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聂干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17期
美以伊战争是截至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烈度形式，是作为中东政治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朗问题相互作用、联动演化产生的重大危机，是被称为中东“霸权国家”的以色列与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美国为打击“抵抗轴心”的战略优势，全面遏制主要对手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美以发起战争的根本目标是颠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进而彻底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和美国在地区维持霸权的障碍，实现由美以主导、阿拉伯国家参与、伊朗被动接受的中东地区新秩序。这场战争几乎涉及中东地区所有盘根错节的历史矛盾和现实问题，还制造了一系列新生矛盾，严重破坏地区安全环境，对地区格局和秩序演变造成恶劣影响。
映射四组结构性矛盾
美以伊战争进一步暴露甚至激化地区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首先是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与维系霸权之间的矛盾。近20年来，为摆脱中东地区对美国战略资源的过分牵制，历届美国政府都试图减少对中东的资源投入。不过，维护能源供应稳定和关键水道安全、遏制恐怖主义、保障地区盟友安全，仍是美国难以放弃的战略利益。由此，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转嫁责任实现“低成本维持霸权”。然而，美以伊战争打乱了美国总体战略收缩与有限干预相结合的中东政策——不仅未能实现快速更迭伊朗政权的根本目标，还在后者持续的非对称反击下陷入战和两难的困境。
事实表明，无论是长期困扰美伊关系的核问题、导弹问题和地区“代理人”问题，还是在此次战争中新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都难以单纯通过空中打击和军事威慑彻底解决。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继续扩大军事投入，不仅与美国总体战略方向相悖，也将面临国内政治阻力上升和地区局势失控的风险；但若对伊朗妥协，不仅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地区威信和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政治声望，甚至会导致美国中东霸权持续衰落。而令美伊陷入封锁与反封锁拉锯战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已成为考验美国霸权的试金石。
其次是伊朗国际和地区影响力上升与国内发展严重受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面对美以的持续打击，伊朗展现出了超乎外界预期的战略韧性。战争期间，伊朗实现最高权力的有序交接，维持了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并借助外敌入侵进行政治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内政治凝聚力。同时，伊朗依托非对称作战手段持续消耗美国战略资源，使之陷入进退维谷的战略境地，并利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等“抵抗轴心”力量，打击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使美国陷入战线过长、疲于应付的困境。
另一方面，持续的战争也使伊朗付出沉重代价。在外部，“抵抗轴心”遭到重创，伊朗对海湾地区美军基地的反击，招致相关国家强烈谴责，其近年来与周边国家关系逐步缓和的外交局面再度承压且濒于瓦解。在内部，能源与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与民生凋敝，强硬派挤压温和派改革空间，都使伊朗的保守化趋势更趋固化，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再次是以色列地区霸权扩张与安全困境深化之间的矛盾。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持续打击伊朗及“抵抗轴心”，并利用哈马斯、真主党实力受损，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形成的地区权力真空，不断军事扩张，建立并扩大安全“缓冲带”。然而，依靠军事扩张获得的缓冲空间虽能强化军事优势，但在美国不愿大规模介入的情况下，伊朗及“抵抗轴心”力量虽遭重创，但组织基础和非对称作战能力依然存在。而政权依旧稳固的伊朗、体系基本完整的“抵抗轴心”恐将更加仇视以色列，进而进一步深化其愈扩张愈不安全的困境。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极端军事扩张手段导致其国际处境愈发孤立，甚至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弃儿”。
最后是地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空前加深。美以伊战争使中东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大次地区——东地中海地区与海湾地区密切联动，导致冲突几乎蔓延至整个西亚。近年来被视为中东经济发展引擎的海湾地区，受战争冲击尤为明显。原本被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为安全保障的境内美军基地，反而成为其遭受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要诱因。随着战事升级，海湾阿拉伯国家受打击范围从军事设施扩展至能源、海水淡化和其他经济民生基础设施，不仅加剧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焦虑，也削弱其对国际资本和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各国推进经济多元化、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国家愿景也遭受重挫。
可以说，美以伊战争使中东地区陷入继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最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之中，并历史性地逆转了地区国家自2011年以来的发展潮流与自2021年以来不同阵营之间的“和解潮”，严重阻碍中东地区的发展转型。
推动地区格局重组
2021年～2023年短暂出现的“和解潮”曾使中东地区格局出现积极变化，其突出表现为沙特与伊朗复交，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缓和，地区主要力量之间形成脆弱的平衡。当时地区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为美国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导致阿拉伯世界分化加剧，以及土耳其和以色列矛盾的激化。然而，美以伊战争打破了脆弱的地区平衡，推动中东地区格局重组。
首先，战争推动以色列和阿联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深化合作，并进一步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裂。自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以来，以色列与阿联酋在国防、科技与金融投资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战争爆发后，阿联酋沦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要目标，而以色列充当起阿联酋防务的关键合作伙伴，先后向其提供防空、技术与情报支持，充分显示出“亚伯拉罕协议”正由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向安全合作领域延伸。战争也加剧阿联酋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分歧，其突出表现是今年5月1日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机制，寻求能源生产和出口自保。
