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湾区评论
今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全球目光即刻聚焦到了这场即将到来但期待已久的中美峰会。
为何中美关系如此重要？这要放在全球秩序正经历深刻重塑的大背景下看。当下的世界四大危机交织，AI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多极化”是理想，“封建化”是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永年教授指出：中美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一根都不能少。中美稳则天下稳，中美不稳则天下大乱。
问题是，怎么稳？文章给出了“三步走”——先经贸、再政治、后安全。但最值得细品的还是那句话：“大国的崛起，不仅是我们自己感到崛起了，而且也要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中国的崛起而真心诚意地鼓掌。”这既是难题，也是大国的责任。
今天，无论于国家来说还是于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秩序来说，我们所处的世界正面临近代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概括地说，人类正在同时经历着四大危机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四大危机包括地缘政治、世界经济失衡、文明冲突和全球治理，这四大危机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和强化，正在把人类引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人们对毫无节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显得前所未有的迷茫，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技术对人类影响的边界在哪里，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
01 人类面临四大危机与AI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
1
人类文明面临四大危机
第一是地缘政治危机。在这个层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世界似乎正在持续快速地朝着人们所希望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演进；另一方面，这种“多极化”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区域冲突和战争。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中东战争再起，并且人们不知道这些冲突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结束。更令人担忧的是，现代战争已经呈现出“发动战争容易、结束战争难”的局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类似的冲突随时都可以在其它地区发生。而人们的预期往往是正确的。
第二是世界经济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如果说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失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继续恶化。过去，发展更多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困境，但今天这种困境已经从全球南方蔓延至全球北方。整个西方，除了少数经济体，大多经济体都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这也是各种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政策的根源。但如果这些政策不能逆转，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会变得更加糟糕。尽管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不能完全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但经贸交往一直是国家间交往的基础，一旦缺失了这个基础，那么地缘政治竞争会变得更加赤裸裸和更加暴力。
第三是文明冲突危机。这是更为深层的冲突。此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预言正在加速实现。但比亨廷顿预言更为严重的是，今天的文明冲突不仅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也发生在同一文明内部。谁也不能否认俄乌冲突背后的文化和文明因素，因为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并且无论是克里米亚半岛还是乌克兰东部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人。那些近代以来因为包括殖民地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还没有统一的国家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同样，谁也不能否认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能源）和安全之争，更具有深厚的宗教因素。无论是文明内部的矛盾还是文明间的矛盾，都在为冲突提供着强大的能量。
第四是全球治理危机。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尽管仍然存在，却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现实问题。美国曾经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塑造者，但今天美国变成了这个体系的破坏者，因为今天的美国认为，这个体系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现存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但新的体系还不见踪影，全球治理危机日益凸显。
2
国际秩序正在“封建化”
人们可能不得不对今天的国际局势作出重新的评估和判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多极化”可能仅仅是理想，而“封建化”则是现实。正是因为“多极化”是一个理想，因此这一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多极化”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霸权，国际关系会变得更加民主化，较小国家或者弱国不会受恶霸的欺负。不过，尽管“多极化”为大多数国家所追求，今天它还远不是现实，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和路途依然遥不可及。并且历史上不曾存在这样一种国际权力格局，既很难预知这一格局是否能够出现和以什么方式实现，也很难预知这一格局是否能够实现今天的人们所期待的结果，是更加稳定了还是更加不稳定了。现实总是比各种概念更为复杂。
比较确定的是在历史上找到一个类似今天权力格局的时期。如果这样，那么今天的国际权力格局用“封建化”的概念来概括似乎更加确切。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已无力维持以其为首的“国际体系”，导致国际秩序日益分散化、分权化和碎片化，“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正在快速形成。
“群雄逐鹿”几乎表现在所有方面。在地缘政治层面，各区域大国都想在旧体系的废墟上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或者各种区域安全秩序，在此基础上再去争霸。在经贸上，无论是全球经贸秩序还是金融秩序，都出现了各个区域的小秩序以互保。无论是区域内的互保还是跨区域的互保，表面上互相开放，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小开放、大封闭”的局面。再者，无论是区域地缘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秩序，往往以文明、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作为单元来构建。
3
人工智能发展失控风险
如果说这四大危机已经足够严峻，人工智能技术的无边界发展则给人类注入了更为巨大的不确定性。上述四大危机至少迄今为止表现为区域性的，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则具有普遍性质，深不见底，广无边界。近代以来，技术的进步构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尽管每一次技术发明也给一部分人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技术给更多的人则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更好的工具。但这次的人工智能则不同，它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人工智能迄今所积累起来的泡沫已经足以造就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的风险已经在快速超越人们的认知。尽管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后“智能”，但人类的训练足够有效，已经赋能智能体具备了足够的能力脱离人类而自主行动。尽管人工智能的目标是使得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但现实是残酷的，它的确促成了绝少数人变得更加聪明，但大部分人则在迅速朝向了“人工智残”，即因为过度使用和依赖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愚昧”。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危机则不是二战之后核武器所能比拟的。二战之后，人类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寻找管控核武器的机制和方法，但迄今所找到的机制和方法依然非常勉强，因为人类依然面临核扩散或者核滥用的巨大风险。而人工智能则远远超越核武器，因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的生态，一旦出现失控，就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社会。
