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地区影响力、保障经济利益等多重因素构成了俄罗斯的中东战略总体架构，并将中东地区视为俄罗斯维系全球战略纵深和海外存在的重要支点。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受到战争延续、外交压力和形势动荡的共同影响，俄罗斯中东战略延续了务实合作的特征。在政策实践层面，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欧佩克+”机制以及阿斯塔纳进程等多边平台，维系并拓展与中东国家的制度化沟通网络；同时强化双边外交接触，与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等地区主要国家保持务实互动，在能源合作、经贸往来、安全协调和地区冲突调解等领域持续维持影响力。近年来，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呈现出“非收缩、非冒进、非结盟”的特征，通过跨阵营、低制度化和议题导向的外交模式，努力维持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2022年后的俄罗斯中东战略突破了学界对于大国外交“收缩—扩张”的二元分析框架，为理解多重冲突背景下大国的地区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中东战略；非收缩；非冒进；非结盟
俄罗斯的中东战略一直是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俄罗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伊朗的重要伙伴，在埃及怀有战略野心，并与海湾国家（特别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阿富汗政府、塔利班、巴勒斯坦等众多政治实体保持密切沟通渠道。此外，俄罗斯在也门发挥着显著作用，并在北非地区不断拓展其利益。在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中，俄罗斯往往采取多方周旋策略，利用这些冲突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化其地区影响力。”一方面，从地缘政治层面看，中东地区与俄罗斯在空间距离上相对接近，该地区频繁出现的政治动荡、武装冲突与安全危机，极易通过安全外溢效应影响俄罗斯的国内稳定与周边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在全球能源、海上通道以及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区位价值显著，任何重大的政治格局变动，都可能对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基于上述因素，俄罗斯始终将中东视为其对外战略中的重点关注区域。
一 国际关系理论与俄罗斯中东战略调整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俄罗斯整体对外战略布局产生了系统性冲击，其资源配置、外交优先次序以及战略风险评估均发生了显著变化。“2022年之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事务上咄咄逼人的态势有所收敛，展示出了克制和务实的姿态。”因此，对俄罗斯中东政策的研究亟须跳出既有分析框架，重点关注2022年之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内在逻辑，这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中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结论，难以解释2022年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学界普遍认为，当一个大国因对外战争而陷入长期战略消耗时，外交战略也将发生系统性调整，以应对军事资源透支、国内政治压力上升以及国际制裁与外交孤立等威胁所带来的危机。国际关系学界围绕“战争拖累如何重塑大国对外行为”形成了以下解释路径。
现实主义强调战争对国家行为的约束效应。现实主义研究则认为，战争将迫使大国降低对非核心地区的战略投入，通过减少外部承诺、回避多线博弈，从而集中有限资源应对主要战场冲突。“战略收缩政策对于应对国力衰落至关重要，能够帮助相关国家将资源从边缘领域集中到核心领域……那些实施战略收缩政策的国家，比那些实施其他政策的国家，政策的效用要更为明显。”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俄罗斯应当从中东地区撤离军队，或者抽离中东事务，集中战略资源，专注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权力制衡视角亦为战争背景下的大国外交调整提供了解释框架。当国家因战争而导致相对实力下降时，往往会更加依赖联盟体系，通过拓展同第三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关系，分散安全压力，并避免在国际体系中陷入孤立状态。战争中的大国要么强化传统盟友关系，要么积极构建新的联盟网络，以弥补自身能力衰减所带来的结构性劣势。“传统现实主义文献强调，国家结成联盟的动机在于平衡威胁或权力，这种行为将起到威慑作用……联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们充当了最大化安全的工具。国家在冲突期间结盟，以提升自身的安全。”按照权力制衡理念，俄罗斯应当加强同中东国家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推动联盟网络，提升俄罗斯的战略实力，应对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上述理论路径在解释俄罗斯于2022年之后的中东战略实践时，均面临明显局限。从战略收缩或地区退出的预期来看，俄罗斯并未在中东地区出现明显的收缩态势。尽管乌克兰危机占用了其主要军事与战略资源，但俄罗斯仍持续参与叙利亚问题相关机制，维持在能源、外交和多边议题上的地区存在，并未如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放弃中东这一“次要战略方向”。例如，俄罗斯仍然长期保持了在叙利亚的驻军，即使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后，俄罗斯也未撤离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若从联盟政治或者权力制衡的视角出发，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行为同样难以被简单界定为构建排他性同盟体系。2022年之后，俄罗斯并未在中东推动高度制度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军事联盟，而是同时与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及埃及等立场差异显著的国家保持并行接触。考虑到中东地区复杂的政治阵营对立现实，俄罗斯并未利用或者介入中东的阵营争端，也未在2025年6月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选择直接拉拢伊朗而攻击以色列。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实践，显然与联盟政治和权力制衡视角不相符。
