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以伊冲突是影响当代中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事件，具有明显的全局性和长期性。这场冲突充分暴露美国能力的局限性，其中东战略遭遇挫折，对中东局势的掌控和塑造能力明显下降，盟友体系也出现裂痕，美国地区霸权遭受严重冲击。与此同时，这场冲突重塑全球与地区秩序，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渐瓦解，国际战略平衡被打破。冲突使伊朗政治进程发生重大突变，催生了新的中东秩序。海湾地区发展战略态势逆转，地区国家陷入发展—安全二元困局，美国与海湾盟友关系基石松动，地区国家内外关系加快调整。“后美国时代”的中东秩序加速到来，域外大国在中东战略博弈态势改变，地区主要力量对比失衡，“四国集团”等新的地区阵线隐约可见，中东地区碎片化进一步加剧。
关键词：美以伊冲突 伊朗 海湾安全 中东格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6期，注释略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对国际秩序和全球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冲突既是美以与伊朗之间近50年的历史仇怨和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深层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也是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美以与伊朗领导地区“抵抗轴心”间系统性持续阵营对抗的总对决。美以伊三方以及围绕其建构的两大阵营是影响当前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核心因素，其关系变化对中东地区格局演变具有根本性影响。
美以伊冲突动摇美国中东霸权
截至2026年6月，美以伊大规模冲突基本告一段落，虽然仍不时有小规模冲突，但战事发展态势和结局走向大致确定，美伊双方均不愿延续和升级冲突，无意使冲突长期化，也有意愿通过谈判实现长期停火并就解决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这场冲突中的高强度军事对抗持续时间虽相对较短，也未爆发大规模地面冲突，但其影响不可小觑。
第一，美以伊冲突暴露出美国能力的局限性。美以虽占据绝对军事优势，击杀了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伊朗领导人，摧毁多处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但其提出的摧毁伊朗导弹能力和海军、制止伊朗继续支持所谓“境外恐怖组织”等战略目标并未实现，只能说在军事上取得部分战术胜利。事实表明，美军昂贵的高技术武器系统以及遍布中东的军事基地难以有效应对伊朗的非对称作战策略。美国不仅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在此次军事行动中，美国的海湾盟友如沙特、阿联酋等国拒绝美国使用部署在本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北约和欧盟则以“不是我们的战争”为由拒绝提供后勤支持或参与护航行动。长期以来，美国奉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战略，但美以伊冲突表明，即便打一场有限规模的局部战争，其战略意志、能力和资源也捉襟见肘。在本次冲突中，美国政治、外交、军事、国防和经济能力的局限性充分暴露。作为长期遭美国制裁围堵的地区中等强国，伊朗不仅能够“硬抗”全球超级大国美国，而且迫使美国不得不以谈判方式与其结束军事冲突。
第二，美国中东战略遭遇严重挑战。美国不仅未能通过战争实现战略目标，而且客观上由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使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面临再次陷入中东泥潭的巨大风险。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其中东政策主要围绕加沙停火、伊朗核问题以及加强美国与海湾国家合作三个方面展开。特朗普为促使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推动成立所谓“和平委员会”并亲任主席，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并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2025年底，美国颁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宣布“中东问题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代已经终结”，中东不再“像往昔那般，既是挥之不去的烦扰，又是悬于头顶、随时可能爆发的灾难之源”，明确提出要维护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然而，美以伊冲突不仅使中东战火进一步升级，还使加沙停火面临夭折风险，给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带来严峻政治与安全考验，美国在中东地区核心利益遭遇巨大挑战。
第三，美国对中东地区秩序的掌控和塑造能力明显下降。美国拥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长期在中东保持大规模军事存在，其地区盟友体系已经存续数十年之久，然而这些因素并未确保美国履行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维护美国自身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和外交行动基本以失败告终，如美国发动并参与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均未取得预期效果，其主导推动的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充分表明美国在塑造中东局势、约束盟友、遏制竞争对手等方面明显力不从心。美国虽实力仍存，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对中东地区投入资源的意愿和能力也明显下降，其过去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和“基于国际规则的国际秩序”已被丛林法则“美国优先”和交易主义所取代。
