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费孝通在“行行重行行”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创建并发展了中国社会学的富民理论。在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富民理论从社会学视野带来许多有价值的启示。“工农相辅”是农村经济系统均衡的要求，也是富民的基本道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经验表明“工农相辅”的必要性，以及乡村工业化的意义所在；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为特色的“苏南模式”，显示农村在各自历史与经济社会条件下，可以找到合适的有效致富路子。现代化发展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差异，须从“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协调大格局中探索破解密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背景下，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小城镇，对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志在富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费孝通；富民理论
共同富裕之于中国式现代化，既属本质要求，也是理想目标；之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既是战略任务，又是其意义所在。实现共同富裕，“富民”是根本问题，尤其是乡村居民和发展滞后地区居民如何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的问题。富民问题并非单纯收入增长的经济问题，而是复杂综合的社会文化系统发展与协调问题。作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费孝通立足于中国经验，确立“志在富民”的社会学理念，以“行行重行行”的方法，构建起系统的富民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为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提供了典范，且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践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回溯并重温费孝通的富民社会学理论，旨在从中汲取构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养分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指南。
一、“志在富民”理念及其
理论内核
富民事业一般被视为经济和应用科技的范畴，对社会学的理解，人们通常认为是人文和理论取向的学科，似乎与富民功能关系不大。直至今日，社会上乃至学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仍存有“文科无用论”的观点，亦即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在富民事业中难以发挥作用。然而，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学术生涯中，则立志用社会学的知识和研究来促进富民事业，并明确提出“志在富民”的社会学理念。
“志在富民”不仅是费孝通先生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志向及其一生的学术情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代表和传播了中国社会学的富民理论。这一理念蕴含着三个维度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内核：一是社会学研究要立足于增进自己人民福祉的真问题；二是社会学对理想的社会发展具有指导功能；三是社会学研究须对富民道路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三方面内容实际上回答了三个重要问题：社会学为何要研究富民问题？社会学能否指导富民事业？社会学如何探索富民之道？
富民问题实质是民生问题，亦即促进百姓生活富裕和增进人民福祉。将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和旨趣指向富民，是费孝通对社会学的独到理解，也是关于社会学价值的重要观念之一。费孝通强调社会学的富民志向，可以说既是独到路径的选择，这一选择又受到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肯定和赞许。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强调马林诺夫斯基给自己研究做出的这样评价：“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如果说人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的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最珍贵的成就”。《江村经济》所呈现的虽是苏南一个村庄的实际状况，但指向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民生问题，亦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对自己人民生活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江村的实地调查，既有一些偶发因素的使然，更重要的是费孝通做出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出其社会学思想的本土取向和民生导向，且蕴含了对英国社会人类学“文野之分”和“本文化与异文化之分”传统范式的勇敢超越。英国人类学有着注重对土著社会和异文化研究的传统，此类研究通常被视为正统的、符合范式的。然而这一范式其实潜藏着悖论和危机，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我们希望用科学专业人员的劳动去获取野蛮人的新图景，但这个希望如同海市蜃楼，稍显即逝，因为虽然目前仍有大量的原始社区可用于科学研究，但在一两代的时间内，这些社区连同他们的文化将几乎消失。”某种意义上，费孝通选择把家乡人民的生活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仅体现出特有的学术情怀，且表现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远见意识。
英国人类学具有在殖民地“攫取”资源的取向，费孝通在学术道路选择上，并未受此传统约束，而是走“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道路，致力于寻求解决本国人民民生问题的路子。这一选择既是正义的，也是正确的。正如费孝通曾回忆道，自己是“一匹人类学当中的野马”，不想受到拘束，思想也不受任何人为的局限束缚。“做学问要跨学科地去思考，不能仅仅限制在老师所讲的内容上，思想上不能有任何的疆界”。
志向和道路的选择固然重要，方法的掌握和正确运用是达到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富民道路的学术探索中，费孝通强调马林诺夫斯基老师所给予指导的重要作用：“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此外还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指导的作用”。在人类学视野里，民生的改善和致富之路，本质是怎么改变现状、怎么发展的问题，因而属文化变迁的范畴。既然社会科学在指导文化变迁中发挥一定作用，那么“志在富民”的理念就具有理论和方法的支撑，且有新的方向，即向本土化的迈进。