既有理论往往预设战争将迫使国家在扩张与收缩、对抗与结盟之间做出明确选择。俄罗斯的中东战略表现，难以被单一理论路径所充分解释。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战略行为呈现出一种“非收缩、非冒进、非结盟”的复合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中东事务上持续介入，在介入力度上有限投入，在具体议题上通过多边机制嵌套的方式，彰显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的俄罗斯中东战略并非传统意义上“战争拖累下的被动外交调整”，而是通过功能性议题合作、多边机制运用与地区关系网络维系，努力保持大国存在感与议题影响力的特殊战略形态。
二 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传统
在2025年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政策报告《中东地区的域外行为体》中，突出了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在俄罗斯历史中，中东因各种原因一直是……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的最重要方向之一”。报告明确提出，俄罗斯应当积极发展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维护中东地区政治稳定，反对西方的干预；俄罗斯应当发挥中东地区的“斡旋者”和“协调者”的作用，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和动荡外溢。
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格局主要受到苏联的历史影响。冷战时期，苏联的中东政策呈现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叠加的特征。一方面，苏联在中东地区长期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倾向于支持那些对美国持敌对立场，或受到美国孤立与制裁的国家。在中东，苏联通过介入阿以冲突等关键地区议题，扩大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力。“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长期对抗，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制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利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拓展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威望。”
另一方面，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避免直接大规模参与中东的军事冲突。在多次中东战争中，苏联在关键时刻普遍表现出相对理性和克制的政策取向。例如，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尽管以色列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苏联也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请求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军事支持，但始终未直接、大规模介入战争行动，也未对阿拉伯国家给予全面支持。这种有限介入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部分中东国家对苏联的不满，并间接促成了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的达成，以及埃及逐步转向美国阵营。“埃及萨达特撇开苏联的顾问……因为苏联从未真正用尽全力给予埃及支持，对于埃及的有限援助，挫伤了埃及的信心，导致埃及选择和解之路，进而开启了‘戴维营’（Camp David）进程。”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继承了苏联时期的中东战略架构。有学者提出，“俄罗斯的中东政策，是苏联中东政策的延续。俄罗斯在军事上保持同相关国家的合作，同时秉持较为明显的和西方国家竞争对立的色彩”。与此同时，相较于苏联时期的中东战略，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又做出了重要调整，转而呈现出以现实利益、安全关切与战略灵活性为导向的务实主义特征。俄罗斯中东战略的调整，既源于俄罗斯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变化，也反映了其对中东地区复杂政治现实的认知。在外交实践层面，俄罗斯将重建和拓展地区关系网络作为中东政策的重要抓手，积极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务实合作关系，并在冷战结束后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同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重构。俄罗斯不仅延续了与部分传统伙伴的合作，还主动改善并深化同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在苏联时期关系较为疏远国家的双边联系，体现出明显的去意识形态化取向，“务实主义主导了俄罗斯的中东政策”。
国家安全是俄罗斯介入和关注中东事务的根本动因，防范和遏制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俄罗斯中东战略的底线。由于俄罗斯在地理空间上同中东地区及其延伸区域高度相连，中东地区滋生和扩散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潮极易经由高加索和中亚方向向俄罗斯本土渗透，对其国内安全环境和周边战略稳定造成直接冲击。这一风险在冷战后多次得到现实印证。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大量来自中东地区的极端分子进入车臣参与作战，使原本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冲突迅速国际化，显著加剧了俄罗斯国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极端分子，在高加索和车臣的冲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冷战结束后，极端主义思想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也不断冲击俄罗斯的周边安全缓冲带。近年来，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往往与受到极端主义影响的中亚籍人员存在关联，进一步凸显中东安全局势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长期外溢效应。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处理中东事务时始终将反恐与反极端主义置于优先位置，并试图通过稳定中东安全环境来降低对其本土安全的结构性威胁。
在地缘战略层面，中东地区是俄罗斯维系全球战略纵深和海外存在的重要支点，其地缘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俄罗斯整体战略布局。作为连接欧亚大陆、地中海和非洲的重要枢纽，中东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价值。俄罗斯在该地区长期保有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叙利亚境内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不仅构成其在中东地区少有的稳定军事支点，也成为其向地中海和北非方向投射影响力的重要通道。
