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体现，在世界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进入深度变革的新周期。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全球发展重心“东移”“南移”以及“新自由主义共识”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根基，推动国际话语权进入范式重构、体系重建、格局重塑的关键窗口期。全球软实力评价体系转向和政治哲学范式转变预示着国际话语权力酝酿变局，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全球话语生产输出、价值定义、规则设定、传播格局的历史现象正在发生整体性变化，一个与世界发展大势相适应的多元话语格局可望形成。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话语共识，为构建一种新的国际话语主流范式奠定价值定向和价值基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一个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知识体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根本途径，也必将对世界范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软实力 政治哲学 知识体系 新自由主义
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国家软实力的直接体现和国际关系的现实反映，始终是国际竞争的焦点，围绕话语权的国际博弈始终存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深刻演变，国际权力结构深刻调整。随着全球发展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和“新自由主义共识”的系统性崩溃，长期居于强势地位的传统西方话语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持续消解并走向终结，国际话语权步入深度变革的新周期，面临范式重构、体系重建、格局重塑的关键窗口期。国际话语权既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也关乎世界福祉，国际话语权变革对中国和世界发展都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一、现实的格局转变
国际话语权作为运用话语设置国际议题、表达国家主张、影响全球舆论从而实现促进本国利益和意愿目标的能力，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际舆论权力结构状态的集中反映，属于历史范畴。特定的国际话语权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也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乃至消亡。长期存在的“西强东弱”国际话语格局是基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产物。几百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现代化“先发”优势，在开拓全球市场和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资本与话语的双重垄断，形成资本和话语输出的双重主导地位。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国际话语权在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和文化格局在国际舆论场域的投射，作为历史现象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定历史阶段资本扩张逻辑及其政治文化实践的观念外化。今天，国际话语权格局酝酿变革，根本原因在于支撑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全球发展的此长彼消是国际话语权变迁的深层逻辑。
（一）全球发展呈现深刻变迁
权威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53.1%，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比。继2023年金砖国家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达到全球GDP的31.5%而首次超过七国集团的30.7%，扩容后的金砖国家GDP总和2025年达77万亿美元，超过七国集团国家的57万亿美元，标志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加速形成。历史上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发展重心持续“东移”“南移”，自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代长期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整体下滑和相对衰落，其历史形成的发展优势不断消减。“话语的权利总是与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经济权力连属，二者不可分离。”综合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力量格局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话语秩序的物质根基。
（二）国际思潮出现深层变化
西方国家依托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事实，推动西方“地方性”经验成为世界性思潮，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新自由主义一度在国际思想界的“一家独大”。冷战后，由古典自由主义演化而来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登上国际舞台，迅速演变成一种强势的价值体系、社会思潮和实践话语，超越经济学领域而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的广阔空间域延伸和渗透，构筑起西方垄断国际话语权的核心理论基座。“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则标志着推崇“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嬗变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工具。但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让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治理和发展困境，以新自由主义秩序改造世界不仅让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遭遇挫折，更引发激烈的政治社会动荡。时至今日，西方左右两翼的政治主张都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曾引领全球化思潮的西方思想舞台充斥着以纠正新自由主义后果为起源的各种替代性极端理论观念。找不到重建共识政治的方向，西方话语的优越感销蚀殆尽。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向东看”成为世界社会思潮重大话题。
二、演进的范式转换
以新自由主义思潮整体衰落为核心特征的国际思潮转向，既是持续展开的世界变局的重要体现，也标志着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最深刻的范式变革。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发展秩序塑造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一曾经的主导性思潮退场背后，隐含着深层次价值观念的范式转换。
（一）软实力评价的范式转变
话语权是软实力的实际运用和实质性体现，软实力是话语权的能量基础和力量基座。当前，全球软实力评估体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对国际话语权格局的演变具有深远意义。影响力和权威性不断提升的英国“品牌金融”全球软实力指数（GSPI）等软实力评估体系显示，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软实力评估模式逐渐式微，一种更贴近现实、更有代表性、更注重说服力的评估逻辑逐渐确立，标志着全球软实力竞争向可信度、兑现力、动态性方面转向，反映了全球软实力范式系统性重构的趋势。
一是评价内容从“单一意识形态评判”转向“多维实绩考察”。评价范围从传统的文化、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商业、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等多领域，更注重综合吸引力；二是评价标准从“主观输出”转向“客观结果”。提升实际影响力权重，更关注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不是价值和制度输出，更注重叙事与行为的一致性；三是评价主体从“西方中心”转向“多元覆盖”。突破传统西方民调平台数据局限，更注重数据基础的广泛性代表性平衡性。例如，安霍特—益普索国家品牌指数（NBI）数据来源从20多国增加到60国以上，“品牌金融”数据基于全球上百个市场的超大规模受访人群，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牵头的“阿拉伯晴雨表”（ArabBarometer）则填补中东北非（MENA）等传统全球民调的“盲区”。
