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处于“十四五”规划决胜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历史交汇点，北京市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持续推动行政法治建设向纵深迈进。两年来，北京在夯实法治理论根基、突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构建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展望“十五五”新征程，北京需以更强的责任担当擘画法治建设新蓝图，通过强化重点立法、深化政府治理变革、破解城市治理难题以及建设高水平数字政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法治驱动力。
关键词：行政法治 法治政府 数字政府
2024 ～2025年，北京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等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增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北京市以高水平法治政府服务保障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在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中，北京市三个区和三个项目获得命名。目前，全市已有9个区、9个项目获得命名，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中，北京市的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稳居全国前列。面向“十五五”，北京市确立了“法治政府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和“率先全域建成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区”的宏伟目标，致力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由“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
一、2024~ 2025年北京市行政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筑牢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的理念根基
1. 坚持思想引领，深化理论与实践融合
法治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5周年之际，党中央再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研究、系统培训、教育宣传，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一是构建全覆盖研究格局。北京市建成了集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于一体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研究基地，形成全覆盖、多维度、深层次的研究格局。通过专家论证、学术研讨、宣传教育等形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机制或实践举措，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与实践深度融合，打造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实践的“北京样本”。
二是强化“关键少数”的法治素养。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政府常务会议的必学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并融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整体框架。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4月，北京市“以‘双工程’ 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项目荣获第七届“法治政府奖”。其中，“法治明白人”工程聚焦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意识的培育提升，立足以学促用，全面提高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的能力，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系统总结理论成果。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新发展丛书”首批九本分册之一，《法治北京建设新实践》由北京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北京市委党校组织编撰，从依法行政、科学立法、守法普法、涉外法治等多个维度精选11篇理论文章与66个实践案例，并收录了相关规划及法规目录，系统呈现了法治北京建设的全景样貌。
2. 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一是紧扣发展需求，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围绕“四个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两区”建设等战略需求，北京市两年间共出台政府规章13部。例如，2025年修订的《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通过整合水务与能源运行管理处罚权，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制度基础；《北京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构建了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全覆盖监督架构，有效保障了行政权下沉后的规范运行；《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推动责任人角色的转变，使其从单纯的管理对象转变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监督者与受益者，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提升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效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作为京津冀协同立法的标志性成果，实现了“三个首次”：京津冀三地首次在制定规章方面开展协同合作；三地首次就政府共同行为进行协同立法；地方司法行政部门首次就自身职责开展区域协同立法。
二是构建全流程管理体系，提升制度质量。“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完成了对147部施行时间较长的政府规章的立法后评估，并据此加快废改立工作，确保法治统一。这种常态化的清理工作推动了制度建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不仅提升了制度的科学性与操作性，更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路径。目前，北京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达178部，构成了支撑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坚实法治骨架。
