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韧性视角考察现代化,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富有成效,离不开其本身所蕴含的韧性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多维度地体现在其主体､道路､制度､文化等方面,并通过内部动力机制､富余机制､转型机制､平衡机制的良性互动产生着协同效应,最终构建了一个因果互联､彼此渗透的现代化韧性发展体系｡通过韧性理论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其对于世界现代化的启示意义在于要将韧性发展理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实现从线性历史观到辩证历史观的根本转变､从唯增长论到复杂系统的智慧演进､从个体至上到共同体韧性的价值回归｡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韧性；韧性发展；不确定性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深入发展,其内在特质与多维指向日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当前依然存在一个尚未被关注到的研究视角,即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发展”之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的过程,更是在面对内外风险和复杂挑战时所展现的持续适应力､恢复力与创新力的动态实践｡“‘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同时,“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基于这一背景,将韧性及韧性发展引入现代化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在面对各种干扰冲击时如何实现自身的平稳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重视对韧性的开发培植及对韧性发展的落实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一､韧性与现代化韧性
在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之维的深入探讨之前,首先需要对“韧性”及其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具体内涵进行梳理分析｡
(一)韧性与韧性理论
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单一学科的生成到多学科的渗透演变过程,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韧性”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o”,意为弹回或回到初始状态｡在汉语中,《汉语大词典》和《当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对“韧性”的解释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损的性质;二是指顽强持久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中国文化中有“形于外是柔如革,形于内则必定是坚如刃”的说法,表示“韧”具有柔软而又结实的特征｡
韧性概念的应用早期出现在材料学领域,描述材料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其形状发生变化后又恢复原状的能力｡20世纪以来,韧性作为一个分析视角逐渐被引入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其内涵也随之变化与扩展｡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将韧性视为“在遭遇冲击后以动态方式恢复的能力｡与芦苇类似,它会让步､适应､调整,然后恢复”｡当前,学者们对韧性的理解已经不再局限于“恢复原状”,更多的是将韧性进一步引申为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压力时,能够通过其内在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与文化认知,有效抵御并适应变化的能力｡就是说,“韧性”已发展为一个关注系统演进过程的综合能力概念,并在跨学科深度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体系化的韧性理论,其内涵从物理材料的特性延伸至个体､社区乃至复杂社会系统在逆境中或压力下保持核心功能､适应变化并实现发展的动态能力｡
(二)现代化韧性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庞大有机体,强调“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每一个有机体都由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特殊的作用,而相互作用的各个器官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现代化是在一种宏观的社会场域中进行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持久而庞大的复杂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现代化韧性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韧性特征或能力｡
从共时性的角度观之,现代化韧性主要是指构成现代化发展的各子系统在面对内外压力时,所展现出的协同性适应､功能性维持的整体属性｡协同性适应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一种相互嵌入､彼此制衡和支撑的耦合关系结构｡功能性维持则意味着当任一领域发生剧烈变动时,其他领域能够提供一定的缓冲､补偿或反向调节作用,防止某一领域的风险沿着系统网络无限扩散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失序甚至崩溃｡具体而言,现代化进程应当是一个有机系统的协调演进过程,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需要政治制度的根本规制和文化观念的价值引导,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与背后文化认同的滋养｡反之,文化领域的意义生产则需要政治提供的公共空间与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而生态的可持续则是一切领域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构成现代化进程的各子系统相互支撑并协调发展,现代化韧性才能形成并发挥作用｡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变革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更新,变革也可能伴随着断裂､割裂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韧性就表现为在面对由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断裂和转折时,整个社会系统所展现出的持续调适､吸收震荡并保持发展的强大生命力｡现代化韧性深植于社会结构本身的记忆与学习能力之中,体现在其如何有选择地激活历史中的制度与文化资源,以应对每一转型阶段特有的阵痛｡历时性韧性的核心在于处理“变”与“常”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它要求挣脱那些阻碍现代化发展的传统因素的束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社会保持与自身历史和传统对话的能力,将传统中的适应性成分转化为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纽带与意义源泉,从而避免由文化割裂导致的社会认同危机与精神虚无｡
当然,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韧性自然也包含人在现代社会的韧性发展｡现代化的核心并非仅仅体现为物质生产力的飞跃或社会结构､体制机制､文化形态等的变迁,更深层地体现为人的现代化,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摆脱传统生产关系束缚､发展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中,逐步成为自觉､自主且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存在｡现代化所催生的新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深刻影响着人的发展｡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适应这种现代性的变化并自觉进行反思和建构是决定人在现代社会韧性发展的关键｡一个具有高度韧性的现代化模式所“生产”的不应是单向度的人,而应是主体性被充分释放､自身价值得以充分彰显的迈向更全面发展的人｡同时,这种现代化模式应具有普遍的正义倾向,既不能以侵害他者利益为手段自私发展,也不能以牺牲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盲目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的表现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韧性,是通过其韧性发展加以体现的,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够有效抵御风险并具有自我修复以实现持续发展的能力｡基于这个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其实就是考察其韧性发展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的能力通过其主体､道路､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它们相互支撑､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行稳致远的核心密码｡
(一)主体韧性：政党—人民良性互动的双重主体结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结构中,存在着两种主体力量：一是领导主体或领导力量,一是基础主体或主导力量｡其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力量｡从领导主体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独特属性,使其超越了西方政党轮替体制下的短期行为逻辑,展现出长远战略规划与持续政策执行的双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并以此来稳步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为现代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与政治定力,更通过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实现了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自觉引领｡特别是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党的领导能够迅速凝聚共识､统筹资源､协调行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应对合力,这种风险管理效能是碎片化､短期化政治体制所难以做到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自身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先进政党,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领导方式的科学化,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从根本上塑造并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韧性｡
