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倡导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国着眼于全球变局与国内发展新阶段，对两国相处之道提出的重大范式创新，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自觉。这一新定位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为核心内涵，指向中美战略互动中合作的可拓展性、竞争的有界性、分歧处理的原则性和专业性，以及两国和平的可持续性。该定位创新的实质在于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从侧重原则宣示向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化框架跨越，将竞争要素纳入正向管控轨道；既是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的具象化践行，也是对美方“竞赢”叙事的有力纠偏。就生成逻辑而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并非临时起意或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实力稳步提升的客观现实、对大国关系规律把握的理论自觉，以及对过去10年中美关系状况的深刻反思共同作用下的顺势而为。面向未来，构建这一关系需依托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通过推动全方位交流合作重塑多层次互信格局，并坚持“以斗争求合作”严控分歧与竞争外溢。倡导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标志着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对大国关系规律把握达到了新的理论自觉与实践高度。

关 键 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型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1］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在今后较长时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框架和指南，也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016年至2026年这10年间，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荆棘载途、倍经考验的历程。两国关系经历了从自由落体式下坠到低位盘旋，稍显企稳便又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剧烈动荡时期。2017年，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战略竞争，在各领域公开打压中国，致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新冷战”论调甚嚣尘上，对华极端鹰派频繁登台，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自由落体式下坠。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善，反而屡受各类突发事件冲击，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双边关系的脆弱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制度化和外部化，美国战略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见顶论”“中国冲击论”等叙事更是此起彼伏。与美方不同，中国始终从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国际秩序演进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主张以对话沟通处理分歧，鼓励两国交流合作，成为两国关系中致力于维护稳定的一方。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2013年6月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3］。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时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4］中美元首在这次会晤期间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一共识为当时陷入低谷的双边关系注入了重要的稳定预期。2021年，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入新阶段的紧要关头，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框架［5］。这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指南。

2025年标志着中美博弈进入了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战略相持期。2025年，中美关系呈现高度震荡的态势，两国博弈从美方单方面发动的“关税闪电战”转入漫长的“谈判持久战”。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举措的相继落地，明确展示了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也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已具备抵御美国关税大棒并进行实质性反制的能力。谈判期间，美方立场的几经反复和言行不一又加剧了双方谈判的困难和复杂性。但在先后四轮的中美元首通话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的推动下，双边谈判获得了关键的动力与方向指引，中美关系也逐渐企稳，步入了“谈判休战”阶段。下半年，中美双边关系保持总体稳定，美国政府于年底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呈现出明显的对华敌意“降调”特点，在政策表述上更趋克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方维护谈判势头的意愿。

在有关中美关系状态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存在实然与应然两种分析路径。在实然层面，美国战略界曾试图以所谓“新冷战”论调来定义两国状态［6］，但在中国学者看来，“新冷战”是一个完全经不起历史和逻辑推敲的“话语陷阱”，国内学界对此多有批驳［7］。与此同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战略竞争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中美关系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且这种竞争并不必然导向大国冲突或“新冷战”。吴心伯认为，“中美战略竞争”萌芽于小布什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时期，在特朗普首次执政后完全显现。不过，这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当务之急［8］。赵可金认为，中美关系依然具有明显的“复合体”特征，表现为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并存的独特结构［9］。在关乎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的应然层面，国内学者在维护两国战略稳定和推进务实合作上存在高度共识。王缉思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会为整个世界带来更大风险，两国关系不应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应致力于探索一种“新的关系正常化”［10］。杨洁勉提出，中美关系正处于艰苦磨合的关系阶段，止跌企稳和稳中求进应当是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11］。

总体而言，中国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两国应着眼于战略稳定、风险管控与“新范式”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本文结合中美关系的10年进程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演进，从基本内涵、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三个方面对这一新范式进行系统阐释，以期揭示中美关系新定位背后的历史逻辑与实践价值，并探索其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有效路径。

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主席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1］这四重内涵各有侧重且缺一不可，分别对应了合作的可拓展性、竞争的有界性、分歧处理的底线性和专业性，以及两国和平的可持续性。“四个稳定”共同构成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大支柱，每一支柱对应着一种稳定状态，而每一种稳定又事关建设性战略稳定全局。这意味着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必须建立在积极、良性、常态、持久这四种稳定基础形态之上。

