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中汝，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原发信息：《求索》(长沙)2026年第20262期 第85-93页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体向度看，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生产作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注重物质生产的重要地位。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向度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注重人的群体性和主体能动作用，主张通过社会变革达致美好社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交融，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推进二者的有机统一。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②，二者之间的结合，是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③。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更加明确的思想指导。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是由不同层次的思想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存在不同方面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物质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机器化工业大生产；社会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主要阶级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其社会基础是以自然的血缘关系和直接的统治—服从关系为核心的等级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科学理解作为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之间的高度契合性？

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分析，可以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提供参考。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但通过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这个“人体”，马克思主义也洞悉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猴体”运转的秘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物质生产之于人类社会的基始性、重要性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和论证，都是围绕物质生产这个主线展开的。这里所展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即“客观地观察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思考维度”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⑥。作为肩负着为无产阶级革命锻造思想武器任务的革命者，马克思在强调物质生产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⑦。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特别是物质生产基始性的科学揭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农业耕作、社会运行的经验总结，经受了漫长历史的考验与淬炼，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思想精华。注重物质生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孔子主张“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孟子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管子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目，“不但认识到经济左右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且指出工商业人士对于发展经济的重大作用”⑨。北魏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公元6世纪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发展经验。唐朝陆羽所撰《茶经》，被视为中国古代茶叶生产与饮用的百科全书。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全面、系统介绍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生产工艺百科全书。这些著作对于“富”“产”“仓廪实”与“教”“心”“礼节”“荣辱”之间关系的诠释，朴素地揭示了物质生产的重要地位及其与上层建筑的合理关系。

对于这些重视物质生产的传统思想，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建党先驱非常熟悉。李大钊在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一文中，系统地梳理了老子、孔子、孟子、管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的经济学说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提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11)。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蕴含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价值(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13)，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孕育的土壤也不同，但这不是二者高度契合的障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精神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说明：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4)。希腊神话对希腊文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低级阶段“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人们“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生产面前，“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希腊神话已经被消解。但是，作为“人类童年时代”产物的希腊艺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15)。也正是在发展不平衡的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16)。马克思观察到的物质生产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社会乃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样适用于广义上的文化。孕育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就其物质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产物。但正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同样为人类社会高级阶段提供了不少“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18)。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习近平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9)。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20)。注重现实生活，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影响深远的儒家经典《论语》中，保存了大量诸如“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反映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重现世轻来生的论述。楼宇烈指出，“中国文化中间，尤其儒家，最注重的就是现实。士大夫、儒生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中国文化不是去追求一个未来的世界，而是更面对现实”(21)。习近平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22)，强调中国人的祖先早就认识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缺陷，“很多典故都是批评和讽刺形而上学的，如盲人摸象、郑人买履、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等”(23)。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虽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学者的相关主张，但二者之间无疑存在高度的关联性与相似性。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关联，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作用，所以主张无神论和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就被20世纪初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进步人士所接受、所景仰，并成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上层建筑发展不平衡的特殊规律，注重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提供了重要视角。这种契合，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实质上。当然，在不同的条件下，或者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契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最终的发展，必定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形式与实质的充分交融，形成新的、成熟的、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

二、从人类生存与社会变革的价值观主张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状态、基本趋势的规律，是作为主体的人类作用于作为客体的对象的产物。在客体向度上，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物质生产实践的基始性。在主体向度上，历史唯物主义注重“观察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主体生存状态的批判性思考维度”(24)。关于主体生存状况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主张等上层建筑，既产生于又反作用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也是支撑、表达物质生产实践的有机材料。就此而言，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观主张，构成了透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又一个重要向度。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原子化的个体存在被认为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在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看来，原子化的个人的根本特征就是奉行利己主义。霍布斯假设的以邻为壑、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亚当·斯密理论中每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是带来普遍福利的“经济人”角色，都是以利己主义为理论前提的。对于自由主义的原子化个人的非历史抽象假设，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的。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古老的社会有机体”，“或者以个人——可以说历史尚未割断把他同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尚未成熟为基础，或者以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为基础”(25)，并不存在自由主义者所假设的原子化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6)。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原子化的个人抽象，掩盖了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给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披上了非历史的意识形态伪饰。中国没有经过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重视个人的道德养成，有诸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个人层面的要求”，但并不存在自由主义的原子化个人观。传统中国始终强调群体优先，认为共同体优先于个人。冯友兰从农耕文明和家族制度着手，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优先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关系，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27)。楼宇烈提出，“我们的价值观是以群体为主，而不是以个体为主的；是以责任义务为主的，而不是以权利为主的。……一个人的价值不只是个人实现，还是家庭的实现，甚至是家族的实现，国家、民族的实现”(28)。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真正的共同体”(29)：“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同一的社会劳动力来使用。”(30)“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真正的共同体”，与中国历史上具有优先地位的共同体并非同一事物，但其追求和谐有序的理想本身却是相通的。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32)。一个“也”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关于人类存在的共同或相似主张凸显出来。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变革、演进。其中，人作为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忽略了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强调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33)。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更是直接提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4)，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强调社会发展变迁中人的主体能动性作用。《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冯友兰认为，《易》的六十四卦排列至少包含着三点意义：“第一，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包括自然和人生，构成一种连绵不断的自然顺序锁链。第二，在这样的演化过程中，每一事物都处于向自我否定的运动之中。第三，在这样的演化过程中，事物永无穷尽。”(35)宇宙、人生、社会时刻处在变化之中，人要及时洞察并采取有效举措应对变化，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呈现。冯友兰认为，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注是荀子学说的主旨：“人的作用，则是运用天时地利，以创造自身的文化。”(36)楼宇烈提出，“保持人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一个根本点”(37)。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两汉经学兴盛，从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到隋唐儒释道并立，乃至直到清朝末年依然有着很大影响的宋明理学，这体现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与“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特点，“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38)。从制度的变革来说，从殷商时期的王权统治到周初的封疆裂土，再到秦时中央集权制的一统天下，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以及晚清的维新变法等，无不体现了中国人求变图强的积极进取精神。“中国的先人们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39)20世纪初，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无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密切相关。

