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但是存在结构性矛盾，“见物不见人”“中心支配边缘”“掠夺维系增长”等现代性弊病根深蒂固。全球南方国家曾一度将其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并走上依附式发展道路，许多国家虽由此实现短期经济增长，却面临民族产业低端锁定、社会结构割裂、生态环境透支等多重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范式的超越：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旨归，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校正资本逻辑逐利本性，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资本，深刻回答“发展为了谁”“如何发展好”“谁领导发展”等问题，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新范式。全球南方国家推动现代化范式转换，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驾驭资本、规划引领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球南方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资本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9期，注释略
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既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也因其“见物不见人”等现代性弊病引发局部“现代化的自反”。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在遵循世界现代化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独立自主探索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后发自主、内生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双重超越，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可行路径、注入强劲动力。
“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与全球南方现代化困境
资本逻辑，即贯穿于生产与流通过程的价值增殖逻辑，以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与扩张为内在驱动力。资本逻辑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与工业进步，提升市场化程度，加速现代化历史进程，但其存在结构性矛盾，现代性弊病积重难返。如以“见物不见人”为典型特征的人的异化问题、以“中心支配边缘”为空间表征的区域失衡问题、以“掠夺维系增长”为发展路径的对外扩张问题等。长期以来，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依靠全球市场和资本扩张机制来垄断现代化定义权。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一度将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标准范式，这一模式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却也导致民族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生态环境持续透支等多重发展困境，严重阻碍其现代化进程。
第一，经济发展困境集中表现为产业依附与劳动者物化，二者造成发展后劲不足，并削弱人民的现代化主体地位。西方现代化早期的国际分工使西方国家建立起以自身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进一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从属格局延续至今，南方国家长期被固化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底端，只能依靠资源输出、初级加工、廉价劳动获取少量利润。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定义,当一个经济体60%以上的商品出口收入来自初级产品（燃料、矿产、农产品等）时,即属商品依赖型经济体。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5年商品依赖度状况》报告显示，2021—2023年143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有95个属于商品依赖型经济体，最不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超过80%。同时，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还造成全球南方国家劳动者双重物化——“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一方面，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被视为可替换、可压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其劳动价值和主体地位被资本增殖目的遮蔽；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工具化，其价值首先以能否提供劳动力、土地、原料或消费市场来衡量，发展权利、生活保障与劳动能力提升则被置于次要地位。相关研究显示，2021年全球北方从全球南方净获取8260亿小时体力劳动，价值达16.9万亿欧元；同等技能下，南方国家劳动者工资仅为北方的5%—13%；南方劳动者贡献全球90%的劳动量，却仅获得21%的全球收入。资本逻辑的“物役性”使人的全面发展让位于资本积累需要，这正是“增长”与“发展”错位的根源。
第二，社会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结构割裂，二者根源于产业结构失衡。在不平等国际分工塑造的“中心—边缘”格局中，外来资本和技术通常会流向回报快、市场条件好、基础设施集中的城市、沿海地区与产业节点，由此形成以核心区域、中心城市和资本密集部门为轴心的发展格局。以墨西哥为例，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入靠近美国的北部各州，受益最多的行业集中于面向美国出口的部门，如制造业(特别是电子工业)、金融和房地产等。而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地区和传统部门则往往难以获得外部资金和技术支持，空间分化与结构失衡随之加剧，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沿海区域与内陆区域、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被不断拉大。在外部市场需求与资本逐利逻辑的双重牵引下，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布局往往向资源开采、初级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和短周期服务等部门倾斜，而农业、基础性公共产业、区域性配套产业以及具有长期带动作用的技术研发与高端制造产业则相对薄弱。以安哥拉为例，资源部门扩张并未带动生产性部门的同步成长。2003—2017年，该国吸引的外国投资82%集中于油气产业，而农业综合企业仅占6%，对国内非油气经济的发展效应和溢出效应十分有限。截至2025年，石油部门贡献安哥拉GDP的25%、财政收入的60%，石油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量的94%。这种“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虽能在短期内打造经济增长亮点，却难以在部门间形成有效联动，更难以推动区域经济、城乡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协同转型。产业结构失衡进一步固化收入分配差距。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例，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4.2%，而最贫穷的10%人口仅占1.7%，该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位居全球之首。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困境主要表现为资本为增殖而无度掠夺矿产、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并将由此产生的生态代价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环境成本的不平等分担。受资本逻辑支配，西方现代化将自然视作天然的生产资料，而非人类生存发展的载体。“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出代价的自然要素……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正因自然被当作无偿要素，资本为实现无止境增殖、为生产而生产，便会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无视生态规律与环境承载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将西方现代化的生态代价系统性转嫁至南方国家，形成北方享受发展红利、南方承担生态负担的生态不公正秩序。