“志在富民”并未停留在理念上和学术志向上，而是在江村和云南三村的实践探索中得以践行和体现。费孝通在对江苏省开弦弓村、云南省禄丰、易门、玉溪三个村的实地调查，心中始终装着农村的民生问题，研究一直聚焦于村庄的经济问题。这样一种学术探索，有着鲜明的目标，那就是将富民理念付诸实践。民生问题虽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但其核心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问题，是为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供有用的指导。正如费孝通回忆道：“50年前我们去云南三村调查的目的是想了解当时受现代工商业城市经济影响较浅的内地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而研究怎样提高农民的生活。”由此可见，富民问题研究已成为费孝通系列农村社区调查的焦点之一，也是社会学中国学派形成的理论基石。
以村庄为对象的民族志研究，其社会学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丰富我们关于社区及其变迁的理解和认识，且拓展并深化了社会学在富民领域里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把社区考察与村庄经济变迁相结合的过程中，可以从微观社会学视角，看到社区变迁的轨迹，以及社区内经济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由此把握社区经济变迁的内在机制和民生变化的机理。当这些社区研究为人们剖析并揭示民生问题发生机理，以及改善民生的机制时，那就对指导旨在促进富民的经济变迁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一种思想的出现，一种理论的形成，总能在大的宏观历史脉络中找到相应的渊源。“志在富民”的社会学思想理论既属于学者个体的理念，又是历史现实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在国家、民族发展处于危难之际，如何探索一条“强国富民”之道，成为时代的急切呼声，也是社会的主旋律。对于那个时代社会学人类学者来说，把富民当作自己的使命担当，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响应现实的需要，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历史的现实促使我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根子。”在富民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脉络中，不仅蕴含了富民之道的历史意义，也显现出富民问题的现实价值。
社会学人类学关注富民问题，并非简单的功利主义取向，为人们提供致富经验，富民问题其实有着更深层的意义，该问题实际涵盖一定历史阶段社会问题的核心，解决这一问题是化解其他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民生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基层百姓生产生活面临问题便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问题，应对和化解社会问题，必须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前提。富民及民生经济似乎是经济学关心的问题，社会学人类学的富民理论则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经济学且具有独特价值的视角。这样一种视角更多地关注社会实际状况及其变迁的轨迹，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体人的需要，更多地运用文化范畴去理解民生实践。费孝通强调要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意味着社会学致力于的富民事业，并非指达到一种绝对富裕的状态，而是指推动农村从贫困走向富足的变迁与发展过程。富民理论旨在增进人们对民生经济变迁过程和内在规律的认识，探索改变现状和转换模式的新路子，以对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发展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而且，富民理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揭示民生状态改变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理，由此给致富道路的探索实践提供有益启示和有用指导。
二、《江村经济》中的
富民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乡土中国，问题重重，且错综复杂。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认识多种多样，甚至存在较大分歧。乡村建设派的观点把农村问题归结为“愚贫弱私”问题，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农民未能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派则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出农村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即农村社会生产力相对于工业化而言，已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并非生产力问题，而是生产关系问题，不合理生产关系既制约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关心并力求揭示的问题可概括为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所谓基本问题，一是对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结，二是指反映多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性质，三是指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是次生多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从基本问题的视角来认识乡土中国存在并面临的众多复杂问题，充分发挥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优势，既抓住问题的根本，也指出破解困境和难题的重点方向和紧迫任务。
立足于对江村的本土民族志研究，费孝通将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总结概括为农民的饥饿问题，或是贫困问题，归根到底是富民问题，即如何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据费孝通回忆：“1936年说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个饥饿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如果确是如此的话，从1936年到1949年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是更为贫困了。”对农民饥饿问题或温饱问题的揭示、总结和关注，简化了人们对那一历史时期农村社会问题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一种独到且有前瞻意义的思路。
