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美关系进入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的背景下，俄罗斯作为非对称战略变量，其内部结构性特征与特朗普2.0 冲击的交互作用，正通过多重传导机制深刻影响中美战略稳定的实践路径。本文以常量与变量为分析框架，剖析俄罗斯内部实力与抱负的历史张力、国家与社会的汲取型互动、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认知分化以及战争长期化催生的动员型国家形态，揭示这四个结构性特征何以构成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的深层根源。以特朗普2.0 的“和平计划”为关键变量，分析其如何触发俄罗斯固有的战略行为逻辑，在美俄、美欧、俄欧三对关系中形成战术缓和与战略对峙交织的复杂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出俄罗斯因素向中美战略稳定传导的三条路径：在美欧关系层面放大跨大西洋裂痕，在美欧裂痕与欧洲安全之间形成联动；在中欧关系层面传导安全焦虑并重塑欧洲对华认知；在中美关系层面制造多维度的战略复杂化。本文认为，俄罗斯作为非对称角色在三边关系中的不均衡传导，使本已失衡的中美欧互动难以形成稳定均衡，构成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构建的结构性约束。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实践路径需要在第三方因素扰动、联盟裂变与危机管控的多重张力中动态调适，这也正是该框架的全球意义所在。中国应在坚持对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同时，主动塑造议题、管控分歧，在复杂国际格局中保持战略主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俄罗斯因素；乌克兰危机
一、引言
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其美国优先理念、行政集权倾向与极端单边主义风格，使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国家特性出现显著变化，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由此发生剧烈变动。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指出，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此后，中美关系逐步形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全新定位，确立了竞争可控、分歧管控、和平共处的相处准则。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此次访问推动双边交流全面重启，两国在经贸、气候治理、禁毒合作等多个务实领域达成共识，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战略稳定的构建不是单纯的双边事务。在中美互动的外部环境中，俄罗斯作为一个非对称战略变量，正通过其内部结构性变化与对外行为逻辑，对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的问题，更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基本矛盾演变的产物。延宕四年有余的冲突，已从一场地区性军事冲突演变为撬动全球大国关系的结构性杠杆，深刻改变了欧亚秩序和世界格局。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线、实力政治回潮与多极力量重组相互交织的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特朗普冲击波对大国关系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联动效应，导致大国外交逻辑发生本质性变化。
在此背景下，理解俄罗斯因素如何影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的课题。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内部的深层变化，究竟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影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构建？文章首先剖析俄罗斯内部的结构性特征及其与俄乌冲突的内在关联，进而归纳这些特征所塑造的对外政策逻辑，再系统梳理特朗普2.0冲击下美俄欧三边互动的结构性态势及其传导路径，最后给出基本判断与政策启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本质上是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实践路径的边界条件进行考察，即在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下，这一框架能够有效运转，又在何种压力下可能发生偏移。
二、俄罗斯内部的结构性特征：冲突长期化的深层根源
理解俄罗斯在中美战略稳定中的角色，必须回到其内部。以下四个特征，既是俄罗斯国家行为的内在根源，也是俄乌冲突从爆发到长期化的结构性密码。
