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18期
对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当下中东变局带给它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什么才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可靠方式。
二战后，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做出以支持石油美元换取美国安全保护的战略选择，一度实现了安全发展的常态，然而这一切在此次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中被改变了。
此次战争中，伊朗针对沙特、阿联酋、巴林、约旦、卡塔尔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国企业目标，展开凌厉的报复性打击，也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威胁封锁其他方向的中东石油外运通道，锁住地区经济“命门”。众多中东国家陷入越依附美国越不安全的困境，开始重思自身安全路径和地区安全结构未来。
针对以上现象，本刊特邀四位学者展开讨论，解析一股有可能决定中东安全局势走向的潮流。
——编者手记
嘉 宾：
丁 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朱兆一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
徐若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昭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依附反而带来不安全：中东变局暴露的现象
丁隆：美国与海湾地区一些国家利益的深度绑定是一个历史进程，有三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也就是1945年2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参加完雅尔塔会议回国途中，在苏伊士运河大苦湖的“昆西号”巡洋舰上与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沙特承诺向美国稳定供应价格合理的石油，美国则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这就在中东立下一个标杆。海湾地区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多曾是英国的托管地，1971年前后纷纷独立，它们并非天然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当地部落摆脱英国殖民托管后组建的，普遍存在安全短板，没有能力拥有完整的国防力量，因此均仿效沙特选择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整个海湾地区由此与美国结成深度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个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革命后的伊朗认为海湾阿拉伯君主国都是“非法政权”，将输出革命作为主要目标，让这些国家感到极度紧张。1981年，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同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起初的核心目的就是抱团取暖，联合应对伊朗的“威胁”。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两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又称“伊拉克战争”）。美国先是在1991年组织多国部队击退了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接着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这两场战争对美国在中东的安全投入意愿和能力进行了检验，促使海湾国家形成明确认知：安全上依附美国是有保障的，美国会在危急时刻出手保护它们。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影响力达到顶峰。
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争霸，阿拉伯半岛也处在争霸范围内，南北也门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尤其是第二次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独步中东，除伊朗外的整个中东基本成了它的势力范围。然而，此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打破了两条关键的原有逻辑：
第一，海湾国家不再是中东的“安全绿洲”，伊朗对阿联酋发动了500多次袭击，约占伊朗报复性袭击总数的四分之一。伊朗还把袭击范围延伸到科威特、巴林、沙特、卡塔尔和约旦。
第二，美国的安保神话破灭。实际上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安保失灵不是第一次了。2019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油田和石油生产运输设施遭到胡塞武装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当时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2025年9月卡塔尔多哈被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袭击，虽然目标是哈马斯谈判代表，但美国并没有做出反应。对伊朗战争导致的美国安保彻底失灵形成了悖论——海湾国家本想通过与美国合作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反而招致伊朗对它们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报复性袭击，使它们成了吸引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磁铁”。而这一切发生前，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等国的调解下，已经开启同伊朗改善关系的进程。这就让联盟的意义遭到广泛质疑，最近沙特智库和媒体就反思认为与美国的联盟正在成为沙特的“负资产”。海湾国家在盘算：跟着美国到底能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如果跟着美国、以色列联手对抗伊朗，对它们来说到底是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伊朗毕竟是它们搬不走的邻居，如果它们充当美以对抗伊朗的前沿炮手，就必然会沦为炮灰和替罪羊，这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遭遇本就是无妄之灾。
