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演进历程：从“先手棋”到国际合作基本盘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当时全球经济格局、国内发展阶段作出的前瞻性战略抉择。与西方对外输出模式截然不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附加政治条件，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旨在补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短板，打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通过构建互联互通新格局实现互利共赢。西方此前的各类跨国基建计划，通常由东道国主导制定详细项目表，并要求参与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自2013年提出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历经从理念落地、机制搭建到项目实施、普惠民生的推进过程，在基础设施联通、经贸投资往来、多边机制建设、民生改善、绿色创新、人文交流六大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其实践成果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深刻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经过十三年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层面，“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多领域联通”的推进路径与布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蓝图转化为落地实效。六大经济走廊持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旗舰项目，建成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瓜达尔港配套港区、能源电站集群，补齐巴基斯坦电力短缺短板，将瓜达尔由偏远渔港打造为印度洋区域商贸支点。中老铁路作为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自2021年通车以来客货两旺，打通中南半岛北部陆运瓶颈，带动沿线农业、旅游、矿产开发。截至2025年12月，累计发送旅客超6250万人次、货物超7250万吨。雅万高铁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落地印尼，标志中国高铁技术、标准、装备、运维全体系成功出海。匈塞铁路持续推进，打通巴尔干半岛陆路通道，补齐欧洲东南部铁路短板。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截至2026年10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4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7个城市。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加速织密，增强亚欧内陆地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功能，打通亚欧大陆陆路物流通道，构建陆、海、空、网冰多维度立体化互联互通网络链接。
在经贸投资与产业合作层面，贸易规模稳步扩容，投资合作模式不断创新。2013—2025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机电产品、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成为主要出口品类；能源、矿产、农产品、特色原材料是主要进口品类，双向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规模超23万亿美元，各方形成跨境分工网络，众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企业对外工程承包、直接投资带动东道国就业、税收、产业培育，大量当地民众获得稳定就业岗位。同时，我国获得稳定的能源、矿产资源供给，拓展装备、机电、新能源产品海外市场，助力国内产业升级。
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在共建国家直接投资聚焦制造业、能源、矿产、物流、园区开发，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产业合作核心载体。第三方市场合作持续拓展，中国企业与欧美跨国企业、东道国本土企业联合投标、联合运营，在能源、基建、水务等领域落地一批项目，降低单一国家投资的地缘敏感度。
在多边金融与机制平台建设方面，多边开发体系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016年正式开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成本基建融资，成为全球多边开发体系重要增量力量。丝路基金坚持市场化运作，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和亚投行形成互补。
双边关系方面，我国同150余个共建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海关检验检疫、标准互认等各类协议，建立双边经贸联委会、产能合作工作组、口岸合作委员会等常态化政府间对话机制，形成多层次政策沟通网络。连续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每届论坛发布大量合作成果清单，形成高层引领、多层对接的合作机制。
在民生普惠与减贫协同方面，众多中小型民生项目落地，直接惠及基层民众，夯实民心基础。除大型标志性工程之外，农业技术援助、乡村供水、医院改扩建、疫苗援助、防灾减灾工程、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广泛铺开。在非洲多国，中方农业专家组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大幅提升当地粮食单产，助力粮食安全；在东南亚、中亚，援建医院、疾控中心，开展医务人员联合培训，向大量共建国家提供疫苗、医疗物资，践行健康丝绸之路理念。
在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方面，多领域合作持续拓展，绿色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成为共建国家新增长点。我国与共建国家在光伏、风电、储能、电网改造、低碳城市、生态修复领域合作快速推进，大量海外光伏电站、陆上风电项目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低成本推进能源转型，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创新合作方面，我国和数十个共建国家设立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聚焦新能源、农业育种、防灾减灾、通信技术开展联合研发。数字丝绸之路加速推进，5G网络、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智慧城市项目落地，跨境电商带动中小企业出海，帮助共建国家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进入中国市场。多语种算力、人工智能合作成为新赛道，中国与东盟多国探索共建区域算力基础设施与本土化大模型，推动数字技术普惠。