一是实力与抱负的历史张力。俄国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断言，俄国史就是一部开拓疆土的历史。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俄罗斯历史中的主要事情，所有其余的事情都和它们有或近或远的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扩张路径与英法等海洋大国有所不同：后者的扩张以贸易和资本为驱动，其进程与母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大体保持同步；而俄罗斯的扩张则更多基于安全层面的考量，侧重于对缓冲地带的获取，但在经济整合与治理能力方面的跟进相对滞后，由此形成了辽阔版图与经济辐射力之间不匹配的格局。这种能力与目标之间的落差，在俄乌冲突中亦有所体现：战略预期与实际可支配的经济技术资源之间存在相当距离，使得快速取胜的设想未能实现，战事逐渐由初期的高强度行动转入长期消耗阶段。截至2026年6月，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比例大致维持在18%左右，尽管战场主动权一定程度上向俄方倾斜，但整体仍处于相持未破的状态。能力与目标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使速胜难以达成，而基于根本安全利益的考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略性让步的空间。
二是国家与社会的汲取型互动。别尔嘉耶夫于《俄罗斯思想》中转述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国家愈显强大，民众则愈显单薄。究其原因，俄罗斯的强盛历来与军事能力紧密相关，而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又必然要求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较高程度的集中调配，这种资源流向的倾斜，客观上可能影响了民众福祉的同步提升。战争与扩张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其来源终究是社会的广大民众。俄乌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历史逻辑：战时的动员体制促使国家对资源的集中调配力度加大，而战时经济也进一步拓展了国家对各经济领域的介入范围。这种资源高度集中的运行模式，客观上为长期冲突的持续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撑基础。俄罗斯社会在面对持续制裁与战争消耗时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其制度层面的根源可追溯至此。与此同时，战争也使俄罗斯在国内治理层面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差异、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逐步显现，这些内部压力有可能影响其对外政策的稳定性，增加其行为的不确定性。
三是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认知分化。特列宁提出，在多极化国际格局进程中，俄罗斯最核心的诉求在于维护自身生存与主权空间，地缘与经济层面的发展拓展并非其首要目标。正是这种生存逻辑主导，使得北约东扩被俄罗斯感知为对民族生存空间的致命挤压，乌克兰因此被界定为不可退让的安全边界。这一认知一旦确立，妥协便近乎不可能。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某一具体事件，而在于这种对生存空间的绝对化执念。俄方判断冲突早已不再局限于俄乌两国争端，实质是俄罗斯同整个西方阵营的体系化全面对抗。在这种认知下，任何形式的领土或战略让步都难以进入国内政治议程。
四是战争长期化正催生出一种动员型国家形态。俄罗斯已逐步转入动员状态，预计2026年国防与安全支出将占政府总支出的近40%，经济运行高度依赖国防订单，社会通过多层面的管控，已逐渐适应外部封锁下的生活常态。普京执政为当前局势提供了稳定保障，这种稳定来源于高度集中的总统权力体制及其宪法支撑、严密的社会管控以及长期的军事化状态。不过，稳定也意味着政治进程趋于静态化。战争长期化与政治静态化相互作用，容易形成一个较难打破的闭环。这种形态一旦固化，战争便不再只是政策的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国家的日常运转。
上述四个结构性特征，直接塑造了俄罗斯当前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
第一，安全理性绝对优先，挤压政治解决空间。生存逻辑决定了在乌克兰及欧洲安全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刚性极强。安全考量在俄罗斯的政策排序中居于突出位置，这在客观上对政治解决途径形成了一定制约。在乌克兰及欧洲安全问题上，俄罗斯基于自身生存关切，其立场较为坚定，难以轻易调整。对安全边界的诉求被视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利益，在这一优先目标面前，经济理性与国际舆论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冲突因此更多地在军事层面延续。
第二，国防工业复合体主导经济。这是俄罗斯最擅长的治理传统的现代复活。从彼得一世兴办军工厂到斯大林全盘推行军事工业化，再至冷战时期庞大的军工复合体，俄罗斯有一种以国防工业为枢纽组织社会、驱动现代化的制度基因。这一模式擅长在孤立中快速形成战斗力，但其致命缺陷是经济循环离不开持续的安全危机与国防订单。一旦冲突结束，将引发连锁性的经济震荡和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因此，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不仅源于外部对抗，更来自内部的模式惯性。2024年2月29日，普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俄罗斯的任务是发展国防工业综合体，提升科学、技术和工业实力，打造有效率的武装力量经济。