反思已在转化成调整的行动。安全方面，首先是加紧修炼内功，也就是加强国防投入并推动军工生产本地化。其次是寻求安全盟伴多元化，比如沙特继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订《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于今年8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筹建新的安保联盟，增强区域战略自主性。最近，沙特还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牵头成立红海护航联盟。阿联酋也开始调整，但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不再一味依靠传统伊斯兰国家，而是重点加强与以色列、印度的双边联系，深化防务合作，一个重要动向是允许以色列把“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到阿联酋，实际上扩大了以色列战略防御与进攻的半径。但是，这些陆地国家本身防务能力均偏弱，新建立的联盟在合作内容上多流于纸面，难以替代与美国的原有安全关系。比如，巴基斯坦与沙特虽然签署了安保协议，但当沙特遭遇安全威胁时，巴方并没有实际上也无太大能力采取实际行动。再比如，沙特参与组建的三国联盟成员均为美国的盟友，新的联盟并未脱离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框架。
这一次的对伊朗战争本来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后来转化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焦点既有传统安全问题、核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甚至苏伊士运河等关键航运通道不再安全，霍尔木兹海峡正在成为伊朗的战略资产，伊朗核问题反而失焦了。随着战争和谈判进程的推进与反复，美国日益显得孤独。特别是7月以来，基本上就是美国自己在打了，没有任何盟友参与或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连以色列都开始隔岸观火。这对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和世界安全格局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显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在衰落，这种衰落又是其全球霸权衰落趋势的必然和集中反映，现已构成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和加速器。但是，也要看到，没有一种衰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美国依然是当前中东地区实力最强的外部势力存在和安全提供者，众多中东国家在短时间内仍然离不开美国的保护伞，尽管这把伞已在漏雨。美国对中东国家安全保护意愿和力度的弱化则倒逼这些国家寻求安全伙伴的多元化。
还有一点就是，战争形态发生变化。虽然在军力、国力等各方面进行对比，伊朗和美国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由于廉价无人机的广泛使用和超高声速导弹技术的散布，战争规则已被改变，传统军事基地的存在意义大幅下降，美国自己已无法保证其在中东广布的军事基地的绝对安全——巴林境内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基地就曾遭到伊朗精准且沉重的打击，还造成美军士兵死伤，更不必说保护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了。在新的战争条件下，霸权国家将会心存忌惮，小国弱国则找到了发挥自身潜能的空间，正应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话。
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历史性变局，对联盟理论也提出很大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与弱国、庇护国与被庇护国的关系实际上遭到挑战并发生改变，未来理论界必会有很多探讨。
朱兆一：的确，中东变局所引发的全球安全秩序调整是深刻的，“安全依附悖论”在中东表现得十分明显，已经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这种依附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归根结底与当地国家自身军事能力过弱有关。海湾君主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独立，在独立前后军事力量极为孱弱，面临被沙特随时吞并的危险，只能将安全防务“外包”，依靠域外大国的安全保护伞维持生存，也就逐步形成对外安全依附的格局，所有国家发展和改革议程均围绕此一支柱展开。直到现在，这些国家本土军力依然薄弱，沙特也不例外，反倒是那些接受过伊朗训练的武装力量战斗力很强。
这种安全依附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关系极大。全球殖民主义时代，海湾国家原本大多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沙漠内陆国家则多处在法国的势力范围内，伊拉克则接受英国的主导。在英法殖民体系尚能维持的时候，这些国家追随殖民强权的政策，配合英法在全球的战略布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从英法两国手中接过了权力版图，通过石油美元体系和大规模驻军实现了对中东的战略性掌控，也让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获得更坚实的支撑。越南战争后，美国灰头土脸地撤出东南亚，再加上因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而折戟中东，全球霸权影响力跌至低点，但此后，又通过逐步接手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责任，加深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附，重新恢复了影响力。
