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至15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此次元首会晤受到中美双方高度重视，其重要成果之一是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要理解这一新定位，就不能只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而应从其内涵、价值以及启示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先要把握“建设性”与“战略稳定”两个关键词。一方面，“建设性”特指积极的关系取向。中美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肩负共同责任，应当以积极态度拓宽合作空间、塑造稳定预期，而不是任由竞争和分歧定义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战略稳定”代表着一种可预期、可持续、可管控的关系状态。中美关系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剧烈动荡，不能因局部问题而牵动全局，更不能因战略误判而滑向对抗、冲突乃至战争。两者之间相互支撑、不可分割：没有建设性，战略稳定就会沦为消极稳定；没有战略稳定，建设性作用将难以充分发挥。
习近平以“四个稳定”深刻阐释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框架。
第一，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强调中美应坚持合作这一主基调。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在经贸、卫生、人文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空间，利益高度交织，合作基础深厚。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不是对现实矛盾的回避，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乐观想象，而是中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作出的战略选择。没有合作，中美关系就容易被竞争和分歧主导；有了合作，双方才能在互动中积累信任，在重要议题中发现利益交汇点，在世界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
第二，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强调中美应明确竞争规则和底线。作为全球性大国，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不足为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竞争究竟是相互激励、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还是演变为零和博弈、全面遏制和阵营对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主张，中美两国明确竞争规则，力争保持良性的、公平的、合理的竞争，而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竞争无度，只会加剧中美安全困境。
第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强调中美应有效管控各领域分歧。必须承认，中美之间存在制度差异、发展差异、认知差异和利益分歧，但双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明确各自底线和红线，提高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防止因局部风险外溢影响中美关系全局。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点、风险点，甚至有可能升级为“冲突点”。此次元首会晤，习近平明确划定红线，指出“（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很显然，特朗普已清楚中方红线，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并宣布暂缓对台军售。中美只有始终相向而行，才能维护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四，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强调中美应以和平作为目标指引。对于同为核大国和全球性大国的中美双方来说，一旦发生直接冲突对抗，代价是两国和世界都难以承受的。因此，中美两国不仅要避免直接冲突，还应积极探索两个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传统不同的大国如何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只有中美两国坚持积极合作、良性竞争、管控分歧，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价值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能避免战略误判和危机失控，还能为双方各自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是新时代中美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第一，这一关系定位能有效降低中美战略误判和危机失控的风险。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往往并非源于某单一事件，而是源于双方战略误判和危机沟通失灵。“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主张中美双方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保持战略沟通，设立竞争边界，有助于避免因竞争无度、沟通缺失、危机外溢导致的对抗升级。
第二，这一关系定位能为中美各自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是新时期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当前面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财政压力和产业空心化等诸多问题。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只有保持关系稳定，才能为各自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内部问题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第三，这一关系定位能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且重要的责任。即便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仍需在经济贸易、公共卫生、人文交流、地区热点问题等各领域保持必要合作，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总而言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一时一事的外交辞令，而是中美两国以更宽广视野、更长远眼光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的积极努力。
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启示
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谈时提出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即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作为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只是一项外交辞令，还是系统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的中国方案。对此，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
一方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和政客习惯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中美关系的讨论中。虽然这对于理解权力转移背景下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具有重要价值，但将其预设为中美竞争的必然结局，无疑是种错误类比。“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恰恰提供了中美竞争的另一种可能。两国固然存在竞争和分歧，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分歧也不必然导致冲突，双方完全可以通过主动构建关系框架、设置互动规则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沿着两国元首共识指明的方向，采取更加理性、更加克制、更具建设性的互动模式，不断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举措，就能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可以说，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维的超越，正在指引中美两国走出一条正确的新时代大国相处之道。
另一方面，应该加快建构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植根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还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它既回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回应了各国人民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期待。这不是将传统思想资源简单套用到国际政治中，而是以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实践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系统回答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随着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时愈加力不从心，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并非排斥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否定既有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在大变局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立足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提炼出更具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同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金灿荣（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转载自2026年第4期《国际观察》（双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