第四，美国地区盟友体系出现裂痕。美国顺从以色列意愿对伊朗动武引发海湾国家强烈不满，充分表明美国经营数十年之久的中东盟友体系已出现严重裂痕。一是美以伊冲突反映出美国将以色列的利益置于海湾国家利益之上，在维护盟友权益和提供安全保护上采取双重标准。二是美国明知对伊动武明显不符合海湾国家、约旦和土耳其等地区盟友利益，在事先未经磋商并告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这些盟友猝不及防，被动卷入冲突，有些国家损失惨重，还使海湾国家与伊朗和解进程陷入困境。同时，美国企图武装伊朗库尔德分裂势力的举动严重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三是在冲突中，伊朗通过非对称优势使美军基地、美式先进武器和导弹防御体系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海湾盟友对美国兑现安全承诺的能力产生怀疑。为此，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普遍不愿卷入冲突，拒绝美军使用其境内的军事基地。四是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面临塌陷。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建立在西促加沙和平、东遏伊朗、维护地区盟友体系、保持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承诺保护中东地区盟友安全、维持战略物资通道畅通等“支柱”之上，受美以伊冲突影响，这些“支柱”均已摇摇欲坠。
海湾地区发展态势逆转
美以伊冲突严重冲击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海湾地区富集石油、地处要冲，是中东地区最具战略价值的次区域。长期以来，海湾一直是中东的“和平绿洲”和“发展引擎”，也是世界稳定的能源供应中心之一。根据海合会（GCC）统计中心数据，2023年海合会六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32.7%和21.2%，产量分别占全球的21.8%和10%，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26.6%和13.5%。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冲突频发，动荡面不断扩大，而海湾地区始终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加速经济多元化转型升级，积极在中东事务上发挥引领作用，海湾地区在中东和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上地位凸显。海湾国家的崛起不仅体现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含金量日增，在全球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还表现为其地缘政治价值的显著提升。然而，美以伊冲突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海湾地区蓬勃发展势头，撼动了海湾地区稳定能源供应中心的地位，摧毁了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的形象，给海湾地区未来发展蒙上阴影。
第一，海湾国家面临如何破解发展—安全二元困局的关键抉择。在美以伊冲突中，海湾国家虽保持“中立”，但沦为战场和有针对性打击对象。据统计，2026年2月28日至6月1日，伊朗对海湾六国共发射5614枚（架）导弹和无人机。在冲突第一个月，海合会六国遭受的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占其总发射量的83%，而以色列仅遭其中17%的打击。对伊朗而言，打击海湾国家是出于对美以袭击的报复，其目标主要是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一方面，这些军事基地很可能成为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袭击甚至升级冲突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伊朗也希望通过报复式打击让海湾国家看清与以色列走近需要付出的代价。对海湾国家而言，其境内美军基地遭到伊朗的报复式打击导致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已进入“海湾现代史上最危险的阶段”，所面临的威胁也远甚于1990年海湾危机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除直接军事打击外，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也使严重依赖该通道出口的海湾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海湾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幅下降，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旅游、物流、航空、地产和投资严重收缩，经济面临衰退风险。2026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海合会国家经济增长预期，沙特、阿联酋和阿曼增幅分别由4.5%、5%和4%下调为3.1%、3.1%和3.5%，而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转为负增长，分别从6.1%、3.9%和3.3%下降为-8.6%、-0.6%和-0.5%。在安全重压下，海湾国家战后是继续聚焦发展转型还是以安全优先，令外界关注。某种程度上，这场冲突将“重塑海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
第二，海湾地区安全架构失灵，结构性安全困境加剧。美以伊冲突前，地区安全架构的主要特点是海湾国家与美国深度绑定，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采购美式武器装备，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配合美国遏制伊朗。美以伊冲突中，伊朗突破导弹防御网对美军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发动打击，击穿了美国安全护盾坚不可摧的神话，使海湾国家意识到，美国不但不能提供安全保护，其军事基地反而成为威胁海湾发展的重要危险源，海湾国家对这些军事基地存在的价值产生疑问。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也面临重塑，一方面，美国虽拥有诸多军事基地，却不愿也不能兑现对海湾国家的安全承诺，甚至威胁要轰炸阿曼；另一方面，海湾国家虽同意美军进驻，却又限制美国使用军事基地打击伊朗，并避免直接参战。海湾国家长期耗费巨资购买美式武器系统，但在此次冲突中其实用性和可靠性饱受质疑，美国昂贵的先进武器难以应对伊朗低成本导弹和无人机，美国打造的导弹防御体系难以抵御伊朗饱和式打击，美国牵头组建的“联合海上部队”（CMF）无力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要道的有效控制。未能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显示出美国在保障其中东核心利益上力不从心，既无法保障海湾能源安全稳定对外供应，也无法实现对战略通道的控制，标志着“卡特主义”的最终破产。安全能力脆弱且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海湾国家在应对美伊关系上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海湾国家视伊朗为主要安全威胁，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另一方面，伊朗作为海湾国家“搬不走的邻居”，已建立非对称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能力，而美国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意愿和能力持续弱化，虽实力仍存但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日益下降。