中东范围很大，除海湾阿拉伯国家外，还包括北非和更多内陆区域，“安全依附悖论”最突出的还是集中体现在海湾国家身上，具体有三重含义。第一重是“被抛弃的危险”：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和国内政治条件可能进一步发生变化，总体驻军规模和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成本上限也会随之调整，有可能降低甚至改变对海湾国家的安全承诺。第二重是“被卷入的风险”：不少海湾国家绝不希望卷入全球霸权与地区强权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但由于境内设有美军基地，同时和美国保持联盟关系，很容易成为被报复的对象，而且这种危险是长期相伴搬不走的。第三重是“自主性的流失”：这些国家的安全装备、指挥系统乃至对自身安全威胁来源的判断都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大多倚重美国，只有少数势力比如阿萨德时期的叙利亚倚重俄罗斯，很难形成独立的判断与决策。
所以，这次中东冲突凸显了“安全依附悖论”：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安全供给者，但其主导的安全体系本身就在催生新的威胁和挑战。而对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安全来源单一化、战略决策外包、风险责任不对称等长期存在的问题都被激发出来，彻底暴露在外。于是，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刻像现在这样，深刻触动海湾国家认真思考，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何去何从，以及如何摆脱“安全依附悖论”。然而，这并非简单的“要与不要”问题，每个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在琢磨如何避免把自己的安全全部托付给任何一个域外大国。当前它们思考的最重要问题，已不再是此前全力推进的发展规划——“沙特2030愿景”“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计划”等统统往后排了，而是开始追求多元化的安全架构，最明显的就是海湾阿拉伯六国，其中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三国最为典型：它们正在全力同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印度、乌克兰发展防务合作关系、学习反无人机技术，也在积极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与安全对话。这并非要放弃美国寻找安全保障的“替代”，而是希望构建“美国提供高层次威慑，本国具备一定自主防卫能力”的新架构——或许可以把这种架构定义为“复合型安全体系”。
讨论中东问题，不能忽略土耳其。土耳其同样在追求安全结构多元化，也就是继续留在北约之内，同时大力发展自主军工产业，拓展多个方向的外交，也在乌克兰、加沙、伊朗等问题上主动发力，提升自身平衡与议价能力。
“战略自主3.0”VS“北约3.0”：欧洲讲述的故事
徐若杰：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优先”取代“跨大西洋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处理与盟友伙伴关系的方式，都首先考虑美国自己能取得多大收益，是否有性价比，而不是美国应在世界上特别是对盟友伙伴承担什么责任、发挥什么作用。为此，特朗普政府频繁以关税、格陵兰岛问题等相威胁，要求北约成员国满足其从军费分摊到任务转型在内的各种要求，甚至赤裸裸地干涉各国内政。很快，美国便遭到“报应”：面对本轮中东变局，欧洲基本上充当“看客”，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拒绝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在不同程度上协同美军对伊朗行动的要求。北约并非没有介入中东事务的传统和能力，其本有两个可资利用的抓手：一是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二是北约2024年在约旦设立的地区联络处——该机构是为落实2024年华盛顿峰会通过的“加强北约与中东和北非地区合作行动计划”而设立，然而这两个抓手在此次冲突中均未发挥美国期待的作用。
欧洲国家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不配合并不能掩盖美欧关系调整与重塑的真正走向。在特朗普2.0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强化北约及其背后的“跨大西洋主义”并非优先事项，更不允许北约统筹美国的对外政策，而是要统筹联盟、统筹盟伴，把美国自己变成跨大西洋联盟的指挥棒和北约的主心骨，把北约变成协助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战略工具，使北约真正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对此，欧洲能选择的对抗性政策工具非常有限，只能通过北约的制度体系将与美国的争议放到联盟框架内讨论，以此实现对特朗普政府的有限制衡。
欧洲国家在本轮欧美博弈中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实际是绥靖政策，暗中讲述着“另一个故事”：其正以北约为主要平台，与美国加速生成新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将逐渐偏离过去美欧协同承担欧洲防务责任的目标，朝“美主欧从”的方向蜕变，而2019年前后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高调掀起的“欧洲战略自主”热潮，则逐渐演化为“美国首肯下的自主”，在关键领域沦为空口号。
我们所欣赏和理解的“欧洲战略自主”，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安全能力自主，即在部分脱离美国保护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二是战略选择自主，即整体对外政策可以与美国形成差异，不再对美亦步亦趋。但要趋近这样的状态，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推进欧洲自身的共同防务能力建设，逐步实现防务自主。然而，无论是去年3月欧盟提出的“重新武装欧洲方案”“共同防务基金”，还是去年5月欧盟推出的“防务白皮书”，一切“进展”均显示，欧洲国家强调的“重新武装”无法达到实现“战略自主”所要求的水平。
当前，欧洲国家的军备体系、指挥链与作战条例全部建立在美国提供的框架之上，属于欧洲自己的共同防务能力建设总体上仍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无法改变武器装备、国防工业高度依赖美国军工体系的现状，也就意味着美国始终能够对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欧洲共同防务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尤其是以本土军工体系取代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影响，核心在于对欧盟成员国国防工业的产业整合，但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哪怕是德国莱茵金属、法国阿姆斯特朗这类欧洲本土军工企业，相互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商业竞争，仅靠欧盟委员会很难推动整合落地。这种尴尬的现状也反映出一个老问题：欧盟的顶层设计、制度设计能力十分突出，具体落地执行却总是半途而废。