古典自由主义把人视为自利的“经济人”，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曾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与文化，视为“历史的终结”(40)。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揭穿了这些意识形态伪饰，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基本图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在他们看来，正如任何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历史性、暂时性。资本主义前所未有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然而，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决不会变成现实。只有取消私有制，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支配劳动成果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上述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没有与共产主义社会类似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冯友兰认为，“虽然《礼运》的作者把大同世界说成是过去的黄金时代，但它显然反映了汉代人们的梦想，所向往的已不仅是国家的政治统一，而且还期盼着更多的东西”(41)。其实，这“更多的东西”不仅是“汉代人们的梦想”，更是历代中国人的价值追求。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经常使用“小康”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42)，并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43)。所有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习近平关于“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的论述中深藏的道理。

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关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共同点。古代中国人高度重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气候、动植物等自有其运行、成长规律，人类活动要尊重这些规律。“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44)当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人类只能凭借直接经验、使用简单工艺，有限地利用包括土地、林草、矿山、动物在内的自然物。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后，自然科学的空前进步与机器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普遍使用，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能力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逐利的内在冲动，使自然界沦为无限索取的对象。自然生态的破坏，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本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45)。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6)。在未最终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在总结自然生态破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后指出，尽管人可以支配自然界为自己服务，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7)。这些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不少看法不谋而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宝贵思想资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来把握人，重视人的群体性或社会性，主张通过社会变革实现美好社会并重视人在其中的能动作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重要内容。由于产生的时代，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存在不少质的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形式上高度相似、有着质的区别的事物，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也会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世界普遍交往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尤为突出。

三、在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中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根本目的不在于高度契合性这个客观事实本身，而在于充分发挥当代中国人的主体能动性，达致二者的“互相成就”与“有机统一”，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拼盘”式或“简单的‘物理反应”’式的结合，实现“深刻的‘化学反应”’式的结合(48)。习近平使用的“互相成就”“有机统一”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等概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有成就的客观揭示，也为通过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实现二者从形式到实质的充分交融指明了方向。

在词汇语义学意义上，“互相成就”之“互相”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二者有着不同的孕育条件、思想来源与实践根基。二者能够产生交集，既在于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人类存在与社会变迁的相似认知，更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需要。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尽管不像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生活时代的欧洲那样，在性质上属于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正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民族，“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因素”(49)。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中国革命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50)。中国革命尽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革命的前途决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要顺利指导中国革命，在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人能够听得懂的范畴、概念、话语讲清楚中国革命的道理。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其中“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外，还包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51)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实际上，李大钊、陈独秀等建党先驱，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领导创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如天下观念、革命传统、民本伦理等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根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生产力观、群众史观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产、对人的作用、对改革创新的重视等，在解决人民温饱、实现国家富强等现实问题上的强烈共振，催生了二者“互相成就”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有机统一”式的结合，要求作为实践主体的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需要进行有益取舍。习近平指出，“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5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53)，这就为我们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思想观点方法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必须“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54)。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优秀基因之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55)。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习近平指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6)。“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57)。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须明确工作的侧重点。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近现代社会科学集大成成果，能够为产生于农耕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足够的现代性，以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产生于农耕时代、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产生于域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肥沃的土壤。“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58)，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精辟概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生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须按照习近平强调的，“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59)。

习近平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60)，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61)。紧紧围绕时代新课题，科学应对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新挑战、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传承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思想理论资源。要充分认识、发挥二者高度契合所造就的优势，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推进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当代中国人才能为民族复兴伟业与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④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2卷(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序”第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⑧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61页。

⑨汤文博编：《中国古代经济史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前言”第6页。

⑩《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290页。

(11)《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1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1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98页。

(2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126页。

(21)楼宇烈：《中华文化的感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页。

(2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3)《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2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2卷(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序”第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2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22-23页。

(28)楼宇烈：《中华文化的感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83-8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3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0页。

(34)《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183页。

(3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182页。

(3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153页。

(37)楼宇烈：《中华文化的感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3页。

(3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39)《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9页。

(40)(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4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215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44)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4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4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5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5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5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1页。

(5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1页。

(54)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6月4日。

(5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5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5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7页。

(5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5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36-237页。

(6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3页。

(6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