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明内涵的理解上，有两个层面上的认识：一是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对文明历程和文明元素的思考，一是瞩目于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对文明行为和文明风尚的评说。这两种向度的认识，因“社会礼仪”所具有的既是衡量文明起源要素之一、又是当今时代文明实践基础内容的地位与作用而联通起来。将“社会礼仪”纳入文明标准体系之中，还原了文明与人、文明与人的生活、文明与人的行为的密切关系，使文明起源与文明实践得以首尾相顾，使历史文明、历史中的文明与生活文明、生活中的文明能够一脉通达。立足当代社会，进行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需要明确并把握这样几点：文明实践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文明实践指向人的礼仪行为，文明实践重在每个人的自我约束。
［关键词］文明内涵；文明起源标准；社会礼仪；文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项目编号：24&ZD013）、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023MYB004）的阶段性成果。
在文化研究热潮中，文明概念备受关注。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内涵怎样把握，已有众多学者表达了自己的理解。结合学界的观点和日常对文明概念的使用，可见有两个层面上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一是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对文明历程和文明元素的思考，一是瞩目于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对文明行为和文明风尚的评说。显然，这是两种认识向度，是两种文明考量。两种认识向度是否互不相干，有没有联通的可能与基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析。这既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生活问题；既关涉文明的基本规定、文明的内在本质、文明的发展规律等理念性问题，又联结文明与社会、文明与实践、文明与生活等践行性关系。为此，我们需要拓展思维、细致探寻，以求弥合在文明这个统一性问题上的认识分割，使立足不同立场对文明的言说找到共同的思维基点。
一、文明起源标准中的“文明内涵”
文明是一种社会进步状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到文明社会的？通常说是在脱离了野蛮状态之后，即人类首先脱离了动物界，进一步又脱离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就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进入了一个去除愚昧、脱离野蛮的文明时代。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是故，文明与野蛮对应，文明社会与野蛮状态相接。
当然，人类社会并不是整齐划一地一起进入到文明社会的，而是有先有后、有早有晚。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判定一个民族达至文明状态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文明时代的到来？对此，学界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城市、冶金术、文字”是文明诞生的基本标志，是进入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这种观点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产物，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城市的形成代表着分工的细化与经济的繁荣；冶金术是人类掌握金属加工技术的开端，标志着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冶金能力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字是人类思想、文化的载体，能够记录历史并传播知识，文字的诞生意味着人类的认识与思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文明三要素中，文字似乎尤被关注和重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标音字母的发明”“文字的使用”“文献记载的出现”视为文明社会的起源标志 ；我国考古学家夏鼐或受摩尔根观点的影响，认为在文明的三要素中，文字最为重要。
文明起源的“城市、冶金术、文字”三要素标准，虽被广泛认同和使用，但也并非绝对。因为这一标准的认定，主要是基于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的演进情况，由西欧学界概括提出。一旦放眼到全球各地，用以审视种类多样的文明时，三要素组合的标准就显现出了它的局限性。更由于生成特点和发展路径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文明会有一些例外情况出现，与三要素标准并不完全吻合。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掌握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见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定为文字，但这些文明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这种情况表明，评价一个文明是否达标够格，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考察其历史背景、社会发展、文化成就等多个方面，避免用单一或单项的标准来衡量和评判；运用三要素标准去分析文明形态和文明个体时，我们务必要考虑到文明形成的具体情况，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关注到文明的复杂性，尤其要细致分析不同文明的独特路径及呈现方式。