第三，海湾国家内外关系加快调整，与伊朗关系重新校准。首先，海湾国家对美国依赖下降，战略自主加强。美以伊冲突使海湾国家认识到，虽然都是盟友，但美国重以色列轻海湾国家的双重标准十分露骨，且兑现对海湾国家安全承诺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不足，使海湾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走向多面下注的多元平衡外交已成为海湾国家的必然选择。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称，海湾国家从当前危机中得出三个重要教训：一是必须依靠自身；二是迫切需要恢复凝聚力；三是需要增强自主性，拒绝让域外势力左右地区安全的优先事项。其次，海湾国家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海湾国家在身份定位、区域角色、国家发展战略、外部威胁感知等方面并不一致，这种分歧滋生了战略疑虑和矛盾冲突。从2017年卡塔尔危机到如今沙特与阿联酋日益扩大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分歧均显示，长期以沙特为核心的海合会内部团结协作局面已被打破，2026年5月1日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就是最新例证。在对外合作上，海湾国家内部阵营化趋势也日趋明显。阿联酋选择与印度、以色列结盟，沙特与巴基斯坦结盟，卡塔尔与土耳其结盟，而阿曼和科威特选择中立。阿联酋对个别海湾国家在本次冲突中采取“灰色立场”表示非常不满。最后，海湾国家与伊朗和解进程面临严峻考验。这场冲突使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严重恶化，互信遽然下降。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称对伊朗已“彻底失去信任”。阿联酋高官称，海湾地区长期存在“鹰派”与“鸽派”的争论，如今各方已明确倾向“鹰派”，认定伊朗为主要安全威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海湾国家将与伊朗走上直接对抗的道路，但双方关系修复和重建信任需要时间。多数海湾国家在美以伊冲突中采取战略克制态度，未对伊朗实施军事报复，这表明他们仍致力于维护地区长期稳定与安全，尽量避免爆发大规模战争，维持地区力量平衡。
“后美国时代”的中东秩序加速到来
“后美国时代”是由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于2008年提出的系统性概念，其核心定义是美国仍是世界大国，但不再拥有独一无二、全面垄断的霸权主导地位，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或指望他国按自己的规则行事。自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中东的影响力持续下降，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非西方外部力量在中东事务中的作用逐步提升；二是地区内部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传统大国显著衰退或退出地区大国行列，如阿拉伯世界昔日的“三驾马车”（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区域作用已经今非昔比；三是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三个非阿拉伯国家主导区域事务能力显著上升，而阿拉伯世界凝聚力相对下降，阿拉伯国家遭外部势力渗透和干涉现象日趋严重，普遍面临动荡与冲突风险。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加速调整。2011年阿拉伯世界剧变，极端势力“伊斯兰国”持续肆虐，特朗普执政后推出中东“新政”，2023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这四大事件显著改变了地区发展进程。美以伊冲突可以被看作自2023年以来双方持续阵营化对抗的总对决，而这场对决进一步改变地区主要力量对比，加速中东秩序转换。
第一，域外大国在中东战略博弈态势悄然改变。美国实施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试图改变战略收缩导致自身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下降的态势，同时“阻止中俄填补权力真空”。这些政策和行动包括促成“亚伯拉罕协议”，组建“亚伯拉罕同盟”、打造中东版四方合作机制（以色列、印度、阿联酋和美国，I2U2）、推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将海湾地区三国作为首次出访对象，旨在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合作，重建盟友关系，并决心打破常规，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问题。美国对伊朗动武被其国内“鹰派”学者视为打击战略竞争对手主要地区伙伴的军事行动，以形成对中俄的战略威慑。不过，随着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地区盟友体系以及掌控海湾石油和战略通道的能力遭遇根本性挑战，美国企图以伊朗为突破口在中东遏阻中俄的战略受挫。国际上一些舆论称，此次行动可能成为“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时刻”。相较而言，俄罗斯有退有进，重返中东势头虽有所弱化，但基本稳住了阵地。乌克兰危机爆发对俄罗斯重返中东构成一定牵制，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不利变局，如邀请叙利亚新政府领导人访俄以便维持在叙军事存在，升级与伊朗合作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继续推进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传统合作，拓展与美国地区盟友如以色列、土耳其、沙特和阿联酋等国的合作关系。