《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2024》估计，全球每年约有510万吨二手电气电子设备和电子废弃物跨境流动，其中约330万吨属于由高收入国家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不受控制跨境流动，这是资本霸权在全球生态领域的典型反映。为解决本土生态过载问题，西方国家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至环保标准低、生态监管薄弱、发展诉求迫切的全球南方国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发达国家总体上是二氧化碳排放净进口方，即消费侧排放大于生产侧排放的一方；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是净出口方，即生产侧排放大于消费侧排放的一方。这一格局的重要成因在于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供应链将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南方国家，把产品留在本国消费。在吸引外资、拉动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南方国家往往不得不放宽环境标准，主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以本土生态环境的持续透支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速，最终沦为全球资本的 “污染避难所”。从长远看，这种短期经济增长实为“破落式的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承接低端产业转移、无序开发自然资源，直接导致森林锐减、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是资本霸权在生态领域的延伸，也是全球南北发展不平衡、权利不对等、责任不均衡的集中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范式的超越
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之所以在实践中陷入困境，根源在于价值偏差，即将资本的价值增殖凌驾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上，颠倒了现代化进程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范式，实现对人类现代化根本价值的立场重构，为全球南方提供回应发展痛点、彰显公平正义的全新现代化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发展为了谁”的立场问题。这一现代化范式强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从根本上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指向，其核心要义在于：人不是现代化的手段，而是现代化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资本增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标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将人的素质与能力提升、权利保障、精神富足与生态福祉等纳入现代化价值目标与评价体系，使发展回归到“人”这一主体本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仍然需要GDP，但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终极目标。”经济发展只是一种手段，“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这一发展取向的实践成效，集中体现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持续跃升上：中国由1990年的0.491上升至2023年的0.797，实现从低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跨越，并接近0.800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门槛，成为少数几个在人类发展指数各项指标上都有所提升的国家之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实践正是这一发展取向的典型例证。中国在2020年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这一实践背后蕴含的价值立场十分清晰：任何人都不应因出生地、家庭条件、疾病风险或机会不足而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都应获得基本生存保障、能力提升路径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把乡村振兴确立为减贫之后更长期的制度安排。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并非彼此断裂的两个阶段，而是以巩固人的发展能力为主线、由消除绝对贫困走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衔接。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如何发展好”的路径问题。新时代以来，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是归宿，集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范式，从根本上校正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这一路径从三个维度实现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全面超越。其一，从“资本雇佣劳动”转向“劳动引领资本”的主体性超越。在西方现代化范式中，资本通过雇佣劳动使劳动力“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从而获得“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一支配关系在承接发达国家低端产业转移的全球南方产业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与之相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坚持“劳动引领资本”的主体性原则。中国通过法治保障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运营与相关治理标准的制定，并持续助其提升技能，从而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其二，从“两极分化”转向“共同富裕”的公平性超越。在资本逻辑下，经济增长伴随“两极分化”倾向，形成“中心—边缘”的空间不平等格局。在全球化产业层面，这一倾向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结构。以人民为中心的范式则将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格外重视空间正义，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发展机会均等、成果分配合理，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都能在发展中受益。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人均GDP从1978年165美元到2025年13953美元的历史性跨越。其三，从“竭泽而渔”转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性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维系经济增长，因而无法持续。中国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和环境权益，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通过建立健全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法规、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工程等，中国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谁领导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确保以社会主义制度构筑起有效驾驭资本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之所以能够落到实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力量与制度设计约束资本逐利性、规制其消极作用，同时发挥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引导资本更好服务于人民。比如，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调控约束资本市场、确保现代化的人民性方向；以法治与产业政策为抓手，通过制定资本“负面清单”等方式强化监管，实践中表现为对平台资本的规制、对房地产资本的治理以及对高耗能产业资本的整治等；在分配矫正层面，坚持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肯定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作用。