2015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视为俄罗斯中东战略的转折点。“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始终将叙利亚视为事关自身核心战略利益的关键节点。2015年，在叙利亚战局急剧恶化、阿萨德政权面临崩溃风险的背景下，俄罗斯选择直接军事介入，以防止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点被彻底削弱。俄罗斯决定干预叙利亚，是多种政治驱动力与军事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行动，标志着俄罗斯中东政策的结构性转变，使俄罗斯得以在中东地区重新确立影响力，防止了叙利亚政府的崩溃。”通过军事介入，俄罗斯不仅稳定了叙利亚战场局势，也巩固了其在中东地缘格局中的存在地位，使叙利亚成为其连接中东、地中海与非洲方向的重要战略枢纽。
在政治关系层面，中东地区是俄罗斯展示大国立场、拓展外交影响力的重要舞台。俄罗斯在多项中东重大政治议题上，主动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军事干预和反对单边主义原则，以此区别于美国主导的地区政策取向。“在中东事务上，俄罗斯一直坚持主权独立，反对外部力量干涉中东事务，在叙利亚和利比亚，俄罗斯都反对来自于西方的单边主义政策。”在巴以问题上，俄罗斯通过对以色列部分政策的批评，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认同；在伊拉克问题上，俄罗斯公开反对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从而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可。叙利亚问题则进一步成为俄罗斯重塑地区政治关系网络的重要平台。围绕叙利亚局势形成的阿斯塔纳进程和索契机制，使俄罗斯得以将土耳其和伊朗纳入多边协调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通过持续对话机制增强自身在地区政治事务中的主导性。借助叙利亚议题，俄罗斯不仅稳固了同部分地区大国的政治互信，也逐步扩大了其在中东事务中的制度性参与空间和政治话语权。
在经济发展层面，中东同样是俄罗斯对外经济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高度重视中东国家所具备的能源资源优势、资本实力以及不断扩大的市场潜力，并将其视为在西方制裁压力下实现对外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方向。中东国家则在能源、关键矿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军事技术等领域，同俄罗斯保持着长期而务实的合作关系。部分中东国家持续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并将其视为提升本国防务能力的重要来源；在能源领域，双方在石油与天然气生产、价格协调等方面形成了高度互动的合作格局。俄罗斯在中东的经济目标并非建立高度制度化的经济同盟，而是在保持灵活外交空间的前提下，通过经贸与能源合作巩固现实利益基础。通过将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议题相互嵌合，俄罗斯力图在不深度卷入地区冲突的情况下，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长期存在，防止地区动荡对自身安全与发展环境产生不利外溢影响。
三 2022年后俄罗斯中东战略的调整
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俄罗斯的中东战略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大幅度地消耗了俄罗斯的战略精力与军事资源，使其在中东地区的强大军事形象受到质疑。“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受到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影响，受到了严重削弱……俄罗斯的战略资源同样受到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影响，俄罗斯也难以增大在中东地区的投资。”中东国家普遍对俄罗斯能否在区域事务中发挥有效影响产生怀疑，进而影响俄罗斯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中的威慑力。
其次，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压力对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环境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及欧洲国家对中东各国施加显著外交压力，要求其在俄乌问题上明确立场，从而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孤立或加入西方主导的对俄经济与政治制裁。尽管中东国家普遍反对公开批评俄罗斯，或者跟随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制裁，但是中东国家也大多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武装冲突削弱了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力，增加了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上发挥作用的难度。
最后，乌克兰危机也制约了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军事与政治介入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调解冲突及保护盟友方面的响应能力受限，未能有效缓解以色列对伊朗及其区域盟友（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压力。2024年12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大举南下并迅速推进至关键地区，俄罗斯未能做出及时且有效的干预，导致叙利亚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时，俄罗斯依然难以介入或调解，显示其在中东事务中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显著下降。
俄罗斯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同时承受多重压力，其对外战略资源被迫向欧洲方向高度集中，由此对其中东政策的实施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在西方制裁持续加码、国际政治空间明显收窄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运筹面临外交成本上升、军事投入受限以及经济合作渠道受阻等一系列新挑战。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国际体系分化加深的形势下，俄罗斯更加需要通过灵活多元的政策工具维持在中东事务中的存在感与话语权。