（一）“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

合作理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大国之间存在着对抗、竞争、合作或结盟等多种战略选择。以“合作为主”的战略选择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始终愿同美方构建平等尊重的伙伴关系。过去10年，美方将“战略竞争”作为对华政策主轴，其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战略竞争严重挤压了两国的合作面，非但没有给两国关系开出良方，反而屡屡将彼此推向剑拔弩张的危机边缘。更进一步而言，持续的对华竞争助长了美国国内“有毒”的战略氛围，导致那些倡导两国对话合作的声音弱化，美国战略界的理性讨论空间也被不断压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26年5月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指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12］

只有以合作为主才能促成两国关系的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震荡从反面印证了一个道理，缺乏合作压舱的双边关系是高度不稳定的，两艘巨轮只会面临在风浪中愈益逼近相撞的危险。唯有以合作为主，才能实现中美关系的积极稳定，而非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消极共存”。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核武器发展所带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美苏之间的合作也被基本限定在军控谈判和少量的人文交流。这种低限度稳定或“消极稳定”带给世界的恰恰是极不稳定的后果，各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大国对抗的风险之下。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经历曲折，也给双方带来一些启示。经贸应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双方团队可以继续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谈下去，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13］从2026年特朗普访华来看，随行阵容汇集了来自美国金融业、制造业、农业和科技领域的17位商界代表，这一高规格的代表团释放出两国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的明确信号。“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要求中美双方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从经贸层面的“再挂钩”到科技和投资的“去安全化”，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合作，从地区热点降温到反恐与防核扩散，将中美共同利益的清单拉长、做厚，使之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二）“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保证

中美关系竞合交织，但整体上应是合作大于竞争、合作支配竞争的局面。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要素既不能完全忽视，也不能无所约束，而必须是有前提、有界限且有规范的。一是合作主导下的适度竞争，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轴，竞争只能在这一主轴下适度存在，而非取代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基调。二是竞争要服从于战略稳定的总体要求，竞争本身不是目的，其外部性必须为正。竞争的方式和结果都应是良性的，不以损害中美双方乃至其他各方利益为前提，而应有助于增进而非削弱中美总体的战略稳定。三是竞争要有明确的边界，把握适度原则。这要求中美双方应从竞争的领域、内容、方式到后果，全方位地管理竞争，任何超出边界的竞争都是不必要的竞争。为此，双方需共同制定规则，将竞争纳入可控轨道。例如，在科技领域，竞争应是研发效率与创新能力的比拼，而非动用国家力量对另一方企业进行全球围猎；在经贸领域，竞争应是市场与服务的公平较量，而非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实施单边制裁。

竞争有度与否决定着中美关系稳定状况。所谓“良性稳定”，追求的是一种在竞争中各有所进、在较量中有所不为的状态。竞争既不应以压制和消灭对方为终极目标，也不应带来较大的战略消耗与关系失稳，而是以提升自身为内在驱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各自过去的状态相竞争。2026年4月14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访问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期间，应邀在印州工商界圆桌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不怕也不回避竞争。相互激励，你追我赶，共同提高，才是竞争的真谛。”［14］归根结底，“竞争有度”的本质要求在于竞争不应淹没合作，更不能滑向冲突。唯有让竞争在合作的框架下运行、在规则的轨道上运转、在稳定的边界内运作，才能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不可或缺的必要保证。

（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支撑

中国一贯正视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历来主张合理管控分歧。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即使一家人之间也存在分歧，有分歧不要紧，问题在于如何管控分歧，化解分歧。有效地管控分歧才能实现中美关系的常态稳定，这要求中美应明确彼此红线，绝不试探、触碰和逾越对方的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沟通对话的热线，将分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让这些分歧演变成全面危机，冲击双边关系稳定大局。在台海、南海、经贸、人权、意识形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分歧可能长期存在。这些问题既有深层的认知差异，也有具体的利益分歧，而稳定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全部分歧，而在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沟通，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对话渠道，确保即使发生摩擦，也能及时降温和止损，防止意外升级为冲突。回顾近几年情形，尽管拜登政府多次将“为竞争加装护栏”挂在嘴边，但其实际行动却始终回避中方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致使中美关系竞争无界、对抗无度、沟通时断时续、误判风险高企。美国政府长期以来言行不一的做法也再次表明，真正的分歧可控不应是单纯依赖所谓的“危机管控”机制，也绝非建立形式上的热线那么简单，它必须立足于对彼此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必须体现在停止打压对方、停止干涉对方内政、停止挑战对方红线底线的具体言行之中。