在可预见的未来，所谓“北约欧洲化”很难实现，目前欧盟推进的“共同防务”实质上更多是为了迎合美国对欧洲国家必须进一步增加防务投入占比的要求。特朗普首任，美欧分歧主要围绕美国要求北约其他成员国将最低防务开支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水平展开。马克龙2019年发表的“北约脑死亡”言论就是在那个背景下讲出来的。后来乌克兰危机爆发，欧盟从“梦游”状态中醒来，纷纷砸重金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欧盟委员会也试图借这场危机重启“欧洲兵工厂”模式。现在，美国对北约欧洲成员军费GDP占比的“最低标准线”提高到5%。在去年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自愿接受了5%最低标准。今年７月的安卡拉峰会又对这一个标准进行了细化，包括西班牙、斯洛伐克等仍持保留意见的国家在内，各国均确认了有关共识。这个新标准意味着欧盟防务自主基本上被牢牢嵌在北约安全体系的框架之内。
为什么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会发生“回撤”？根本原因就是欧盟自身能力问题。2019年前后的那一轮欧洲战略自主热潮之所以声势浩大，敢于同美国叫板，甚至一度出现要将美国逐出欧洲的架势，核心原因在于，当时欧盟和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经过战后多年的一体化发展，欧洲已经进入高度安全的“后现代生活”状态，地缘政治冲突早已远离，自信心爆棚。然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给欧洲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令其重新意识到：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离欧洲并不遥远；另一方面，欧洲自身的能力还远不足以脱离美国保障自身安全。现在，欧洲国家对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信心出现下滑，欧盟内部对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战略自主也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仍看不到解决希望的情况下，欧盟和欧洲国家对自身利益有着更精细的盘算，仍需要美国依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提供安全保障，至少需要特朗普政府继续承认这一义务。而无论乌克兰危机最终以何方式解决，欧盟和欧洲国家对“后危机时代”欧安架构的设计都无法完全脱离美国进行。因此，欧洲只能放缓推进战略自主的步伐，对美国不敢真正撕破脸。
另外还有两方面不能忽略的原因：其一，欧洲内部政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受欧洲难民危机、非法移民等问题影响，全球主义式微，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右翼政党和政客在战略自主问题上态度远没有建制派积极，它们只关注本国利益，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特朗普政府存在相近甚至亲缘性；其二，中国实力越来越强，经济体量特别是供应链整合和工业生产能力相对于欧洲而言太大了，很多欧洲政客认为，如果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疏离，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不仅将失去与中国的议价能力，在对华政策上的话语权和选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中也将失去转圜空间。
对于未来跨大西洋联盟的发展趋势，可以从短、中、长期来判断。短期看，今后一年，欧美双方仍会通过密集的战略互动不断进行“再调试”，直到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全新相处模式。中期看，未来两三年直至特朗普任期结束，欧美在经历多轮博弈与谈判后，将会在交易过程中争取实现彼此利益的“再平衡”，最终形成新的跨大西洋默契。长期看，今后四五年，欧美将就如何定义自身、对方以及相互关系——未来到底是“美主欧从”“美主欧辅”还是美欧自行其是成为两个相对平等的行为体，完成彼此关系的“再定位”，有待继续观察。
朱兆一：“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大体历经了三个时期。1.0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当时欧洲无论在经济发展、一体化进展还是对外关系方面，均处于上行期，重视争取经济政策和外交话语的独立性。2016年11月，欧洲理事会首次在结论文件中使用“战略自主”表述，指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伙伴国家一起，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自主行动的能力”。2.0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出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程，在特朗普上台、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当道的背景下，欧洲开始强调减少对美国的依附，甚至开始对美国说“不”。3.0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受乌克兰危机触动，突出强调本土军事力量的重建，也就是“再武装”，包含非常庞杂多样的内容，包括军工生产联合采购和卫星情报、防空、反导能力建设，以及能源储备、人工智能应用等。乌克兰会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按照美国和欧洲人士自己的界定，北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三个时期。1.0版本的北约秉持防御与威慑原则，全力应对苏联的“威胁”。冷战后2.0版本的北约以“美国主导、欧洲从属，欧洲防务外包”为基本特征，然而这套运作模式现在维持不下去了。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在北约防长会上宣布北约进入“3.0时代”。在他的话语中，新阶段的北约将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回归“防御与威慑”原则，欧洲在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北约失去作用，更不意味着美国或欧洲将放弃北约，变革的核心是推动北约内部责任结构的欧洲化——欧洲和加拿大都要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增加军费、加大对乌克兰援助，提升自身武器生产能力，同时防务开支占GDP的比重要从当前的1.5%至2%区间至少提升到3%以上，部分重要国家提升到5%以上。在我看来，新版“欧洲战略自主”是北约的欧洲支柱，北约将更多负责更高层次的威慑，“欧洲战略自主”则为北约的高层次威慑提供军工、资金支持，同时承担危机管理职能。
