德提出的“批判哲学”旨在为“理性”的诸种不同“职能”划出“界限”。
所谓“理性”的“职能-职权”范围，也就是“概念”的“职能-职权”范围。“数学-几何学”的“概念”自身有“构建-给出”“直观”的能力，“经验科学”的“概念”能够从“感觉经验”世界“接受”“直观”。也就是说，经验的世界可以为诸“经验科学”的“概念”“提供”“直观”；但是“哲学”的“概念”则无此“权利”，它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可供资助，因而“哲学”本身并不能够“增进”任何“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在“方法论”里才特别强调了“哲学”的作用只是“消极”的。
然而，“哲学-传统哲学”常常不满足于自身的“消极”作用，常常企求把自己的职能转化成“积极”的，即企图让自己的“概念”有其相应的“直观”，想以此让人们通过“哲学”来“扩大-增进”“知识”。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要向世人揭示，“哲学”的功能，不在于“增进”人们的“知识”——而这正是哲学从近代培根以来被推崇的主要职能，而在于消除“幻觉”——而这同样也是培根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说，“哲学”的职能不是“扩大”“理性”的工作范围，而是为“理性”的职能划分界限，亦即厘定-审定理性的工作“范围”，使理性的职能得到正当的发挥，理性的运作，走在正当的道路上。
“批判哲学”要“防止-消除”理性的“僭越”。“批判哲学”之所以成为必要，乃在于“纯粹理性”有一种“僭越”的自然倾向。
“纯粹理性”似乎在“数学-几何学”那里受到了鼓励：原来“直观”并不全来自经验，“先天”亦有“直观”在。“数学-几何学”的“直观”就是“数学-几何学”的“概念”自身“建构”起来的，如是，则“哲学”之“概念”当亦可用自身之“概念”“建构”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知识-科学”的“判断”，即“哲学”可以“超越”自身的“概念”，由“直观”形成“综合”，以增进人们的“知识”。
然则，“数学-几何学”之所以能够由“概念”“建构”“直观”，乃是因为其“概念”并不超越“经验”，故其“建构”之“直观”虽为“先天”，但亦未“超越”“经验”之外。“哲学”之情形则大不相同。
“哲学”之“概念”，皆为“超越”的“概念”，如“无限-实体-大全”等，如欲“建构”其“特殊”之“直观”，则只能得到一种“理念”和“理想”，而非“真实-真正”“现实”之“直观”，故欲以此提供“科学”以“增进”人们之“知识”，实属“幻想”，这种倾向是人们要努力“防止”的。“批判哲学”的作用，就在于“遏制”此种“僭越”的倾向。
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工作就在于揭示“纯粹理性概念”无权“建构”一种“先天直观”，因而仅由自身（哲学）“概念”不能“建立”一门“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必为“经验”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不仅不回避“批判哲学”的“消极性”，而且强调了这种“消极性”的重要性。“哲学”经过“批判”努力“避免-防范”其概念“超越-超出”“经验”之外。
然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并非将“哲学”限制于“纯粹概念”的范围之内。不错，在康德看来，“哲学”擅长于“概念”之“分析”，一如“哲学”经常“超越-僭越”；“哲学”虽不能建构自身之“先天直观”，亦不能由“经验”为自己的“概念”提供“直观”，却为“可能的经验直观之综合”提供“原理”，也就是“哲学”能为“可能的经验科学”提供“原理”。“哲学”如何能具有此种功能，也是康德的“批判哲学”所面临的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有一处小注提到如何理解“原因”的概念。“哲学”在具体思考这个“原因”概念时，当已经“超出”了“概念”本身，而进入“具体发生之事件-Begebenheit（da etwas geschieht）（此处类似于后来海德格尔之Ereignis）”。但康德认为，“原因”概念本身并不能建构“事件”为其“直观”，而是首先进入“时间”之“先天直观”形式，然后才能显示这种“直观条件”和“原因”概念完全一致，故而就哲学言，仍按照“原因”概念进行思考，而不涉及“具体事件”之“直观”。至于此种“具体事物”之“直观”，乃是“经验”提供的，因而只是“经验科学”之内容，而非“哲学”所当过问的。这就是“哲学”为“经验直观之综合”提供“原理”的意思所在。“哲学”之“概念”乃是“经验综合”的“原理”，“哲学”所论证之“原因律”是“经验科学”“因果推论”的“根据-原理”。
康德这里涉及他的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理论-思辨”性的知识乃是“推论的-diskursiv”，对“实质的-material”而言，乃是“形式”的。“具体发生之事件”乃是“实质”的，是“质料-matter”，不是“量料-quantitas”。一切“必然”之“科学”，皆只涉及“量料”，而“质料”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纯粹经验”不可能“理论化-思辨化”。在这里，休谟所提出的问题，康德并未忽略不计。
三、科学-哲学与形而上学
从康德的“方法论”部分，我们看到“批判哲学”如何成为“纯粹理性”的必然产物以及它的规范-限制理性的重要意义，但是，联系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整体思路，我们感到，在“方法论”部分，康德对于“哲学”的理解，仍放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亦即，他从前面以“批判”为核心的“先验原理论”部分进入如何以“批判”的精神理解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意义，所以他在“方法论”上所说的“哲学-纯粹理性概念”实际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原理论”中的“知性”“范畴”。然而，如上所述，他又在小注中以“原因”概念为例，而“原因”在“原理论”的“先验逻辑”部分，正是主要的“知性概念-范畴”。