“常态稳定”具有特定内涵。它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时期的短暂平静或局部稳定，而是在承认中美整体关系存在分歧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对话接触，确保双边关系的大盘保持总体平稳。这种稳定既承认矛盾存在的客观性，也强调两国在管控和化解分歧过程中主动作为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中美之间还可能出现新的这样那样的分歧，但这些分歧都应置于平等对话的框架下得到管控，通过交流协商加以化解，而不应危及总体稳定。在2026年这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这一论述表明，“台独”势力早已成为破坏中美常态稳定和战略稳定的首要因素，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分歧管控中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

（四）“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长远目标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既是上述三种稳定条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也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真诚期许。只有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的互动模式实现中美关系的积极、良性和常态稳定，中美关系才能走向持久稳定的正轨。“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有着推动两国关系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坚定决心，也直接回答了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有的相处状态。这同样为美国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终局”辩论提供了中国答案。中美相处的目标，既不是“谁干掉谁”的零和博弈，也不是所谓“大国合谋”共同主宰世界，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可预期、可持续、具有正外部性的长期和平共处模式，为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确定性与稳定性。过去10年，面对美方的经济脱钩、联盟围堵、军事威慑，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一方向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因外部打压而走向封闭，反而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没有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而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在不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的战略耐心与定力，正是源于对“和平可期”这一长远目标的坚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但这并非中美关系的终点。大国战略稳定的最高形态不是避免战争或实现脆弱的和平，而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谓“建设性”，正是指明了中美两国不能停留在低程度的“消极共存”和相互消耗，其最终目标应指向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15］

综上，倡导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国着眼全球变局与国内发展新阶段，对两国相处之道提出的重要创新范式，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主动作为。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锚定了阶段性方向，为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也为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一范式既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的具体践行，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发展例证。

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生成逻辑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提出，既不是偶然，也非临时起意，更非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实力稳步提升的客观现实、对大国关系规律把握的理论自觉，以及对过去10年中美关系震荡的深刻反思共同作用下的顺势而为，具有实践、理论和历史三重生成逻辑。

（一）实践逻辑：中国实力的稳步提升与两国博弈的“新均衡点”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新实践的最新范例，这一概念首先根植于中美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博弈新态势。过去10年，中国在经济、科技、产业、金融、国防等领域取得了全面而坚实的发展。经济总量稳步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完整性经受住了贸易摩擦与科技封锁的多重考验，全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巩固；科技创新能力加速跃升，以深度求索（DeepSeek）、字节跳动（ByteDance）等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彰显了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实力；金融基础设施自主性显著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持续拓展；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优势日益凸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或缺性进一步巩固；国防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虽未使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但也直接推动了双边博弈态势的深层演变。这一结果宣告了美国政府对华“围堵”政策的失效，也宣告了美国战略界“对华颠覆论”的破产，更让“速胜论”或“碾压论”的算盘彻底落空。这一互动的客观现实表明，中国已具备在大国博弈中有效捍卫核心利益、进行实质性对等反制和以斗争求合作的能力。

中美在经过多轮激烈交锋后，也逐渐达成了一个新的均衡点。这是一种超越冷战时期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新型大国关系状态。这种状况源于双方经济、科技、产业链、金融等多领域的深度相互依存，表明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全面打压，都会反过来重创自身。这一复杂的新形势也让双方都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在所有领域保持领先，也无法片面追求压倒性优势。最终，双方还是要回到对话合作的轨道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中美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性相互脆弱”格局，美方不得不承认对华战略竞争的边际效应递减，中方则始终为两国合作预留空间，强调对抗冲突没有出路。中美新的力量现实和依存格局，以及10年间的相互博弈推动了这一新均衡点的出现，也使得构建一个容纳长期共存、管理分歧的稳定框架成为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对这一力量格局的范式回应。

美方态度的演变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拜登政府时期，美方尝试寻求为两国的“战略竞争”加装“护栏”，强调不追求对华“脱钩”而是强调所谓的“去风险”。这一表述本身即是对“速胜论”失败的间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美关系的“共存”前提。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美再度经历了密集的关税交锋与谈判拉锯，这一高强度博弈通过“以快打快”的方式，让双方更早地确立了这一均衡的现实，尤其让美方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两国相互依赖的复杂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不追求全面脱钩［16］。

