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基层权力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其规范运行直接关乎政治生态清朗与群众切身利益。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权力配置与运行的规范监督。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陈文胜等调研发现，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的实践给出了生动答卷。曾深陷“塌方式腐败”的回龙圩，2014至2020年间查处36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其区班子成员仅剩1人未被处理。回龙圩区直面过往权力失序的严峻现实，以“两账四单”权责清单制度为抓手，通过清单明权、流程锁权、透明监权，2021年以来实现了违纪违法新增“零处分”“零举报”的显著成效。这一创新不仅破解了基层权力边界模糊、监督被动等难题，更是在实践中探索了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特别是从“治官”到“治权”的理念转型，彰显了制度反腐的深层价值，为县级层面乃至更高层级的权力监督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基层权力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其规范运行直接关乎政治生态清朗与群众切身利益。在反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背景下，仍存在权力失序、腐败增量难遏等现实问题。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永州市回龙圩区曾深陷“塌方式腐败”困境，2014至2020年间查处36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其区班子成员仅剩1人未被处理，80%的案件与权力滥用直接相关，远超同类区域平均水平。2021年权责清单制度实施以来，实现了违纪违法案件新增“零处分”“零举报”，真正进入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新常态。中央2024年起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全面推行履职事项清单，但更高层级权力运行仍缺乏规范化指南。在此背景下，回龙圩区创新推行权责清单制度，以清单化、流程化、透明化手段重构权力运行体系，实现从“治官”到“治权”的治理范式转型，为县级层面破解基层权力监督难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一、以“两账四单”为核心的权责清单制度推动基层治理实现“四重转变”
回龙圩区直面过往权力失序的严峻现实，以“两账四单”为核心的权责清单制度带来了治理效能的全方位提升，集中体现为案件从多发到遏制、权力从任性到理性、群众从猜疑到信任、效能从低效到高效四个方面的深刻转变。这些转变不仅是数据上的改善，更是治理逻辑、政治生态和社会关系的系统性重构。
（一）有效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从案件频发到有效遏制的转变
基层权力监督往往侧重于事后查处与惩戒，虽具震慑作用，但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运行的模糊空间与寻租机会。回龙圩区曾因权力边界模糊、审批流程不透明，导致工程建设等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权责清单制度的实施，通过清单明权、流程锁权，构建起“不能腐”的刚性约束网络，推动反腐败从被动惩戒走向主动防控。
以制度控权替代人格化控权，腐败高发态势根本扭转。制度的核心在于以权责“两账四单”为载体，将抽象的依法行政转化为具体的操作规范。其中，“四单”指权力清单、风险清单、防控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对全区33个独立核算单位职权进行系统梳理，形成20条共性清单与923条个性清单，明确各项权力的法律依据、行使主体与规范流程，消除“法无授权却可为”的模糊地带；“风险清单”通过多元参与方式，排查出工程建设、三资管理、民生补贴等重点领域2589个廉洁风险点，并按社会关注度与危害程度划分高、中、低等级进行分级管理；“防控清单”针对风险点制定“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的具体措施，同步推动1729项制度“立改废”，形成风险识别与制度应对的联动机制；“责任清单”构建从经办人员到区党委、纪委的五级责任链条，确保权责一致、问责到人。“两账”即财务专账与资料台账，对资金流向与决策执行过程全程留痕，为监督提供客观依据。这种清单化规制将权力边界具体化，从源头上压缩了滥用空间。数据印证了制度效力：2021年制度实施以来，区内干部实现新增“零立案”，与2014-2020年间的36起案件形成鲜明对比。
重点领域权力滥用、利益输送问题实现“零举报”。针对以往腐败高发的项目建设、资源处置等领域，制度设计了全周期防控措施。在防控清单中，针对每个风险点按照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三个阶段制定具体措施，如明确资格审查标准、过程公开要求、审计监督流程。在责任清单中，依据管理层级构建从工作人员到区党委和纪委的完整责任链条，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责任就跟进到哪里”。2020年以来，该区组织实施的22个市、区级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重点项目，截至2025年6月底未收到一起涉及权力滥用或利益输送的举报投诉。这标志着廉政风险防控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干预，从事后处置转向全程管控。