面对2022年后的新挑战，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呈现出“非收缩、非冒进、非结盟”特征。首先，俄罗斯并未从中东地区收缩战略力量，仍然保留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即使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变动之后，仍然留存驻军，并且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1月，两次接待了叙利亚新政权领导人沙拉。其次，俄罗斯并未谋划在中东地区挑唆成立“反美阵营”或者“反西方阵营”，仍然秉持务实的姿态，同中东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最后，俄罗斯并未利用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冲突，尤其是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2025年6月、2026年2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挑唆地区阵营对立。
俄罗斯通过多边机制不断夯实同中东国家的接触与沟通网络，以此作为维系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制度性工具。俄罗斯重点依托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两大多边框架深化同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俄罗斯积极在中东国家中，宣传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希望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增强投资、经贸和经济发展的机遇。”
其一，通过金砖国家机制维持并拓展同中东国家的经贸交流与战略对话。金砖国家最初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2024年埃及、伊朗和阿联酋正式加入。俄罗斯借助2024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契机，推动召开金砖国家喀山峰会，并积极引入中东国家参与讨论能源、金融体系以及基础设施合作等议题。通过金砖机制，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绕开西方主导的制裁体系，持续发展同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其二，俄罗斯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推动同中东国家的安全与战略对话。在该机制框架下，伊朗于2023年正式成为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则以对话伙伴身份参与相关合作。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上海合作组织的议题范围进一步扩展，涵盖反恐合作、能源协调、经贸往来及地区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俄罗斯通过参与上合组织相关会议和分支机制，持续就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等中东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借此维持并拓展其在中东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保持同中东主要国家的制度化沟通渠道。
其三，俄罗斯通过能源合作机制，持续保持同中东国家，尤其是主要能源生产国，在国际能源政策的协调。作为非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长期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等中东主要产油国开展密切合作，在全球石油产量调控和价格稳定方面形成了高度协同的政策互动。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并未退出“欧佩克+”框架，而是继续积极参与相关会议与磋商，通过该机制维系与中东能源生产国的合作关系，并在2023—2025年期间多次推动延长减产协议，以稳定国际能源市场预期。借助“欧佩克+”机制，俄罗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油价，为其能源出口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通过与沙特等关键国家保持政策协调，部分规避了来自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借助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获得了体系化的支撑和保障，保留了俄罗斯和中东国家沟通对话的重要渠道。”
其四，俄罗斯还通过阿斯塔纳进程在叙利亚问题上持续发挥关键作用。阿斯塔纳进程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于2017年共同发起，旨在通过多边对话与协调机制维持叙利亚北部战线的相对稳定，并推动冲突各方在有限框架内实现降级管控。该进程吸纳了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反对派等多方参与，成为区别于西方主导路径的重要政治解决渠道。尽管2022年后俄罗斯整体对外战略资源受到乌克兰危机的明显牵制，但阿斯塔纳进程并未陷入停滞。2023—2024年，俄罗斯继续充当叙利亚问题的协调者，通过维系阿斯塔纳机制，保持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制度性影响力。
俄罗斯在避免直接军事扩张和对抗升级的同时，逐步将政策重心转向制度化与机制化外交，通过多边平台与议题合作弥补战略资源不足带来的影响。在此过程中，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欧佩克+”框架以及阿斯塔纳进程等多边机制，成为俄罗斯维护与中东国家沟通网络、推进经贸往来、协调能源政策和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借助这些平台，俄罗斯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西方制裁限制，又可在复杂多变的中东格局中保持政策灵活性与战略主动性。
四 2022年后俄罗斯中东外交的战略实践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俄罗斯更加注重以务实外交和多层次互动维持同中东国家的关系网络，通过灵活调整策略来对冲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践层面看，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并未选择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而是通过强化双边接触、深化议题合作和保持高层政治互动，努力稳定同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格局。在此过程中，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等中东关键国家，成为俄罗斯维系地区影响力的核心支点。俄罗斯一方面尊重并利用这些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国家的战略诉求与政策取向，采取差异化合作路径：对沙特侧重能源与政治协调，对埃及突出经贸与多边合作，对土耳其强调务实安全协作，对以色列维持有限军事默契，对伊朗则不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上述多元互动方式，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努力保持在中东事务中的政治存在和话语权，避免因欧洲方向的战略困境而被边缘化。