透过江村的个案事实，费孝通不仅要说明农民温饱问题的关键性及其之于农村发展的根本性，且揭示农民温饱问题发生的症结和根源所在。江村农民面临的温饱问题，尽管受战乱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就村庄经济变迁而言，问题的症结出在农村手工业发展困境上。农民的贫困生活是因为农村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工业化冲击下，面临衰退甚至破产的困境，农民难以从传统手工业中获得收入，由此引发一系列生产生活问题，农村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之中。从江村的历史来看，现代工厂逐渐进村，1924年，江村建立蚕丝改进社；1929年，创建生丝生产运销合作社；1935年，合作社办加工厂，引导乡村的传统经济向现代产业经济转型。尽管现代工厂进村、现代生产工艺和技术得以应用，然而，现代工业浪潮对传统农村特别是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不可逆性，小农户的手工业普遍在工业化趋势中萎缩、衰退甚至凋敝，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流出现断流的困境。收入减少影响到农户农业再生产的资金链，以及社会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家庭为维持再生产和家庭生活，不得不借高利贷，而农业和手工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使得许多家庭难以偿付高利贷债务，导致不得不变卖土地，从而导致农村土地越来越走向集中和不均衡。
费孝通在调查中观察到这样的事实：70%的农民没有足够土地，需要租佃，支付地租和利息，贫穷与饥饿问题在农村普遍出现。而对这一问题成因的解释，则并未局限于农业生产问题之上，而是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乡村手工业的衰落问题：“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衰落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
关于农村问题，一般的认识往往偏重于从农业中找问题的根源，或常常将种种问题与农业生产问题关联起来。费孝通对江村农民饥饿问题的认识，并未将其归结为农业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传统手工业的衰亡问题，这一观点显然大大拓展了理解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视野。一方面对农村温饱问题的认识从农业范围拓展至农村经济与富民问题的范畴；另一方面，将问题的归因从农村扩展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范畴。
农村富民问题并非单纯经济问题，不是产品质量低劣问题，也不是数量下降问题，而是涉及传统农村与现代工业扩张、乡土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复杂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也就需要综合地看待富民问题，而不是按照某个绝对标准来看农村贫穷与富民问题。传统乡村的农民之所以陷入贫穷，面临饥饿问题，是因为受西方现代工业扩张的冲击，乡村的经济系统失去均衡，出现衰退危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现代化和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构性矛盾问题。随着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不断扩张，世界市场体系的触角逐渐渗透并影响到越来越广的地区，包括乡土中国，由此不可避免导致传统农村与现代工业的结构性张力。传统农村及其传统经济系统在互动与适应过程中，处在相对劣势地位，容易陷入贫困的状况。
无论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业之间，还是乡土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其张力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并非必然地存在，而是变迁的结果，乡村饥饿问题的产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系列因素导致的，江村所显现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出西方工业化扩张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费孝通选择苏南江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这曾被美国社会学者利奇质疑个案的代表性，其实江村是呈现出乡村从富饶走向贫困变迁过程和结局的典型案例。位于富饶地区的江村，出现农民的饥饿问题，可见乡村问题的广泛性和严峻性，也显现出富民问题的迫切性。针对江村现实问题所反映出的隐忧，费孝通感慨：“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指出了在经济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富饶地区。不仅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产较高，而且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副业和手工业也较为发达。”那么，富饶农村为何会发生农民的温饱问题呢？
江村出现的经济问题，并非个案问题，而是折射出社会转型和变迁带来的系统性问题，从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乡村经济系统面临结构转型及其带来的新格局。在此过程中，土地越来越集中、资本持续扩张的叠加效应，显现出的事实是大量农户从手工业获得的收入在减少，意味着家庭收入呈下降趋势，家庭副业收入降低又逐渐传递到农业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受收入减少的影响，为维持家庭农业的再生产，一些农户不得不出卖土地来渡过难关，由此导致农村土地越来越走向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户没有自己的土地，从而需要租种地主的土地，当地租不断走高，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来自农业的收入同样会越来越陷入危机境地。由此看来，20世纪30年代农民遭遇的贫穷和饥饿问题，其实是农村经济问题的现实呈现。这一问题根源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农村经济结构与经济系统失去已有的均衡。农村手工业的衰退引发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困境等连锁反应，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出现恶性循环。
从江村的个案经验出发，费孝通总结出农村社会的贫穷问题与富民问题的本质和基本机理，那就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工农相辅。农民的生活不能只靠农业，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才能生活得好一点。中国民间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其实‘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这个传说勾勒出了工农相辅的真实画面。”这一认识某种意义上跳出了村庄视野，更超越了微观事实能否代表宏观问题的讨论，而是直插问题的深层结构和系统层面，揭示农村经济问题的产生根源和生成机制，以及应对问题的根本出路。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问题的准确把握，需要从农村经济结构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农户的农业与副业在系统结构中的协调性和均衡性，农民的温饱问题不只是村庄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而是农业与副业相辅关系的失衡问题。基于农工相辅的农村经济运行逻辑，解决富民问题的出路不能只靠农业，必须找到农户发展副业的路子，且农业和副业还要协调发展，相辅相成，才能有效促进农户增收，改善农民生活。