干部违纪违法立案数大幅下降，“不能腐”的刚性约束初步形成。制度的预防性功能通过“干部照单操作、群众按单监督、纪委依单检查”的工作机制得以发挥。财务专账精确记录每一笔资金流向，资料台账汇集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决策记录、执行凭证，为监督问责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台账制、交办制、销号制、通报制、倒查制”的内部管控闭环，确保任何偏离清单的行为都会被纳入问题台账并严肃整改。2022年以来，共有5名干部因未按清单履职被问责。这种“过单必留痕、失职必追责”的机制，让科层逻辑从被动的事后整改转向主动的事前预防与事中管控，“不能腐”逐渐成为干部履职的内心敬畏和行为习惯。
（二）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实现从权力任性到制度理性的转变
权力监督不仅在于惩治腐败，更在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权责清单制度通过清单化、台账化工具，对基层科层体系进行全方位再造，重塑了权力运行规则，推动政治生态从权力任性向制度理性转变。
权力运行从“模糊化”转向“标准化”，权力滥用空间大幅压缩。在基层治理中，自由裁量权过大、“标准不明、时限不清”是普遍问题，既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也为权力寻租留下隐患。回龙圩区实践通过为自由裁量权设置流程边界，将权力滥用空间大幅压缩。例如在学校食堂管理中，从食材招标的资质审查、验收的双人签字，到资金支付的三级审批，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规范；在项目建设中，流程被细分为前期准备、中期建设、后期验收3个阶段共20项程序清单，每项均明确操作步骤、所需资料和风险防控。这种标准化流程让干部履职从凭经验、靠感觉办事变为“照单操作”，2020年以来该区项目建设领域未收到一起“索拿卡要”举报，正是流程规范产生的直接成果。
权力监督纳入考核体系，形成大胆行权与规范用权的正向导向。制度能否落地，关键在于契合干部的行为激励逻辑。回龙圩区将权责清单执行情况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并实行“一票否决”。同时，将权力监督成效作为单位及其党政主要负责人评先评优、绩效考核、执行力考核的重要依据。这种考核设计传递出清晰信号，规范用权不仅是约束，更是保护；在清单范围内“大胆行权”、积极履职，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获得正向激励。明确的权力运行标准与清晰的考核要求，反而促使基层干部卸下思想包袱，在制度轨道上主动作为、担当尽责。
获评多项省级以上荣誉，治理认可度与公信力显著提升。政治生态的优化最终体现为治理成效和社会认可。制度实施以来，回龙圩区成功获评“省乡村治理先进县区”、“省信访工作示范县区”、“省信访三无县区”等荣誉称号，下辖的回龙村更是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些荣誉不仅是上级政府的肯定，更是社会认同的体现。这表明，通过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能够有效净化政治生态，重塑政府形象，赢得群众信任，最终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效能和发展优势。
（三）显著改善增强干群关系，实现从群众猜疑到双向信任的转变
基层治理的根基在于民心。如果权力运行“黑箱化”，群众“不知权、难监督”自然容易引发猜疑和隔阂。回龙圩区的权责清单制度将权力晒在阳光下，畅通群众参与监督渠道，构建起基于制度信任的新型干群关系。
权力运行全程公开透明，实现“群众明白、干部清白”。信息公开是信任建立的前提。回龙圩区将全区923条个性权力、20条共性权力及2589个风险点，通过线上“三湘e监督”平台、线下屋场公示栏等渠道全面公开。在具体事项如乡村振兴“六小园”建设中，材料采购的供应商资质、资金使用的明细台账、项目验收的标准流程均实时向群众公开。风险清单与防控清单的公示，意味着政府主动公开权力运行的“薄弱环节”，邀请群众重点关注高风险领域进行监督。一位名叫伍全旺的清廉监督员，正是通过查阅公开的风险清单，发现“六小园”建设材料供应商虚报红砖500块，从而推动问题查处并促成制度修订，将“群众现场核查”纳入必经流程。2024年，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晓率较改革前提升60%，这种透明化让群众从“不知如何监督”变为“明白监督什么”。
政务服务标准化推进，业务办结率与满意度均达百分之百。权责清单制度规范和明确了权力运行的程序、环节、过程和责任，并载明群众办事的具体程序、所需资料、办理人员和时限。群众只要依照规定就能一次性办好，避免了“一直在路上”的无奈。2020年以来，该区共受理涵盖476个业务事项的9862个办件，办结率100%，群众反馈满意度100%，实现了零投诉。这一成效不仅源于科层逻辑下的流程优化，更得益于社会逻辑的参与监督。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成为积极的体验者和反馈者，推动了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标准化、透明化的服务，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治理改进带来的获得感，从而增强对政府的信任。