具体到中国，以文明起源三要素看我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很容易形成中国只在殷墟时期才进入文明社会、中华文明距今只有3300—3700年的看法。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点，是因为汉文字的主要形式是甲骨文，现有的考古发现最早出现在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用于卜辞和记事。这样的认定，显然并不十分合理。因为单就文字的诞生看，我们必须考虑到诸多情况与多种因素。如不同文明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字载体，早期人类的文字并非都是刻在坚硬的骨头、石头上，假若是刻在竹简、木块上，甚或树叶、树皮上，这样的文字就难以长久地传承下来，这就易于导致对某些文明在认知上的缺憾。再如在发明发现文字之前，早期人类已尝试过图画记事、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多种方法，以此在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达成共识、标识私有关系等，这是否能够视为早期文字的一种特别形态或表达方式呢？尤其应当关注的是，在我国距今约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考古发现过比甲骨文更古老的陶文，有些陶文还能解读，这是否意味着是文字的诞生呢？如果可以这样看待，那么甲骨文可视为汉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文字系统的正式形成。还有考古发现表明，汉字的起源可能更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约9000—7500年前的贾湖遗址（贾湖刻符具有文字特征）。这些考古发现是实存的，而未被认定为文字的依据，在标准上是不是过于绝对化了呢？而随着相关考古实物的增多以及种类的多样性发现，在文字认定标准上是否还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或许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种种情况表明，文明起源三要素标准虽具有基础性，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文明起源标准从文明演进实际来，而不宜用来去框定、裁判现实的进程。否则，像世界上公认的几大文明，如尼罗河流域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黄河流域古文明、爱琴海地区古文明、南美洲印第安古文明等，有多项就达不到文明的标准了。这在客观上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对文明起源标准的认定，我们的视界不能狭窄、狭隘，不能忽略各种文明的特别情况和独有特征，我们应当从各种文明趋向一致的共有性状中，着力提炼出更具普适性、更有说服力的标准体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其中，关键的时间点，包括 8000年前起步、6000年前加速、5000年前形成古国文明、4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崛起、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得以巩固。故而，习近平 2022年5月27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充分依据，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国历史研究院）提出了文明的定义，提出了认定一个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之标准的中国方案。关于文明定义，明确为：一个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就意味着进入到文明时代；比之早期社会的野蛮状态，文明时代是人类文化深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关于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也提出三个方面，分别为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可归结为三项主要指标，即城市、阶级、国家。这一文明标准论断，突破了此前的“城市、冶金术、文字”三要素的思维框架，根据中国的考古材料，同时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更为广泛地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文明。这一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得到认可。
二、“社会礼仪”联通历史与现实
以上所论，是关于文明起源判定标准的主张，其中所透现出的对文明内涵的理解，是两种认识向度中的一种。就此方面的论说来看，不管是“文字、冶金术、城市”三要素，还是新的中国方案，都瞩目于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都是在回答人类何时、本着何种标准、以什么面貌和姿态脱离野蛮状态而提升到文明境界。这方面的见解，依赖考古资料的支撑和严谨的思维推导，固然费心费力且要持久探索，但总体上是在回望、是在找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那个“节点”及其基本标识；所获学术成果的影响虽然是深远的，甚或能够改写历史进程并改变后人的认知，但即便如此，它所改写的历史进程仍是后人认知中的历史进程，而非已经故在的、客观的过往史实。这就难免引发这样的思考，我们研究过去的文明“节点”、界定文明起源的标准，仅在于说明一个社会何时进入文明、这个社会已有多长时间的文明历程。这样的研究与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一个民族的文明自信，却也易于生发出这样的追问，此种文明标准与当下我们所需要的文明、所追求的文明状态有多少关联呢？是否能够助益现实社会的文明风尚建设和文明生活践行呢？因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长短与现实生活中的文明程度并无必然联系。从另一层面看，假若这样的问题无需提出，或本不应该将严谨考证的学术问题拉低到社会实践之中，我们或可这样理解，指向历史“节点”、起源门槛的文明，与现实生活中培育、建设的文明，本就是无所关联的两个“文明”，二者是各有其道、各有所用，仅此而已。