三是强化程序约束，提升决策法治化水平。北京市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2024年将98件事项纳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开，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各区亦积极探索，打造了各具特色的重大行政决策“北京范本”。例如，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通过优化法律顾问与专家参与机制，为委内涉法事务决策提供咨询意见百余次，对千余件经济合同、招标文件进行法律审查，有效规避了法律风险。
与此同时，北京市秉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的原则，严格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以及政府协议的合法性审核与备案监督工作，切实严守文件出台的“法律底线”。“十四五”期间对市级行政机关及各区政府报送的2100余件规范性文件开展了全覆盖、深层次的备案审查。审查结果显示，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持续深入，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与能力显著增强，总体存在法律瑕疵或合法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数量显著下降，与“十三五”时期相比降幅超过80%。这一数据变化有力印证了北京市在提升行政决策质量、维护法治统一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二）法治政府建设重点领域持续发力
1. 政府机构职能体系持续优化
一是持续优化市场准入制度。2024年，北京市网上开办企业占比超95%，并率先实现外资企业设立“全程网办”。2025年，推动优化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争取国家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将更多新业态项目纳入审批服务协调“专事专议”机制。制定发布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建立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机制，加大对老字号等知名商业标识的保护力度。探索建立全国首个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试点，发布《北京市企业名称预防性保护指引（试行）》，构建起闭环保护机制，有效回应了市场对商业标识保护的迫切需求。
二是深化跨区域政务服务协同。2025年新增20项以上京津冀区域资质资格互认事项，深化电子证照共享应用，优化跨区域立案服务，推动职称评审结果与医联体建设互认。这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政务协同”与“民生普惠”的双向赋能，加速了区域要素自由流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政务保障。
三是大力推广集成服务改革。依托“一网通办”改革，2025年新增超过200个统一申办受理及移动端办理事项，并探索“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模式，通过数字人服务、智能审批等创新手段，切实减轻了企业群众的办事负担。
2. 行政执法质效全面提升
一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北京市以“减层级、整队伍、提效率”为目标，2024年完成市级机构改革任务，大幅精简市级执法队伍。市级执法队伍由17支减至8支，区级执法队伍控制在5 ～7支。2025年4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央部署，北京市科学调整基层执法职权，收回部分下放事项，同时保留并规范急需且能承接的事项，确保基层“接得住、管得好”。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行使方面，自2024年7月起，城管执法部门集中行使水务相关处罚权，以及与之配套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权，构建起集水、电、气、热于一体的综合执法体系，为提升执法质效提供了创新样本。
二是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自2025年7月起，北京市10个区率先试点“综合查一次”改革。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智慧统筹”与算法整合，统筹全区26个监管部门，引入75条先进逻辑算法，实现对60平方公里范围内全区域、全领域、全对象检查计划的“一键整合”，重点企业月均检查量同比下降71%；海淀区行政检查总量较2024年同期下降60%，“综合查一次”成效立竿见影。上述改革举措大幅降低了涉企检查频次，实现了从“反复查”向“精准查”的转变；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更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契合了“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要求。
三是科技赋能非现场监管。截至2025年3月，全市非现场检查量占比40.9%，实现1682项监管数据跨部门共享共用。非现场检查覆盖领域从公路超载行为治理扩大至餐饮服务、养老医疗、驾驶员培训等民生关切领域，预计到2026年，全市非现场检查量将超过60%。北京市通过“制度+技术”双轮驱动，实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无感监管”，并进一步扩大“无事不扰”清单范围，截至2025年3月，全市“无事不扰”企业总量达到23.1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10.25%。同时，构建了“风险+信用”的分级分类监管模式。该模式通过非现场监管、扫码检查等数字化手段阻断重复低效干预，既为企业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又守住了风险底线，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3. 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一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供给。以《北京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的颁布实施为核心抓手，充分发挥其在行政执法监督领域统筹协调、规范管理、指导监督及激励保障的枢纽作用。从监督体系的建构逻辑来看，该办法进一步厘清了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属性，明确其作为“政府内部层级监督”的功能定位。通过健全完善覆盖市、区、街道（乡镇）的三级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织密监督网络，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基层治理的监督体制不畅、手段单一及力量分散等体制性瓶颈。从执法规范的深化维度来看，北京市积极拓展监督范畴，将执法质量评估、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衔接状况以及营商环境优化成效等关键指标纳入监督视野。依托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强化对执法大数据的深度挖掘、梳理与转化应用，以“数字监督”赋能“智慧执法”，为深化综合执法改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数据驱动，最终实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双赢。