群众从“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监督”，基层民主有效提升。制度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督平台，降低了群众参与门槛。线下设立投诉箱、召开“屋场说事”会；线上开发“扫码监督”系统；组织层面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学校膳食委员会”等，赋予群众“否决权”。据统计，村务监督委员会2023年以来共否决63笔不合理开支、16项不合理决策。这种“事中参与”的机制，改变了以往“事后抱怨”的被动局面。权责清单改革通过公开透明机制，将群众从“被动管理对象”转化为“主动监督主体”，提升了基层民主有效性。群众通过制度化渠道参与治理，不仅遏制了权力滥用，还培养了公民意识，为基层提供了民主治理的可持续路径。
（四）系统性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从低效内耗到高效协同的转变
规范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治理效能、释放发展活力。权责清单制度通过构建清朗的治理环境，极大地释放了基层的社会活力和发展潜能，形成了治理优化与发展提速的良性循环。
公共服务效率量级突破，基层政府执行力明显增强。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和流程化，直接推动了政务服务标准的提升。干部“照单操作”，做到“服务事项依法办、办理要求告知办、符合条件必须办、资料齐全马上办”，极大提升了办事效率。这种标准化操作不仅显著提高了行政效率，更有力遏制了“索拿卡要”“推诿扯皮”等突出问题。在科层逻辑层面，这种设计将权力运行从依赖个人操守与经验转变为遵循明确规则流程，降低了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风险；在政治逻辑层面，则通过“阳光行权”重塑了政府公信力，使干部在透明环境中“清白做事”。高效的公共服务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也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治理成本结构性降低，财政资金引导效能大幅提升。回龙圩区创新“财政引导、社会参与、群众自筹”的可持续投入模式，形成“政府撬动、市场运作、村民共建”的资金闭环。2024年该区财政投入1100万元，撬动社会及民间资本超6000万元，较传统“政府包揽式”投入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可持续治理。在“六小园”建设中，群众通过监督确保资金使用透明、项目质量可靠，进而主动自筹资金800万元，占总投入45%，户均投工20天以上，建成“六小园”6821处，46个自然村实现“一户一景、一屋场一特色”，人居环境显著改善。这种模式的成功，根植于权力规范运行带来的公信力，群众相信资金不会被滥用，项目能真正惠及自身，因此愿意投资投劳参与共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提质增效与人才返乡创业态势良好。规范权力运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了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权力清单明确了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和时限，防控清单阻断了吃拿卡要等乱作为行为，使市场主体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安心经营。在风清气正的环境下，回龙圩区围绕柑橘主导产业，将权责清单融入网棚搭建、苗木调运、产业奖补等环节，建成2万亩高标准示范基地，打造“九分甜”高端品牌，柑橘年产值达13亿元。良好的创业环境和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吸引了327名青年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管理区66个自然村实施的6821个小微项目，全部实现“村民零信访、村组干部零违纪、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连续两年荣获省信访“三无”县区称号。这充分表明，规范权力运行不仅不会束缚发展，反而能通过净化环境、稳定预期，释放出更强大的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两账四单”的权责清单制度实现基层权力有效监督的主要做法
回龙圩区权责清单制度的成功，关键在于构建了设计系统化、执行协同化、转型效能化的完整体系，既解决了“制度怎么建”的问题，更破解了“制度怎么落地”的难题，确保权力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一）系统化制度设计，构建权责清晰的权力运行框架
回龙圩区立足基层权力运行实际，兼顾政治监督要求、科层运行特点与群众参与需求，以权责清单为核心载体，构建“权责界定、风险防控、监督闭环、动态调适”的全链条制度框架，让权力运行有规可依、有迹可循。
清单化确权明责，破解“权力边界模糊”难题。权责清单是“两账四单”的基础，回龙圩区按照“于法有据、于事有效”原则，对全区所有独立核算单位的职权进行全面梳理，既明确共性权力，更细化个性权力，确保“一项权力一张清单、一个流程”。在区级层面，覆盖行政审批、党务管理、日常管理等7大类60余项权力；在村级层面，梳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26条、屋场理事会小微权力清单5条，涵盖“三资”管理、项目建设、惠民补贴等关键事项；在行业层面，针对学校、医院、企业等不同主体制定个性化清单，如学校梳理37条主要权力，涵盖招生录取、职称评定、食堂管理等环节。所有权力清单均绘制成工作流程图，直观呈现权力运行全链条，让干部“一图看懂、按图办事”，群众“一图看清、按图监督”。