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我们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确认文明的历史轨迹，我们讲中华文明五千年、强调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要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显然不只是对历史进程的回望和守护，更在于立足当下搞好文明建设、远眺文明的未来景象。习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告诉我们，回望历史文明是为了瞩目现实文明，历史文明与现实文明是联结的、通达的，而不是隔离的、分开的。即便是在文明起源判定的文明内涵中，也不应只有对数千年前进入文明门槛的标准罗列，其中必然要内蕴着文明传承的精髓要义、内蕴着文明一脉赓续的精神要求。这是架通历史文明与现实文明、架通文明起源与文明实践之间通达桥梁的必需，是联结文明内涵的两种认识向度、使二者能够牵手并同道共行的必然。
回到文明起源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宽思维，特别是对标准要素、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性把握和系统性考究。必须看到，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聚焦几个关键性要素，作为一种鉴识标准是必要的、必须的，但若把几个关键性要素绝对化了，成了排他性的“非此即彼”存在，难免不能应对愈来愈多的文明遗迹发现，难免走向教条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提升，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境界，必然是全方位的、全面性的、全视域的，岂是几条标准、几方面要素就能囊括、涵盖的。这要求我们，必须把聚焦要素与综合判断有机结合，实现鉴识标准与整体考量的辩证统一。这不仅是理念上的要求，也是践行中的呼声。在“城市、冶金术、文字”三要素提出并盛行之际，同时也有从更多要素、更多侧面理解文明标准的意见表达，如四要素、六要素、多要素之说。在这方面，华裔美国科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看法值得关注。在他看来，文明的要素应包括青铜冶炼技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社会礼仪等多项 。其中的各项要素是否都具有重要标识价值，还当逐一分析，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增加了“社会礼仪”一项。
社会礼仪的提出十分重要，值得关注。在西欧与中国考究文明起源的认识中，礼仪、规范、道德准则，包括“仪典建筑”等，时有提及，始终未被排除在探析文明起源的视野之外。之所以如此，盖因“社会礼仪”在文明内涵和文明起源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道德规范在某些文明体系中甚至具有优先的位次。“中华文明很早就通过内在限制使自我中心化得到了某种扬弃。在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德性是优先于知识的。这一排序显示了道德优位的文化性格。”我们无意以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情况去推论迈入文明门槛时的状态，但由此也的确让人能看到一个民族持之有故、深入骨髓的文明养成脉动。文明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文明呈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怎能没有社会礼仪呢？人与人相处、人与人的交往，需要礼仪，需要行为规范，需要道德遵循。否则，若与禽兽无别，人类怎能进入文明状态、走入文明社会呢？
中华先人非常看重这一点，甚至将“礼仪”“社会礼仪”推至文明的首位或文明的核心。在孔子看来，“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晏子春秋》认为：“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何为文明？中国古代有论，视文明为文德辉耀，如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所言，“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称得上有文化，光芒普照四方才称得上光明；视文明为文治教化，如前蜀杜光庭在《贺黄云表》中云，“柔远俗以文明，慑凶奴以武略”，即用文治教化来安抚远方的人民，用军事谋略来震慑凶暴的敌人。
社会礼仪对于文明的意义，在文明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中亦可窥见一斑。文明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指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丰富内容；狭义的文明主要指精神文明，与精神层面的文化接近。精神文明与精神层面的文化的基本关系可理解为，文明是文化的内在精髓，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呈现。文明与文化虽含义相近、时有通用，但也有明显不同。文化指一种存在方式，有文化意味着某种文明，但是没有文化并不意味着不文明或“野蛮”。比之文化概念，汉语中的“文明”对行为和举止的要求更高，对知识与技术的要求则相对要低。从概念内涵上看，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多指向人与物之间的关联，文明多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文化主要指向物化的成果、具有显于外的特征，文明主要指向内在的修养、具有寓于里的品格。从基本功能上看，文化能够以文化育、给人以教化和知识传授，文明则着意形成氛围环境、用以感染影响他人。在个人层面上，文化多指拥有的知识、学问，文明则更重视人的素质、修养。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如是，二者的联系亦是清晰可见。文明需要文化支撑。没有文化内涵的文明是朴素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如人的善良与礼让，终归是不自主的、缺乏定力的、难以持久的（因无文化知识、文化理性的支撑）。文化需要文明内核。没有文明要素的文化难以达及真善美的境界，如饱学之士却行为不雅，终归是不能受人尊重、不能为人师表。而能够把人的文化（知识、见识）与文明（修养、礼节）结合为一体的，是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既含知识智商，也含举止有序。正如钱穆对中国文化要义的概括那样，“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这一概括凸显的是文明的礼仪教化功能。
