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施压不断加码。从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2020年限制微信使用，到2024年颁布《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案》（即“TikTok剥离法案”），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接连采取超常规干预措施。这些举措呈现出相似的安全化逻辑，也引出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尽管国内争议持续不断，政策制定者仍能不顾公众阻力推进政策目标。这对传统安全化理论“听众的广泛认同是安全化成功的必要条件”的核心预判构成了挑战，也凸显出既有框架在解释美国对华“泛安全化”现象时的局限。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主体须借助“言语—行为”使听众接受特定威胁认知，才能获得实施超常规措施的合法性。然而现实案例显示，即便听众层面存在明显分化乃至强烈抵制，安全化主体仍能推进政策目标。由此引出本文的核心问题：当安全化的说服机制部分失效时，行为主体实现政策目标所依赖的权力来源与作用路径究竟是什么？现有研究一部分注意到听众分化，却多停留在描述层面；另一部分聚焦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形成机制，却较少从安全化理论视角加以整合。基于此，本文提出“分层安全化”理论框架，核心是放弃将听众视为均质整体的假设，揭示听众内部的结构性权力分化，并以美国TikTok禁令为案例加以验证。

文章梳理了听众概念从均质化处理，到正式听众与道德听众的二分，再到“权力听众”的提出以及哥本哈根学派内部分歧的演进过程，进而指出传统理论存在三个局限：假设听众同质，忽视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层次化权力地位；依赖“威胁宣称—听众接受—政策实施”的线性因果逻辑，难以解释争议持续时政策仍能推进的现象；对权力关系作抽象化处理，忽视制度权力与社会影响力的质性区别。同时，西式民主制度内部决策不透明、公众参与边缘化、制衡弱化等趋势，也说明制度设计本身可能为特定类型的安全化提供便利。

分层安全化理论区分了边缘听众与核心听众。边缘听众数量占优，但缺乏直接制度权力，包括一般公众、媒体、民间组织和知识界，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间接影响决策；核心听众拥有直接决策权，包括立法机构成员、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司法系统核心人员和安全机构专业人员，其决策基于专业理性与制度考量，又能接触机密信息，因而能在缺乏广泛社会支持时推进安全化议程。据此，理论识别出两条并行路径：说服性安全化面向边缘听众，通过话语建构与舆论动员争取社会支持，具有公开性与竞争性，但在价值分化的多元社会中共识难以达成；强制性安全化面向核心听众，通过闭门会议、机密简报、专家咨询等相对封闭的渠道直接运用制度权力，并借助选择性信息共享建立“内部人秩序”，让核心听众成为机密信息的共同持有者与政策的共同责任人，效率较高，却可能削弱合法性。当说服性路径受阻时，主体可强化强制性路径来实现目标。

文章进一步提出“事实安全化”与“深层安全化”两个概念。前者关注政策目标的实际达成，即措施已转化为具体行动并产生实际效果，却伴随持续的社会争议；后者指安全化在制度层面的实现状态，依赖核心听众的认同，具有制度性嵌入、专业理性支撑、权力资源调动能力与政策连贯性四个特征，并以关键制度行为体75%以上接受威胁认知、立法层面获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支持等作为参考标准。引入边缘听众的态度后，文章构建了类型学：深层安全化与社会支持兼备的是完全安全化；深层安全化达成但社会不支持的是制度性安全化，也是当代日益常见的形态，其稳定性完全依赖制度权力；社会支持而制度认同不足的是表面安全化；两者皆无则是失败安全化。各类型之间还会随力量对比变化而动态转化。

TikTok案例清晰展现了路径的转换。2019至2021年，特朗普政府主要依赖说服性路径，以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出售美国业务，却既未获得广泛社会支持，也被联邦法院以证据不足等理由部分阻止。拜登政府时期转向强制性路径，其关键特征是“去公开化”：情报机构向国会提供机密简报，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听证中表达担忧。2024年法案在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参议院以79票对18票通过，显示跨党派的高度制度认同。2025年1月，最高法院以9比0裁定法案合宪，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就职后又多次延期执行。2026年1月，TikTok美国业务重组为合资公司，字节跳动持股19.9%，低于法定20%红线。文章认为这并非安全化失败，而是强制性路径下的制度性妥协：核心听众对威胁的认定未变，改变的只是实现路径，从强制封禁转向结构性重组。

说服性路径的挫折具有系统性。皮尤民调显示，支持禁令的比例始终未超过32%，反对比例保持在34%以上；政府叙事建立在数据安全、算法影响等抽象技术论证上，难以引发公众共鸣，而TikTok在美约有1.35亿活跃用户，多为Z世代，禁令直接触及其切身利益，形成强有力的反向叙事。大量反对禁令的美国网民甚至涌入小红书，使其下载量一度升至美国区第一，形成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叙事困境。强制性路径则成效显著：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数据安全风险问题上的支持比例分别达84%和82%，立法数周内完成，三届政府立场实质连续，司法层面又获一致确认。与之对照，2020年微信禁令因仅依赖行政权力单一层面、缺乏国会授权而被联邦法院叫停，说明强制性路径的有效性取决于立法、行政、司法的协调合力。制度权力整合还体现在跨分支协调、机密简报与专家网络带来的认知同步，以及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等部门执行权力的集中与扩张。

综合来看，TikTok案例符合制度性安全化的标准：制度认同全面达成，社会共识显著缺失。这揭示了西方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制度权威与社会质疑并存，挑战民主理论对合法性来源的预设；专业逻辑与民意逻辑分离，削弱了公众参与决策的能力；政策稳定依赖制度惯性，具有内在脆弱性。

对中国而言，外交沟通、贸易谈判与舆论竞争等常规路径主要作用于边缘听众层面，而美国对华科技打压主要发生在以机密信息共享、专业评估与跨部门协调为支撑的核心听众层面，单纯的叙事竞争难以影响已制度性嵌入的判断。更具有实质性的路径，可能是提供可验证的技术合规证明、推动独立第三方安全审计，并在国际规则层面争取更公平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同时，国会高票立法、行政跨任期连贯、司法确认等信号，可作为研判美国对华科技脱钩节奏的重要变量：凡在核心听众层面形成跨党派认同的对华科技政策，均具有较高稳定性，相关中国企业面临的合规与制裁风险也将上升。当然，制度性安全化并非不可逆，深层安全化意味着调整的门槛显著提高，但不意味着政策不可改变。理解美国安全化实践的制度逻辑，是中国把握其对华打压走向、研判双边关系演变空间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