闭环化风险防控，破解监督被动滞后难题。在明确权力边界的基础上，回龙圩区构建风险清单与防控清单的闭环防控体系。通过“自己找、群众提、领导点、集体评、班子定”的多元方式，全面排查权力运行各环节的廉洁风险点，累计梳理2589个风险隐患，其中项目建设领域45个、村级集体经济管理领域736个。针对每个风险点，按照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三个阶段制定防控措施，如项目建设中明确资格审查标准、过程公开要求、审计监督流程；村级财务中实行“村财镇管”“三签字一审批一审核”制度。这种“风险识别—防控执行—责任落实”的闭环，让监督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动态化制度调适，破解制度滞后空转难题。制度的生命力在于适应实践需求，回龙圩区建立“立改废”动态调适机制，根据基层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制度。截至目前，共完成1729项制度的立改废工作，针对群众反映的项目验收不规范问题，修订防控清单将“群众代表参与验收”纳入必经流程；针对村级财务不透明问题，完善“乡村振兴月例会”公示制度，每月公开收支明细。在执行层面，建立台账制、交办制、销号制、通报制、倒查制“五制”配套机制，对制度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快速交办、跟踪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实行“一案双查”，确保制度始终贴合治理实际，避免“纸上谈兵”。
（二）协同化落地推进，形成多元联动的执行监督体系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回龙圩区推动政治层面推动力、科层体系执行力、群众层面参与力的三重制度逻辑深度融合，构建“干部照单干、监督跟着走、责任层层传”的执行机制，确保权责清单制度不是摆样子，而是真正融入日常治理。
以标准化操作推动干部照单履职。为了让干部清楚知道“怎么干”，回龙圩区通过编制《两账四单操作手册》和《岗位廉洁风险防控明白卡》，将复杂的权力运行流程简化为清晰的标准化操作程序。手册详细载明了每项权力的行使程序、所需材料、办理时限和责任人员，干部只需照单操作，就能实现“服务事项依法办、办理要求告知办、符合条件必须办、资料齐全马上办”的工作目标。这种标准化设计，将权力运行从依赖个人操守与经验转变为遵循明确规则流程，极大地降低了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风险。在学校食堂管理、项目建设等领域，标准化操作带来的效率提升和腐败风险下降尤为明显。干部履职有了明确的“路线图”和“说明书”，减少了因规则不清导致的犹豫和错误，更压缩了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
以多元化监督构建立体防控网络。监督能否跟上，直接关系制度执行的效果。回龙圩区构建了内外结合、线上线下联动的立体化监督网络，确保权力运行全程处于监督之下。内部监督上，纪委依托“每月例行查、随机暗访查、依据责任查”等方式，对制度执行情况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形成明责、履责、督责、考责、问责的完整链条。外部监督上，通过全面公开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设立线下投诉点和线上扫码监督平台，建立“评价必听、建议必接、投诉必查、违纪必惩、结果必复”的反馈机制，有效激发了群众监督积极性。这种监督格局既发挥了政治监督的威慑作用，又激活了社会监督的约束功能，使监督从“少数人盯多数人”转变为“多数人盯多数人”，形成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的倒逼机制。
以协同化推进凝聚各方合力。回龙圩区构建了“四责协同”的责任体系，即区委承担主体责任、区委书记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并通过“区级领导联点包片工作责任制”将责任压力下沉至一线。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由组织、教育、卫健、财政等部门分别牵头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七大清廉单元的制度落实工作，形成“系统主抓、单位主建”的推进格局。这种协同化推进，不仅确保了政治逻辑的强势驱动能够转化为科层体系的具体行动，避免了“中层梗阻”，更通过责任共担、绩效联动，激发了各部门的内生动力。
（三）效能化治理转型，推动权力运行向为民服务聚焦
权责清单制度并非单纯的权力约束工具，而是以“治权”促成“善治”，推动基层治理从“围着权力转”转向“围着服务转”，从政府单向管控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让制度成果真正惠及群众。
以透明化用权重建干群信任。过去权力运行“暗箱化”导致群众猜疑，而权责清单将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权力清单让群众清楚各部门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流程，风险清单展现政府自我加压的决心，防控清单让社会监督有的放矢。在“六小园”建设中，群众通过参与监督、自筹资金、投工投劳，从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在村级小微项目实施中，全区66个自然村的6821个项目全部实现“村民零信访、干部零违纪、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这种透明用权彻底改变了以往暗箱操作造成的隔阂，推动干群关系从紧张对立走向密切合作，回龙圩区连续获得全省信访“三无”县区荣誉称号，正是干群关系改善的最好证明。