（二）政治哲学的范式流变
任何意识形态都以一定的政治哲学为基础，政治哲学既是关于政治权力的反思，也不可避免为一定的政治权力提供理论支持。政治价值观是国际话语权的内核，以政治价值、规范及原理为主要认识对象的政治哲学为国际话语权提供重要的价值引领、话语资源和叙事框架。一定意义上，国际话语权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居于相对主导地位政治哲学的强势语言表达和舆论传播。正因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整套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新自由主义底层逻辑和共识基础的瓦解让西方政治哲学舞台呈现一幅范式演化流变的复杂场景。旧范式失灵，新的主导范式难以确立，总体处于范式转换的“空位期”。对新自由主义展开全面批判是各种政治哲学思潮的共同特点，既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经济的哲学反思，也折射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困境和意识形态焦虑。这在客观上呼唤和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回归。政治哲学在理论起点、问题范式、价值原则等方面面临的多维度多向度潜在选择与重构，势必对国际话语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方法论与实践观。“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把先验的自然理性和抽象人性预设为逻辑起点解释世界并寻求“政治应然”的唯心主义框架受到进一步质疑，政治哲学视角从观念转向实践，更多追问真实历史和现实世界的“政治实然”渐成趋势；二是价值论与正义观。针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严重不平等和社群撕裂，更多关注公平、正义和道德、伦理等正义性议题，而不是囿于不断重复西式标准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老调；三是规范论与治理观。作为对“社会原子化”以及“市场万能”、“市场专政”的纠正，重估个人与集体、市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四是认识论与历史观。随着宣称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为历史终点的“历史终结论”的彻底破产，重新审视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关于“多元现代性”“文明多样性”“历史复杂性”的讨论进一步浮出水面。
三、应然的话语权转向
在世界发展变局大趋势下，国际话语权格局酝酿重大调整。“后西方世界”可能还没有真正降临，但世界历史中的“西方时代”已然落幕。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发展史上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历史进步意义，这为西方话语的确立提供某种历史条件。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深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历史上的“中心—边缘”全球发展格局相对应的“西方中心”国际话语格局，必然退出历史舞台。未来一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可能还将保持相对强势地位，但其垄断全球话语生产输出、价值定义、规则设定、传播格局的局面将发生整体性变化。一个与世界发展大势相适应的多元话语格局逐渐形成，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话语生产和权力分配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生产者”，又是传播渠道的“控制者”。这种双重操控所塑造的西方话语主导格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的崛起和西方实力相对衰落给全球话语格局变革带来契机，在客观上促进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打破信息传播的传统屏障，也推动着全球舆论版图重新洗牌。历史形成的“北强南弱”“西强东弱”失衡格局将有根本性改观。在几个世纪的世界话语历史中，“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像西方一样，东方“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今天，作为西方观念建构的“他者”，东方“无法表述自己”而“必须被别人表述”的历史和西方话语机制预设的东方失语状态走向终结。作为“文化帝国主义”核心特征的单极传播体系解体，国际话语权力格局呈现多元化重构。在“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整体格局转变中，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为根本基础，中国话语的全球辐射力可望进一步增强。
（二）话语规则和范式取向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话语的建构受制于一组“规定着特定时代陈述运作的条件”的“匿名的历史规则”，即“可说之物的法则，陈述的可实践性系统”。存在于一定历史时空的这些规则决定着一定历史时期语言和观念如何互动等话语实践活动，进而决定一个时代的话语模式。西方话语之所以在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垄断了决定什么“被认知”从而“被言说”的话语权规则。新的时代条件正在颠覆长期支配国际话语概念、对象和陈述建构的“西方定制”规则系统。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危机主要体现在丧失了对世界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引领性。可以预见，新的话语范式构建也将围绕关于新历史时代的解释力和引领性展开。毫无疑问，由不同的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所决定，围绕国际话语权的价值博弈和范式博弈仍将继续上演。不排除西式标准的价值话语在未来出现某种回潮以及制造新的“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可能性，但可以确信，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话语共识，并为构建一种新的国际话语主流范式奠定价值定向和价值基础。
（三）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话语权的核心是体系化的价值观念，在国际舆论舞台具有价值穿透力的话语体系建立在获得广泛影响的体系化理论基础之上，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底层逻辑。“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崩塌，在根本上是支撑这一整套话语的理论基础的瓦解。新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世界的发展现实，更无法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为新自由主义对立物和替代物出现的民粹主义等各种庞杂的社会思潮，虽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现实回应，但缺乏科学真理性和道义感召力，难以成为可持续的主流价值，更谈不上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既基于经验性历史叙事，又超越地域性经验的认知和反映局限。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系统性呈现的现代知识体系，是围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构建起来的。没有肇始于西欧并逐渐波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就没有长期居于强势地位的整体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从来都是特定时代的理论表达，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总是在因应人类社会重大变迁和历史性实践重大转折的历史批判中实现。今天，在世界发展“向东看”的大背景下，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必将对世界范围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社会革命过程，也是一个丰富的知识生产过程，其中蕴含着一个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性认识，推进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建设，构建符合历史发展科学逻辑和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根本途径，也将对全球话语格局变迁产生深刻影响。
周树春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