（二）理论逻辑：对中美大国相处之道规律性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美应携手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建立在“四个稳定”之上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无不体现中国不称霸、不扩张，始终坚持大国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反对零和对抗、强调共生共济的政治智慧，也统一于中国对大国之间相处之道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并具有鲜明的发展性。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和发展，走的是一条先提出概念、指明方向，再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内涵的发展路径。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17］。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这一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了新型大国关系从萌芽到内涵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在2026年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直接以概念与内涵一并托出的方式完整呈现。这一时空路径的差异，深刻反映出两国关系在历经10年跌宕起伏后，中国对双边关系基本规律和大国相处之道已形成了更为成熟的认知与把握，对中美关系的主动塑造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从内涵的深化角度来看，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涵，较早地确立了中美相处的根本原则与方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则在此基础上，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大支柱共同构筑起一个更为系统、更具操作性的关系框架。具体而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是对“不冲突、不对抗”的具象化展开，为其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路径；“相互尊重”的精神贯穿于对底线红线的坚守和对分歧管控的必要性安排之中；“合作共赢”则被提升为双边关系的主基调，这就要求合作不仅在总量上大于竞争，更应在结构上居于两国交往内容的主导位置。“四个稳定”之间的逻辑关联更为紧密，对中美关系的指导也更为系统全面。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范式的提出，既彰显了中国的战略意志与持久定力，也体现了中方对大国关系走向的深刻洞察与主动塑造。几十年来，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态度始终未变，在战略认知、战略定位和政策推进上也保持着充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持久定力在近10余年的大国关系变局中经受住了考验。反观美方，其对华战略则在所谓“战略竞争”的内容、范围、方式乃至终局目标上分歧重重，手段与目标混淆不清，战略叙事前后矛盾、反复更变。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高度凝练的“四个稳定”内涵，再次确认了中方立场的确定性，用以对冲美方政策的不确定性。

对两国相处之道规律性的把握，还体现在中国对待竞争的态度上。中方一贯强调不能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竞争要素在两国互动中的客观存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首次在两国外交叙事框架中纳入了竞争元素，进而主动寻求管理竞争和塑造竞争。这一调整不是对美方战略竞争叙事的被动接受，而是基于对两国战略互动实质进程的精准判断。既然国家间竞争无法回避，那就应主动为其划定边界、确立条件、建立规范。“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正是对中美竞争现实的回应。也正因如此，这一新范式才能够更加贴合中美关系的实际，也更具可操作性与持久生命力。

（三）历史逻辑：对中美关系十年震荡的深刻总结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不仅根植于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与理论认知的深化，更是基于对过去10年中美关系在艰难中前行的深刻总结。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到拜登政府的“竞赢”叙事，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高强度关税交锋，这10年构成了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最剧烈、最持久的一段震荡时期。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范式，正是这10年互动沉淀下来的科学认知，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曾经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18］中国对待中美关系的态度，始终带有这种跳出当下时代局限的历史自觉，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是着眼于两国关系的长远未来，着眼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时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并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19］。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对美国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的复信中指出：“这充分说明，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期待更多美国青少年加入到中美友好事业中来，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0］在两国关系起伏不定的背景下，这些举措和呼吁体现了中方着眼于更为长远的代际交流与源远流长的民间情谊的主动作为。

10年间，美国经历了四届政府，对华政策几经调整，但其底色始终未能摆脱竞争思维与对手意识。而中国的回应方式，不是简单地在对方设定的剧本中作出条件反射或过度反应，而是超出既有战略格局，将两国关系拉到一个更宽阔的时空维度上审视。从“小红书”上偶然兴起的中美民众“对账破冰”，到越来越多美国网络博主走进中国、记录中国，自下而上的民间交往与社会纽带，正在逐步撬动这10年间累积的误解与隔阂。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按照某些对抗性叙事所期待的那样越拉越远，反而在缓慢地、不失韧性地重新走近。同样，10年来的对华战略竞争，也没有让美国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战略方位。以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3C战略”为例，美国试图一边持续打压中国，又一边寄望于中方能够在美方需要的方面予以配合，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平等尊重的矛盾逻辑。美国所谓“民主—专制”的对抗性叙事也难以被中国、世界乃至美国国内所接受。

当前，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战略竞争极端化的反思迹象已经出现。“鹰派通胀”这一概念被摆上台面加以审视，美国国内开始重新讨论中美“再挂钩”的可能性，美国战略界的“弃台论”也在逐步兴起，对华理性声音呈现总体复苏态势。事实证明，中国对两国关系高度负责的态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在此背景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及对其内涵的充分阐释，既超越了美方片面的战略竞争叙事，也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期待，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大国关系稳定向好的普遍愿望。

可见，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博弈现实、理论自觉与历史反思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时代产物。这一新范式的提出既顺理成章，又实属不易。它深刻表明，唯有基于现实、正视历史、主动作为才能开辟出一条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相处之道。