以规范化运行优化营商环境。权力运行不规范曾是制约发展的突出瓶颈，权责清单通过明确权力边界、规范运行流程，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了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权力清单明确了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和时限，防控清单阻断了吃拿卡要等乱作为行为，让市场主体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安心经营。在柑橘产业发展中，产业资金奖补、苗木采购、网棚搭建等环节全程规范，确保补贴精准发放到种植户手中；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327名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2020年以来，回龙圩区组织实施的22个市区级重点项目均顺利推进，未发生一起因权力滥用导致的纠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以常态化调适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回龙圩区通过构建“社会发现、政治执纪、科层纠错”的动态调适机制，让制度能够持续吸收社会反馈、回应治理需求。社会监督和群众反馈成为制度优化的信息源，如群众反映学校食堂食材采购不透明，推动修订防控清单，引入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采购验收；政治问责和纪律约束成为纠偏整改的推动力，对制度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科层体系的立改废工作则将个别经验转化为普遍规范，累计完成1729项制度的优化。这种常态化调适机制避免了运动式治理的短期效应，确保制度能够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创新，持续回应治理的新要求新挑战，从而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三、从“治官”到“治权”：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探索的启示
回龙圩区权责清单制度的创新实践，不仅是一套基层权力监督的具体方案，更是对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将权力真正关进笼子这一时代命题的基层回答。其深刻价值在于从历史与时代两个维度回应了反腐败的根本命题，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实践范本，也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权力监督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理念转型：从“治官”追责到“治权”全程管控
基层反腐败工作往往侧重于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和惩处，这是一种必要的“治官”手段。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治官”层面，就容易陷入“前腐后继”的被动循环——查处一批，又滋生一批。回龙圩区的实践深刻表明，权力监督的治本之策，在于推动治理思维从“管住官员”向“管住权力”转变。
跳出“治官”追责局限，转向全程“治权”逻辑。“治官”是事后救济手段，而“治权”是事前预防、事中管控的根本之策。回龙圩区通过权责清单将监督嵌入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节点，权力被置于制度轨道上运行。单位“照单控权”，干部“照单操作”，群众“照单监督”，纪委“照单检查”，形成了一个权责清晰、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规范用权体系。这就使得腐败行为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也能被及时察觉和制止，从而实现了从依赖事后惩处转向过程监控与多元监督并重的现代化转型。
以制度理性替代人格信任，强化“不能腐”的制度约束。基层治理中，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不应依赖个人品行，而应建立在规范的制度基础上。权责清单是一套权力分解、流程规范、责任锁定的制度技术，通过清单化、流程化手段，将集中、模糊的裁量权分解为具体、公开的流程节点，使权力运行变得可视化、可追溯、可监督，任何一项权力的行使都处在多层级监督之中，形成“用权必留痕、行权即负责”的制度化压力。这种基于制度的“系统信任”，避免了“干部犯错、组织追责、新的干部再犯错”的恶性循环，真正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治理生态。
兼顾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确保制度适配性。权力清单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权责对等才能让制度落地。回龙圩区在制度设计中既明确刚性要求，如权力运行的必经流程、风险防控的必守底线，又预留实践弹性，如赋予基层党委一定的处分事务处置空间，允许在协调乡村纠纷等特殊场景下的灵活处置，避免“一刀切”导致制度“水土不服”。这种“刚柔并济”的设计，让制度既具严肃性，又贴合基层实际，提高了制度的适配性和执行力。
（二）体系构建：政治、科层、社会三重逻辑的有机契合
权责清单制度的成功，关键在于实现了政治逻辑、科层逻辑、社会逻辑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力，形成了可持续的“对抗性合作”格局，避免了单一逻辑推进制度创新的局限性。
以政治逻辑定方向，依托党委主导与“四责协同”注入改革势能。党的领导是制度创新的根本保证，政治逻辑为制度推行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刚性。回龙圩区的实践鲜明体现了“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区党委将权责清单制度定位为“清廉回龙圩”建设的核心工具，通过将其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并实行“一票否决”，赋予了制度极高的政治优先级。构建的“四责协同”机制（区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督责任），形成了责任层层传导的闭环，为制度构建与执行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势能。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势能，打破了基层治理的路径依赖和科层惰性，让制度推行从“选答题”变为“必答题”。