尽管已经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人工智能业界人士，对人类提出了警告，但更多的人依然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情，依然凭借利益追求的直觉鲁莽地往前冲。看来，如果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发生类似二战期间美国投向日本的那两颗原子弹的事件，人们不会很认真地对待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
02 中美“事实上的G2”结构有潜力为世界提供稳定性
在乱世来临的时候，稳定已经俨然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在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确定性已经俨然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稳定从何而来？确定性从何而来？
如同以往，今天不缺各种乌托邦式的设想或者乌托邦式的尝试。但现实地说，或者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这种稳定性和确定性只能来自今天人们所见的世界权力结构。
1
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
今天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基辛格先生生前对国际局势有“两超多强”的判断，即中美是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存在着很多强国。不过，今天，“两超”已是事实，但“多强”到底有多强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无论从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军事力量等几乎所有可以计量的指标来看，中美绝对是两个超级大国。而其它屈指可数的几个强国包括俄罗斯、欧盟（国家集团）、日本、印度等远远落在后面。这一点就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和产能来说尤其明显。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人工智能技术而展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和产能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而其它强国在一些细分领域拥有一些技术和产能，但几乎没有可能性实现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所拥有的系统集成能力，而更多的经济体则完全不拥有人工智能的任何能力。
2
“事实上的G2”已经形成
也就是说，无论就地缘政治结构还是就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来说，中美绝对是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权力格局称之为“事实上的G2”（de facto G2）结构。“事实上的G2”结构表明，中美不是“G7”意义上的“两国集团”，而是两个超级大国。这个结构指向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此前一直所强调的，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这个国际关系的两个柱子，一根都不能少。这基本上也决定了，离开了中美两国，没有人可以谈论未来国际秩序。
如果我们把国际秩序视为国际公共品，那么历史地看，大国必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而较小国家则选择搭便车。国际公共品的这一内在逻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较小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也可以抱团结盟，但只具有区域意义。较小国家可以倡导国际公共品的提供，但如果不卷入大国，那么这类公共品充其量只是区域性的或者部门性的。今天，一些美国过去的盟友（尤其是中等国家）往往因为不满美国对他们的政策，开始思考“中等国家团结起来”，借此来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不过，这条路会走得非常辛苦。这些美国往日的盟友是否有能力真正从美国独立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欧洲诸多国家就所谓的“战略自主”不知道已经讨论多少年了，依然在安全甚至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自俄乌战争以来，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即使这些国家有能力从美国独立出来，但是否能够结成一体，成为权力的一极？这个问号更大。
3
其他国家该如何选择？
现实地看，在中美“事实上G2”这一格局下，更多的国家不是想脱离美国，而是开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站在美国一边，甚至绑架美国。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例如，以色列有效地绑架了美国，拉着美国发动了伊朗战争。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本以为很快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现在看来，美国很难结束这场被拖入的战争。同样，今天的日本也想成为“东亚的以色列”，想通过绑架美国来针对中国，日本一旦成功，不仅美国会陷入更大的困境，而且对整个亚洲区域而言将带来灾难时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当然不是无辜的，或者说，美国是愿意被绑架的。这是因为在“事实上G2”格局中，美国最容易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对手和敌人。
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全球秩序的核心变量，中美稳则天下稳，中美不稳则天下大乱；另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实现稳定的。
03 如何实现“中美稳”的局面？
如何实现中美稳的局面？各种新出现的因素增加了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这里，最主要的有两个变量，一是中国要管理好自身的崛起，二是管理好美国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情绪。
1
中国要管理好自身的崛起
就第一方面来说，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和深刻的。今天，中国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消费什么和消费多少都会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虑本国的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
例如，平衡发展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如果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最终会导致世界经济秩序的解体，届时谁都会是受害者。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军事威胁，我们的文化“走出去”经常被视为是一种文化威胁。
我们当然不会因为其它国家对我们的看法而停止追求我们的国家利益，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需要我们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并且实施一些必要的举措来管控好自身崛起的外溢性。例如，在经贸方面，我们国家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实现贸易的平衡，强调国际贸易不以追求顺差为目标，并且寻求各种办法来实现贸易平衡。
2
要管理好美国的“相对衰落”
较之其辉煌的过去，美国的确在“衰落”。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处处显得力不从心。但必须意识到，尽管美国在“衰落”，它依然是一个衰落中的超级大国，至少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或者愿意取代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国家绝对不能低估美国的破坏能力。一个无比荒唐的现实是，在后冷战时代，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而外在的制约被弱化的时候，美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二战以后曾经的建设性力量转型成为一个毁灭性力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今天的美国似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求建设，只求破坏，甚至毁灭。无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伊朗，都呈现出这一趋势。更为糟糕的是，对中国，今天的美国精英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反思，而把美国衰落的原因归诸于中国的崛起。