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实践进路

本次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白宫在其发布的情况说明中也以“基于公平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呼应了这一新定位［21］。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后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与具体合作成果，正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受制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境况和美国国内政治实际，这一关系的建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其前路也将面临多重挑战。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从三个方面积极实践。

（一）深化元首外交，引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元首外交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是两国关系的“定海神针”，既能在关系低谷时注入破冰前行的动力，又能在危急时刻规避迎头相撞的风险。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低位徘徊，而受制于多方面原因，拜登总统本人更是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继吉米·卡特之后首位未能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这实际上为中美关系开了一个坏头。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跨越半个世纪的中美交往史反复证明，元首外交的战略视野与政治决断往往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两国关系校准航向、开辟新局。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两国元首已实现五次通话、两次面对面会晤以及多次书信往来，这一高频、多维的沟通密度为中美关系在震荡中企稳、在博弈中寻机提供了关键的政治保证。尤其是在双方接触谈判的困难阶段，中美元首间的直接沟通成为打破僵局、注入动力的决定性力量。展望未来，中美元首在2026年内有望实现至少四次面对面会晤，这将为两国关系的总体改善注入持续动能，更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原则性共识走向具体化落地。

（二）推动中美全方位交流合作，构建多层次互信格局

中美双方有关工作机构要将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部门工作方案，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收获成果尽快落地，为两国部门间建立初步互信和未来的元首会晤开拓良好局面。两国立法机构互访和地方交流也应持续深化，为双边关系改善提供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支撑。在官民结合层面，我国还应高度重视“一轨半”和“二轨”对话的独特价值，努力开拓中美智库交流新局面。与此同时，我国还宜主动运用智库交流、高校合作、媒体对话等多元渠道，向美国社会系统阐释我方核心立场与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特征，推动美国各界对华认知的理性和良性转变。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基础也应牢牢扎根在民间。我国应持续推动中美两国“再挂钩”的具体领域和内容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两国企业、就业者和消费者可感知的直观利好，为两国关系增强抵御波动的韧性。在中美谈判中，我国还应明确敦促美方采取切实措施扭转当前两国人文交流尚存的不利条件，批判其将两国人文交流甚至是中国在美留学生“武器化”“筹码化”的错误逻辑，严正要求美方撤销阻碍正常学术交流的限制性政策，停止对中国赴美学者和留学生的无理滋扰与盘查，并推出切实举措支持中美民间交流和青年对话。

（三）坚持“以斗争求合作”，严控分歧和竞争外溢

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策略具有明显的“双线”特征，在“明线”层面，特朗普政府积极对华示好、表达尊重，并将对华“交易”奉为头等大事。然而，一旦两国谈判出现困难，美国对华博弈在越来越难以占据优势的形势下，便可能会转向在“暗线”方面“搞小动作”来积累筹码，如通过强制外交和军事干预胁迫他国疏远对华关系，破坏中国对外合作布局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放任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和“对外干预派”施压部分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2025年的中美多层面密集交锋已充分表明，美方多次试图在“暗线”凭空造牌，以挤压中国战略空间来换取谈判桌上的筹码。我国应对特朗普时期中美博弈竞合的“双线”特征，一是要将中美合作打造为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的“正资产”，避免其对华政策被国内鹰派再度绑架。二是将美方任何企图凭空造牌、破坏两国关系和中国外部环境的行径，与中美正在进行的谈判明确挂钩。三是避免“暗线”博弈冲击中美关系稳定大局，在“暗线”层面主动布局、积极作为，以合纵连横的方略抬高美方全球及地区战略的推进成本，对其形成有效制衡。目前看来，美方在中东、拉美等方向的战略推进愈加受阻，其对华施压的底气和声势就越弱。四是我国应对中美两国在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展开的合作秉持开放态度，在技术援助、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等全球性议题上，主动塑造两国合作议程，持续挖掘中美“第三方合作”潜力。

五、结语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大国对抗并非宿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才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负责的应有之义。处理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的再次伟大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展望未来，前路虽非坦途，但阶段性方向已然明确。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范式，既是中国长期以来志在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自觉，也是着眼百年变局，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福祉作出的郑重承诺。中国将继续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高度负责的态度发展中美关系，保持战略定力与政策连续性，既坚定捍卫核心利益，又积极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中美关系在“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框架下行稳致远。历史终将证明，当中国与美国选择并肩而非对抗、对话而非隔绝、合作而非冲突时，两国人民会更好，世界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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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成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引用格式：关成龙，袁征．建设性战略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4）：23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