以科层逻辑强执行，通过标准化、留痕化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回龙圩区权责清单制度深度融合了现代科层治理的理性化、程序化内核，通过系统梳理权力事项、精准排查风险点、划分风险等级、配以前中后期防控措施，构建了一个标准化、流程化的内部控制机制。“资料台账”与“财务专账”的要求，体现了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的科层管理原则。“照单履职”使得复杂的权力运行变得程序清晰、责任到岗，极大地提升了内部管理的规范性与效率。这种设计是对传统科层制弊病的精细化改良，用明确的规则替代模糊的经验，用稳定的流程替代随意的裁量，从根本上压缩了权力滥用的制度空间。
以社会逻辑增活力，形成“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格局。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群众从被动管理对象向主动监督主体的转变。社会逻辑的核心是通过信息赋能、渠道保障与激励引导，激活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回龙圩区通过清单化公开彻底打破权力“黑箱”，让群众“明白监督什么”；通过线上线下平台畅通诉求渠道，让群众“方便进行监督”；通过建立“评价必听、建议必接、投诉必查”的反馈承诺，让群众“监督有效果”。当群众切实感受到参与带来的治理改善时，参与意愿会显著增强，形成“参与、成效、再参与”的正向循环。社会逻辑的融入使制度超越了内部控制的范畴，成为构建“群众明白、干部清白”新型干群关系的桥梁，为权力监督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信任基础。
（三）实践导向：县域是权责清单制度创新的关键场域
县级层面作为连接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的枢纽，是探索权责清单制度的关键层级。回龙圩区的实践表明，以县域为单元推行权责清单制度，既具有操作可行性，又能为更高层级制度建设提供实践样本，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场域。
县域层面具有枢纽性与可操作性，是系统梳理和规范权力运行的最佳层级。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上承接省市政策，向下直接领导乡镇、村庄；既有相对完整的党政机构和权力体系，又直面基层社会的具体治理问题。在县域层面系统梳理权责清单，能够有效覆盖基层治理的主要权力事项和风险点，具备系统性改革的操作空间。县域的尺度使得制度设计既能保持一定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又能结合地方实际进行必要的调适，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水土不服。回龙圩区梳理出33个单位的943条权力清单和2589个风险点，正是这种系统性和操作性在县域层面的具体体现。
“回龙圩实践”为更高层级权力规范提供技术参考与方法论启示。虽然目前全国乡镇履职清单已全面推行，但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权力运行仍缺乏类似的“规范化指南”。回龙圩区权责清单制度所体现的清单化、流程化、透明化、留痕化的技术路径，以及政治、科层、社会三重逻辑协同的推进方法，对于在更高层级、更广领域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权责清单制度是一套将宏大政治要求转化为具体治理技术、将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流程、将内部监督拓展为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性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工具实现权力的分解、公开与制约，其方法论意义超越了基层治理的范畴。
回龙圩区的案例不会因其地域小而价值小，其实践意义的重大性恰如小岗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幕之意义的重大性。这就启示我们，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应在总结乡镇履职清单和类似回龙圩区这样的县级实践经验基础上，科学评估、稳妥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向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乃至更广的公共权力领域延伸。通过逐级梳理权力、公开流程、防控风险、压实责任，逐步编织一张覆盖各级各类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制度网络，从根本上压缩腐败增量空间，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最终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课题组成员：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宗藩，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教授；张宁，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