此外，针对重点领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北京市坚持“刀刃向内”，编制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该意见通过建立检查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严格限定跨部门联合检查范围、全面推行非现场检查优先模式等一系列精细化的制度设计，精准划定行政检查权行使的法治边界。这一举措旨在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倒逼涉企执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推动其从传统的“监管导向”加速向“服务导向”转型，从而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形成内外监督合力。首先，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方面，强化审计与统计监督的刚性约束。在审计监督领域，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整改的“后半篇文章”，针对《关于北京市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的460个整改事项，各级领导亲自部署，压实整改责任。截至2025年10月末，已有349个事项圆满完成整改。其中，对于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实现了立行立改、动态清零；对于需要分阶段推进的复杂事项，整改进程总体顺利；对于需长期坚持的持续整改事项，也已制定详尽的整改措施与时间表，正在以钉钉子精神加快推进。在统计监督方面，北京市建立了统计督察与部门协作的高效联动机制。2025年8月，市统计局严格按程序向市商务局反馈了统计督察意见。对此，市商务局迅速响应，坚持问题导向，根据督察意见制定了周密的整改方案，细化形成了可追溯、可考核的任务清单，扎实有力地推进整改落实工作，目前46项整改任务已全部高标准完成，有效提升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治理的科学性。
其次，在民主监督方面，健全人大代表建议与政协提案的高质量办理机制。北京市各级政府将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市人民政府创新建立了市人代会期间代表意见建议的快速回应与办理机制。各职能部门积极探索办理工作的精细化路径：市卫健委确立了“三明确”工作法，即明确每件建议沟通的处级干部、明确处室具体办理人员、明确办理工作联络员，确保责任到人；市城管委通过制定印发《人大建议答复意见统计表》，实现了对沟通情况和办理进展的实时跟踪与动态管理；市住建委则依托科技赋能，启用建议提案办理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办理流程的全程网办、智能提醒与在线审核，大幅提升了办理效率。在政协提案办理方面，北京市人民政府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2025年共承办政协提案1309件，占全市立案提案总数的88%。通过深化协商、精准施策，所有提案已全部按期办复，委员所提意见建议的解决吸纳率高达93.1%，真正实现了将民主监督转化为改进政府工作的实际效能。
再次，在纪检监察监督方面，强化整改落实与制度建设的深度融合。北京市各级政府自觉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针对北京市监委在专项整治中发现的挪用学生餐费、收受第三方服务企业和供应商贿赂、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等教育领域的问题线索，教育、市场监管、财政等部门协同发力，开展了系统性的源头治理。各部门联合制定或修订了涵盖中小学食堂管理、校外供餐管理以及食品安全规范化操作指南等在内的12项制度规范，推动“校园餐”等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最后，在司法监督方面，深化“府院联动”与“府检联动”机制建设。2024年，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4015次，“告官见官”成为常态，主动接受司法监督、通过法治方式解决争议的意识明显增强。门头沟区还大力探索并形成了“党委领导、府检协同、社会参与、监督贯通”的“府检联动”门头沟模式。该模式成功入围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单项，被载入法治蓝皮书和2024年行政检察工作白皮书，并于2025年5月荣获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办的第七届“法治政府奖”，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法治样本。依托这一机制，府检联手成功化解了30余件历时长久、矛盾突出的行政争议，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上述实践表明，北京市正加快构建“内外联动、全域覆盖、闭环衔接”的行政监督体系。这种内外联动的复合型监督机制，既有效破解了单一监督模式可能存在的盲区与局限，又实现了规范权力运行、提升行政效能、保障合法权益、推进法治建设的多元价值统一，为新时代全面提升首都行政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监督保障与法治支撑。
三是实现京津冀执法检查协同突破。2024年，三地人大常委会对《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实施情况开展协同监督，组成4个专题小组分组开展深度检查，赴三地33处点位实地调研，点面兼顾实现执法检查各区域、各领域全覆盖。这一“立法—执法—执法检查”的闭环体系，不仅固化了协同立法成果，更有效破解了协同执法标准不一的难题，丰富了区域法治协同的内涵。
4. 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融合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
一是加强人工智能制度供给。2024年，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多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4—2025年）》。该计划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出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革新机遇，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各行各业的渗透赋能，致力于将北京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高地。在此基础上，聚焦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北京市充分统筹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科创资源优势以及密集的人才优势，编制出台了《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行动方案（2025年）》。在具体的制度落实与政策配套方面，北京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通过搭建数据治理专业服务平台、支持企业参与“人工智能沙盒监管”试点、搭建行业仿真验证平台等创新举措，提供了一系列精准的政策优惠与制度保障。特别是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保障核心要素，构建了工业领域人工智能企业服务库，通过供需精准对接、常态化交流等形式，培育了一批既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全方位帮助工业企业加快实现大模型场景的落地应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与政策支撑。