其实，康德在“先验逻辑”部分所言之“知性概念-范畴”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范畴”，如他在“十二范畴表”中所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在“方法论”部分所论之“纯粹理性-概念”，理解为不仅包括了“理性概念-理念”，而且包括了“知性概念-范畴”，甚至主要涉及的乃是“知性概念-范畴”，而不是主要涉及“神-不朽-自由”这些“理念-理想”。康德“方法论”的主旨在于，进一步阐述“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科学”，与“经验科学”和“数学-几何学”不同，不是积极地“积累”“知识”，而是“消极”地“防范”“越位”。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理性概念”，需要以“批判”的精神，“审核”它们的“职能-职权”范围，将它们一分为二：一为“知性概念-范畴”，一为“理性概念-理念”，后者“超越”了“经验”范围，不是“知识”的“对象”。前者则只“限于”在“经验”范围内才有合法的权益，才能“增进”“知识”的“财富”。《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部分针对的仍是“知性概念-范畴”的运用范围，防止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越位”，“超出”“经验”范围之外。为防止“纯粹理性”的“越位”倾向，康德提出这个“理性”本身需要一种“训练-disziplinieren”，即在“批判精神”指导下的一种“理性自制”能力，而并非像“经验科学”那样“增进”“知识-文化-Kultur”。
这种“纯粹理性之训练”不能“增进”“经验之知识”，只能为“经验知识”提供“原理”和“根据”。这个意思也就是，为“经验知识”作为“科学（知识）”之合法性提供“根据”，即“论证-证明”“先天综合”之可能性。
“纯粹理性概念”中的“知性概念-范畴”，因为它们并不“超越”“直观”，亦即并不“超越时空”，因而“有权-可能”形成“综合”，因而也“有权-可能”在这个范围内作出“先天综合判断”，形成“科学”之“推论-论证”；而那些“超越”“时空”之“理性概念”，如“神”、“不朽”、“自由”，因不可能有相应之“直观”，只是单纯的“概念”，“无权”形成“先天综合”。如果将“知性概念”“越位”到“理性概念”的层面，譬如将“原因”的概念运用到“神-不朽-自由”上，则产生“幻觉”，乃是“理性”之“僭妄”，正需要“批判哲学”之“训练”。当然，如果将“理性概念”中的“神-不朽-自由”“降格”为“知性概念-范畴”，则与“（理性）概念”给予它们的自身的“定义”相矛盾，就“思辨理性”来说，“概念”本身不能成立，而就“实践理性”言，则正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所要做的工作。
纯粹由“理性”自身产生之“概念”无经验之“对象”，因其绝无“直观”之可能。盖因此种“概念”，经验不能提供直观，则产生理论上之二难命题，遂摧毁其“概念”自身，使之不能自圆其说，此在理论推理上不能成立。此种“概念”，如前所说，亦不具备产生“先天直观”之能力，而企图以数学-几何学为榜样，求概念自身之直观而不得。于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概念”，就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乃是无任何直观之可能的“空洞概念”，以此类“概念”，企求“综合”为一门“科学知识”，如传统形而上学所做的那样，实属徒费精神，无任何果实可以收获。
然则传统形而上学之错误，不在于运用了“科学知识”的“逻辑范畴”以“建构”一门至高无上的“学问”，乃在于对于这些逻辑范畴之误用。并非此种“范畴”不可用，而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将这些“范畴”用错了地方，用错了领域。
康德认为，经过“批判哲学”的规范，这些“知性概念-范畴”只在“可能的经验范围”有效。
譬如上述“原因”范畴，乃是“知性概念”中最为重要的，它的运用范围，只限于“可能的经验范围”，而不能运用到“神-自由-不朽”这些“理性概念”上去。盖因此种概念，完全超越时空，既不提供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故而只是一些“理念-观念”，而无直观之“对象”与其相应。
就康德的“批判哲学”精神言，“原因”固然是“先天”的，它的运用范围只在“可能的经验”范围。
在这个重要范畴的理解上，我们注意到，康德强调“原因-结果”关系之“先天必然”之“可推论”性，并非教导我们：知道一个具体“原因”，就必定“推论”出具体“结果”来，或已知具体“结果”，就能单凭“推理”，必然就知道具体之“原因”。康德只是肯定地教导人们：凡事必有前因后果，欲知具体的原因和结果，尚须具体问题具体研究，亦即，尚须具体的“经验科学”来做。这一点对于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理解康德的知识论，理解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相当重要。
康德在“方法论”部分仍以“以前坚硬之蜡因热熔化”为例，具体解释他的“因果”范畴对于“经验科学”提供“原理”的意义。这一点，跟前述小注中的意思完全一致，即因果知性概念，之所以对于“可能之经验”有效，乃是由于它们与“时间”之“先天直观”密切相关。
“原因”与“结果”为什么与“时间”之“先天直观”相通？“原因”与“结果”的范畴恰恰与“时间”之“前-后”顺序相合，“时间”中之任何“事物”，“必有”“前因-后果”。只是在“有原因在前-有结果在后”这一点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能提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证明”的，而不是说，“批判哲学”肯定具体的“原因”和“结果”是“能够”从“原因-结果”的“概念”“推论”出来的。这里，“批判哲学”为“经验科学”做出了理论的-哲学的“保证”，提供了“原理”，但并不能“代替”“经验科学”。上述“坚硬之蜡”之所以“熔化”，到底是何种“原因”，需要“经验科学”去做具体观察、研究，到底是何种的“热”使其“熔化”，甚至“蜡”遇“热”“熔化”这一知识判断，也还是经验的，经过多次试验观察得出的“物理学”的“结论”，而非“批判哲学”所能提供的。
“批判哲学”所能教导的，只是：“凡事（物）”“必”“有”“前因”“后果”“在”，既然该事物是“在”“时间”中。