沙特凭借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成为了俄罗斯中东政策的重要支点。“维持地缘政治平衡，是沙特阿拉伯外交的核心战略，这使沙特能够在维持与传统西方盟友牢固关系的同时，扩大与俄罗斯的合作……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使其成为俄罗斯在中东外交中的关键支点伙伴……通过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利雅得减少了对传统西方盟友的依赖，提升了其战略灵活性。”例如，2025年俄罗斯和沙特的双边贸易额突破40亿美元，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增强。
2023年7月，俄罗斯主持召开俄罗斯—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沙特作为海合会成员国参与其中，会议重点强调在复杂地区形势下维持中东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协调的重要性。202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同沙特领导层就双边能源合作、贸易往来以及地区安全等广泛议题展开磋商。此次访问被外界视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通过深化同中东重要国家关系以对冲外部战略压力的标志性外交行动之一。
俄罗斯也尊重沙特对俄罗斯—乌克兰问题的斡旋和协调。2023年8月，沙特在吉达主持召开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尽管俄罗斯未受邀参会，但俄方并未对此公开提出强烈批评，显示出对沙特外交角色的相对克制态度。此后，沙特继续在大国之间扮演沟通平台的角色。2025年2—3月，美国与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多轮双边会谈，在沙特方面的协调下，双方就乌克兰问题、黑海航运安全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重大议题展开讨论，凸显了沙特在俄美之间作为“中立对话场所”的现实功能。
在经贸与人员往来层面，俄沙关系亦取得新的制度性进展。“沙特阿拉伯通过与俄罗斯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来实现进口多元化，建立伙伴关系……两国均表现出在技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共同意愿。” 2025年12月，俄沙双方在利雅得举行的俄罗斯—沙特投资与商务论坛期间正式签署互免签证协议，允许两国公民在未来开展最长90天的免签访问。该协议被普遍视为双边关系迈向更高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成果，不仅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投资与人员交流，也反映出在乌克兰危机持续背景下，沙特仍希望同俄罗斯保持务实、稳定且具有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
作为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被俄罗斯视为中东政策的重要伙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关键作用及其战略重要性，使其成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维持影响力的重要伙伴，尤其是在经济和安全领域。” 2022年3月初，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不久，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相关决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埃及在该决议中投下赞成票，但随后埃及总统塞西即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澄清了埃及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埃及并无意削弱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在经济与金融合作层面，埃及并未因乌克兰危机而显著收紧同俄罗斯的务实交往。俄罗斯是埃及最重要的外国游客来源国之一，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埃及旅游业界依然对俄罗斯游客持欢迎态度，双边社会与经济联系并未出现明显中断。2022年9月，埃及宣布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米尔”（Mir）支付系统，以维持同俄罗斯在贸易、旅游等领域的正常往来。
在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议题上，俄罗斯也积极同埃及展开沟通和协调。2023年7月，在俄罗斯—非洲峰会期间，埃及总统塞西与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同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关切，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就粮食问题达成协议，允许乌克兰粮食经黑海航道出口至非洲国家，以缓解非洲地区面临的粮食安全压力。同年8月，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正式向埃及发出加入该机制的邀请，进一步强化了俄埃在新兴多边合作框架下的互动基础。总体来看，尽管埃及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初期在联合国层面采取了象征性表态，但其随后的一系列外交与政策实践表明，埃及并未因此实质性疏远俄罗斯，而是继续将俄埃关系视为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政策延续并强化了高度务实与工具理性的特征。土耳其在立场上采取了相对复杂且平衡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耳其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于2022年2月27日宣布根据《蒙特勒公约》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限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交战国军舰通行，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外溢；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明确表示将同时维持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并主动提出在冲突中发挥调停与斡旋作用。这一立场为此后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中介国家”角色奠定了政策基础。
