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汇合”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动力。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至少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变化是全球化和现代化“大汇合”的直接产物。
1. 外向型或者出口导向型经济
这方面，中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类似，那就是通过和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接轨，形成了外向型或者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今天人们讨论“外循环”或者“国际大循环”，但实际上沿海地区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在国际大循环下成长起来的，也就是在开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以给外国品牌代工为主要方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它们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完成加工后再向国外销售产品，从而将生产过程的“两头”都放在国际市场。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这种“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功不可没。
实际上，因为全球化，中国的城市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以珠三角地区为例，今天，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强化，深圳更是拔地而起，从一个小渔村跃升为中国一线城市，并成为科创城市或者中国的“硅谷”，东莞和佛山是制造业城市也都跟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有关系。长三角等地区城市带的崛起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中国不加入世界经济，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城市化。外向型经济活动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2. 技术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的技术扩散过程中获得了技术进步。但需要强调的是，迄今，中国主要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市场，中国企业自己的原创性技术还很不足。珠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制造”的象征，但我们必须对“中国制造”有正确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人们说“德国制造”“美国制造”或者“日本制造”的时候，这些国家大都生产的是整产品，因为那时的全球化是有限全球化，局限于传统的投资和贸易。
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全然不同。由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人们日后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在超级全球化下，资本、技术和人才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大大促进了国际劳动分工，由此也出现了全球和区域范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造”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创造或生产了，更科学地说，是“中国组装”。一个产品的很多部件在他国，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生产，然后运输到中国，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国。今天，人们使用“中国创造”或者“中国智造”等概念，实际上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制造”，也就是要从技术应用转型到原创性技术创造。
3. 人口红利的释放
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强调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并没有错。不过，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需要条件的。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工业化促动的经济发展。经验地看，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人口红利，但只有在工业化起飞之后，人口红利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更具有人口红利。当时被认为人口过多，经济的发展赶不上人口的需求，这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因为全球化而得到释放的。就珠三角地区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赋能珠三角地区，它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移民”，即农民工“移民”。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很多年里，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制造中心，每年吸收大约3000万名农民工。深圳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个小城镇发展到今天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可以说是“移民”的产物。
美国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但这实际上是资本全球化的直接产物。的确，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技术发展没有给美国带来就业，因为美国的技术输出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说，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其实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4. 民营企业群的崛起
中国现在的混合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国有企业领域之外的领域，大多从早期的个体户发展而来。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在当时都是个体户。乡镇企业尽管从所有制上说属于集体，但也是个体户这个群体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大多数乡镇企业在往后的日子里通过改制而演变成为民营企业。
二是民营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营化把诸多国有企业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当时推行被称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因为当时很多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不能有效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把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成为各级政府为自己“减负”的有效手段，即“放小”。同时，各级政府开始重组重要的国有企业为大型的企业集团，即“抓大”。直到今天，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格局就是在“抓大放小”政策下形成的。
三是外资。外资进入中国之后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简单地说，西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就是通过外资实现的。因为受体制的制约，外资进入中国后与国有企业并没有多少合作，大都是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经验地看，通过外资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技术型的，并且对接国际市场。当然，很多企业已经和外资脱离，变成完全的本土企业。就与西方的关系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没有与国际经济系统地接轨，这既是体制之故，也是因为西方对中国国有企业抱有意识形态的政治偏见。而通过外资成长起来的这部分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和世界经济相关，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的主力和抓手。这一点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看得非常清楚。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一直千方百计地与中国经贸脱钩，但并没有成功。经验地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西方经济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要么被迫脱钩，要么主动脱钩；美国和中国脱钩不成主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功劳。在国际经济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的韧性。
全球化直接促成的这些经济面的变化也促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变化或者现代化。正如今天所见，尽管中国的变革没有在制度和人的层面导向西方化，但就中国本身的历史而言，全球化促动的现代化无疑是全方位的。
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1. 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自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长时期的革命式和“继续革命式”的动员，中国转型成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里指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动员型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再次接受了市场。此前，市场被视为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容许市场存在的。但邓小平一代领导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市场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成分，它只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工具。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市场意识无疑符合历史和现实情况。历史地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期，中国的市场存在并且相当发达，只有在很短的几段时期里，政府采取敌视市场的经济国家主义政策。从现实看，除了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市场也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把它写入宪法，执政党因此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从全球化角度看，这一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条件。很难想象，在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下，中国如何能够实现和世界接轨并走出去呢？直到今天，还有少数拒绝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依然流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应当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转型指的是官方层面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中国社会越来越表现为多元化，对市场的看法和态度也千差万别。有相信市场经济的，也有不相信市场经济的；有市场经济获益者，也有市场经济的受害者；有鼓吹完全市场化者，也有鼓吹消灭市场经济者。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力量不时地通过不同途径表现出来，并且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内部对市场的看法也不见得总是一致，但市场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上和法律上的合法性。
无论是社会层面多元化的市场意识形态，还是政府内部对市场化的不同看法，分化本身是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无论东西方，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一致性”，而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性”。用“多元一体”的概念来形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现状是比较恰当的。
2. 执政党的现代化
在全球化下，中国发展出多种经济成分来，即今天的“混合经济”。经济现代化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与时俱进，克服意识形态的阻力，首先修改宪法，给予各种合法财产（包括私有财产）法律上的合法性，再制定《物权法》和《民法典》，为各种合法财产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同时，执政党也逐渐开放政治过程，容许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样，执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代表大多数社会利益的开放型政党，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转型也是中国政治领域最具意义的变化。
3. 官僚体制的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通过多次官僚体制改革（或机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套基本上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僚体系。最大幅度的改革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当时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接轨，中国对自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作了全面改革，这为机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进入21世纪之后，官僚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入“大部制”的改革。这也是继续和世界接轨的需要。在“大部制”下，政府的功能要从之前的直接从事和干预经济活动转型到对经济活动进行规制，为企业提供服务。今天，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但方向则是明确的。
4. 经济体制的现代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构成了严密的管理控制体系。一个企业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体。在组织功能不分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开始之后，“三位一体”的制度很快就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到目前为止，尽管国有企业和政府还没有分离开来，但中国社会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功能分离，即企业和其社会功能分离开来，政府功能和经济功能分离开来。
这就需要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建设。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中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财政制度等在内的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国家制度。同时，在混合经济体制下，中国也基本实现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之间的基本平衡，从而实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基本平衡。
5. 社会的现代化
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以意识形态来组织社会。在去意识形态化之后，中国社会回归自然，转型到一个阶层和利益导向的社会。尽管阶层和利益导向的社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多层面的分化，如收入差异、阶层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认知差异和信仰差异等，但较之以意识形态为导向且要求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利益和意识多元的社会更符合人性，因而也更具有现代性。
——内容摘编自郑永年著《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第五章“大汇合下的中国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