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突出地体现在其看待文化问题时的重要方法论创新。表现在四个维度：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与国本、国运密切相连，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文化问题；从实践的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两个结合”，同时面向实践、面向问题，切实推进文化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鲜明导向；从人的发展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将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凸显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从世界历史维度看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正确对待文化发展普遍规律与具体道路的关系、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交流互鉴的关系、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等，拓展了文化发展的视野与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表现在考察和对待文化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方法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方法论的特点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谈文化，而是坚持大历史观，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目标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追求来思考和论述文化问题，把文化的发展同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考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方法论创新及其当代价值。
从社会发展看文化
研究文化之所以不能离开社会发展，是因为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凝聚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坚持这样的方法论，从社会发展的视野和重大时代课题来思考文化问题的。其方法论的一个显著创新，就是把文化重要性提到国本、国运的高度来看待，认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当前，我们正面临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两个大局。从国内发展的大势来看，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从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文化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鲜明标志。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要在各种冲击之下保持社会健康发展，必须有坚强的文化定力、正确的文化引领。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现实和发展现实，习近平文化思想首先是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样的大视野来看待文化问题的。将“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是一种重大的战略思考，是看待文化的重要方法论。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关键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强调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提并论，总体性看待发展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大理论创新。从方法论上看，就是突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凸显了双重审视。一方面，要从发展的角度看文明。中国的发展实现了从发展到文明的重大提升，充分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身的发展，不仅展现了自身独特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一种人类新型文明，给人类文明注入新的内涵和动力，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另一方面，要从文明的角度看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中走出来的，是从社会主义文明走出来的。正因为发展与文明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双向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更加突出文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从实践观点看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思维方式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得以升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实践的理论总结。无论是有关文化的各种新概念、新命题、新论断的提出，还是各种新理念、新观点的阐述，都源自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许多文化主张的提出，直接针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现实，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切，同时也体现了明显的实践思维。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源自实践，又高于实践，给当代中国文化实践以方向性的引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两个结合”。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对文化发展的高度理论自觉。“第一个结合”主要强调的是实践上的结合，“第二个结合”主要突出的是理论上的结合，“两个结合”各有侧重，但又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内在统一和相互贯通的。“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两个结合”的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这一主体性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的需要确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文化建设面向实践，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经验上升到理论，既可以深化对实践和经验的认识，又有助于推进理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坚持面向实践、面向群众，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文化自主的必然要求。
在方法论意义上，面向实践，就是要面向问题。文化和理论的创新发展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文化和理论的创新总是源于一些新的不能被原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能够作出透彻的说明，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便是创新。文化研究、文化发展也正是在回应和解决问题中彰显其价值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探索和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点，不仅在于坚持科学的实践观，而且充分展现了鲜明的实践品格。
从人的发展看文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从人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化。这一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强调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条鲜明主线，体现在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人民至上”充分彰显了人民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论既是一种具体运用，又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价值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论是内在一致、融为一体的。在现代化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很多差别，但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则必然要求全面发展，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富足。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要落脚到人的生活及其需要的满足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明确把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于人，并由此来思考和谋划文化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将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定位于人，定位于人的精神生活及其需要的满足，这是高度的理论自觉。
“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创新性命题。要加强文化建设，关键是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这就意味着，文化的生命力和未来发展的希望，永远寄托在每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和群体身上。尊重人、解放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创造力，就是滋养和发展文化的根本。要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必须确立“人才优先”的文化发展核心理念，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同时要遵循人才发展规律，建立健全符合文化创造特性的人才发展机制，鼓励各种创造型人才脱颖而出。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从人的发展高度来看待文化，就是要把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一方面，强调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文化强国，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建设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变量和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又依赖于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没有人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就是这样双向互动、相互支撑的。这样的观念与实践，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从世界历史看文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世界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文化问题。一方面，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是仅限于从中国自身的国情来考虑，而是将其置于两个大局来谋划，从国情与世情的结合中看我们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来确定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方向、出路以及相应的对策。另一方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深表关切。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人类文明走到新的十字路口。面对这样的时代现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原创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了一系列有关人类文明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相关重要主张，回答了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方法论上，其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一些重要关系的对待与处理上。
一是文明发展普遍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文化发展普遍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的辩证法，其思想本身就是既遵循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又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实际进行新探索、新创造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打破了现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路径选择。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作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任何国家要想迈向现代化，在经济上必须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必须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在文化上必须趋向理性化、世俗化等。中国的发展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根据自身的特点，开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既是对世界现代化的一大贡献，也是对社会发展规律与道路关系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二是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关系。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只有确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怪圈，才能走向文化上的自立自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地提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样的态度和立场，显然是世界历史观的生动体现和创造性发展。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文明，推进文明交流对话，才会有真正的文明和谐共生，才会切实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三是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每一种文化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同时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又有共通性，这些共通性和普遍性便形成了文化的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文化发展与进步。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对两者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一方面，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反对用某种文明来压制乃至取代其他文明；另一方面，又明确主张维护文明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如在价值追求上，“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价值”的提出，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只有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积极交流和对话中，民族文化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竞争力，才能真正保持住文化的民族性。这样的主张和导向，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破除了“古今中西之争”，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包容的姿态来面对世界各种文化，从而促进自身文化建设。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成果，其理论创新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看待文化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方法论创新。它既反映了对文化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战略思考，又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方法论创新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充分展现出来：一是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看文化，把文化与国本、国运密切相连，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来审视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看文化，突出“两个结合”，将面向实践、面向问题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三是从人的发展的原则高度看文化，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将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凸显了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四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文化，既坚守文化主体性，又突出文明交流互鉴。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