由开弦弓村的考察到江村经济的思考，费孝通总结出一条基本的农村富民之道，那就是农工相辅、农副结合、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在结构上必须摆脱单一化的困境，通过发展工业或副业来使结构更协调均衡，因而富民的关键在找到发展工业或副业并实现农工相辅的出路。在技术及经济社会变迁进程中，农村的副业发展要面临变迁带来的冲击和压力，消除这些结构性障碍，农村必须探索出适应变迁新形势的非农业发展之路，这是一个艰难和复杂的摸索过程。
三、“离土不离乡”：工业化抑或系统恢复
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启了先富的新征程，费孝通将此农村致富之路概括为“离土不离乡”。“离土”指的是乡村发展起非农业，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工厂，从事工业生产；“不离乡”意指工业不离乡、农民不离乡，即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和留住农村劳动力。当然，不离乡也有制度和政策背景的意义。在城乡二分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即便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业，但户籍进不了城，户口离不了乡。费孝通对乡村出现的“离土不离乡”现象高度关注，且“被中国广大农村里突起的这股‘异军’所吸引，跟着它看发展”，并在《行行重行行》中记录总结各地因地制宜找到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费孝通之所以对乡镇企业发展经验高度重视，既是其富民基本理念使然，也是其社会学实践取向的体现。在费孝通看来，实现富民的目标，靠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行不通，必须走工业化的路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发展，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必然要走的路子。这条路子怎么走法，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考虑。”考察江村经济时，实际上就带着要了解农村工业化问题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江村已出现技术下乡和工厂进村的现象，村里兴起的蚕丝工厂，相当于早期的乡镇企业。就社会学研究而言，关注并考察农村经济和工业化经验，费孝通并非像弗里德曼和弗思所理解那样，要从微观研究来解释宏观中国社会，从社会学的微观上升到社会学的宏观理论，而是更加关心农民的温饱问题，迫切希望探明农村饥饿问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应对和解决农村经济系统出现的问题。这一学术取向首要出发点并非要构建宏观社会学理论，而是注重实践取向的社会学，亦即“志在富民”的社会学理念。当然，对乡镇企业的微观考察，确是认识乡土中国及其工业化道路等宏观社会的重要视角。乡镇企业的兴起，反映出乡土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在变化，农村经济系统中农业与工业关系的性质在变化，以及农村经济运行对发展现代工业的实际需要；就工业化问题而言，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提供了一种工业化道路的事实，这种工业化路径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路径，是基层农民在特定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条件下开创的工业化路子，是农民在致富路上的实践探索。
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经验中，费孝通总结出独到的乡村工业化理论。在一些人对乡村工业化的分散化和规模效益问题产生质疑时，费孝通则提出：“乡镇企业不吃皇粮。国家不背这个包袱，乡镇企业是农民自己的企业，农民需要它。乡镇企业使中国农民最终成为工人，这种人的变化可以说是乡镇企业最大的综合效益。”由此可见，对工业化问题的认识，费孝通更加关注工业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工业化与农民致富的关系，工业化与国家的关系。工业化的意义并不在于工业的集中化、规模化发展，工业化不完全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而可以自下而上地自然发展。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从乡村内部自然成长起来的工业化路子，解决了农村和农民对发展工业的需要问题，实现了农工相辅功能，因而具有显著的综合效益，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益或政治效益。乡镇企业发展经验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其代表了一种乡村内生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农村工业化之路，而非人为计划的工业化模式。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农村变迁，进一步验证农村经济系统中农工相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村经济要协调发展，农民生活要富裕一点，必须有工业的发展，必须工农相辅。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目标不只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现代化，而是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对于农村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而言，不能完全靠农业，而是需要有农工相辅。兴办乡镇企业，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发生巨大改善，农民温饱问题迎刃而解，且成为农村先富裕起来的群体。这一经验表明，无论过去，还是当下，抑或未来，工农相辅始终是农村经济系统维持均衡和协调的必要条件。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富民效应，与其说是工业化带来的显著效果，不如说是农村经济系统工农相辅的恢复所产生的作用。乡镇企业既代表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也反映出农村经济的工农相辅。农村工业化不是指从农业到工业的完全转化，而是指在农村协调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业。
“离土不离乡”的经验显示，农村工业化不仅为农民发展副业和农户增收创造了新机会和新来源，且大大降低人口流动带来的成本与社会代价，因为“农民进入他们自己办的工厂，变成了全时的或半时的工人。他们并不需要离开农村里的老家，我们叫‘离土不离乡’”。离土意味着从事工业生产或发展副业，家庭可从农业外获得收入，副业成为增收的新来源；不离乡意味着农民的劳动与家庭生活无须分离，不需支付流动、找工作和寄居城市的成本。因而从农民的视角看，乡镇企业的路子既经济又实惠，不仅带来致富机会的经济效益，且改善了社会生活状况。如果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视角看，“离土不离乡”代表了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的模式，就近和就地城镇化模式的优势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部分农民或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完成职业和角色的转换，带来富民效应，而且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由此推动人的城镇化。在工业与农业农村关系方面，乡镇企业发展的意义不光在促进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关键意义在恢复农村经济系统的工农相辅，实现工业与农业农村的融合发展。对农村家庭而言，进入乡镇企业从事工业生产，并没有完全离开农业，因为农户以多种替代方式或家庭分工形式实现工农相辅；对农村而言，劳动力进入工厂，但并未离开农村，工业发展与农村发展维持着高度耦合的关系。