在外交与安全议题上，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冲突背景下保持互动。自2022年3月起，土耳其主持多轮俄乌谈判，推动双方通过政治对话缓和冲突；同年7月，在土耳其斡旋下，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代表于伊斯坦布尔达成“黑海谷物出口协定”，暂时恢复了因战争中断的黑海粮食通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粮食安全压力。尽管俄罗斯于2023年7月退出该协定，导致俄土关系出现阶段性波动，但双方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的沟通并未中断。2023年6月，俄罗斯、土耳其与伊朗通过阿斯塔纳进程联合声明，重申维持叙利亚北部局势稳定的共同立场；同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土两国在政治表态上出现一定趋同，均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过度军事行动，呼吁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在经济与能源领域，俄土关系呈现出“高度依赖但受限明显”的特征。“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深受能源相互依存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后，在西方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加大了对土耳其的能源出口，土耳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继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2022年10月，俄罗斯提出以土耳其为中心建设面向欧洲的能源出口枢纽，以应对“北溪”管道遭破坏后的能源运输困境。俄土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土耳其部分金融机构亦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米尔”支付系统，以维持正常经贸往来。然而，受西方制裁与欧洲政治环境制约，俄罗斯投资并推动的土耳其阿库尤核电站项目推进受阻，俄罗斯设想中的土耳其天然气枢纽计划亦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2024年8月，普京原定访土计划因土耳其银行暂停部分对俄金融交易而被推迟，反映出制裁环境对双边关系的现实约束。
在军事合作领域，俄土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竞争性伙伴关系”特征。尽管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对俄罗斯构成一定战场压力，但俄土之间的军事沟通机制并未中断。土耳其仍从俄罗斯采购S—400防空导弹系统，并在黑海安全、叙利亚问题等议题上同俄罗斯保持对话。2003年，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新一轮冲突背景下，俄土通过多轮会谈协调立场，斡旋两国停火。2024年12月，叙利亚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后，俄罗斯与土耳其展开密集磋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有限克制、尊重现实变化”的共识，俄罗斯未对叙利亚局势进行过度军事介入，显示出其在地区事务中更加审慎和现实的政策取向。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经历了由相对稳定向逐步紧张的演变过程，其变化既受俄乌冲突这一结构性因素影响，也同中东地区局势的剧烈震荡密切相关。冲突初期，以色列在立场上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持明确批评态度。在时任总理亚伊尔·拉皮德执政期间，以色列政府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对部分与俄罗斯有关的犹太机构活动加以限制，此举引发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政府随即做出反制性表态，威胁限制犹太机构在俄境内的活动，同时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的空袭行动，双边政治关系明显降温。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重新组阁后，以色列在对俄政策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调整，降低了对俄罗斯的公开批评，俄以关系在短期内出现有限缓和。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再次显著冲击了俄以关系。“俄罗斯采取了明确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并严厉批评特拉维夫的军事回应。”俄罗斯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认为其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并将以色列的相关政策同美国在中东的立场相联系。俄罗斯多次邀请哈马斯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地带停火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对俄罗斯立场的不满。2024年11月，俄罗斯主持召开巴勒斯坦问题会议，邀请哈马斯、法塔赫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参与，呼吁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强化了俄罗斯在巴以问题上的政治介入程度，也使俄以关系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俄罗斯的言论和高层外交活动主要是为了拉拢亲巴勒斯坦的全球南方国家，并摆脱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外交孤立。”
在经贸层面，俄以关系本身基础相对有限，且在冲突背景下进一步受到削弱。传统上，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双边经贸规模并不突出，2021年双边贸易额约为17.2亿美元，主要集中于能源及部分基础性商品领域。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环境影响下，俄以经贸往来受到明显限制，以色列金融机构收紧了与俄罗斯相关的金融合作，并对涉俄贸易交易加强审查，双边经贸关系呈现持续收缩态势。
尽管政治关系明显趋紧，俄罗斯并未采取直接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2022年之后，俄罗斯延续了此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默许协调”态度，继续允许以色列空军在一定范围内进入叙利亚南部空域，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实施空袭行动，俄方驻叙军事力量并未对相关行动进行直接干预或阻碍。即便在双边政治关系承压的情况下，俄罗斯仍力图避免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发生直接摩擦，以维护其在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整体战略利益。