在战争中，伊朗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最大，对沙特和卡塔尔的打击程度相对较小，并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进行合作，而海合会则缺乏有效协调和应对。从更大范围来看，东地中海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不断遭到以色列打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则不断遭到伊朗袭击，进而使阿拉伯国家处于美以与伊朗矛盾夹缝中的境地更加艰难，本就内部分化严重的阿拉伯世界也更加难以联合。“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容前景同样充满困难，沙特将巴勒斯坦实现建国作为加入前提与美以分歧的不断扩大，都将制约协议的推进。
其次，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为核心的逊尼派安全机制已具雏形。美以伊战争爆发后，四国围绕地区局势加强协调与安全合作，组建“地区四国机制”（R4）。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还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确立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外界普遍将其称为“伊斯兰北约”。土外长费丹还称，埃及也有望在相关“技术问题”解决后正式加入。
逊尼派安全机制的出现，是美国安全供给意愿下降背景下，地区国家谋求战略自主、增强自身安全能力的产物。依托彼此合作，沙特希望减少对美国单一安全保障的依赖，构建更加多元的安全网络；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核国家” 的巴基斯坦则试图将自身军事能力转化为地区影响力和经济收益，提升在中东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土耳其希望利用本国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扩大防务出口，借助新安全机制增强地区话语权和对以色列的制衡能力；埃及态度相对谨慎，更关注防止地区冲突外溢，维护周边环境稳定。尽管四国在具体议题上尚存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以逊尼派国家为主体的自主安全合作正成为影响中东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
再次，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仍是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关键变量。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凭借军事与情报优势，持续削弱“抵抗轴心”有生力量，大量“定点清除”相关组织领导层。然而，“抵抗轴心”并未因此瓦解。美以伊战争爆发伊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率先对本国境内美军基地及外交机构发动袭击，真主党也在短暂调整后迅速跟进。7月，随着美伊战火复燃，胡塞武装对地区局势的介入愈发高调，不但对沙特本土发动打击，袭击其途经红海相关油轮，还不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这些行动表明，“抵抗轴心”仍是伊朗施加地区影响的重要抓手。伊朗还将“抵抗轴心”力量所在全部战场的全面停火作为对美谈判前提，不仅在外交领域提升其重要性，还借此制造了激化美以矛盾的杠杆。
地区体系进入重构期
中东地区体系是指中东地区范围内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主要包括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地区秩序等层面。当前，美以伊战争陷入“不战不和”的“烂尾”状态，但无论最终以何种方式收场，中东地区体系都将进入难以逆转的重构阶段。
在国际层面，美国地区霸权将持续衰落，域外新兴大国的作用将进一步上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战争堪称美国地区霸权衰落的“霍尔木兹时刻”。战争爆发后，伊朗随即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引发全球剧烈震荡。此后至今，伊朗通过控制海峡获得实质性地缘战略优势，冷战后美国的中东霸权和海洋霸权首次面临实质性挑战。美伊举行的数次谈判，都未能解决在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伊朗寻求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海峡管理新机制，从而获得长期制衡美西方的地缘政治杠杆；美国则希望恢复海峡自由通行的传统。双方围绕海峡问题激烈博弈，其结果不仅将在形式上体现胜败输赢，更将在本质上决定冷战后美国主导的海湾地区霸权和中东地区霸权的命运。
尽管美国仍拥有显著军事优势，但面对伊朗持续的非对称反击，其军事威慑和危机管控能力均受到明显挑战。这集中暴露出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与维持地区主导权、对外扩张与国内政治、维护盟友体系与保障自身安全、扩张世界霸权与军事工业和技术保障等方面存在长期结构性矛盾。与之相对，域外新兴大国在战争中更强调多边主义和政治解决，积极开展斡旋协调。展望战后，随着地区重建需求上升，凭借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部分新兴国家有望成为地区重建的重要参与者和地区秩序的重塑者。
在地区层面，地区体系的外部依附有所降低，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持续增强，但地区冲突扩大导致的战略竞争也将持续加剧。
近年来，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的趋势愈发明显。战争爆发后，卡塔尔、巴基斯坦积极斡旋交战各方停火谈判，阿曼多次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与伊朗展开协调，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等都是最新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受到战争的强烈冲击，但双方关系并未因此破裂，两国都愈发认识到睦邻友好是未来海湾地区和中东秩序的基础所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以伊战争使中东地区体系的冲突性痼疾更加突出。美伊冲突、以伊冲突、巴以冲突三大冲突主线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中东作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结构性矛盾和复合冲突特征严重固化。为寻求自保，地区国家加强军备竞争，引入外部力量的做法，也恐进一步加剧地区矛盾，导致地区力量碎片化与阵营化并存。此外，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什叶派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突出作用，也反映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艰难，或严重削弱国家战略自主，加大政治解决冲突的难度。
历史经验表明，由外部霸权干预与内部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导致的历次中东战争都没有赢家，外部霸权衰落和地区生灵涂炭也构成历次战争的共同特征。但是，战争的沉重代价也促使地区国家不断反思，美以伊战争或将进一步促进地区国家觉醒。而无论是全球霸权还是地区霸权，最终都难逃走向衰落和覆灭的命运，并不可避免地成为“中东是霸权坟墓”的注脚。
（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研究”〈25FGJA00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