也许我们可以仿借“数学-几何学”的模式，以“量料”和“质料”的关系来理解这里的意思。虽然我们已经强调，康德反对把“哲学”与“数学-几何学”等同起来。
我们可以说，“批判哲学”作为“哲学”，只是管“事物-经验事物”的“量料-quantitas”部分，即“可以量化的材料”，而将“质料”部分留给了“经验科学”，亦即，“批判哲学”涉及的是“时空事物”之“同质”的“可以推论”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必然普遍”的，譬如一个“事物”，“必定”有其“原因”，也“必定”有其“结果”。这一点，也仅仅是这一点，是允许“推论”的，至于到底是何种“原因”，又产生何种“结果”，则“批判哲学”无权过问，它是“经验科学”的工作，不能“越俎代庖”。
这样，也就是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并不排斥“时空”中“事物”关系之“偶然性”，而充分考虑到休谟所提之问题，即“质料的世界-实质的世界”充满了“偶然性”。“批判哲学”肯定此种“偶然性”同样也是“知性概念-范畴”，而只是强调，就在那充满“偶然性”的“事物-实质世界”中，仍有“必然性”在，“实质”的“偶然性”并不排斥“理论”的“因果必然性”。
反过来说，“因果”只是“理论”的，不是“实质”的。
在“批判哲学”的范围内，“因-果”是“必然”的，只是意味着，“有因必有果”，反之亦然；至于具体究竟是何种“事物”为“因”，何种“事物”为“果”，尚须“经验科学”根据具体“经验对象”所提供之具体“材料”加以整理，得出具体的结论。此种结论，虽有先验“因果律”作为“原理”保障其“推论”之合法性，但并不保障其绝对不犯错误，因而此种“结论-判断”，并非“必然”“正确”，故需“经验实际”之“检验”，对此休谟已有详细论证，康德给予之充分地位，而绝无推翻之意。盖康德并不认为，他的“批判哲学”一出，诸“经验科学”就可以绝对避免“错误”，而仅“理论推导”就能增进“知识”。“批判哲学”只是在“理论”上提供“原理”，使得“经验科学”之推论有一坚实之“基础”，而并非意欲“越俎代庖”，囊括一切科学于己身。
进而言之，“批判哲学”之“因果律”，固然是一“先天综合判断”，肯定“原因”与“结果”并非“分析”出来的“同一”“事物”，而是“不同”之“两件”“事物”。亦即，我们无论怎样“分析”原因事物的“概念”，决然得不出结果事物之“概念”来，而必须有“直观”“综合”进来，方可有“另一”“概念”。
“原因”与“结果”之所以能够形成“先天综合”，能有所“直观”，并非“接受”“经验直观”之故，因此种“经验直观”只能从“外部”进入“概念”，乃是一种“质料”，“质料”在康德绝不可为“先天的”，而是“后天”“给予”的；“原因-结果”之所以可能为“先天综合”的，乃在于它与“时间-空间”的“先天直观形式”不可分，它是在“时空”基础上进入的“范畴”，故而必定是一种“先天”而又“综合”的形式。
根据“批判哲学”，“先天直观”既为“直观”，当有“可能经验”之“对象-Gegenstand”，凡进入“时空”之“事物”，皆为“感性-可感”之“对象”，已非抽象之“概念”，犹如“几何学”之“图形”，“代数”之“数”，虽为“符号”，而实为一个可感之“对象”，故而康德的“知识论”从“感性”至“理性”亦需“想象力”与“图式”。知识论中之“图式”或可相当于几何学之“图形”，说它是“概念”，它又是“可感”的，说它是“感性”的，它又不是具体事物，乃是“事物”之“一般”，它是“一般之事物”，而非“具体之事物”。康德的这个“事物一般”观念，实是对于几何学深入思考之结果，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
就“批判哲学”之“因果律”言，其对象既然为“时空”给予，而且为“先天之综合”，则仍只能作“事物一般”解，并不是“事物之具体”。它是介乎“概念”与“经验直观”之间的“一般事物”，是“先天直观”、“先天综合”，而非“经验直观”、“经验综合”。没有这个貌似“玄奥”的“事物一般”，诸“经验科学”就会失去“先天综合”之保障，科学就无准则和鹄的，就会成为应付各种外界“挑战”的“权宜之计”，而限于一种经验的技术技巧。这是经验主义从休谟直至实用主义所走的道路：只承认逻辑之先天必然，不承认经验之中亦有必然之根据。
以此之故，“事物一般”在“批判哲学”以至整个欧陆哲学中实是至关重要的观念，只是因为对于康德的“先天直观”、“先天综合”之理解不够深入，才觉得那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遁词”，是一个“抽象”的“设置”，才以为这个观念并无多大意义。事实上，这个观念不仅对于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而且对于从康德到黑格尔以及此后进入胡塞尔现象学时代，都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理解方便，我们上文用了一个与“质料”相对应的词：“量料”。“量”如果为“直观”，则也要“（材）料”，只要不作“抽象”之理解，“质”与“量”皆需要“料”。“质料”为“建构-konstruieren”“质”的“料”，“量料”就是“构成”“量”的“料”。有“料”就有“直观”，而不是抽象概念。就康德来说，“质”的“料”是“经验”授予的，“量”的“料”则是由“理性-概念”“建构”的。因此，在本性上，“质”和“量”的“料”是不同的。
既曰“料”，既曰“直观”，就必有“事物”；“质料”涉及“具体事物”，而“量料”则涉及“一般事物-事物一般”：前者为经验的，后者则是先天的。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承认“事物一般”也是一种“量料”，则“哲学”之“概念”，也应如同“数学-几何学”一样，具有“先天的直观”能力；“哲学”自身，也应如同“数学-几何学”一样，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先天综合判断”。这样，“哲学”也应如同“数学-几何学”那样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形而上学”，然而只是在“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概念”受到“限制”，不得“超越”“可能的经验”范围之外，不得涉及“神-自由-不朽”这类单纯的“理性概念-理念”。
这也就是说，“哲学”的“概念”必限于“知性概念-范畴”之内，此种“范畴”，可以通过-运用“时空”之“先天直观形式”，对于感觉经验提供之“质料”，给予“形式”之“建构”，犹如“数学-几何学”将“质料”作为“同质”之“量料”而“建构”为一“必然”之“（推论）科学”。“哲学”亦将感觉经验之“质料”，“转化-形式化”为“可以量化”之“推理”，作出“形式-理论”上的“必然”之“判断”，对于“知识”的“对象世界-现象界”形成一“科学体系”。