二是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024年，北京市在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区三中心”的数据发展定位和建设方案，成功获批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标志着数据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为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北京市制定了包括加快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构建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规范。2025年5月，制定实施《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北京市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聚焦数据登记确权、授权运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安全监管底线等关键法治环节，建立起全流程、闭环式的制度规范。确立了“一数一源一标准”的公共数据治理原则，通过搭建统一的目录管理与登记平台，实现了数据来源可溯、权责可究，确保数据在法治轨道上流通。同时，依托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这一核心平台，大力推动金融、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高价值数据产品的场内交易，促进数据要素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应用，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
三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2025年，北京市制定实施了《北京市政务服务场所管理办法》，从法治层面明确了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与运行规范。该办法规定各级政务服务场所必须合理配置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利用。在加强规范化建设方面，北京市坚持“减证便民”与“法治惠民”导向，明确规定不得强制要求群众和企业先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对于已在线收取或通过部门间共享能获取的电子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纸质材料。该办法体现了人文关怀与实质公平理念，高度重视老年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的办事需求，通过保留线下窗口、优化帮办代办等方式，为其提供线上线下服务的自主选择权，有效弥合了“数字鸿沟”，让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惠及全体民众，有力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日臻完善，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1. 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充分显现
一是复议吸纳能力与智能化水平同步大幅提升。随着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全面实施，北京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全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14.9万余件，年收案量激增至改革前的3倍有余，有力印证了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为应对案件激增挑战，北京市创新引入科技赋能，“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课题”成功完成了业务全流程闭环建设，并在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参展，入选北京数字服务解决方案。
二是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涉企争议化解的“全链条”机制。为助力涉企行政争议实现实质、高效化解，北京市司法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联，深入研究并制定了《北京市行政复议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于2024年下半年分期开展了深度的专项治理行动。该方案严格遵循新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精神，系统规划了包括畅通涉企复议绿色通道、优化受理审理流程、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在内的10大类20余项核心举措。在执行层面，通过实施“挂牌督办重大涉企案件”“制定涉企领域统一审理标准”“制发高质量行政复议意见书”等精准手段，构建起“个案纠错—类案规范—源头治理”的闭环监督体系。同时，依托“访企宣传”“定期沟通座谈”“案件跟踪回访”等常态化机制，主动倾听企业诉求，有效推动了涉企纠纷的前端化解与源头治理。
最后，夯实人才基础，构筑行政复议专业化的“硬支撑”。北京市高度重视行政复议队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通过开展“三型”人才评选，构建起“领军人才引领、专家智库支撑、骨干力量攻坚”的科学用人机制，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人才“雁阵格局”已基本形成。创建“京司复议应诉云讲堂”线上培训品牌，邀请专家学者就新法修订要义、工作理念更新、实务难点解析等进行深度授课，全面提升新形势下行政复议人员的法治思维与实务能力。开展首届京津冀行政复议优秀文书评选活动，将业务评比与专题培训深度融合，持续深化三地复议工作的协同发展。
2. 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全面增强，诉源治理成效显著
在硬件建设与资源整合方面，北京市着力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解决平台。截至2025年6月底，区级综治中心已全部完成高标准建设并投入实体化运行，实现了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等核心部门100%常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住建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通过轮驻、随驻等灵活方式入驻，同时引入专业调解组织、心理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形成了“行政+司法+社会”的多元共治格局。与此同时，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也同步推进、一体提升，确保群众能在家门口“就近跑一地”解决诉求。