第三，战略僵局自我锁定。实力与抱负的张力决定了俄罗斯无法实现速胜，而生存逻辑又排除了战略性退让的可能。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将冲突转入长期轨道，以耐力消耗对手。乌克兰危机整体呈现长期化和持久性态势，俄乌边打边谈特点明显。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后多次声称将迅速结束战争，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冲突大概率走向冻结、间歇性升级与长期对峙相互交织的新常态。
上述结构性特征及其塑造的对外行为逻辑，构成了理解俄罗斯国际行为的常量。与此同时，常量要通过特定变量的触发才能转化为冲击国际秩序的具体力量。特朗普2.0的出现，正是这样一个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急于从乌克兰危机中抽身、将战略资源向印太集中的政策取向，与俄罗斯寻求打破西方封锁、重塑欧洲安全架构的战略诉求形成了阶段性交集。这种交集并不意味着美俄结构性矛盾的消解，而是表现为一种战术性契合：美国需要俄罗斯配合实现冲突冻结以降低战略成本，俄罗斯则需要美国松动制裁封锁以巩固既得利益。正是在这一战术性契合的催化下，俄罗斯内部特征所塑造的行为逻辑：安全理性绝对优先、国防工业复合体主导、战略僵局自我锁定，得以通过美俄欧三边互动的渠道放大并向外传导，进而波及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环境。换言之，特朗普2.0的对外政策冲击的确造成了美俄欧关系的变动，但从另外一方面而言，也可以认为是触发了俄罗斯这一非对称变量中本就蕴含的传导能量，这一触发过程则通过美俄、美欧、俄欧三组双边关系得以具体化。
三、特朗普2.0冲击下的美俄欧三边互动：战术缓和与战略对峙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认为对外政策中的地缘政治时代结束，全球政治时代开始。此后，美国开始推行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维护全球霸权的对外政策，以期在充分利用自身力量以获取全球化好处的同时，有效减少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危险。在此期间，美国采取与盟国合作的方式，维护其全球霸权。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就开始推行以美国优先理念为标志的新孤立主义，对外战略已然与冷战结束以来的传统形成明显差异。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以美国优先为核心，行政集权强化、单边主义升级与战略收缩构成其对外政策的鲜明特征。美国社会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合流，为其推行反建制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乌克兰危机由此成为特朗普重塑国际秩序的突破口，其“和平计划”力图实现美俄战术缓和，却以牺牲跨大西洋团结为代价，成为冲击美俄欧关系的直接源头。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交谈以及2月28日与泽连斯基的白宫争吵，被视为集体西方瓦解的标志性事件。三边互动由此呈现出战略对冲与战术妥协交织的复杂态势。
（一）美俄关系：战术性缓和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俄罗斯战略界在特朗普就职前就曾预言，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对正处在历史低谷的美俄关系来说是一个机会之窗，执政后美俄激烈博弈的整体状态不会大变，但相对而言矛盾与对抗的混沌局面有望清晰。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俄关系虽表面缓和，但对抗根基未变。美国基于战略收缩需求，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作出实质性让步，使双方在能源、军控等领域的合作窗口短暂开启。但美俄在独联体地缘影响力、价值观体系、国际秩序构想等方面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俄罗斯借势推进欧亚安全架构，美国则试图将战略资源转移至印太，这种战术妥协实为战略竞争的新表现形式。
从现实条件看，特朗普个人因素是促进美俄关系回暖的重要原因。与拜登不同，特朗普明确表示相信普京，也相信俄罗斯尊重美国，这一基本认知为双方关系改善奠定了基础。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也为其操作对俄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
从历史背景看，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曾多次重启但都无果而终。2001年“9·11”事件后，俄罗斯抓住战略机遇改善了因科索沃战争而剑拔弩张的俄美关系，但随着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地出现颜色革命，二者关系再度恶化。历史经验表明，美西方不愿也不会让俄罗斯崛起，一旦俄罗斯试图拓展在独联体的影响力，便会被视为复活大国沙文主义，引发新的地缘矛盾。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延宕，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