问题在于：按照康德的思想，“哲学”之“概念”，即使是“知性概念-范畴”，自身并不直接建构“直观”，它的“直观”必依靠“经验”提供，而其所以尚有某种“先天性”，全靠“时空”之协助。于是，“哲学”如要得到“直观”，必须接受经验提供之“直观”。这样，“哲学”如要成为“科学-知识”，必须“降为”“经验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知识”形态，必须存在于诸“经验科学”之中。“形而上学”只是“经验科学”之基础，而不能独立地成为一门“科学-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并无独立存在之“合法性”，“哲学”只是“批判哲学”。
四、“哲学”作为一门“特殊”之“科学”
“哲学”必从“经验”取得“直观”，亦即，“哲学”必须“降为”“经验科学”而后得到“直观”，其“先天性”只来自“时空”之“形式”，但“哲学”又非如同“数学-几何学”那样为一种“形式”科学，“哲学”既曰“包罗万象-包容一切直观”，则不能仅停留于“形式”，“哲学”需要“内容”；也就是说，“哲学”不仅需要“量料”，而且需要“质料”，“哲学”在“量（料）化-理论化-推论化”“世界”时，不“舍弃”“质料”，“哲学”面对的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不是“符号”的世界。
然而，“质料”的世界，在康德看来，绝不可能是“先天的”，哲学的“理性概念”不可能“建构”自己的“直观”，因而，不可能“建构”自己的“先天的质料”。“哲学”要保持自身“推论”的“必然性”，就只能从“质料”中“退”出来，“止于”“量料”的“形式”。于是，康德哲学，被后世批评为“形式主义”。
“哲学”为“质”的学问，而绝非“量”的问题所能“限定”。只有“质”才将“哲学”引入“现实（实际）世界”，而不是“理论（形式）世界”。“哲学”的作用，也不能仅仅限于“批判哲学”之“消极性”。不管如何强调这种“消极性”有如何的重要，“哲学”也并不“安于-止于”这种“消极”的“限制”，而要“积极”地“建构”。康德已经看到了这个“积极”的倾向，只是他认为这种倾向是需要“遏制”的。康德努力“劝说”哲学家“安于”“消极”的地位，做一个“消防队员”，而不是去建新的房屋。
康德所“担心”的局面果然出现了：从费希特到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功能又由“消极防范”转换成“积极建构”，“形而上学”在新的面貌下重新进入“科学-知识”的宝座。
“哲学”要重新成为“科学”，不仅仅要坚持使用“概念”，因为一切“经验科学”也必须使用“概念”来“思维”，而且还要与“直观”相结合，才能推动并积累“知识”，亦即“概念”要“超出”自身，才能“扩展”开来；而“哲学”的“概念”并不能“超出”自身，它们没有任何“直观”与其相结合、相对应。“哲学”的“理性概念”不是“知性概念-范畴”，绝无相应之“直观”“从外部”与其“对应”，而按康德的思想，这种“理性概念”自身又不能像“数学-几何学”那样“有能力-有权利”“构建”“先天的直观”于其“内部”。这样，“哲学”之“纯粹理性概念”就毫无“直观”可言，就仅仅是一些“理念”，而即使以其个别形态言，也只是“理想-ideal”，而不可能有“可能的经验直观”。就是说，“经验-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exist”。于是“理念”与“存在”分裂，“理念”“在”“观念”中，只是“观念”的“是什么”，而不是“实存”的“是什么”，“是-being，Sein，einai”只是“系动词”而非“存在动词”。只是“是”，而非“存在”。
康德的这种观念，使人们想起古代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之“理念”，任何现实的“事物”不能与其“相应”，它是一个“终结目标-目的”，是一个“至善”的“观念-理念”。康德的“理念”不关乎任何“现实事物”之“存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相割裂，“思维”与“存在”不“同一-Identität”。
康德当然也有“至善-终极目的”的观念，但是并不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而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将《纯粹理性批判》里的“遗留问题”加以处理，开出了“伦理道德”的另一番“境界”。许多被《纯粹理性批判》搁置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接着说”了。
当然，《实践理性批判》仍然是“批判哲学”，仍然是为“理性”“划定”“职权”范围，仍然是“防范”性的工作，但是它的意义已经不是“防范”“纯粹理性”之“越位”，而在“防范”它的“降格”。《纯粹理性批判》为防止“纯粹理性”进入“超越经验”领域，《实践理性批判》则相反，为防止“纯粹理性”进入“经验”领域。
“实践理性”已非“思辨理性”，不涉及“知性范畴”与“直观”的关系问题，因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不着重讨论“实践-意志-自由”问题中的“直观”问题，因为显然它们与“直观”无关；然而，如果从整个哲学之“形而上”的性质来看，亦即把“哲学”看做一门“学科-科学”，则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在康德的“实践理性”范围中，“直观”问题转化为“现实”的问题。“实践理性”固然是“纯粹理性”，但原先在“思辨理性”中不具备“直观”因而不具备“现实性”的“纯粹概念”，在“实践理性”中，通过“实践-行动”，在“时间”的“绵延”中，具有了“现实”的内容。这样，在“实践理性”中，“自由-不朽-神”的“悬设-postulate”才是“纯粹理性”的“必然”。这些“悬设”，虽然就“思辨理性”来说，超出了“经验”的范围，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就“实践理性”来说，却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抽象概念”，而且还是“纯粹理性概念”自身的“内容”。
“自由-不朽-神”的“概念”，在“思辨理性”领域中，的确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因为它缺乏相应的“经验（直观）”。到了“实践理性”中，它作为“纯粹理性”的“概念”，不同于“知性概念-范畴”，则仍然具有“空洞形式”的“缺陷-缺少”“内容”。