这些制度安排是以国家强制力调节生产关系的长效约束机制，在规制资本权力的过程中促使资本收益向劳动者倾斜，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范式转换的启示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地缘冲突、数字鸿沟与气候危机相互交织，全球发展赤字持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追求发展振兴、推进自主现代化的愿望更加迫切。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为理论内核，开创扬弃资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现代化范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启示。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全球南方反思并摆脱依附式现代化实践困境、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实践指引。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封闭排外、拒绝学习外部经验，而是要立足本国历史传统、制度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自主决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改革次序与具体政策。越南1986年启动的“革新开放”因立足本国国情、政策务实，推动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1990—2010年年均增长率达7.3%，人均收入增至原来的近5倍。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要走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奉行主权平等、保障发展权和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国际环境，而非在大国竞争与制度标签化中被迫选边。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这种平等合作国际秩序的积极回应。从实践指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在安全、发展、生态、卫生、数字治理等全球问题相互交织的今天，国际社会尤其需要以人类福祉为标尺开展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导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为本国人民谋幸福，也是为世界人民谋大同。
第二，坚持和平发展，走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必然伴随“文明冲突”。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如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纽带，在文明互鉴与和平交往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特别是为全球南方国家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推进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性。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大国博弈加剧、国际关系持续紧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南方深受影响。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肩负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中国以无附加条件援助、零关税安排等务实举措，打破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桎梏，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气候治理、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作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并非必然伴随对立与对抗。全球南方国家只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文明互鉴，走和平发展道路，同舟共济、深化团结合作，才能共享现代化新成果。
第三，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走驾驭资本、规划引领的现代化道路。只有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建设有机统一起来，科学规划、稳中求进，全球南方国家才能稳步推进现代化。对于存在技术追赶任务和产业链短板的后发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公共研发、教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采购、融资支持和标准建设等举措，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如果资本过度流向房地产投机、金融套利等领域或聚集于垄断性平台，就会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降低就业质量。反之，如果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引导资本投向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创新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则能把逐利动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全球南方语境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更具现实针对性。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表明，有为政府的作用并非取代市场或者消灭资本，而是以国家的规划治理明确产业发展方向、以制度安排规制资本流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并有效发挥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博茨瓦纳的实践就是典型例证。博茨瓦纳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经营、分享收益并将矿产收入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使资本开发活动服务于财政积累和产业本土化。2015—2016年，矿产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占政府总收入的27%，钻石贸易环节本土化创造了3000多个制造业岗位。这说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让资源开发收益服务于本国长期发展，而不是被跨国资本单向抽取。此外，许多后发国家面临的并非一般性市场竞争，而是由具备技术、品牌和金融优势的跨国企业主导的不对称国际竞争。若国家在基础设施、教育体系、融资支持、标准建设、技术扩散和产业协调等方面条件不足，本土企业往往难以跨越进入门槛。当然，有为政府不是替企业承担一切，而是围绕提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增强产业链韧性创造公共条件，通过驾驭资本、规划引领来营造有效市场，使经济发展真正为本国人民创造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发展机会。
第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可持续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生态福祉为价值指向，在自身发展中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截至2024年，中国已建成国家森林城市212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3.32%；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65平方米，村庄绿化覆盖率32.01%。这些实践表明，保护自然与现代化发展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的有机统一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在国内，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出台“双碳”“1+N”政策体系和实施方案，系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国际上，中国建设性参与气候治理多边进程，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与实施；持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立南南合作基金，开展低碳示范区建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以及相关培训合作，推动可再生能源、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绿色治理能力。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助力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