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在2022年后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俄罗斯超越伊朗，成为受到西方制裁最多的国家。与西方的对立关系，成为了俄罗斯和伊朗关系重要的外部助推剂。“德黑兰与克里姆林宫在地区语境下近几十年来日益增强的军事—安全结盟关系，主要始于2014年之后，特别是2022年以来……这场冲突加剧了俄罗斯的孤立状态，并似乎将伊朗的地位从一个便利的地区盟友提升为在特定军事工业领域的重要伙伴。”
2022年7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伊朗，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会晤，双方一致谴责美国和西方的霸权主义行为，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外交联系。2023年7月，在俄罗斯等国的支持下，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标志着两国在多边安全与战略合作平台上的深度绑定。在此后的峰会上，俄罗斯与伊朗共同支持伊朗核协议，并反对西方对两国实施的制裁。2024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上台执政后，俄罗斯持续维持与伊朗的接触与合作，在多次公开场合与伊朗联合反对和批评国际制裁与封锁行为。
在经济领域，受到共同面对的西方制裁影响，俄伊双边贸易关系显著增强。双方在能源合作方面进一步深化，在液化天然气、石油及冶炼领域签署多项协议，俄罗斯承诺增大对伊朗市场的投资，改善伊朗能源生产和电力供应体系，维护伊朗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此外，双方还就里海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合作达成共识，标志着双边经贸关系在面对外部压力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并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机制。
在军事合作方面，俄伊关系同样呈现加深趋势。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无人机，用于增强俄罗斯在俄乌战场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立场高度一致，均反对外部势力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干预，并强调维持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俄罗斯向伊朗提供S—300防空武器装备，增强伊朗的防空和导弹能力。这种政治、经济与军事层面的紧密互动，使俄伊战略伙伴关系在2022年之后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并显著提升了两国在中东地区及国际重大议题上的综合影响力。
结 语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实践，并未呈现出既有理论所预期的“撤离”或者“收缩”，而是逐步显现“非收缩、非冒进、非结盟”的“三非特征”。这一战略形态在逻辑上既不同于战争压力下的地区退出，也有别于通过军事扩张或联盟重组以弥补实力损耗的传统做法，构成俄罗斯在高强度外部冲突背景下维系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实践路径。
首先，在“非收缩”层面，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并未出现显著的战略退却。尽管乌克兰危机对其军事资源与外交精力形成持续消耗，但俄罗斯仍然维持了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并通过持续发声和政治介入保持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以叙利亚问题为例，即使在2024年12月叙利亚国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俄罗斯仍保留其在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设施的军事存在，未出现全面撤离或功能性放弃的迹象。在地区重大政治与安全议题上，俄罗斯亦持续表达明确立场。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联合国等多边外交场合积极表态，与部分中东国家一道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提出批评，借此维系其在地区政治议题中的可见度与话语存在。这表明，俄罗斯并未因乌克兰危机而主动淡出中东事务，其地区战略仍具有延续性与稳定性。
其次，在“非冒进”层面，俄罗斯在中东政策上展现出显著的克制与稳健取向。2022年之后，中东地区先后出现多轮重大安全震荡与政治变局，包括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2024—2025年间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多次直接军事对抗，以及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在这些地区事件中，俄罗斯均未选择以直接军事介入的方式介入地区冲突；即便在叙利亚、伊朗等同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的议题上，俄罗斯亦主要通过外交斡旋、多边表态与有限协调参与地区事务，而未直接干预。俄罗斯在战略资源高度受限的背景下，有意识地避免在中东地区开辟新的军事战线，其政策重心更多转向风险控制与冲突外溢管理，而非通过冒进手段重塑地区秩序。
最后，在“非结盟”层面，俄罗斯虽在2022年之后显著强化了同中东国家的互动频率与合作密度，但并未推动形成具有排他性或制度化特征的联盟体系。俄罗斯在能源协调、地区安全对话及多边机制中保持高度活跃，但相关合作大多呈现出议题导向与功能性特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同盟政治。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俄罗斯支持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但同时明确反对将该机制塑造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抗性联盟，而更倾向于将其作为表达反对单边制裁、反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多边平台。在金砖国家、“欧佩克+”机制等框架下，俄罗斯同中东国家的互动同样以经济协调、能源治理和政策沟通为核心，并未上升为军事同盟或安全共同体建设。由此可见，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并未试图通过结盟方式重构阵营结构，而是着力维持一种松散、多层次、低制度化的合作网络。
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对中东战略形成了“非收缩、非冒进、非结盟”战略特征，既反映了战争压力下其战略资源配置的现实约束，也体现出其在维持大国存在感与避免战略过度扩张之间所做出的平衡选择。这一政策实践突破了传统战争—外交调整理论所强调的“退出”“对抗”或“结盟”路径，为理解当代大国在多重冲突压力下的地区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王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潇炜，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阿拉伯区域国别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