三个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和三个版本的北约发展曲线相交，所反映的一个共性趋势是，“去美国化”正在欧洲和北约事务的不同领域里或多或少地上演，但并非主流现象，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不会因此实质性减弱，欧洲自主生产、构建全方位防卫体系的能力都会迈上一个明确的新台阶，其将来所要承担的是自己的防务责任，以及对美国全球战略未来任务的配合。
战略调整中的美国：放弃什么，不放弃什么
张昭曦：“安全依附悖论”的确是本轮中东变局反映的根本性现象之一，既反映在中东、欧洲，也反映在东亚，最近特朗普为了推动美朝首脑会晤而对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发起的“背刺”也能反映问题，更大背景在于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国全球战略发生重大调整。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几乎完全由右翼民粹势力掌舵的美国政府，我们过去几十年赖以分析判断美国对外战略走向的惯性思维在它面前近乎失效。
冷战以来，美国的联盟战略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连续性，民主、共和两党都支持维系强大的全球盟伴体系，但对这里的“两党”有必要加上“建制派”的限定。当历史行进到非建制派、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掌权，人们惊觉，这股力量即便不会彻底抛弃盟友，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基本立场：拒绝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美国盟友体系长期锚定的支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对维系美欧特殊关系的“价值观共同体”只字不提，副总统万斯反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一美欧重要的战略沟通和协调场合公开抨击欧洲已经走上与美国价值观悖离的道路，还说“同盟濒临瓦解”。
如今，无论是评估安全依附问题，还是分析美国的联盟战略态势，都必须考虑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的偏好。特朗普对外部世界有着非典型性的认知，对美国所面临“威胁”的定义和应对“威胁”的手段都进行了大幅调整。他在第二任期狂热追求“伟大政治成就”，对自己眼中的标志性地缘政治符号非常着迷，对美国弱小的盟友则是颐指气使、恣意勒索。可以说，哪怕没有做出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决策，特朗普的其他另类政策也已在导致“安全依附悖论”的凸显：一些国家痛苦地发现，现在越是在安全上依附美国，自身安全就越难得到保障。
原先在美国建制派和大多数欧洲盟友认同“民主对抗威权”的战略态势下，也就是自由主义战略框架下，伊朗、俄罗斯被美欧定义为“威权主义挑战”，美欧认为结盟抗衡俄罗斯理所应当，这种合法性叙事的建构可谓自然而然。但特朗普显然不愿将乌克兰危机视作与美国高度相关的战争，他认为这场危机应当主要由欧洲负责应对。这套逻辑镜像投射到对伊朗的战事中，就变成了欧洲的反向疏离——欧洲多国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与欧洲无关，何况特朗普政府事先也没有与欧洲进行沟通，所以尽量保持置身事外的姿态。当然，具体到伊朗问题，其中还有一层更复杂的因素：伊朗问题在美国对外决策体系中具有一定独特性。右翼民粹主义者虽然在涉及欧洲的问题上常抱疑虑倾向，但在伊朗问题上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立场基本重叠，一贯将伊朗视作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所以美国国会中有大量共和党人强烈支持对伊朗动武，并且力主竭尽全力把战争打下去。正因如此，部分右翼民粹主义者希望美国减少介入海外冲突的原则立场在伊朗问题面前时常不适用。
从根本上讲，追求多元安全架构是任何国家面对“安全依附悖论”都会做出的本能反应，谁都不会希望在变局乱局中把自己的“鸡蛋”只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多元安全架构在本质上是国家行为体出于自身安全需求做出的对冲性选择。在“大争之世”，追求多元安全架构相当程度上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就连美国自身也有意保持某种战略灵活性——特朗普本人在公开言行中就很不愿意将中国、俄罗斯明确定位为“对手”或“敌人”，这同样可被理解为一种“对冲”。对中国而言，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始终存在追求对抗性安全架构的极端分子，他们固执地希望把世界带回到冷战式的阵营化模式中去，通过非敌即我的二元划分来谋求美国的绝对安全，即便有鲁莽发动对伊朗战争的教训在眼前也不会吸取。
特朗普政府正在放弃美国的无限责任联盟关系，不会再为盟友的所作所为无条件兜底；其近期发布的战略文件都提到，支持盟友重建国防工业基础，支持盟友承担本国所在地区的主要防御责任。但有一些东西美国不会放弃：第一，盟友体系中的关键权力环节，比如指挥链条、最终指挥权，以及危机或战争状态下的最终决策权，美国会继续牢牢攥在手中。第二，关键武器的标准制定权，小到战场武器运用、大到盟友军事采购的诸多环节，美国都会紧抓不放。核问题兹事体大，美国尽管明确要将常规防御的保护责任分配给盟友，但暂不会撤掉对盟友基于延伸核威慑的核保护。第三，网络性的权力，具体而言就是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霸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制裁威慑力，美国认为其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且足够灵活，是十分好用的战略工具。第四，新的战略关注，当前最突出的是本土安全与西半球防御，接下来则是在“印太”地区的布局和针对中国的威慑力建设，短期内不会逆转。当然，所谓“中国威胁”如今非常复杂，美国无法在短时间内设计出一套足够精巧、自如的应对框架，在落地与测试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类困难，但至少可以确定，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战略挑战”，将会保持全方位的应对姿态并持续推进相关框架的设计与调整工作。