从战略全局看，内政决定外交，战术性缓和不等于全局性改善。俄罗斯的强国战略既要求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备，又要求维持在独联体的影响力，对外政策因此在收与放之间内在紧张。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使美国战略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但其霸权本质并未改变，俄罗斯仍将面临打压遏制。俄美之间不仅既有矛盾未解，还可能在关键矿产资源、战略通道等问题上出现新的博弈，这是双方关系难以彻底缓和的根源。
从战术博弈看，俄罗斯斗争手段务实。面对“和平计划”，俄罗斯一方面欢迎，但不全盘接受，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停火谈判，却坚决维护自身战略利益。正因如此，美俄关系出现回摆，美国也罕见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措。2025年3月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态：俄美两国不可能在每个国际问题上都保持一致，但存在共同利益时，不采取务实行动是愚蠢的；存在分歧时，负责任大国有义务确保分歧不导致战争。这一表态既是对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也折射出俄罗斯欲借和谈达成有利协议的期待。
究其原因，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已经认识到无法融入美西方，但需要美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但是来自美西方的威胁特别是北约东扩又是其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与此同时，独联体国家出于各自利益，在美西方的挑唆下出现了去俄罗斯化趋势，使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减弱，进而导致地缘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而俄罗斯一旦想要拓展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就将直面美西方的挑战，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长期疏离。不仅如此，在俄罗斯看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社会由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宣告终结，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竞争成为新的焦点，而美国凭借霸权地位强推西方发展模式的做法导致全球和地区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二）美欧关系：战略互信减弱与联盟范式转型
美欧战略互信减弱是跨大西洋联盟结构性矛盾激化的阶段性表征。特朗普2.0的美国优先政策与欧洲战略觉醒进程形成对冲，双方在安全责任分担、规则主导权及危机管理机制三大维度呈现有限脱钩态势，跨大西洋关系正从制度依赖向竞争性协作范式转型。
从直接原因看，美欧在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理念相左。针对美俄单方面和谈，欧洲明确反对，乌克兰一度取消美乌矿产协议，并不承认美俄单方面达成的任何协议。欧洲实际上支持乌克兰这一决定，因为双方在阻止俄罗斯取胜、拉住美国援乌以及构建欧洲防俄安全框架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美方将欧洲排除在和谈之外，被欧洲视为越顶外交。
从根本原因看，美欧国际战略观差异明显。安全上，欧洲长期处在美国军事保护之下，更倾向于通过对话与发展实现安全保障，由此生成了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同。主权上，美国将主权当作对外干涉的工具，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声索暴露了霸权护持的本质；而欧洲从国际社会视角审视问题，对约束性国际法有内在需求。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训诫式”讲话，更动摇了跨大西洋联盟的价值观基础。
从发展前景看，欧洲觉醒与美国优先的矛盾可能长期存在。重新武装欧洲的呼声已比欧洲战略自主更具动员力量。英法牵头成立支援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决定即使美国停止支持也将继续全面援助，并计划在停火后部署欧洲维和部队。欧盟一致同意投入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其中1500亿欧元专门用于欧盟成员国国防支出。这一举动还触发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修改进程，德国调整债务刹车机制正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维系美欧关系的纽带依然存在。双方社会的观念基础相近，只要美国不退出北约，共同安全和集体防卫这一基石就将持续发挥作用。同时，美国宪政体制的制衡机制也在制约特朗普的极端理念，美国在进步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的基本规律并未改变。
（三）俄欧关系：安全困境下的持续性对抗
