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优先”取代“跨大西洋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处理与盟友伙伴关系的方式，都首先考虑美国自己能取得多大收益，是否有性价比，而不是美国应在世界上特别是对盟友伙伴承担什么责任、发挥什么作用。为此，特朗普政府频繁以关税、格陵兰岛问题等相威胁，要求北约成员国满足其从军费分摊到任务转型在内的各种要求，甚至赤裸裸地干涉各国内政。很快，美国便遭到“报应”：面对本轮中东变局，欧洲基本上充当“看客”，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拒绝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在不同程度上协同美军对伊朗行动的要求。北约并非没有介入中东事务的传统和能力，其本有两个可资利用的抓手：一是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二是北约2024年在约旦设立的地区联络处——该机构是为落实2024年华盛顿峰会通过的“加强北约与中东和北非地区合作行动计划”而设立，然而这两个抓手在此次冲突中均未发挥美国期待的作用。
欧洲国家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不配合并不能掩盖美欧关系调整与重塑的真正走向。在特朗普2.0政府的战略规划中，强化北约及其背后的“跨大西洋主义”并非优先事项，更不允许北约统筹美国的对外政策，而是要统筹联盟、统筹盟伴，把美国自己变成跨大西洋联盟的指挥棒和北约的主心骨，把北约变成协助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战略工具，使北约真正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对此，欧洲能选择的对抗性政策工具非常有限，只能通过北约的制度体系将与美国的争议放到联盟框架内讨论，以此实现对特朗普政府的有限制衡。
欧洲国家在本轮欧美博弈中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实际是绥靖政策，暗中讲述着“另一个故事”：其正以北约为主要平台，与美国加速生成新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将逐渐偏离过去美欧协同承担欧洲防务责任的目标，朝“美主欧从”的方向蜕变，而2019年前后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高调掀起的“欧洲战略自主”热潮，则逐渐演化为“美国首肯下的自主”，在关键领域沦为空口号。
我们所欣赏和理解的“欧洲战略自主”，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安全能力自主，即在部分脱离美国保护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二是战略选择自主，即整体对外政策可以与美国形成差异，不再对美亦步亦趋。但要趋近这样的状态，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推进欧洲自身的共同防务能力建设，逐步实现防务自主。然而，无论是去年3月欧盟提出的“重新武装欧洲方案”“共同防务基金”，还是去年5月欧盟推出的“防务白皮书”，一切“进展”均显示，欧洲国家强调的“重新武装”无法达到实现“战略自主”所要求的水平。
当前，欧洲国家的军备体系、指挥链与作战条例全部建立在美国提供的框架之上，属于欧洲自己的共同防务能力建设总体上仍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无法改变武器装备、国防工业高度依赖美国军工体系的现状，也就意味着美国始终能够对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欧洲共同防务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尤其是以本土军工体系取代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影响，核心在于对欧盟成员国国防工业的产业整合，但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哪怕是德国莱茵金属、法国阿姆斯特朗这类欧洲本土军工企业，相互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商业竞争，仅靠欧盟委员会很难推动整合落地。这种尴尬的现状也反映出一个老问题：欧盟的顶层设计、制度设计能力十分突出，具体落地执行却总是半途而废。
在可预见的未来，所谓“北约欧洲化”很难实现，目前欧盟推进的“共同防务”实质上更多是为了迎合美国对欧洲国家必须进一步增加防务投入占比的要求。特朗普首任，美欧分歧主要围绕美国要求北约其他成员国将最低防务开支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水平展开。马克龙2019年发表的“北约脑死亡”言论就是在那个背景下讲出来的。后来乌克兰危机爆发，欧盟从“梦游”状态中醒来，纷纷砸重金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欧盟委员会也试图借这场危机重启“欧洲兵工厂”模式。现在，美国对北约欧洲成员军费GDP占比的“最低标准线”提高到5%。在去年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自愿接受了5%最低标准。今年７月的安卡拉峰会又对这一个标准进行了细化，包括西班牙、斯洛伐克等仍持保留意见的国家在内，各国均确认了有关共识。这个新标准意味着欧盟防务自主基本上被牢牢嵌在北约安全体系的框架之内。
为什么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会发生“回撤”？根本原因就是欧盟自身能力问题。2019年前后的那一轮欧洲战略自主热潮之所以声势浩大，敢于同美国叫板，甚至一度出现要将美国逐出欧洲的架势，核心原因在于，当时欧盟和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经过战后多年的一体化发展，欧洲已经进入高度安全的“后现代生活”状态，地缘政治冲突早已远离，自信心爆棚。然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给欧洲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令其重新意识到：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离欧洲并不遥远；另一方面，欧洲自身的能力还远不足以脱离美国保障自身安全。现在，欧洲国家对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信心出现下滑，欧盟内部对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战略自主也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仍看不到解决希望的情况下，欧盟和欧洲国家对自身利益有着更精细的盘算，仍需要美国依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提供安全保障，至少需要特朗普政府继续承认这一义务。而无论乌克兰危机最终以何方式解决，欧盟和欧洲国家对“后危机时代”欧安架构的设计都无法完全脱离美国进行。因此，欧洲只能放缓推进战略自主的步伐，对美国不敢真正撕破脸。
另外还有两方面不能忽略的原因：其一，欧洲内部政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受欧洲难民危机、非法移民等问题影响，全球主义式微，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右翼政党和政客在战略自主问题上态度远没有建制派积极，它们只关注本国利益，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特朗普政府存在相近甚至亲缘性；其二，中国实力越来越强，经济体量特别是供应链整合和工业生产能力相对于欧洲而言太大了，很多欧洲政客认为，如果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疏离，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不仅将失去与中国的议价能力，在对华政策上的话语权和选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中也将失去转圜空间。
对于未来跨大西洋联盟的发展趋势，可以从短、中、长期来判断。短期看，今后一年，欧美双方仍会通过密集的战略互动不断进行“再调试”，直到形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全新相处模式。中期看，未来两三年直至特朗普任期结束，欧美在经历多轮博弈与谈判后，将会在交易过程中争取实现彼此利益的“再平衡”，最终形成新的跨大西洋默契。长期看，今后四五年，欧美将就如何定义自身、对方以及相互关系——未来到底是“美主欧从”“美主欧辅”还是美欧自行其是成为两个相对平等的行为体，完成彼此关系的“再定位”，有待继续观察。
徐若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