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杨竞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14期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少有的奇迹。石油大发现让它们“逆天改命”，从大漠深处的部落社会一跃成为富甲天下的现代国家。然而，石油也带来“诅咒”，单一依赖石油租金的食利经济模式日益难以为继，海湾阿拉伯国家纷纷开启经济转型进程，试图在“石油时代”落幕之前实现经济多元化。但是，美以伊战争令海湾阿拉伯国家长期打造的“安全绿洲”形象坍塌，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亦面临严峻考验，不得不重新评估转型方向。

石油大发现与现代化起步

在大规模开采和出口石油之前，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和阿曼的经济主要依赖游牧和采珠等原始生产方式，生活贫瘠，社会依托部落和家族等前现代社会组织，行政体系羸弱。20世纪30年代后，海湾阿拉伯国家现代化与石油大发现相伴而生，油气收入为其现代化起步奠定物质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油价大涨后，海湾阿拉伯国家依托石油收入迅速扩大公共投资，同时通过公共部门就业、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分配，将油气财富转化为维系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这些国家逐步形成典型的“地租国家”模式，国家财政、社会福利和治理体系主要依靠外部石油租金支撑，而非基于传统税收和生产性产业。这种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人口有限、产业基础薄弱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得以增强财政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并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中东地区最富裕和投资能力最强的国家群体。

然而，地租国家也内含深层矛盾。由于收入主要来自油气出口，政府对税收和制造业依赖较低，经济多元化缺乏动力，农业、制造业和本土技术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高福利、低税收”和公共部门吸纳就业使民众严重依赖国家分配，形成以“福利换稳定”为核心的食利契约。同时，大量外籍劳工弥补了人力缺口，却也加深了这些国家对外劳的依赖。

进入21世纪后，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食利模式已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在石油红利尚存之时，将油气收入转化为产业能力、资本能力和国家竞争力，成为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它们开始从“分配石油财富”转向“经营石油财富”，力图发展非石油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支点。

为此，各国纷纷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如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规划”、科威特“2035愿景”和阿曼“2040愿景”。在国家愿景指引下，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元化转型拉开帷幕。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通过能源和资本优势不断向炼化、石化、冶金、海水淡化和新能源等领域延伸，推动油气从原料出口向下游和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其参与全球资本流动、布局新兴产业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美以伊战争爆发前，海湾现代化进程已进入由“富裕型”向“能力型”过渡的重要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利经济逻辑已经消失。虽然这些国家加快培育非石油产业、促进社会开放、鼓励国民参与经济建设，但其财政收入、产业培育和全球投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油气收益和主权财富基金支撑。

美以伊战争的冲击

海湾现代化进程长期依托的基本条件受到全面冲击。首先，安全基础受到动摇。战争爆发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军基地、外交机构、油气设施、港口、机场、电力系统和城市基础设施等相继成为被袭击的目标。截至4月10日，伊朗向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射至少6000枚导弹和无人机，占伊朗总反击数量的80%以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此次战争或造成1200亿～1940亿美元经济损失。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由此面临“安全外包”与“被牵连”并存的安全悖论——本欲借外部力量获得安全保护，却因此被推到战争前沿。

其次，对外通道安全受到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红海航道和海湾港口既是连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也是支撑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要素。但霍尔木兹海峡封堵危机，不仅波及能源出口，还传导至全球能源价格、航运保险、货物流向和企业运营成本等方面。因此，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快调整能源外运通道，如沙特将原油运输路线改道至西岸的延布工业港确保石油供应的连续性。

第三，新兴产业发展预期受到冲击。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城市、云计算、数据中心和金融科技被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为转型关键抓手。然而，这类新增长点仍高度依赖电力供应、通信网络、数据安全、国际人才、资本信心和城市运行秩序。安全韧性是新兴产业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而这恰恰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欠缺的。

最后，国家品牌形象面临考验。近年来，海湾阿拉伯国家着力将旅游、会展、体育赛事、文化娱乐和世俗化改革等作为经济转型与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沙特在“2030愿景”框架下削弱宗教警察的权力，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度，发展旅游、体育和文娱产业；阿联酋长期以宽容、开放和国际化为国家品牌。然而，此次战争引发游客、投资者和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地区安全风险。

中断，或是进入新阶段？

美以伊战争不会中断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会影响其发展路径。首先，其现代化重心将从建设能力转向运行能力。在战争外溢背景下，现代化不仅要“建起来”，更要在风险环境中“稳得住”。衡量成效的标准不再只是项目规模和城市形象，还包括关键设施运行、突发事件处置、产供链保障和公共服务维持等方面的能力。

其次，重塑安全保障体系将成为其现代化调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战争表明，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既能带来保护，也能带来风险。因此，它们将更加重视战略自主和安全合作多元化。例如，沙特在维持对美合作的同时，通过改善对伊朗关系、加强与巴基斯坦的防务合作来增加战略回旋空间；阿联酋选择加强与美国、以色列和印度的合作。

战争还将使海合会内部转型路径进一步分化。各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人口规模、产业基础和国家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且战争外溢带来的影响也不均衡。其中，阿联酋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阿联酋在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并在2021年同美国、以色列、印度建立“中东新四方”机制，还在2023年加入美国倡议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这些举措巩固了其贸易、金融和航空枢纽地位。2025年一季度，阿联酋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520亿迪拉姆，约占同期GDP的77.3%。但战争爆发后，阿联酋受到2000多次袭击，直接暴露其全球枢纽模式的安全脆弱性。5月1日，阿联酋宣布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机制，这既反映其追求更大能源自主，也说明其试图重新统筹油气产能开发、非石油经济目标和国家发展战略。

相比之下，沙特和阿曼受到的冲击相对可控。沙特拥有更大的国内市场、财政动员能力和产业承载空间，现代化转型仍具较强内生动力。但阿曼由于经济体量和产业基础较为有限，转型更偏稳健，在港口物流、能源转型和适度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同时，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面临不同压力。卡塔尔高度依赖液化天然气出口和全球投资收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与能源出口安全密切相关；科威特长期受改革推行不力制约，战争外溢进一步增加其转型压力；巴林经济体量较小，金融服务和财政稳定对外部环境变化更敏感。

中国参与海湾现代化新阶段的路径

一是稳定能源合作基本盘。中国是海湾油气出口的主要市场，海湾地区也是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地。双方可在保持油气贸易稳定的基础上，拓展炼化一体化、油气储运、港口配套、能源装备、战略储备和应急供应机制等合作，增强海湾能源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提升关键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此次战争表明，海湾现代化不仅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也需增强关键设施在风险环境中的稳定运行能力。中国可助力海湾阿拉伯国家提升港口机场、电力通信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三是支持推进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支付、智慧港口、智能电网、光伏、储能、氢能等领域仍将是海湾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方向。中国在产业配套、工程建设、成本控制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可助力海湾阿拉伯国家将愿景规划转化为具体项目、产业能力和长期发展动能。

四是现代化需要扎实的民生基础，中国可在职业教育、工程人才培养、数字技能培训、医疗卫生、青年就业和减贫等领域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强合作，使双方合作更契合当地社会需求，让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多普通民众。

4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四点主张，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对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这些主张的意义在于强调现代化不能建立在战火之上，发展也不能脱离安全保障。中国为海湾现代化进入更加稳健、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外部支撑，既符合地区国家利益，也契合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