世界向中国提出了新要求
丁隆：讨论“安全依附悖论”，本质上是在讨论美国全球盟伴体系的前途问题。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冷和平，以及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推动的集体安全机制，都在这场美伊战争所引发的剧烈震荡中被证明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启示中东乃至世界各国需要建设性的新思维。美国在全球各地的盟友伙伴纷纷开始寻求建立多元安全架构，这本身就是美国全球盟伴体系发生动摇的重大迹象，也是有关国家开始形成安全新思维的先兆。可以说，对选择以美国为安全归宿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单一安全依附时代”走向终结的进程开始启动了。但要说美国的全球盟伴体系行将崩解，也还为时尚早。这套体系目前确实出现了松动，然而从安全层面讲，目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取代美国向主要海湾国家提供最基本的安全锚——无论是实质还是名义上的。所以，这是一个进程的开端，要看到最终结果还需“历史的耐心”。
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多国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盟伴国家对多元安全架构的追求至少在目前阶段并不等于它们长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对外单一安全依附的彻底终结，更不等于它们正在转身投向另一种依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并不符合复杂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
对海湾国家来说，追求多元安全架构本质上是在“去风险”，至少是一种风险对冲行为，也就是在保持对美安全合作关系基石的同时，借助多重手段和多元伙伴关系，拓宽武器装备来源，拓展对外经济合作，织密安全网络。同时也是在极力避免形成长期尖锐对抗的地区格局——在它们看来，新的中东安全架构不应再将伊朗绝对孤立在外，而是要尝试建立一种包容性的结构，为它们和伊朗的相互沟通与妥协提供可依据的政治基础和可操作的外交空间。并且，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在中东越来越突出了。
中国必然且已经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架构中了，是中东国家名副其实的关键伙伴，拥有发挥影响力的巨大机会。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战争的迫切需要，呼应了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合作共赢、反对霸权霸道霸凌的普遍愿望，顺应了各国人民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世界的共同追求，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方案，完全可以给中东国家以启发，向它们提供新思维、注入正能量。
不难想象，如果2023年中国没有成功启动化解沙特与伊朗矛盾的进程，在这场美伊战争中，双方对对方的克制都会大打折扣，而沙特和伊朗一旦迎头相撞，势必带动其他海湾国家与伊朗激烈对抗，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也不难想象，如果没有2023年那一轮以北京为中心的斡旋与协调，中东海湾国家这一次恐怕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和兴趣去找巴基斯坦和中国征求意见、寻求帮助。所以，不能说这两年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巴勒斯坦的激烈冲突就已经把2023年前后以北京为中心的外交努力“一风吹”了，相反，当前局势走向恰恰证明了北京行动的前瞻性、正确性和必要性，三年前埋下的伏笔开始在大历史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实质的作用。当然，随着各国期待值的提高，中国对全球安全事务的贡献力也要进一步提高，形势变化对中国提出了新要求。混乱局面下，中国需要有能力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个人认为主要的设计着力点应放在如何阻止全面战争上。
朱兆一：未来全球安全格局很难再回到单一霸权能够提供完整秩序的时代，将会逐渐演变成多中心、多层级、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体系。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价值，但实际作用会受到地区组织、大国竞争以及美国维护既有主导地位等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安全”的边界也在迅速扩大，从传统的领土和军事安全延伸到能源、产业链与供应链、科技、金融、数据、气候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中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安全新范式的重要试验场。正是在这一变化中，世界开始向中国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从理念供给进一步走向机制和公共产品供给。过去中国更多强调共同安全、反对干涉、和平解决争端，今后国际社会会更加关注中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具体机制。地区安全对话、危机预警、冲突调停、能源和航运安全合作等，都需要形成更多可操作、可持续、可评估的成果，使中国的安全理念真正具有现实感知。
第二，中国需要提供与自身国际地位和海外利益相匹配的安全公共产品。特别是在中东和海湾地区，中国已经是重要贸易伙伴、能源买方和投资者。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道或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出现持续危机，中国也会被期待承担更多责任，未来可以在海上安全、能源通道、战后重建、人道援助、人员培训和地区对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复制美国的军事同盟模式，而是形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存在相匹配的风险治理能力。
