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于2026年5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就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进行了深入、坦诚和战略性的沟通与对话，这是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总统第14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美关系需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既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义，更是把握和推进中美关系的新考验。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可控和持续互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常态化、具体化和机制化。
一、“战略稳定”是冷战期间管控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概念
“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是美苏冷战期间所产生的重要国际安全思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针对美苏愈演越烈的核军备竞赛，首先提出了战略稳定概念，强烈主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需要缓和核军备竞赛，及时管控彼此敌对关系，防范军事冲突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进入20世纪70年代，“战略稳定”政策架构在美国冷战对峙中基本成形。其核心内涵是在美苏两霸到70年代形成的大规模地基、空基和海基核打击力的基础上，仰仗彼此“相互确保摧毁”的毁灭性核战争能力来实现美苏之间的冲突管控，约束彼此试图军事摧毁对方的战略意图，防止出现全面战争和军事冲突从常规战争向有限核战争，甚至全面核战争的灾难性升级。1987年12月，美苏两国首脑在华盛签署了停止在欧洲进行导弹部署竞赛的《中导条约》，被视为是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期之后推进战略稳定的重要文件。限制攻击性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持续推动核裁军和核军控，是战略稳定概念具体化的重要内容。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2010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双方承诺将核弹头限制在1550枚、远程核弹头运载工具限制在770枚，条约有效期为10年。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脑会晤，决定将《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延期5年。但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战争使得俄美关系再度恶化。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持续制裁，俄罗斯宣布退出该条约，并修改了核武器使用原则。
然而，从美苏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美俄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概念并不适用于中美关系。首先，中国始终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力”建设原则，不搞核军备竞赛。直到今天，中国的核力量和投掷工具规模仍然与美国和俄罗斯存在很大差距。其次，中国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中国的核武器只是保持自身拥有有效核威慑力，是遭遇到核攻击之后进行核反击的战略手段。冷战期间，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以狭隘的超大规模核杀伤力为核心的战略稳定思想并不适合中国。最后，中国始终是核军控、核裁军重要的建设者和贡献者。2018年，特朗普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美国进入了新一轮攻击性中程导弹和核导弹的大力发展阶段。同时，美国纠集欧洲和亚洲众多军事盟友与安全伙伴集体“遏华”，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堤丰”“战斧”等美制先进导弹系统的部署，推动落实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为澳大利亚建造战略核潜艇。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印太军事扩张战略，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总之，美苏冷战经验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概念，事实上无法复制套用到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中。
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两国重新定义“关系框架”
今天的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陷入“新冷战”之中，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效应仍在尖锐地考验两国关系的演变进程。如果美国始终从单极霸权的实力地位优势、极端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充满偏见的意识形态框架出发，持续主导对华战略思维和政策行动，势必会迫使中国在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方面奋起反击。
习近平对美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并不想跟美国争“老大”。中美关系始终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针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所采取的贸易战、关税战以及对委内瑞拉和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行动，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正义与规则的一边，坚持做国际局势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尤其在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稳定、可控和建设性发展，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重要的“北京共识”。其中心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美苏的冷战经验，而是要在21世纪的今天，基于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事实，在坚定拒绝阵营对抗的信念指引下，不断地让两国关系稳下来、好上去。建设战略稳定的首要目标，不是进行单纯的核军备控制，更不是按照美国意愿启动中美俄三边核军控谈判，而是要让中美关系在有效应对美国对华结构性战略打压和战略遏制的同时，继续维护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的关系，让各种争议点、潜在冲突点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保持两国沟通、合作和交往的建设性渠道，才能在21世纪的今天为两国关系真正带来可持续的战略稳定。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战略和解（1972—1978）、战略伙伴（1979—1991）、战略接触（1992—2017）这三个历史性的阶段。中美关系虽几经起伏，但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基石，更是两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发展的支柱性力量。近14年来，中美力量对比虽然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全球地缘战略格局进入“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中短期内全球力量分配格局仍然是“西强东弱”。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迷恋于“单极霸权优越论”和“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战略思维方式，试图把“新冷战”强加于中国。2017年12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地缘战略领域遏制中国，在经贸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更是狂妄地宣称，美西方为首的“基于规则的阵营”和中俄等国试图建立的“基于权力的阵营”，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中心。中国坚持拒绝“新冷战”、拒绝中美“脱钩”。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美国始终把巩固单极霸权地位和持续提升战略竞争力优势视为最高安全利益，蛮横打压中国的发展，还在亚太地缘战略环境中竭力拼凑和组织各种“小多边”机制，将围堵和限制中国崛起进程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并不是国家力量对比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中的主导性国家采取狭隘的自我利益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让中美两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为避免国际冲突持续升级和世界秩序走向脆裂提供中美两国能够共同接受的大国方案，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强烈期待。
三、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在具体化、规则化和长期化
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既不能简单复制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前提下的冷战经验，更不能重回大国间深度战略对立基础上单纯的危机管控。“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建设路径，说到底是要基于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信念，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时代准则的指引下，让中美关系管得住、稳起来、好上去。
习近平在2026年5月14日与特朗普进行会晤时及时和敏锐地指出了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彼此促进、不可或缺的四个层面，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稳定，以及推进和实现这四个稳定进程中两国能否共同行动、相向而行，是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持续互惠包容、相互成就的关键步骤，更是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由之路。未来对中美关系的重大考验，就是两国能否真正地将这“四个稳定”嵌入彼此政策互动和关系改善的进程中，在中美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到实处，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新一轮中美首脑外交富有战略前瞻性，再度为两国关系规划新航程。尽管中美关系严峻和复杂的一面仍无法低估，但一个不断崛起、始终以实现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的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依然是美国难以背离的合作对象。中美两国在首脑外交的引领下，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具体化、机制化和长期化，推进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稳定可控、互利合作，仍然大有希望。
作者：朱锋（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转载自2026年第4期《国际观察》（双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