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人们曾担忧工业的分散问题，如果各种工厂分散在广阔的农村里，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来推理，非规模化的工业生产经营会影响工业化的经济效率和效益。然而，费孝通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乡镇企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工业的分散问题。作为从农村自然生长起来的工业化，由农民创造的工业企业，不仅没有出现工厂与行业分散问题，反而逐渐形成工业产业的自然集中。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发展规划相比，发展规划将工业分为不同类型在不同区域集中安排发展，结果导致了工业的分散分布，影响到工业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到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经过10年的发展后，全国乡镇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国民生产力的1/3，近1万亿元，有1亿左右的农民转化为乡镇企业的工人。“离土不离乡”式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并未走向“村村冒烟”的分散工业化格局，而是逐渐形成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沿海地区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中心，农业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劳动力，工厂向小城镇集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中心城市的发展，逐渐形成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和劳动力的乡村工业化新格局，也是新型“工农相辅”的经济结构。
在费孝通的富民社会学理论中，乡村“工农相辅”命题分析总结了农村脱贫致富的基本条件，农村要实现富民目标，经济结构必须具有“工农相辅”的特征。乡镇企业发展之所以为农村探索出一条致富之路，是因为将现代工业成功引入到乡镇，恢复和发展了农村经济的“工农相辅”结构，乡村工业其实是乡村经济的必要构成，发展乡镇企业高度契合乡村富民之道。在这个意义上，“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并非地方性模式，尽管像苏南模式中具有这些方面的特征，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反映出乡村脱贫致富的共性机制，即农村需要在“工农相辅”亦即农业与非农业协同发展中实现富民目标。
四、“发展模式”：探索
富民道路
从江村经济到乡镇企业的考察，费孝通总结出了一条富民之道，即“工农相辅”，农村要发展起来，农民要富裕起来，必须走产业化之路，也就是农业与工业或副业相辅相成、协同发展。那么，农村里的工业或副业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实际是富民的关键，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调查，始终聚焦于这一问题，“志在富民”的研究也一直在探讨此问题。对富民路径与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费孝通在理论上将其总结概括为“发展模式”。
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作为一种理想型概念，发展模式概括出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工则富，无商不活”“工农相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构需要，是富民的普遍性规律，发展乡村工业或副业是发展的共性要求。农村在工业化发展和实现“工农相辅”的道路与过程上，各个地区具有各自特色，因而是特殊的或有地方特色的。各个地区在探索农村富民产业发展道路时，虽走出各自不同、各具特色的路子，但其中也遵循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那就是“因地制宜，开创特色”。
发展模式理念的提出，实际是对常识性认识的一种反思，也是对常识加以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结晶。在一般性认识中，人们通常希望找到一种可以模仿、学习，乃至复制的模范经验和实践范式，通过简单模仿和复制，即可达到理想的目标。费孝通在探索农村经济及城乡发展道路时，既尊重“常识”，也运用社会学等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常识。发展模式中包含了不同地区农村在经济发展和乡镇发展中的“常识”经验，也蕴含着对这些“常识”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和理论概括。
费孝通总结出发展模式的思想，首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在农村工业化和乡镇发展上的盲目跟风、追求单一模式和运动式发展。发展模式突出强调各地农村经济发展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子，而不是简单模仿典型经验。各地具有特点的发展路子是从其自然历史条件中探索出来的，有其历史过程，具备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因此，发展模式并非抽象出来的，亦非想象的，而是经过历史实践，逐渐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特殊路子。正如费孝通指出：“模式是从发展的路子上说的，因为各地的乡镇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在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不同的发展路子，亦即不同的历史进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发展模式。”
其次，发展模式还强调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客观存在着自然历史的差异，发展路径选择因而各异。农村地区的自然历史差异性意味着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自身的方式，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与历史断裂，而是要在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轨道上延展新的发展。如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人多地少，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瓶颈制约，要达到致富目标则必须发展工业或副业，要在工农相辅上寻求瓶颈的突破；在西部农村边区，地广人稀，农牧结合的经济，居民收入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同样面临发展副业来促进增收问题。尽管农村不同地区面临发展问题具有共性特征，且在现代化大背景下，这一问题的共性特征更加突出，然而，在寻求应对问题，探寻发展道路上，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又客观存在。基于有差别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经济发展基础，不同的农村地区很难依靠一种路子来发展，而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结合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传统，探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适宜道路。总结出发展模式，其意义并非供模仿、复制和经验照搬，而是强调不同地区要发现特色、利用特色、走特色发展路子，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走出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现代化道路。