俄欧互动陷入安全困境与能源依赖的双重悖论。欧洲通过能源多元化削减对俄依赖，却难以摆脱地缘邻近带来的安全焦虑；俄罗斯推进转向东方战略，但欧洲市场对其经济转型仍具关键作用。双方在乌克兰战后秩序、能源过境协议、数字主权边界等问题上的博弈，实质是欧亚大陆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欧洲对俄“混合威胁”认知的固化，使得任何关系改善都需以系统性安全架构重建为前提。
从历史进程看，俄欧关系相互嵌入、极为复杂。融入欧洲始终是俄罗斯的梦想，2003年普京首次提出大欧洲理念，视融入欧洲为历史性选择。即便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仍将欧洲作为对外政策及经济合作的首选方向，高峰时期欧洲45%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2022年后俄欧经济结构发生明显改变，但欧盟内部仍无法就与俄能源脱钩达成一致，2024年欧盟从俄进口天然气量甚至出现反弹。
从当代现实看，乌克兰危机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俄欧关系的走向。危机前，俄罗斯善于利用美欧矛盾分化西方阵营，能源套牢、安全震慑双管齐下，使俄欧关系呈现经济活络、政治疏离、军事对立的景象。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欧关系彻底恶化。2023年2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称俄欧关系本质上已不复存在。美国的“和平计划”虽获俄积极回应，却引发欧洲强烈反弹，欧洲坚决要求参与和谈，反对由美俄主导。
从根本原因看，战略互疑和安全困境决定俄欧关系难以转圜。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危机是外交政策的转折点，欧洲仇俄反俄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些传统中立国家亦加入反俄联盟。不仅是英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传统反俄国家，就连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对俄较为温和的国家也采取了强烈的反俄立场。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在西方不仅没有盟友，甚至没有可以充当中间人的对话者。一些欧洲国家的传统中立已经完全消失。除了决定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奥地利、爱尔兰甚至瑞士都加入了反俄联盟。普京总统有关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干预乌克兰冲突将产生严重后果的警告没有阻止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有效地参与武装和训练乌克兰军队，也未能阻止向乌克兰提供实时情报和大规模军事、财政、经济和技术援助，这被俄罗斯视为对乌克兰危机最积极的干预。
俄乌均面临困局，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但军事对抗仍在持续。俄罗斯正全力打造以国防综合体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2025年国防预算占GDP的6.3%，国家规划和预算安排都体现出为长期化作准备的趋势。欧洲据此判断，俄罗斯已难以在乌克兰问题上收手。更令欧洲不安的是，俄罗斯提出了欧亚大陆安全架构并修订核威慑政策，降低了核武器使用标准，赋予自身先发制人打击的主动性，显著加剧了战场不可控性，欧洲对此忧心忡忡。
美俄、美欧、俄欧三对关系的上述变动，看似各自独立，实则通过俄罗斯这一共同节点形成联动效应。美俄战术缓和加剧了美欧战略互疑，美欧裂痕又反过来限制了美国对俄妥协的空间，而俄欧对峙的固化则持续为美俄接触提供必要性论证。三方互动由此呈现出一种相互牵引却又彼此掣肘的非线性特征。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三角结构中，俄罗斯的角色并非等边三角形中的一个对称端点，而是以战略压力源的方式向不同方向施加着不均衡的影响：对欧洲施加强安全压力，对美国制造战略资源分配的张力，进而通过美欧关系的变动间接重塑中美战略互动所依托的全球力量格局。正是这种非对称角色与不均衡传导，使得俄罗斯因素超越欧洲安全范畴，成为观察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实践路径边界条件的关键窗口。
四、俄罗斯因素与中美战略稳定的传导机理：从地区变量到全球格局
俄罗斯作为长期战略压力源的存在，其影响远超欧洲安全范畴，正通过多重传导机制深刻重塑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环境。
第一，放大美欧裂痕，加剧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松动。俄罗斯因素首先在美欧关系中发挥作用，而美欧关系的变动又构成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外部变量。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优先倾向与交易思维鲜明。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促成俄乌迅速停火、防止战争升级作为对欧洲的核心关切，跨大西洋关系已不再是首要关注对象。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全面军事支持并要求欧洲付费，直接削弱了美欧战略互信，双方正从价值驱动型盟友转向利益驱动型的功能性联盟。