第三，还需要重新理解“经济账”和“战略账”的关系。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不可能所有国际投入都要求短期经济收益完全对等。有些关键节点国家和项目，从商业角度看未必划算，但从战略通道、国际信誉和长期伙伴关系看却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面临严重安全危机和战后重建任务时，中国能否在坚持和平、公允立场的同时提供必要支持，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如何理解中国倡导的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念。
中国未来需要探索的绝不应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权扩张，而有必要是一种“非依附型安全治理”：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不通过排他性军事集团制造新的安全依附，同时又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可信、稳定、可持续的公共产品。只有这样，中国的全球安全理念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具有现实解释力和制度影响力的国际治理方案。
张昭曦：和典型的冷战时期相比，当前全球安全架构最大的特点是安全威胁多元化，这一特点必然让二元阵营对抗的框架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这一点对任何一方都成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确实在安全领域向中国提出了一些新要求。首先是外界非常关心中国能在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新型框架下向世界提供什么样更为具体可行且效果可见的建议主张与公共产品。其次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16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能在加强经贸领域共同安全方面有何作为。再就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冲突之外，还存在大量新型的安全挑战，目前相关的国际公共产品还相当匮乏。
对中国外交而言，新的形势提供了主动作为的新机遇。例如，人工智能治理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引领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着力点。中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方面的领先大国，既可更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结合自身国情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助力包容普惠发展，又可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国际合作，倡导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安全治理框架和开放性平台，共享威胁信息和有益治理经验。再如，针对地缘冲突频发影响海空自由航行等事关国际共同安全的问题，中方可以更好地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围绕保证有关海上通道、空域的畅通与安全等，提出更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和愿望的倡议，3月底中国联手巴基斯坦发布的《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就是重要一步。
徐若杰：中国应进一步拓宽整体战略决策的视角，更娴熟地基于中美俄、中美欧等三边互动的视角进行运筹。究其性质，跨大西洋关系的松动是当前美国全球盟伴体系动摇的缩影，或可成为我国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扩大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全球盟伴体系的动摇将迫使美国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和战略资源进行联盟管理，其与盟伴之间的利益博弈将直接削弱对华战略竞争的能力，尤其是降低美国利用盟伴对华实施联合制衡、技术封锁和“代理人竞争”等手段持续升级竞争烈度的效率，从而缓解我国外部压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原则对待盟伴的粗暴态度既损害了传统盟伴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又打击了美国盟伴体系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促使去除单一安全依赖逐渐成为各国的主流战略选择。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积极推动并着力践行的全球四大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多边主义等理念，在传统权力政治之外提供了一种新型国际秩序的选择，日益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应积极把握和善用战略机遇，以更加精准高效的国际传播和务实外交举措提升我国的全球影响力。
同时，有三种风险需要引起足够警觉：第一是警惕个别国家将配合对华遏制作为对美交易筹码，通过在对华技术封锁、出口管制、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向美国让步，换取美国在其核心安全关切问题上提供持续性的支持。第二是警惕地缘政治危机的外溢效应波及中国与欧洲、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欧洲将乌克兰危机视为自身生存威胁，如果美国抛开欧洲寻求与俄罗斯双边解决乌克兰危机，欧洲需要单独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压力，这就有可能导致欧洲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更加敏感。第三是警惕中国对欧洲、中东的美国盟伴国家释放战略善意的行为有可能被境外舆论解读、炒作为中国挑拨破坏美欧关系，进而被某些国家利用对中国发起叙事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