不过，诸“理性概念（自由-不朽-神）”，虽是不具备“经验”的“现成”的“内容”，却“必然”随着“时间”之“绵延”，而具有“形成中”的“内容”，而并非“止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后人批评康德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为与“思辨理性”划清界限，康德的伦理学的确“强调”了诸“理性概念”之形式的一面，但在康德的“实践理性”中蕴涵着的“内容”常常被忽略。康德的伦理学并未完全忽略“实践理性”中诸“理性概念”的“内容”的一面，只是这种“内容”需要“时间”的“绵延”。
我们看到，这里的关键，果然在于对“时间”的理解。
在“思辨理性”里，“空间-时间”为“先天直观形式”，它是一种“直观”，而且是“先天的”，但它只是一种“形式”。与“空间”形式相对应的学科为“几何学”，而与“时间”形式相对应的是“数学”。我们前面说过，它们之所以是“直观的先天形式”，乃在于它们的“对象”虽为“经验的”，却是“同质的”。因而，它们的“直观”不是“质料”，而是“量料”，是提供“量”作“计算-推论”的“材料”。“数学-几何学”无关乎“事物”的“质”，则总还是“形式”的。因而，康德的“思辨理性-知识论”，只是“理论”的，“思辨理性”即“理论理性”。
就“时间”来说，康德的“知识论”所涉及的，只是“时间”之“形式”，它是各个“点”按照“先天原理”的“组合”，这样，“时间”之“前-后”，才与“原因-结果”的“知性概念-范畴”接续起来。康德“思辨理性”内的“时间”，不是“不可分割”的“绵延”，而是“可以分割”的“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康德知识论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不动-静止”的，它的“活动”，只是“理论”“推演”的“逻辑过程”，而不是“现实”的“进程”。
实际的“时间”乃是“不可分割”的“绵延”，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是“现实”的“过程”，而非“理论”的“结构”。
“自由-不朽-神”这些“理性概念-理念”不在那“理论”的“结构”中，而在“实际”的“过程-绵延”中。“不可分割”之“时间绵延”是“现实”的，不是“理论”的。“理论”的“对象”，是“同质”的，只需要“量料”，即使原本为“质-material”，也转化为“量”的“概念”，成为“性质-quality”，即“质”所以为“质-materiality”。“抽象的性质-同质的量”不是“空间”中的“事物”，而只是“概念”。在“理论”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抽象”的，它不是“时间”中的“事物”，而只是“几何学”的“图形”，亦即“抽象图形”。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思辨理性”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是“分裂”的，而“现实”的过程，乃是“质-量”统一的过程，“时间”与“空间”是统一的。“时空”的统一，才是“现实事物”的“存在方式”。
“实践理性”中“自由”的“理性概念”，并不应该“止于”“摆脱一切感觉经验”的消极意义——如果说，在“思辨理性”中需要着重阐明“批判哲学”的消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实践理性”领域，应该强调的就是“纯粹理性概念”的积极意义。“纯粹理性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此种理性本身有其“实践能动”的“职能”——它“开创”自己的“世界”，“建构”自己的“对象”。套用“思辨理性”的话来说，“纯粹理性概念”，在“实践理性”领域，有能力“建构”自己的“直观”——不是接受来自经验的直观，而是“创造”自己的“直观”。
这层意义，康德自己没有完全阐明出来，真正开发出来，是后人着重去做的；但是，应该说，康德的三个“批判”，已经蕴涵了这层意思的“契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都已经为这种阐述留下了“伏笔”和“阐发”的余地。
从黑格尔到尼采直到海德格尔（以及他的同学马克斯·舍勒），都为这种阐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将欧洲的哲学推向了更深入和更广阔的天地。
黑格尔在改造传统形式逻辑时所做的工作，已经将重点从康德的“知性概念-范畴”转移到“理性概念-理念”上来，认为康德的“知性概念”是“静止的”、“片面的”，以这种概念进哲学，反倒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理念”则是“辩证的”、“发展的”。这种概念，在黑格尔看来，恰恰是真正的“思辨概念”。因此，他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思辨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哲学”的“科学体系”，“哲学”成为“思辨概念”的“体系”，“理性概念”的“体系”，亦即“理念”的“体系”。
在“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道路上，黑格尔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在康德哲学中，“思辨概念”等同于“理论理性概念”，即“知性概念”，这种“概念”，按照他的“批判哲学”，不能“超出”“可能经验”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能够“合法”运用的，只有“实践理性的概念-自由”，而这个“自由”概念，不能形成一个“知识体系”，而只是“道德”的事。
“理论”与“实践”在康德那里的分裂，到了黑格尔那里，被他用“理性辩证”的精神统一了起来，黑格尔的“思辨概念”是“辩证的概念”，而唯有“辩证的概念”，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概念。这样，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就不仅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不仅是“量料”，而且也是“质料”。从我们上述的论题来看，黑格尔的“思辨概念-辩证概念”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概念”，而且有自己的“直观”。“理性的思辨概念-辩证概念”，乃是“概念”与“直观”的统一。