美欧裂痕深化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含义在于：一个不再能无条件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欧洲，正在加速推进战略自主与重新武装。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数据显示，2025年欧洲防务支出继续以创纪录速度增长，占全球总额的21%以上。这一变局既可能减轻美国在欧洲的战略资源消耗，使其更集中投入印太方向，从而增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可能使美国面临欧洲安全与印太竞争之间的资源分配张力，为中国提供战略回旋空间。俄罗斯因素通过放大美欧裂痕，在客观上增加了中美战略稳定构建的不确定性。更深层的是，当跨大西洋联盟从制度依赖转向竞争性协作时，美国调动盟友应对中国的制度性能力被削弱，而欧洲在安全焦虑驱动下对外经济政策安全化的倾向却在增强，两相交织使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当美国的战略资源更多向印太集中，欧洲安全架构的重塑与中国周边的地缘压力实际上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实践路径因此必须兼具全球视野与区域关照。
第二，传导安全焦虑，重塑中欧关系认知。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焦虑的直接来源，这种焦虑正向中欧关系外溢，间接影响中美战略互动的外部环境。传导链条清晰可辨：俄罗斯持续施压导致战场态势牵动欧洲政治，援乌成本攀升则催生民粹与保护主义，进而在经贸议题上对华施压冲动增大。在欧洲的认知框架中，若美国一味追求快速停火而在关键利益上对俄妥协，俄罗斯的获胜将催动安全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任何可能增强俄战略纵深的因素都受到高度警觉。一些舆论和政策动向将中俄视为一体两面，这种认知倾向正在损害中欧关系的独立价值。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因俄罗斯威胁而产生的安全焦虑，正驱动欧洲对外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当安全焦虑主导议程时，经济相互依存的合作逻辑便可能被安全竞争的逻辑所覆盖。欧洲在推进对华经贸去风险政策时，往往将俄罗斯的经验教训投射到对华关系上，从而夸大所谓依赖风险。这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间接但深远：中欧关系的恶化将压缩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空间，而中欧关系恰恰是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保持回旋余地的重要依托。2025年8月法德英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推动举行三方领导人会晤，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这表明欧洲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安全议程，而这一进程中其对中俄关系的认知将直接塑造中欧关系的走向。
第三，制造战略复杂化，使中美关系成为多维变量。俄罗斯因素对中美战略稳定最直接的影响，在于使中美互动呈现出多维度的战略复杂化。当前中俄关系背靠背，中美关系追求可预期，二者并行却深刻交织。这一态势根植于俄美两国迥异的战略诉求：俄罗斯的核心是求生存、固后方、抗西方，对华战略绑定是其对冲西方压力的根本依托；美国的核心是求稳定、管竞争、避失控，着力于对华危机管控。两种诉求在中美俄三边互动中形成复杂张力。
从美国角度看，俄罗斯构成其处理对华关系的第三方变量。一方面，美国希望避免中俄结成实质性军事同盟，这使其在对华政策上不得不有所节制；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后方支撑而增强其在乌克兰的持久力，从而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从俄罗斯角度看，其战略界呈现出强烈的对华合作冲动，将中俄关系定位为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这种绑定预期必然上探至更高层级的战略协调。从中国角度看，俄罗斯因素使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面临双重约束：既要防止中俄关系被美国解读为反美同盟而引发过度反应，又要防止中美关系波动传导至中俄关系、损害战略后方。2025年8月特朗普先后与普京、泽连斯基会晤，大国互动呈现三角轮动的复杂格局。考察中美俄战略三角中任何双边关系，都会感到第三方的隐形存在。
总之，俄罗斯作为长期战略压力源的存在，其影响远超欧洲安全事务本身，而是通过多重传导机制深刻重塑着中美战略稳定得以构建的外部环境。在直接层面，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和地缘行为牵动着美国的战略资源分布，使美国在亚太方向的注意力与投入面临分散与集中的持续拉扯，从而间接影响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博弈烈度。在间接层面，俄罗斯与欧洲的安全对峙固化了大西洋两岸的战略捆绑，但美欧之间的利益分化又使这一捆绑的牢固程度不断受到考验，这种张力既可能促使美国在欧洲方向投入更多资源，也可能推动美国在亚太方向寻求对华妥协以腾挪空间，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摇摆本身构成了中美互动的不确定变量。在更宏观的层面，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其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对地区冲突的介入方式以及在多边机制中的立场选择，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战略稳定的制度基础与规范环境。这些影响相互交织、层层递进，使俄罗斯因素成为嵌入中美战略稳定构建过程中的一种结构性外在约束，它不直接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却持续并难以忽视地改变着双方互动所面对的前提条件与可选择空间。
