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哲学与西方精神”这个题目，我是从西方哲学在形成西方精神支柱方面起什么作用方面来领会的。西方文明是要靠一个精神支柱的，这个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慢慢形成，慢慢凝聚，成了一股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这股力量推动着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西方社会之所以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发展到现在的地步，都跟这个精神有关系。那么，哲学在凝聚起这股精神的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西方哲学它在思考、在考虑，在通常的历史过程当中，在跟西方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有关的问题中，它到底接触到了什么问题？我认为那就是弘扬理性的精神、弘扬自由的精神，就是在探索一个理性的精神跟自由的精神。

但是，哲学中所讲的“理性”与“自由”这两个概念，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理性与自由不同。而且，从现象上来看，“理性”和“自由”二者是不协调的，似乎“理性”要讲规则、讲规律的，而“自由”好像是不讲规则的；然而，从本质上来讲，这两者是一致的，理性的精神也就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也就是理性的精神。

与理性相对的，是感性的东西、情感性的东西，受感性支配便是不自由的。人的自由、人的理性的境界，不在于人人都会做的饥餐渴饮，不在于做这些事来体现你是自由的人、理性的人，而在于你在本质的意义上有能力克服这些东西，你有能力摆脱这些东西，体现了你是有更高的境界的人，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不见得需要“克服－遏制”它。

理性、自由的觉悟，往往最早表现在一种摆脱，摆脱了各种利害关系，摆脱了眼前的有用的东西，来追求一个更高的东西。这是理性的觉醒、自由的觉醒，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觉醒。

我们称古代希腊是哲学的摇篮，因为它突出地体现了一种理性和自由的精神的觉悟，是他们在摆脱了直接的物质需要这样一种繁重的生活劳动、繁重的生活所迫的这种环境下面，想到了形而上学的问题，想到了理性和自由的问题，在这种精神下面，培养出一种科学性的精神，研究万事万物的原因。这样就第一次在理性和自由的精神的支配下面，出现了对万物、对世界有一种科学性的态度，而不是纯粹实用的、实际的态度。首先是要“摆脱”一些，而不是要“得到”一些什么。你看见了水，你并不马上想去喝，而是想先研究它是怎么回事。此时在哲学的理解上，你就自由了，因为你已经不受这个饥渴的支配了，同时水也自由了，它得以保存，它也就是自由的了。所以这个自由，是希腊人的很重要的觉悟，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希腊人有这个觉悟，但是他们提得最突出、最系统，因此就成了一个哲学体系，哲学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家思考的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说，西方哲学的源头就是追求理性、追求自由，崇尚理性与自由，这是从希腊开始的一个传统。

“理性”和“自由”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提到，要摆脱一些感性的东西、日常的、经验的东西，第一个要摆脱“自然”的必然性，这就把“自由”跟“自然”对立起来。除了摆脱“自然”的必然性，我们还要摆脱另外一种必然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必然性。所以我们如果要进一步把人解脱出来，就要让“理性”和“自由”摆脱“他人”。这是一个很复杂，也是很“前卫”的问题。强调“自由”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理性”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理性”和“自由”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作用，这个时候，“理性”、“自由”的观念又往前推了一步。

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临着的问题就是，“理性”、“自由要摆脱“他人”，让“个性”、“个人”、“自我”张扬出来，这个工作做的最好的是康德，他使“理性”和“自由”的精神有了很大的推进。他不是把“自由”限制在希腊人理解的那种静观的、观察的“自由”上，而是进入“意志”，意志、欲望而不需要任何感觉经验，同样是“理性”的，甚至是“更为优先”的理性，这个理性就叫做“实践理性”。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纯粹的理论理性”还需要一些感觉的材料，只有当感觉经验进入你的理性的框架时，你才能构成一个知识体系，才能是一门科学；而在“实践理性”范围内，“纯粹理性”本身就有“现实性”，因而就不需要任何感官直觉，这里也就是彻底的纯粹的“自由”。“自由”在“实践理性”里面突出了纯粹性，它完全不要感觉材料。

因为人是“自由”的，才有了“责任”，才有了道德问题，才要负道德责任，才能在道德上是一个“道德存在者”。“责任”的出现，显示了“自由”的必然性，是推脱不了的。所以，“自由”的观念，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纯粹理性”分成两个：“理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就是说实际的、是有行动的，当然这个行动是有“理性”的，也可以说，“实践”就是“理性”的行动。“自由”也是“理性”的，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随心所欲，“自由”不是放纵，“自由”是“理性”规定下的一个绝对的“命令”，这个命令不受感觉经验规定和支配，所以“服从”它，反倒是“自由”的。你有“理性”，也就注定了你是“自由”的。所以“理性”到了“实践”这个方面，它的自由度更高了。但是人们指出，康德的“意志自由”，看起来是“雄赳赳，气昂昂”，其实是软弱无能，没有“现实”的能力，没有现实性，完全是理想性的东西，是个纯形式的、形式主义的“自由”。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康德已经有了这个意识在内，就是说“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力量。

什么叫“消极的力量”？就是“摆脱”，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我超然物外；但“自由”还有一种积极的因素含在康德的意思里面，“自由”意味着“创造”。康德自己并没有用这个词。但康德已经看到，既然我不需要任何的感性的直观的材料，我是一种纯粹的实践的能力，而这个“实践理性”本身就有实践的能力，这个力量在理性本身就有，不需要你时空给我提供，理性本身在实际上就有能力。“有能力”意味着什么？“有能力”意味着现实性，“能力”意味着“创造”。康德至少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了这个“实践理性”的一种自由创造性，“自由”创造了价值世界、伦理世界、道德世界，这个世界是它创造的。

继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后，黑格尔把二者有统一起来——绝对精神。“绝对”是“没对”，就是包容，也就是后来雅斯贝尔斯说的“包容性”的意思，“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全都包括进去了。在康德那已经开显了一个道德伦理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因为意志自由地开创了这么一个道德伦理世界。到了黑格尔，“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了起来，这两个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绝对精神”、“绝对世界”，理论跟实践统一起来了。但是，黑格尔也没有强调“自由”的“创造”意义，而开出这么一个路子来的，是在黑格尔以后的尼采。

尼采是最有力地推出“自由就是创造”，讲到“自由”就要讲“创造”，没有不“创造”的“自由”。尼采的贡献也是在这里，整个伦理道德恰恰是根基在“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创造”，其它的全是经验的东西。他是只管“创造”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计谋－筹划”那是经验的事，实际上你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的聪明才智保证你的意志自由能够有准确的现实的结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我们只要顾及实现“自由”的机会，我们要非常彻底地相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而不要去顾及现实的后果以及他人怎么评头论足，所谓“善－恶”的观念，全是经验的，而只有“自由”的“机会”是形而上的，这个“自由”是没有人能够剥夺去的，我不能放弃这个“自由”，我要是放弃这个“自由”，我就变成“常人”了。“常人”就是审时度势，看着形势怎么做事就怎么做事，这是常人的做法。作为“自由者”来说，我要克服我自己的常人的、庸人的一种心态，保持住我的“自由”的精神，来抓住实现我“自由创造”的机遇。

我们刚才讲的，“自由”为“自我”，为“主体”，然而，我自由，他人也自由，众人皆自由，于是“自由”之间也有个“关系”问题。于是，下一步的问题，是“自由者”的问题，众多的“自由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自己觉得这是当代西方哲学提出来的，也是西方哲学所面临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们大家共同研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