在康德哲学中，“哲学”的“理性概念”因缺少相应的“直观”——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而不能形成“科学知识”；而在黑格尔哲学中，正是“哲学”的“理性概念”将“概念”与“直观”统一了起来，将“经验”与“先天”统一了起来。“哲学”的“辩证法-辩证的理性概念”克服了“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它是“全面的”，乃是一个“大全”，并不“缺少”什么环节。
然则，黑格尔这个“大全”的“理性辩证体系”，并不是“现成”的，而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像“知性概念”那样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我们看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已经涉及的“时间”的“绵延”观念，在黑格尔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康德那里，“时间之绵延”已经不再是“知识”范围内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那种时间，不是“现象”的事情，而具有“本质-本体”的意义，因为它已经是“实践理性”范围里的事情；我们看到，黑格尔也正是走在这条道路上。
“时间的绵延”乃是一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本质”得不到“开显”，“概念”得不到“直观”，“哲学”当不成其为“科学”。康德的“批判哲学”正是缺少了这个“过程”——对于“时间绵延”思之不深，阐发不明，则只能停留在“知性概念”的领域里，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承认“理性概念”之“僭越”。事实上，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恰恰具有“僭越”的“合法性”，因为“理性”的本性在于“自由”。
“自由”意味着“开创”。“自由”的“理性概念”，并不像“知性概念”那样“等待”着“接受”感觉经验“授予”“质料”，而是“开创”“自己”的“质料”，即在康德意义上“建构”自己的“直观”，但又不是“数学-几何学”，而是“哲学”。
就黑格尔的“辩证概念”言，“数学-几何学”的“概念”也是“形而上学”性质的，是“静止”的、“形式”的，缺乏“内容”，而“哲学”作为“科学”，是有“内容”的。
“哲学”作为“科学”，不仅有自己的“概念”，而且有自己的“直观”，在“哲学”的“科学体系”中，“概念”与“直观”是有“过程”地“统一”起来的。“哲学”的“直观”内容，是“哲学”的“概念”自己“建构”起来的，但这种“建构”，不仅“建构”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直观”，而且也包含了“经验直观”，将“先天”与“后天”“结合”起来，才称得上“全（面）”。
然则，这个“结合”需要“过程”才能达到“全（面）”，没有这个“过程”，只能停留在“片面”上，“哲学”就会降为“数学-几何学”的层面。而这个层面，康德早已指出，“哲学”的“纯粹理性概念”已经“超越”了这个领域，黑格尔只有在“过程”中，即在“时间”的“绵延”中，才能求得这种“超越”的“直观”。“超越”的“直观”，乃是“超越”“先天-后天”的“知性结构”，“超越”“片面”，进入“全面”。
“概念”要“进入”“过程”，则“概念”本身不是“静止”的，而要是“能动-active”的。“概念”如何“能动”，乃是黑格尔需要认真阐明的问题。黑格尔说，“辩证的-思辨的概念”本身就“能动”。
康德的“知性概念”固然也有“能动性”，但它的“能动性”只限于“建构”从外部“接受”过来的感觉经验的“质料”，使其“量化”，将“质料”“整理加工”为“量料”，“构成”“知识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则由“概念”自身“开创”出“质料”来，由“概念”“开创”一个“世界”，而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体系”。
“理性概念”之所以具有“知性概念”所不曾具有的“能动性”，乃在于它是“自由”的，“概念”自身不能“限定”自己，因而是“不受限制-无限”的。当然，这层意思康德也是看到了的，他的“自由-不朽-神”的“概念”，也都是“理性概念”，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康德才认为这种概念绝无“经验直观”与其相对应，因为“经验直观”都是“具体”的，“有限”的，只有“知性概念-范畴”才有合法的权利进入这个“有限”的领域。不过，这层意思，到了黑格尔那里，有了进一层的意义：康德理解下的“无限-理性概念”被认为同样是“抽象”的，“片面”的，因为他把“无限”和“有限”僵硬地“对立”了起来，似乎站在一边的是“无限”，而站在对立一边的为“有限”，“有限”与“无限”好像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而事实上，“有限”与“无限”是相“统一”的，是一件事的两面：任何事物都具有“有限”和“无限”两个方面，对于事物的“概念”也应如此理解。
在黑格尔看来，不仅“理性概念”，而且“知性概念”，甚至是“经验概念”，都是“有限-无限”的“统一”。也就是说，一切的“概念”，一切的“事物”，都应作“有限-无限”的“统一”观。也许可以说，“经验概念”是“有限”中孕育着“无限”，而“理性概念”则是“无限”中孕育着“有限”。一切“经验事物”都在“变化”中，“是”都会转化成“非”，而“非”也会转化成“是”，“今是而昨非”，因而一切具体事物都是要“消亡”的，相反，事物也都在“生生不息”。
“理性概念-无限概念”为要摆脱单纯的抽象空洞性，也要在“经验的世界”“体现”自己，“无限”须得“进入-开显”为“有限”，“理想”须得“转化”为“现实”。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明了“神”进入“现实世界”，取得自己的“荣耀”；佛家要“普度众生”，以“成”“正果”。只有“进入”“大千世界”的“理性概念”，才能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在“有限”中“体现”“无限”。