在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方面，通过标准化流程再造与规范化机制建设，北京市成功将司法、行政、调解等分散的治理资源进行集约化整合，构建起高效联动的法治服务平台。按照“分层过滤、精准施策”的科学化解逻辑，引导各类矛盾纠纷优先进入法治轨道解决。这一机制将大量民事纠纷、邻里矛盾有效化解在诉前、吸附在基层，既大幅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又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以法治方式有力维护了首都社会的和谐稳定，生动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3. 涉外法治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是仲裁公信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为强化制度供给，北京市推动出台了《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建成并高水平运行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同时，坚持市场化、国际化导向，鼓励境外知名仲裁机构落地北京设立实体业务机构，积极构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国际仲裁生态圈。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商事仲裁实践，从人才培养、资质认证、考核评价等多维度推进仲裁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不断完善仲裁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监督机制，全面提升仲裁服务的国际竞争力。2024年，在京仲裁机构处理的涉外案件标的额高达926.95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6.87%，彰显了其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优选地的地位。
二是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初具规模。目前，北京已形成以涉外律师、国际仲裁员、涉外公证员等为核心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梯队。据统计，北京现有涉外律师5000余名，其中345名律师已加入各类国际组织，82名律师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含曾任和现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法律事务交流。在公证行业，北京拥有涉外法律服务资格的公证员达327名，占全市公证员总数的74.6%。这种多层次、全链条的涉外法治服务格局，不仅显著提升了北京涉外法治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更为助力首都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新高地，吸引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集聚，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法治同行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二 、北京市行政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行政法治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仍需深耕强化的关键领域
1. 基层法治力量的配置均衡性与专业度亟待提升
实证分析表明，当前北京市基层法治力量的建设虽有长足进步，但结构性短板依然存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衡状态。据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官网相关数据统计，北京市法律服务资源呈现高度的“中心聚集效应”：全市现有律师55441名，其中朝阳区律师人数多达29092名，占比超过一半，而远郊的延庆区仅有53名，律师资源悬殊；同样，在人民调解员配置上，昌平区拥有5322名，而石景山区仅有1074名。这种“资源洼地”现象直接制约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普惠性进程。因此，亟须加强法律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建立资源向下流动的补偿机制，优先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倾斜配置公共法律服务设施与专业人才，推动全市基层法治力量从“有的用”向“均衡配”转变。
此外，农村地区及偏远郊区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在多样性与针对性上仍显不足，供给侧与需求侧存在错位，难以充分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化法律需求，特别是对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兜底保障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基层法治人员的专业胜任度也是制约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调研发现，“法律明白人”及“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在基层依法治理中的“末梢神经”作用发挥尚不充分，究其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的正规法律培训，其对政策法规的理解停留在表面，调解手段相对陈旧单一。鉴于此，未来应持续提升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构建常态化的专业能力培训体系，大幅提升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比例，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高校师生、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下沉基层，形成多元共治的法律服务新生态。
2.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走深走实
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的办件质量与规范化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对2024年北京市行政复议案件的分析显示，行政复议案件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主要分布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处罚、举报投诉处理等领域。其中，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高达46237件，占比68.2%，且在直接纠错案件中，此类案件占比居高不下。职能部门可以此为契机开展专项整治，梳理高频复议案件类型，强化工作人员依法公开与规范答复的法治思维，建立答复标准化指引，立足源头防控，力争实现复议诉讼案件数量的稳步下降。
另一方面，推动公开工作从“大水漫灌”向“精细精心”转变。目前，北京市已建成市政府政策服务平台及文件库，并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解读，成效显著。但在政策信息的深度聚合与精准推送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部分政策信息发布分散，缺乏有效的查重与关联机制，导致群众陷入“信息碎片化”困境。对此，必须强化供给侧改革，提升推送机制的精准度。通过用户画像技术精准匹配不同主体需求，实现政策“秒送”直达，这样既能降低群众获取信息的制度性成本，又能增强政策落地的实效性与群众的获得感。未来，北京市应持续深化“政策解读+推送”协同机制，推动工作理念从“广泛推送”向“精准触达”的范式转型。