此外，费孝通对发展模式的关注和总结，实际蕴含了“志在富民”理念延伸出的发展自觉和发展自信。所谓发展自觉，是指各地农村自知发展与致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自知自己具备何种发展条件，需要什么样发展路子，怎样去推进发展实践。从农村先富经验中总结的发展模式，再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揭示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首先要有自觉意识，亦即要意识到需在农业之外探寻致富之路，意识到要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还要意识到探索适合自己特点和条件的有效路径。发展模式中的先富经验也寓意了对农村发展的自信，不同地区农村虽然自然历史条件不同，发展基础不同，但只要找到适合自己且能有效应对制约条件的路子，同样能发展起来，实现致富。农村经济发展既存在差异性，但现代化发展方向和趋势则相同。不同地区农村差异性问题实则是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问题，一些地区率先找对了路子，取得了发展成效，先富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因而其他地区甚至贫困地区农村也能发展起来，也会脱贫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状态。由此看来，农村发展模式的思想一方面倡导发展自觉，强化“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提升农村社会主体对发展的需要和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增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自信心，强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动员不同地区农村积极探索有特色、有效的发展路子。总结不同发展模式，目的是倡导“多种模式，因地制宜，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也就是“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发展模式的意义还体现在对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或决定性因素的总结。费孝通在考察不同地区农村发展经验后，提出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等农村富民的发展模式。对这些模式的理论分析，既提炼出不同模式的典型特征，如“苏南模式”的“离土不离乡”式乡镇企业发展路径，“温州模式”中“小商品大市场”之路，“珠江模式”利用“三来一补”的“借船出海”，以及“民权模式”中的“1.5产业”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思想中蕴含了对农村社会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强调。不同的发展模式隐喻了不同的农村地区可以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达到致富目标，关键因素是要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先富的发展经验表明，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可能，且是可行的，其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关键在农民积极主动地求变，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致富路子。在此过程中，人的作用得以凸显。在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地区，人们求发展的动机强烈，思想灵活开放，通过勤奋努力和积极探索，总能找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模式经验折射出人才或人力资本之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农村产业的更新与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和市场人才。拥有一定技能和技术的人才，以及有市场经营头脑的人才，可以发挥其技术特长和营销策略，创业兴业，将技术和市场信息转化为农村新的生产力，从而带动农民致富。在探索富民之路的“行行重行行”中，费孝通关注到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并非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利，关键是人的观念和能动性对发展的驱动不足。
费孝通在总结不同农村发展模式时，最初突出强调不同模式的特色，即各个地区的个性，这一认识更倾向于静态的理解。随着实地考察范围的扩展，对模式的理解从静态上升到动态，由此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观点，倡导不同模式的交相作用和相互学习，并逐渐趋同，走向同一方向，也就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的同一目的。发展模式的动态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变迁上，且表现为各个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苏南模式的“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特色，农民从可以“离土”逐渐发展为也可以“离乡”的格局。乡村工业和贸易的兴起，逐渐推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使“离土”的农民转变为“离乡”的市民。同样，在温州模式中，原初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子，渐渐提升为“建码头，闯世界”的新格局；珠江模式的“借船出海”则发展为“造船出海”；在西北走廊的发展经验中，以往“无工不富”的定律在这里发生了改变，农牧业发展带动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达到“无工也富”的效果。既然发展模式是动态变化的，那么学习借鉴模式经验不仅要因地制宜，而且须在动态形势中坚持同一原则，那便是富民原则。
“志在富民”事业的难点和关键点在农村如何找到合适的、有效的发展路子。所谓合适的路子，是指符合地区自然历史特点、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方式方法和路径；所谓有效的路子，是指能够改变现状、突破瓶颈和提升发展水平的途径。费孝通在“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考察中总结出不同发展模式，其意义在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探寻合适且有效的路子。在这些农村发展模式中，既凝练和再现了地方性特色，也揭示了农村现代化的共性目标，即开拓“工农相辅”“农副结合”的富民之路。