美以伊冲突使俄罗斯不仅在石油出口上受益，也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以及处理与美欧关系上增强了战略主动。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战略合作不断深化，持续助力地区发展转型与和平稳定。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关系新时代，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3年3月和2024年7月，中国先后促成沙特和伊朗、巴勒斯坦内部14个派别实现和解，树立了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新典范，为中东和平稳定作出突出贡献，赢得世界普遍赞誉。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中国积极斡旋，习近平主席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在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也将和平解决中东冲突作为重要议题，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为动荡中东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二，地区内主要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国内极右翼势力主导政权，地区主要对手遭到严重削弱，阿拉伯世界合作伙伴增多，美以军事联盟进一步加深。以色列奉行进攻主义的军事战略，在绝对安全观和先发制人双重理念驱使下加快区域扩张步伐，企图打造和主导新中东秩序。然而，以色列在伊朗报复式打击下安全短板日益暴露，其针对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使自身更加孤立，国际形象受到难以修复的损害，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视以色列为“危险源”。伊朗自2025年以来两次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政治、军事、经济和核设施受到重创，地区盟友网络遭到严重削弱，与地区邻国关系恶化，内外困境加重。不过，伊朗在战争高压下展现出较强韧性，国内政治得以重塑，领导人代际更迭加速完成，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海湾地区安全格局。短期看，伊朗面临外部重大安全威胁可能性相对降低，但必须面对内部政治和经济挑战。伊朗安全机构能否确保凝聚力以及新领导层能否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对伊朗的未来走向十分关键。土耳其在本次冲突中态度谨慎，作为北约成员国未支持美军行动，反对美军武装伊朗库尔德分裂组织，并联合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积极发挥地区调解人作用。土耳其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避免自身安全利益受损，尤其是避免伊朗库尔德问题殃及自身。近年来土耳其通过驻军卡塔尔、利比亚和叙利亚，以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为重点，以经贸、军事、宗派话语、斡旋外交为抓手，重建与埃及和海湾国家关系，逐步由中东事务的配角转变成主角之一，在中东事务和地区新秩序构建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总体看，阿拉伯世界由于内部动荡冲突持续蔓延扩大，围绕巴以问题、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地区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议题的争端与分歧加剧，外部干涉与渗透持续不断，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受到各国自身利益严重挤压，海湾阿拉伯国家上升势头受阻，“阿拉伯集体行动进入历史上最脆弱的阶段之一”。
第三，地区联盟流动性分化重组，中东碎片化日益严重。近年来，中东地区传统上以反美反以为标识的阵营界限日益模糊，反美反以阵营队伍不断缩小，美国打造的反伊朗地区联盟走向瓦解，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轴心”也遭到严重削弱。地区国家围绕自身发展战略和区域核心议题分化组合，阵营更换频繁。围绕巴以冲突、叙利亚、伊朗、也门、利比亚、苏丹、索马里、东地中海等地区问题，地区国家形成相互交织的多个阵营。围绕巴以问题，在“亚伯拉罕协议”和“内盖夫论坛”基础上逐步形成“亚伯拉罕联盟”，主要成员包括美国、以色列、埃及、约旦、阿联酋、摩洛哥、巴林等。围绕保守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和卡塔尔联盟纳入新成员叙利亚。针对阿联酋、美国、以色列与印度的中东版四方合作机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抱团形成“四国集团”，双方在伊朗、巴勒斯坦和索马里兰等议题上存在明显政策分歧。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和领土争端，土耳其、叙利亚、利比亚与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两大阵营正在形成，原先加入后一阵营的埃及、沙特和阿联酋日渐淡出。从整个区域看，地区板块化特点日益突出，北非国家逐步远离中东冲突漩涡，更加强调非洲身份和维护稳定，而西亚板块破碎化、动荡化日益严重。
结 语
2026年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停火协议并启动核谈判，不过鉴于协议的脆弱性和谈判难度之大，海湾局势的未来走向尚存不确定性，且对美以伊冲突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还为时尚早，需进一步观察事态发展。美以伊冲突、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以及美伊围绕核问题与取消制裁开展谈判，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东格局都具有重大影响。美以伊冲突本质上是关于中东地区秩序的一场战争，从结果看无疑推动了中东地区秩序加速向“后美国时代”演变。在这场冲突中，美国重建地区霸权的努力基本落空，由其主导的中东秩序遭遇颠覆性挑战。由此，中东权力格局可能进入没有超级大国单方面主导的新时期，多元主体角逐的多极化进程将加速，其中依旧不乏动荡、冲突与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