在人文交流与心联通方面，教育、文化、旅游、智库、民间往来持续深化。?截至2026年10月，中国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家鲁班工坊，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我国持续扩大共建国家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规模，开展联合办学、职业教育合作；文化年、艺术节、文物联合考古、博物馆巡展常态化开展。旅游方面，近年来，跨境旅游持续升温，沿线国家互为重要客源地。智库二轨外交蓬勃发展，国内与海外数百个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开展国别研究、政策研讨，搭建民间沟通桥梁，破除信息壁垒。
在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方面，构建南南合作新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平等协商，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别于西方援助模式的新选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演进。
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输出，而是双向互利。对中国而言，拓展能源资源多样化供给渠道，释放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优势，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拓展外交战略回旋空间，提升中国标准、技术、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对共建国家而言，提供摆脱贫困、加速经济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重大机遇，打通对外通道，培育本土产业，创造就业，获得发展资金与技术支持；对全球而言，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南南合作提供新范式，弥补传统多边机构在基建融资领域供给不足的短板。
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框架迈向高质量的“工笔画”。通过不断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完成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阶段。在倡议推进初期，共建国家从积极响应到搭建合作框架、建立双边多边合作机制、落地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进入新阶段，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由过去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转向项目可持续性、商业可行性、东道国社会接纳度、风险管控、规则对接等深层次问题，重点解决“好不好、能不能长期可持续”的问题。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更宏阔视野和务实举措
时间维度：由短期项目推进转向长周期长远谋划
过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项目落地、短期成果为重点；下一步，应与共建国家一道，以2035年远景目标和本世纪中叶实现更为宏阔的目标为基准，谋划20年、30年超长周期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布局。对于部分短期不盈利，但具备长期地缘、能源、产业、科技战略价值的项目，需以长周期视角评估，不能简单用年度财务回报等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同时，一般合作与项目则区分战略收益、商业收益、民生收益等类别，建立全面且多样化评估体系。
推进主体：由政府主导转向多方主体协同、国际组织赋能
早期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以政府间协议、央企牵头为主。新阶段，应推动重大项目纳入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框架，把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转化为全球认同并积极参与的跨国经济合作行动。
鼓励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其他国家企业、当地本土企业联合投标、联合运营，分摊风险。构建政府、央企、民企、多边机构、行业协会、智库多样化协同体系，政府重点做顶层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组织学者深化国别研究和风险研判，加强外交、外援、外汇、外贸、外事协同；企业作为经营主体，依托智库等第三方开展商业评估、投资决策，落实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避免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
合作重心：由硬联通优先转向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智联通协同，以规则标准、数字体系等软联通作为互联互通制高点
硬联通是基础，但未来竞争制高点在软联通，软联通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规则标准联通。推动中国基建、新能源、轨道交通、港口、数字技术标准与共建国家对接，推动标准互认，推动形成更为公正合理和先进的标准规则。
数字、算力、人工智能体系。数字丝绸之路是软联通关键赛道。广西面向东盟开展大模型合作，与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合作建设国家通用大模型，相关国家提供配套政策和多方资源支持，我国则输出算力、语料、算法，帮助所在国家搭建本土大模型。依托大模型、垂类行业模型、智能体，形成深度数字协同，构建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底座。5G/6G跨境网络、算力网络、跨境数据治理协同，将是未来十年尤为重要的竞争领域。
文化产品、教育、人文输出。短视频、影视、演出、教育培训加快出海，持续推进心联通，夯实民意基础。扩大双边教育交换、职业技能培训，在共建国家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输出工程、新能源、数字技能培训。扶持国产影视、短视频、数字文化产品出海，构建本土化传播渠道，依托当地智库、媒体，讲好合作故事。
空间布局：坚持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有分有合、有长有短