五、小城镇、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
费孝通的富民社会学理论，不仅彰显了社会学的人文关怀，且为社会学的实践取向研究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背景下，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富民社会学理论有重要实践启示，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小城镇关系富民大问题
富民问题虽主要涉及农村和农民的致富与发展问题，但实质是城乡发展的战略问题。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关于农民致富和城乡发展问题，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思想揭示并阐释了小城镇发展的重要作用。如费孝通指出：“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村、镇、城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层级结构，既是系统的有机构成，又是系统协调运行的载体。小城镇在城乡协调发展体系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小城镇之于农村的中心地位；二是小城镇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广阔且分散的农村地区，小城镇地处中心位置，发挥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小城镇越发达，对周边农村地区的中心辐射功能越强。苏南模式的农村致富路子，正是依托乡镇大力发展起工业，乡镇企业的快速兴起，又加快小城镇的发展，从而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路径，创造了新机会。因此，在农村富民机制中，小城镇发展具有关键性和综合性的功能。
在社会经济系统协调上，小城镇是联结农村与城市的中间纽带，具有农村区域的中心枢纽作用。农村的农副产品通过小城镇的汇集，大大提高从农村输入到外部大市场的效率，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效益。对农村和农民来说，如果农业生产停留在满足自己温饱的小农经济层次，达到富民目标的难度会加大。无论是“工农相辅”的富民机制，还是“以农致富”的机制，都离不开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既是农业农村实现变革和发展的途径与载体，也是城镇化的重要方式与路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小城镇的集聚，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改变的同时，也带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提升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由小城镇发展带动的城镇化属于集约型城镇化和现代化，也属于人的城镇化，因为农村人口在其附近小城镇聚居，用相对较低经济社会成本，实现城镇化和生活条件改善提升的目标。
新时期，在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其原因不仅因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动力源，且因为既有城市化实践存在大城市化的偏差，农村发展出现衰落和空心化问题。大城市偏重的城市化虽加速现代化、城市化步伐，但难以有效消解城乡发展悖论问题，即一面是城市的繁荣，另一面则是农村的凋敝。如果现代化不能避免城乡两极分化，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难以达成。解决农村的富民问题，促进共同富裕，如何发展小城镇仍是关键性的大问题。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依托小城镇的富民之路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二）在城乡协调中振兴乡村
费孝通的“一生社区研究的历程”，从农村社区，到小城镇，再到区域发展，不同阶段关注焦点虽有不同，但共同的主题则是相同的，亦即城乡协调发展之道。在探寻农村脱贫致富之路时，视野并未受限于农村范围之内，而是从“工农相辅”和农村城镇化等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提炼不同的发展模式。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须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缩小城乡差别。富民事业的重点仍在乡村，需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振兴又不能局限在乡村，而要从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加以擘画。
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意义不仅在强化“三农”的现代发展之中，且在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之上。共同富裕的意义不仅在如何推动农村富民事业，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消解贫富分化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之间更加均衡的、更加协调的发展。无论乡村振兴还是共同富裕，所要应对和解决的问题，不是农村局部的问题，而是城乡结构问题，亦即城乡比较而显现出的问题。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战略实践，不仅关系到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发展，且对和谐的城乡关系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实践中，须增强城乡协调意识，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原则，从城乡一体化的大方向中探寻有效的农村致富之路。
城乡协调遵循了社会系统运行的规律，充分发挥各个子系统间协调机制的整合功能，使各个子系统得以更加充分、更加有效的发展。一方面，城乡协调机制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要素，注入新动能。农村在现代化、城市化变迁过程中面临传统要素和生产方式难以跟上变迁的步伐，缩小差别，加快农村发展，必须有变革和创新，城乡协调发展便是重要的创新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城乡协调机制有利于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提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尤其是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协调的城乡关系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更加和谐、更为有利的条件与环境，协调机制创造出发展效率和经济效益，带动城乡共同富裕。