五、结论：非对称变量与战略稳定的结构性约束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构建，不仅关乎两国关系的未来，更具有重塑21世纪国际秩序走向的全球意义。从实践路径看，这一稳定框架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中美能否在双边分歧管控的基础上，妥善驾驭第三方因素带来的结构性扰动。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表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实践路径不是一条线性推进的坦途，而是需要在多重张力中动态调适的复杂过程：既要防范区域性冲突通过大国传导演变为体系性对抗，又要在第三方因素引发的联盟裂变中捕捉战略回旋空间，更要在核威慑、经济安全化等新安全议题上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作为非对称变量的存在，既是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压力测试，也为观察新框架下大国关系逻辑的变迁提供了关键案例。
第一，俄罗斯在中美战略稳定中扮演着非对称战略变量的角色。在美欧关系中，它是战略压力源，持续放大跨大西洋的结构性裂痕；在中欧关系中，它是安全焦虑传导的中介，驱动欧洲对华经贸政策的安全化；在中美关系中，它是多维战略变量，使互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一个行为体，在三条边上分别被当作共同威胁、间接焦虑源和战略变量，这种角色非对称使其成为一个结构性杠杆：任何一方对俄政策的调整，经过不同角色的折射，都可能在另外两组关系上产生连锁反应。特朗普2.0的“和平计划”正是典型案例。美国对俄战术妥协在美欧关系中引发信任危机，在中欧关系中加剧安全焦虑，在中美关系中则制造了新的战略不确定性。
第二，俄罗斯因素使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构建面临结构性约束。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底色是实力不对称、议题割裂、互动不平衡的非典型结构，俄罗斯的非对称角色进一步放大了系统的不确定性。只要乌克兰危机延续，俄罗斯作为长期战略压力源就将持续放大美欧裂痕、向中欧传导安全焦虑并使中美关系保持多维战略复杂化，这使得任何稳定的三角均衡都难以建立。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范式转换。美国通过选择性脱嵌重构霸权体系，俄罗斯借势推进欧亚安全架构，欧洲在防务觉醒中探索战略自主，三方的战略取向各不相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充满不可预测性。
第三，中国应在复杂格局中保持战略主动。核心课题是如何在三条关系线上同步保持战略协作与政策弹性：对俄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深化战略协作但规避捆绑风险；对欧主动增信释疑，守护中欧关系的独立价值，尤其在跨大西洋裂痕加深、欧洲安全焦虑上升的背景下，这至关重要；对美保持战略稳定对话通道，防止俄罗斯因素成为中美误判的催化剂。面对大变局下中美俄新型三角关系，必须坚持建设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保持战略定力，审时度势、统筹兼顾。
第四，中国最能有效掌控的，是自身发展战略的连贯性与政策预期的稳定性。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合作，坚守不结盟原则底线，主动塑造议题而非被动回应压力，这是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主动的根本保障。俄罗斯因素作为外部变量固然重要，但决定中美战略稳定走向的，归根结底是中美两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与政策互动。
总之，特朗普2.0标志着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美俄关系虽低谷回升，但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美欧关系正从制度依赖转向竞争性协作；战略互疑和安全困境则决定俄欧关系难以根本转圜。乌克兰危机作为三方博弈焦点，既暴露了《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式微，也凸显了混合冲突的新形态。展望未来，美俄欧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取决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路径能否兼容各方核心利益，以及欧洲防务一体化与经济去风险化的协同程度。若美俄实现战术妥协，或加速欧洲防务主权进程；若俄欧对峙长期化，则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评估离岸平衡战略的有效性。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构建进程中，能否妥善驾驭俄罗斯这一非对称变量，将是检验中国战略智慧和外交能力的试金石。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