无论“有限”的“毁灭”“体现”“无限”，或者“无限”之“降格”进入“有限”，皆非主观“意志”的一种“需求”，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时间”“过程”。“概念”之所以“必定-必然”地进入这个“过程”，乃在于它本身就是“矛盾”的。
“概念”本身从不是单纯、单一因而“片面”的，“概念”是“有限-无限”的“统一”，亦即“矛盾-对立”的“统一”，“概念”为“统一体”，也是“矛盾体”，康德的“综合”理应在这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意义上来理解。
有“矛盾-对立”“必定-必然”有“斗争”，“矛盾-对立”之“斗争”，乃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动因”。这是从古代希腊赫拉克利特以来的哲学教导，追究“事物”变化-发展之“原因-源泉”，同样也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容。黑格尔继承发展了这个思路，将其运用到“概念”的“辩证-发展”中来，使得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斗争”并非“人为”“制造”的，“人为制造”“斗争”，乃是假借“哲学”之名，达到“整人”的目的，把“对立-矛盾”之“统一”与“斗争”降为一种“实用”的“手段”，美其名曰“实用理性”，实在离康德、黑格尔哲学传统之距离，已非能以千里计，但不应以此而讳谈“矛盾-对立-统一-斗争”。其实，所谓“实用理性”，恰恰将“理性”“降格”为“知性概念”，甚至“降为”“经验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成了“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的“手段”，足以扼杀那“理性精神”自身之“活泼”的“创造和自由力量”。
“理性概念”以其“矛盾-对立”性质“开创-创造”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缺乏“现实”的“理想”，是为“空想”，“真正”的“理想”“终归经过艰苦奋斗的过程”“有能力”“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谓“缺乏直观对象”的“理念”，恰恰“有能力”在“过程-时间的绵延”中“成为-完成为”“现实”。于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理念”为“现实”的，“现实”的也是“理念”的，两者也是“对立-矛盾”的“统一体-综合体”。
黑格尔哲学并不满足于在“有限”的经验现实世界寻求变化、发展的过程，它还要追求这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纯粹理性”由于自身的“矛盾”，借助自身的“创造力”，骑在“绝对精神”的马背上，“周游”“世界”，“闯荡江湖”，使自己“外化”出来，最后“衣锦荣归”，又回到自身。这时的“理性-纯粹-绝对”，“拥有”“全体-大全”之“经历”，“概念”得到“现实-直观”之“充实”，可谓“尽善尽美”，此一“圆满-至善”之“概念”，正是“哲学”之“概念”，“绝对”之“理念”。“哲学”在“世界”的“宝塔尖”上，由“概念”自身“开显”出来，对于经验的实际世界言，“哲学”为“头足倒置的世界”。
我们看到，在黑格尔哲学中，经验的现实世界当然是“在时间中”的，是变化发展着的，但是那个“头足倒置-至善-圆满”的“理念世界”，那个“哲学”的世界，却是“超时空”的，它“在”“时空”之外。黑格尔的哲学，由“实际”的转向了“逻辑”的，他似乎认为，不加以“逻辑化”，就不容易使“哲学”成为“科学”，“科学-知识”总要“归结”为“逻辑”的“结构”。“科学体系”就是“逻辑体系”，尽管此时的“逻辑”已非“形式”的，而是有“内容”的。于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康德的“时间绵延”转化成为“逻辑的推演”，“实际”的关系转化成为“概念”的关系，“质料”的关系又被“简约”成“量料”的关系。
更有甚者，黑格尔认为“概念”要比“实际”更为“本质”，是“真正-本真”的“存在”。一切“有限”的“事物”都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朝是而夕非”，“存在与非存在”、“是与非”是相互转化的，只有事物的“概念”是超出于“是非-存在非存在”之上的，乃是“事物”之“本质”——“现象”千变万化，“本质”则“常驻”。在这里，“存在-本质”与“时间”分离，“存在-本质”向“逻辑”“概念”靠拢，其结果，也使“存在”和“本质”分离开来，似乎“存在”只是“表象”，“本质”为“本体”。
于是，遂有海德格尔出来强调“本质”之“存在性”，将“时间”引入“本体-本质”，使“概念-思想-理性”与“存在-本质-本体”进一步“统一”起来。
五、“时间”进入“本体”——海德格尔的工作
海德格尔的哲学工作，奠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又直追康德、黑格尔，它在西方哲学中的影响范围之广泛、程度之深入，也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
海德格尔对于欧洲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颠覆”了一个问题：按照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从古代希腊以来，都认为“现象”是千变万化的，只有“本质”常驻，遂有“芝诺悖论”，指出“运动”之虚幻，“不可理解-不可证明”，于是也就有“第一因”、“不动致动”等说法。这种观念，到了康德似乎有了变化，因为他把“自由”引入“本体”的领域，而“自由”就有可能“动”起来。不过，就康德哲学本身来说，他的“自由”多带有“形式性”，而“形式”就不容易“动”起来，但是上述康德强调“时间之绵延”，可以看做“自由”必然“运动”的回应，只是在康德哲学中未曾加以发挥，只是打破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至黑格尔自是越来越大，他的“自由理性概念-绝对精神”皆因“矛盾”而自身“运动”，但这个“运动”，又归于理念的“逻辑体系”，因而减弱了其“现实性”。思路到了海德格尔，问题就越来越明确，原来以为“寂静”的“本体”，恰恰是真正-本真的“变化-运动-发展”，而“表象”的“结构”是要被“解构”的。“现象”的“变化-运动”原来是有“本质”的“根据”的，“本体”的“运动”“引起”“现象”的“解体”，“现象”之“运动”“开显”了“本体-本质”的“运动”，“本体-本质”绝非“寂然不动”。