因此，在对美关系中，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责任。应对挑战和承担责任要求我们避免任何基于本能之上的方法，而需要一种基于理性之上的智慧方法。任何简单的打打杀杀，或者毫无目标的斗争，都只会恶化中美关系，最终导向冲突和战争，不仅两败俱伤，更会卷入更多的国家。对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既要和美国斗争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又要照顾到美国的衰落情绪；既要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外溢性，即其它国家的利益。应对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大国责任的内在部分。
3
“稳定”是中美两国共同的诉求
好消息是，通过过去几年不懈的努力，人们已经看到，建设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中美“事实上的G2”结构表明，这一关系越来越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而非单方面的幻想之上。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的时候，中美两国元首已经达成了建设中美稳定关系的共识。更应当看到，这种共识也延伸到美国国内。今天，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也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中美不能发生冲突。民主党拜登时期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原则就是设置所谓的“护栏”（guardrail），意思是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必须得到管控。尽管美国两党就如何应对中国会有不同的方法，但对管控冲突则是共识。人们完全可以期待中美两国元首在即将到来的会晤中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这一稳定共识，并且这一共识更可延伸到未来。
中美巩固和深化稳定共识的路径已经变得相当清楚，那就是“三步走”：先经贸，再政治，后安全。
第一步：夯实经贸合作这一“压舱石”。
去年两国元首在APEC会议期间的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再次确认了经贸是“压舱石”，今年两国的经贸在加速推进。做大做强经贸压舱石的空间是巨大的。我们一直强调，中美两国的经济尽管在高科技领域具有高度竞争性质，但其余部分则是结构性互补的，这“其余部分”占了两国贸易的绝大部分，而即使在高科技领域，两国也很难完全“脱钩”，并且这个领域的两国竞争也经常被媒体和一些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分析人士所夸大。
第二步：通过高层会晤达成政治共识、建立政治信任。
中美经济呈现出结构性的互相依赖，很难完全“脱钩”。至去年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额还有5500亿美元。尽管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人们认知中的中美关系并没有那么好。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缺失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度。不过，随着双方政治信任度的提高，两国不仅不会“脱钩”，而且相互依赖的程度也会继续提高。
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再着手处理棘手的安全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与信任，安全问题就很难解决。坚守安全领域的底线，增加政治领域的信任，拓展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这已经被过去的经验证明为是正确的方向，也会被未来的历史证明为正确。所以，双方对话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而元首的互访和沟通是起点。
04 四大倡议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
人们也必须意识到，尽管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关系。尽管各国都用各种不同方式来包装自己的外交行为，但外交的基础依然是实力。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我们对美国、日本或者其它国家，不应当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放弃我们的大国理想和大国责任。
承担大国责任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多提供国际公共品，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国际秩序的开放性。国际秩序的重建和维持必须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过程。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国际社会。今天的世界已经大不同了。二战以后的局面不会再出现。美国二战之后很容易就登上了世界领袖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是被“邀请”成为世界领袖的。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欧洲主要国家因为两次大战而几乎处于破产状态，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贫穷，没有能力来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同时，尽管当时的苏联也很强大，但因为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自己的影响力局限于非常有限的国际空间内，加上二战之后很快就形成了美苏冷战格局，苏联集团遭围堵，其国际影响力不仅非常有限，而且表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二战之后，美国的确为世界提供了诸多国际公共品，但美国把这个过程视为确立其霸权的过程。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拉着一帮盟友来主导世界，而把更多的国家排挤出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和国际治理进程。因此，霸权必然表现为排他性，缺少全球公正和合法性。这样的霸权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和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去避免以往大国所犯的巨大错误。因此，中国近年来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危机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相互关联、形成体系。四大倡议很显然直接针对本文前面所讨论的人类所面临的四大危机。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如果没有安全作保障，发展不仅难以达成，而且发展的成果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我们把发展与安全关联起来，两条腿走路。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是一样的。文明对话的目标就是建设包容性国际体系，要在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在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发展与安全，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我们把这些定义为“倡议”，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构建国际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过程，一个需要所有利益相关国家的广泛和深度的参与。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把处理中美关系和处理“中等强国”的关系、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致起来了。基于“事实上G2”的现实，从长远看，中美关系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国际关系的边界。尽管这比较有利于中国处理一些国际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共治”世界，更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可以把自己各自的意志或者共同的意志强加于他国。中美两国在考虑各自的利益的时候，或者在考虑两国共同利益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其它国家的利益。
实现这种一致性需要我们基于文明之上的国际关系和智慧外交。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和扩大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基础，因为任何不利于增强国家利益的国际拓展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在整个国际局势中来定义广义的国家利益。中国有传统版的“天下观”，持续了数千年。建国之后，毛泽东又提出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的观念——民族主义，这可以视为是“天下观2.0版”。今天我们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天下观3.0版”。所谓的大国崛起，不仅是我们自己感到崛起了，而且也要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中国的崛起而真心诚意地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