（二）北京市行政法治建设的建议
1. 聚焦“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加强重点领域与新兴领域的高质量立法
一是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立法的制度探索与实践深化。首先，完善协同立法的工作规程，明确立项、起草、论证、审核、审议等全链条的工作要求与时间节点，确保立法项目在三地间实现“同步推进、同步出台、同步实施”的无缝衔接。其次，在巩固生态环保等领域成果的基础上，聚焦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一核心任务，推进产业转移、园区共建等深水区领域的协同立法；同时，紧跟数字经济趋势，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新兴领域开展协同规制，探索“核心制度统一+地方特色补充”的立法模式，巧妙平衡区域共性与发展差异。再次，完善立法实施的跟踪评估机制，三地同步开展执法检查。以2025年审议通过的三地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为制度依托，求取三地法治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切实提升区域政府立法质效。最后，建议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协同立法研究基地，深化三地立法队伍交流，为协同法治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二是以法治手段全方位赋能低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依据《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在低空技术研发、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构建完备的法规体系。针对低空物流、空中通勤等新业态，明确市场准入条件与监管规则，支持其与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融合发展。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业态监管机制，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产业创新预留充足的制度空间，探索“管制与应用”协同发展的最优路径。同时，明确产业链各方主体的安全责任，完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建立从数据采集到使用的全链条安全管控体系。
2. 深化依法行政与政府治理变革
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强化权力的制约与规范。深入贯彻《北京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监督机关应分层分类制定配套细则。建议由市司法局牵头，针对监督文书的制发标准、程序衔接等关键环节制定标准化指引。推动重点领域细化监督要点，实现“统一要求”与“行业特色”的有机融合。创新推广“嵌入式”监督模式，在执法密集领域建立监督联系点，邀请特邀监督员深度介入执法全流程，有效破解监督滞后难题，构建“执法—监督”同频共振的过程性约束机制。加快完善“三书一函”制度，实现柔性提醒与刚性约束的辩证统一。同时，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金融监管领域的尽职免责经验，激发执法人员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
二是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全面推广“未诉先办”的主动治理模式。以2025年《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意见》为指引，深入推进“每月一题”专项治理，通过市级统筹与政策更新，着力化解高频民生痛点。推动治理范式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转型，逐步扩大“未诉先办”覆盖事项，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跨越。织密网格服务体系，发挥其作为民意收集“前哨”的功能，构建“党委统筹—网格传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发挥大数据分析的预警作用，对风险隐患进行提前研判与主动处置，提升城市治理的韧性。
3. 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题
一是加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的均衡化配置与精准供给。以三年行动清单为蓝本，针对“郊区律师对口培养”制定长效激励政策，构建“产业链+法律服务”模式，为新兴产业提供定制化法治支撑。重点加强物业、劳动争议等领域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提升复杂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同时，推动行政复议向基层延伸，畅通线上线下渠道，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二是引入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针对流动商贩治理难题，建立“政府搭台、社区引导、商户自治、市民监督”的协同机制。政府负责统筹规划与底线监管，对不达标者及时清退；同时试行“街长轮值”制度，赋权商户成立自治组织轮流管理，激发其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增强群众的认同感，实现城市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
4. 提升数字法治建设赋能水平，实现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的深度融合
一是坚持“上下结合、统分结合、并串结合”思路，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数智化转型。加强“京通”平台建设，打通数据壁垒，推进政务服务从“数据分析型”向“智能引擎型”转变。逐步扩大“免申即享”覆盖面，普惠性政策原则上全部纳入“免申即享”，深化无感服务。依托大数据模型，对跨部门业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融合，构建数据生态系统，有效破除“信息孤岛”。推动审批流程再造，从传统的“依申请办事”转变为“主动靠前服务”，系统自动匹配并推送政策，让符合条件的市民无须申请即可享受红利，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二是拓展“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应用场景，构建智能法治治理体系。推动该模型的功能从单一的案件办理向源头治理延伸，通过场景创新实现多重治理目标。依托现有复议接待网络，将大模型嵌入市、区两级标准化接待窗口及街道（乡镇）咨询点，结合“行政复议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各类专项行动，提供争议前置咨询，利用历史数据预判争议风险。借助大模型“智慧大脑”识别执法薄弱环节，精准定位纠纷高发领域，协助相关部门出台规范性指引，打造“智能咨询—风险预警—前端调解”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践行“办结一案、规范一片、治理一域”的理念，实现数据与知识库的共建共享，探索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