“本体”与“存在”之同一，不是康德的思想，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但是黑格尔最终经过“全体之过程”，将“本体-绝对-理念”归于“超时空性”的“理性概念”，则又使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时间性-时间性之存在”更“接近”康德。海德格尔相当称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存在”与“时间”结合起来考虑。
康德的“存在”具有“经验性-对象性”，是现实的具体“事物”。此种“事物”俱在“时空”之中，“时空”是它们的“先天直观形式”，这种“直观”本身可以形成独立的理论科学——“数学”和“几何学”，前者研究“时间”，后者研究“空间”，而又因其为“直观”，则它们也如“经验科学”一样，可以使“知识”“积累-增加”，而不仅仅是“逻辑”。“时空”不仅仅是“先天”的，而且也是“直观”的，只是在“直观”的性质上不同于诸“经验科学”：“数学-几何学”的“直观”来自“理性”自身的“建构”，因而是“先天”的，而诸“经验科学”的“直观”则来自“感觉经验”。对于“理性”来说，它们是“外在”的，因而是“给予”的，“后天”的。
我们看到，无论“先天直观”或“经验直观”，凡有“直观”皆属“现象-表象”世界，都“限于”“感觉经验”范围之内，而不是“超越”这个“可能经验世界”之外的“本体”世界。“现象”与“本体”的区分界限是康德哲学坚决划定了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界限和区分，到了黑格尔那里，“边界”就“打通”了，“本质”是可以“显现”的，“现象”是“显现”“本质”的。于是，“时空”就理应不仅仅是“现象”的，也应是“本质-本体”的。“本质-本体”是“现象”之“全体”，亦即“经验”之“全体”，但这个“全体”却“在”“经验”之外，它仍如康德所言，乃是“超越”的。“本体”不受“时空”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限制”。
海德格尔既然要把原来在康德、黑格尔那里为“超越”的“本体”，“拉回”到“现象界”的现实事物中来，则他的“时间-空间”就不再是“无限”之“绵延”，而是“有限”的。“本体”的“时间性”，带来“本体”的“有限性”。
其实，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时空”在某种意义上原本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是“直观形式”，而“直观”无论“先天”“后天”都是一个“限制”，没有“无限”的“直观”。“界限”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观念，连“理性”本身的诸种“职能”，都要由“理性”自身的“批判”精神加以“厘定”其“界限”，“直观”岂能“豁免”这种“限定”？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是在把黑格尔改造康德的工作继续推进下去，打破了那种“大全”、“超越”的框框，犹如后来德勒兹所说的，使得“真实的世界”从笼罩着的“天幕”“裂缝”中“绽露”出来，从那“超越”的“云端”里“降”下来，“回到”“真实-现实”的“人间-世间”。“本体-神-不朽”，统统“下”来了，“诸神”“下凡”，“神”有了“人”气，“人”也有了“神气-精神”。“现象”是“本质的”，“本质”也是“现象的”，都“在”“时空”之“中”。这是不同于黑格尔的“现象学”，是无须归结为“理论”、“逻辑”、“概念”“推论体系”的“现实”的“现象学”。
在这个“现象学”中，“时空”“直观”贯彻始终。在这个“现象界”中，“事物”就是“事物自身”，“事物自身”就“在”“时空”中，而不是“超越”“时空”之外。“事物”已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知识”的经验“对象”，这种“对象”，固然是“具体”的、“时空”的，但也是“概念”的、“范畴”的。它是“知识体系”的一个“环节”，因而连“时空”也只是“先天的形式”。尽管它们是“直观”的，为使这个“概念”成为真正有“内容”的，“事物”需要“解体”，成为“大全-全体”，“本体”即“全体”。于是，“事物”“不存在”了，剩下了“理性概念-理念”以及由此种“理性概念”“构成”的“逻辑-哲学”。
作为“现实”的“事物自身”，“在”“有限”的“时空”之中，而不“超越”“时空”。“事物自身”并不需要“解体”，却“有始有终”，因为它是“有限定”的。“事物”“自身”的“始-终”，亦即“事物”之“大全”，不需要“另设”一个“绝对”的“超越的”“全体-超越体”。没有“超越”，只有“时间”，“时间”自己“超越”自己，“时间”是“变-运动-发展”，“时间”为“事物”之“产生-发展-终结”，“时间”为“有限”。
“时间”如为“无限”，则无法“超越”，“超越无限时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要“超越”，必先设定“时空”为“有限”，但并非再设定一个“理性”来“超越”“有限时空”。“时空”并非“框架”，“时间”本为“动-力”，则“有限”之“时间”作为“动-力”，必然“自身”“超越”“自身”。“时间”自身具有“超越性”，则具有“神圣性”。“时间”的“神圣性”，意味着“事物”的“存在-本质”的“神圣性”，海德格尔后来讲“天-地-人-神”，“存在”乃是“本体论”之“大综合”。
“事物”并非单纯“知识”的“对象”，也不是“实用”的“工具”，满足“欲求”的“填充物”，“事物”之“存在”，乃是“人”作为“存在者”的“邻居”，“人”与“事物”“相邻”而“居”。“人”与“天-地-神”“相邻”而“居”——“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这时候，我们-人已经“离开”康德的哲学相当“遥远”了——“人”“离”“理性概念-理念”“越远”，就“离”“事物”“越近”，海德格尔说过，没有比“事物自己”离人更近的了——“人”与“事物”为“邻”，而那些“结构”起来的“理念论”、“先天论”，却是“以邻为壑”，拒“事物”于“千里”之外，自以为借助“高科技”之种种手段，“有能力”“缩短”“时空”，实现古代“缩地法”的梦想，实际上只是在“量料”方面改变了“时空”的“距离”，而并不能泯灭“时间-空间”在“质料”上的“界限”。
2005年2月2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