将“社会礼仪”纳入文明标准体系之中，意义重大。各种文明起源要素说，意在说明历史文明、历史中的文明；社会礼仪作为文明起源要素之一，有其特别价值。从文明起源要素看，社会礼仪不仅为文明认定丰富了内容、提供了标准，而且凝结着文明的内在本质，展示着文明状态下的人际关系要求，使社会文明状态不只是以人的对象化能力（如冶金术）的物的存在来体现，更在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的人际关系中展示。比之以物的存在体现出的人的能力和文明程度，在人际关系中体现出的人的能力和文明程度更具说服力，更能触及和揭示文明的真谛。可以说，在已经罗列出的文明起源要素中，真正表征文明之本质要义的，社会礼仪当是不可或缺。而且，社会礼仪的优势还在于，它既是历史文明要素之一，同时又联通着现实的生活文明、实践文明。社会礼仪还原了文明与人、文明与人的生活、文明与人的行为的紧密联结，使文明内涵的两种认识向度得以嫁接，使文明起源与文明实践实现了首尾相顾，使历史文明、历史中的文明与生活文明、生活中的文明得以一脉通达。
三、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文明
带着上述认识，进入到文明内涵两种认识向度中的第二个层面，即当下的文明实践、文明生活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怎样把社会礼仪的要求在文明建设中贯通好、渗入好，怎样把礼仪规范、道德准则在社会各层面、各群体中落实下来，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自主行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着力方向和工作重点，强调要“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要“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基本任务是多方面的，包括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但就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基本任务和有效践行看，还是要加强教育引导，以文明培育夯实文明理念；注重日常养成，以文明实践培养文明习惯；突出务实为民，以文明创建提升文明质量。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典型做法，当务之急是在行为规范、自我约束上下功夫，在个人修养提升、文明水平提高上下功夫，以此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首先要明确，文明实践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每个人都要重礼仪、遵规范、守准则。这里的关键是制定好一整套合乎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礼仪、规范、准则，包括各种制度、规章、要求、约束，包括一系列可为的与不可为的条目、能为的与不能为的共识。如“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一系列礼仪、规范、准则可具体到行业与岗位，对所有的人、所有的行业与岗位、所有的行为与活动，都可以制定出可操作的规范要求，像职业伦理、职业道德那样。
其次要明确，文明实践指向人的礼仪行为。文明是行为，文明是行动，文明是实践。文明行为是能够体现核心价值观要求、维护公序良俗、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进步的行为。倡导文明行为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如尊重他人、尊老爱幼、守法守规、注重礼仪、遵守公共秩序、保持环境卫生、爱护公共财物、保护环境资源等，都是基础性的文明行为。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要从自身做起，把文明礼仪要求在行为中展现、在行为中落实。人的规范性文明行为做得好不好，不是听他个人怎么说，关键是看他怎么干、怎么做。干在实处，做得到位，才是真正的践行，才是真正以实际行动诠释文明的精神要求。
再次要明确，文明实践重在每个人的自我约束。一系列礼仪、规范、准则是普遍性的、全民性的，没有居高临下、没有例外特殊，也不是有人制定规范、有人遵守规范，而是人人都要遵守规范，制定者更应以身作则。礼仪、规范、准则不能大而化之、更不能如空中楼阁，要可遵循、能落实，假若礼仪、规范、准则不能落实到行动中、不能落到实处，那也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在文明礼仪成为大家共识的基础上，要让文明实践具有公信力、约束力。在文明实践过程中，每个人都要保持清醒和自觉，时刻严格约束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不仅是个人品质的体现，更是全社会的普遍遵循。只有每个人都做到严于律己，人际关系才能更加和谐，社会生活才能更加文明进步。
文明内涵的两种认识向度，在“社会礼仪”标准和规范上得以联通。“社会礼仪”成为探寻文明历程和推进文明实践的联通基础，将古代社会文明源头与现代社会文明追求衔接起来。回望历史文明，是为了搞好现实文明；搞好现实文明，务必抓好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使文明要求覆盖并落实到每一个社会群体和生活角落。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当代中国秉承古老文明的血脉源流，一定会在新时代创造出更高水平、更有成效的新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