从费孝通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学理论中，我们可得到这样的启示：探寻乡村全面振兴的密码，不应局限在“三农”之中，而要跳出“三农”，在城乡协调机制中找到合适的乡村发展与致富路子。农村体制改革后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大城市开发区建设，大批农民离农投工，大量乡镇换上小城市的面貌，农村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出现了城乡一体工业化的宏伟前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三农”的发展需要内外联动，单一化、城乡分割的发展路径，通达不了现代化的目标。乡村的产业振兴和农民的致富之路不能单纯依靠农业，而要在城乡互动和产业融合发展中找到新的机遇。同样，乡村人才和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振兴，也要在城乡一体化大框架下汇集并整合更多新资源、新要素，依托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走出现代化的新路子。
（三）区域协调推动共同富裕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存在，沿海与边区的差距，东部到西部的梯度等，具有突出的瓶颈约束。针对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费孝通提出的“全国一盘棋”构思，对推动共同富裕有重要实践启示。费孝通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地区维度有先发展与后发展的问题，在个体维度有先富与后富的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差别是必然的，可是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所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要帮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怎么帮助呢？要具体。光是一个意向、一条原则，不具体，就很难改变这个局面”。从“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来考虑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既正视发展的差异和次序，又注重区域间的协作与联动。
区域协调发展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体现在区域平衡的多重内涵。在发展与富民事业上，区域差异不仅表现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理区域上的差距，其中还包含城市与乡村以及民族共同体内的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差别。在西部地区及边区，生活在偏远乡村地区的民众，面临着更为艰巨的致富任务，边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富民事业关系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经济是基础，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中，共同富裕是重要基础。有了民富的基础，便会筑牢社会团结稳定的根基。
从客观现实看，区域差别和不平衡仍是影响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阻力。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难题，关键在发展中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区域协调的核心是要打破资源和要素在区域间流动与配置的壁垒，促进跨区域协同，区域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产业联动，提升区域分工协作水平，加大先富地区对后发展地区的帮扶和带动力度，形成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中西部及边区等后富区域，在区域发展中需注重区域特点，发挥区域自身优势，走出适合自己的有效发展路子，而不是复制先富区域的发展模式，重走富裕地区的老路。当然，区域发展要发挥协调联动机制的作用，优化先富区域与后富区域间资源要素配置，提升合作效率，形成双向反哺，增强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已迈入新时代，城乡发展皆已发生巨变。特别是在2020年，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富民事业的重心和重点发生转变，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总目标未改变。费孝通对富民道路的社会学探索，涵盖了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基层中国经验，总结出“工农相辅”“离土不离乡”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等富民理论，在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践中，仍有重要指引价值。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富民的重心在乡村发展与振兴。在小农经济中，“工农相辅”是维持农村经济系统均衡的机制；在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无工不富”“有工即富”的命题依然成立。尽管有“以农致富”的发展模式，但是依靠产业化、市场化的农业而富裕起来，单纯依靠小农生产方式，难以达到富民目标。这一理论命题的政策和实践启示是，在强调小农户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衔接时，面临两种变革的路径选择：要么改变生产结构，要么变革经营模式。或者选择维持并优化“工农相辅”与多业结合路径，或者选择拓展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路径。
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小城镇大问题”的思想对当下新型城镇化推进实践仍有重要纠偏价值。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联动机制，这个协调机制的关键正是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既能产生城乡互补效应，也可发挥“以城带乡”共同致富机制的作用。小城镇的繁荣不仅提升城镇化的水平，且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依托小城镇发展，会避免一面是大城市繁华而另一面是乡村凋敝的发展悖论。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重点应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意义重大。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平衡充分发展，仍要像费孝通所说那样，树立“全国一盘棋”意识，不同区域不是按统一模式去发展，而是找到适合区域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路子。区域发展的核心原则是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形成高效分工协作机制，提升区域联动和发展的动能。
共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当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了，富民的机会随之增大。当然，共同富裕也涉及社会分配领域。因此，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时，还须优化制度安排，完善分配体系。发挥制度优势，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