有保有压：重点保障共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周边国家、能源通道关键节点；压缩地缘博弈激烈、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地区的新增项目。硬联通分类取舍，建议保留两类项目。一是东道国有强烈自主需求，东道国自行筹资、中国和第三方参与，遵循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原则；新增硬联通项目严格执行准入清单，前置国别风险评估、商业现金流测算、社会影响评估、生态环评。二是事关我国长期重大战略利益，投资能够获得长期战略收益，这类项目持续投入。
有进有退：进的领域，主要是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以及投资国政治稳定、政策稳定、收益稳定且可预期的领域或者项目。对于我国在全球投资形成的存量资产要加强保护，保障既有权益。主动退出部分风险极高、长期无法实现商业闭环的项目。
有分有合：既要为企业出海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也要推动企业、行业协会、区域国别学者、智库及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的协同出海，组建出海经营的联合舰队，充分利用我国已经形成的制造业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科技优势，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形成更多以中国跨国企业为龙头、带动所在国家形成全新产业链供应链集群的新布局，推动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迈向工业化、现代化。
有长有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既要有着眼于长周期的布局和谋划，也要有短期的和当期的布局和谋划，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区分短期民生项目、中期产业项目、长期战略通道等项目，进行差异化项目选择，建立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核评估机制。
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海外投资经营活动协同联动的循环体系
引导海外资本实现高效配置和良性循环，实现与新发展格局相融合和链接的良性联动，避免海外资本循环产生的收益与国内经济总量指标脱节，形成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避免一些海外资本逃逸合理的监管。建立政策框架，引导海外利润合理回流，同时允许企业在合规前提下，在海外开展产业链再投资。完善大宗商品跨境贸易循环，依托海外仓、储备基地、港口仓储，构建全球商品流通网络，稳定能源、矿产供给，平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依托海外产业园，打造区域生产基地，面向东盟、欧美、中东、非洲和周边国家的市场，构建“国际科技中心研发+主体省份创新集成+在海外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销售”的分工模式，形成新的产业循环。
建立全球现代流通与海陆空网冰立体化物流保障体系。统筹国内六大基础设施网络向外延伸，现代水网、现代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络、现代能源网、物流网、算力网，优先向东盟、周边国家延伸，实现与中国数智化网络互联。打造全球现代物流体系，陆海空铁公水多式联运，提升中欧班列、远洋海运、跨境公路、航空货运协同能力。完善港口、保税仓、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布局，完善航运保险、海事仲裁、船舶维修配套。提升远洋航运保障能力，统筹商业航运与海上安全保障，维护全球航道安全。针对红海、霍尔木兹等高危航道，建立航运预警、备选航线调度、跨境航运保险联动机制。
建立国别风险分级清单，划分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国家，在海外形成区域差异化布局。建立行业出海协调机制，由行业协会牵头，央企、头部民企组建海外产业联合体。同一国别同类项目，统一协商，避免多家国内企业低价恶性竞标。推动产业链抱团出海，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整体入驻跨境产业园，形成完整产业集群，提升议价能力，降低单独投资风险。建立海外企业纠纷协调平台，规范国内企业海外竞争行为。
构建储备、通道、新能源转型、特高压与算力能源一体化体系
能源安全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主线。第一，持续扩大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规模，完善储备布局。第二，多样化能源通道，陆上油气管道、海上港口储备、多航线海运并行，降低单一航道依赖。第三，加快新能源全球布局，光伏、风电、储能、绿氢出海，建设绿色能源基地，帮助沿线国家能源转型，同时输出我国新能源产业优势。第四，特高压、智能电网跨境互联，推进跨国电力联网。探索能源算力一体化，把绿色电力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出口，将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新质生产力优势。
强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保障体系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适配企业全球资本配置。优化跨境资金归集、海外利润汇回、境外融资、项目资本金出境的快速流通机制，区分战略项目、商业项目，实施差异化外汇管理，兼顾资本安全与企业经营便利。
改革国资考核评价体系，构建长周期考核机制。对海外基建、战略通道项目，不再单一考核年度财务利润，增加战略价值、产业链带动、能源保障、民生效应等长期指标，拉长考核周期，激励决策者敢于布局中长周期战略项目。优化海外人才激励机制，将海外任职经历纳入晋升体系，完善外派员工保障、家属安置、回国岗位安置政策，稳定海外人才队伍。
完善涉外法律与争端解决机制。推动与共建国家共建跨境商事仲裁协作机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完善海外投资保险、主权违约保险、政治风险保险产品。与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完善海外资产保全、纠纷解决法律框架。
建立风险防控、法律保护、海外权益保护综合保障体系。构建动态国别风险预警平台，整合外交、商务、智库、行业、企业数据，实时跟踪东道国政局、法律、舆情、安全形势，分级预警，提前制定预案。建立项目全周期风险评估机制，立项、建设、运营、退出全流程评估地缘、政治、安全、生态、舆论风险。完善海外公民、海外资产安全保护机制，领事保护、安保方案前置。构建对外传播体系，建立常态化叙事机制，和东道国智库联合开展研究，共同发布评估报告，提升可信度。
原文有删减，本文即将刊发于《学术前沿》
作者：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 陈文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