从基础主体维度看,广大人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者和成果享有者｡这与西方世界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有本质区别｡更为深刻的是,人民推动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本身也蕴含着主客体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还是现代化所要关注和追求的目的,即中国式现代化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其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其效果要由人民检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人民从未缺席于任何环节,始终居于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人民主体性通过多重路径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其一,作为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实践智慧为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自适应性与创新能力;其二,作为享有主体,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体系的内生稳定性,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保持内部的向心力;其三,主客体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辩证特性促使现代化进程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校准方向,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异化,进而保障目标的可持续性与价值的正当性｡正是由于广大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享有主体或价值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形成“目标—动力—修正”于一体的韧性循环,逐步增强着自身的抵御风险､实现长期发展的深层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主体结构在实践中催生出独特的主体自觉特质,二者共同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体｡一方面,党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对历史方位的清醒认知与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展现出高度的执政自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将对美好生活的个体追求与民族复兴的集体目标有机统一,形成发展的价值自觉｡二者有效互动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自觉避免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单移植,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坚守自身特色,在应对挑战时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定力与创新勇气｡独特的双重主体结构具有高度的主体韧性,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应对内外风险时展现强大修复能力,从而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二)道路韧性：超越二元对立的共生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对抗性现代化模式的根本超越,它以辩证发展思维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关系,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长期以来,二元论思维传统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当其投射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便衍生出一系列深刻的二元对立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二元对立结构体现为发展主体对各种关系的处理上,包括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等方面｡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环境破坏和资源掠夺为代价的,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它将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将自然作为被征服和占有的客体｡在社会关系领域,西方现代化模式塑造了自我与他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清晰界限,并将其作为殖民主义与文明优越论的依据｡而在国际关系层面,二元对立结构则表现为清晰的敌友划分和博弈逻辑,并深刻影响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认知｡他们难以摆脱冲突与竞争的恶性循环,认为一方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没落,使全球陷入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的现代性牢笼,严重损害了现代化韧性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共生发展之路,具有深刻的辩证意蕴,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内在规定了中国处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多重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关系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通过“三次分配”协调制度,在承认多样性､差异性的前提下构建先富带动后富的渐进式发展模式,以一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动态的､非均衡的辩证思维,破解了在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大国如何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难题｡在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并联式”发展道路,讲究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协同,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在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绿色发展视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构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转化理念,打破了增长与保护的对立悖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摒弃殖民扩张和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促进多元文明互鉴共生｡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整体性的系统韧性思维构建协同发展的共生格局,极大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三)制度韧性：超越制度移植的深层稳固治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韧性深刻体现在其超越制度移植的自主性建构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韧性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内蕴的自我完善能力和战略规划能力｡它不仅成功驾驭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复杂转型,还在应对风险过程中持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作为这一韧性体系的关键支撑,创造性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机统一,既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又借助宏观调控规避资本无序扩张风险｡贯穿始终的五年规划实施机制则将长期战略目标分解为连贯的发展步骤,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全民行动纲领,有利于保持政策连续性与预期稳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其中,将民主原则嵌入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各环节,使整个政治过程兼具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民主参与的广泛性,从而有效避免西方选举民主的周期性震荡｡
这些制度要素构成了一个相互强化､彼此支撑的治理体系｡党的领导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方向､民主进程以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参与和规划实施提供物质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党的领导巩固根基､为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社会环境,顶层设计则统筹各方利益､平衡长远与当下｡深度的制度互嵌与功能互补产生了强大的韧性效能,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化解内部矛盾,走出了依靠深层制度优势持续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自主道路｡
(四)文化韧性：基于“两个结合”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离不开其文化形态的韧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新概念｡“就其内涵而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两个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韧性就蕴含于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中｡作为“两个结合”的有机产物,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互动,又生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融合,从而超越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成为一种具有内在张力和开放品格的文化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样地,“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包含着科学､创新､开放､法治的现代文明精神,又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使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民族性格得以升华,也将现代化烙上深刻的民族印记,使其更能适合中国国情的需要｡
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使中国能够在全球现代性浪潮中保持自我定位与价值定力,既不盲从外来模式,也不陷于封闭排异的泥淖,而是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姿态引导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从现代化韧性的视角审视,这种兼具稳定性与适应性的文化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层的精神支撑｡可以说,具有韧性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灵魂,因为它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方面不断突破的同时,在价值层面又能引领时代｡
三､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出的卓越韧性是多重机制有机耦合的结果｡如果从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链条来看,动力机制､富余机制､转型机制､平衡机制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应对不确定性､实现稳步发展的深层逻辑｡
(一)动力机制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线性推进或简单移植外部模式的结果,而是由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运动､转化与解决所驱动和塑造的｡矛盾不会孤立静止地存在,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与强度,其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尤为关键,它直接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构成其发展的直接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到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每一次历史性转化都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更高地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方位,并触发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等的深刻调整｡
中国式现代化所依循的矛盾驱动逻辑,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因为双方在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根本分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也是所有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西方现代化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质上难以适应生产力无限发展的社会化要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撕裂以及生态困境等便是其内在矛盾无法在自身框架内得到根本克服的明证｡西方现代化进程,在深层动力上受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现代化的一切方面,包括技术创新､文化塑造乃至政治过程等都倾向于服从资本无限扩张与价值增殖的需要,这导致了现代化成果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人的异化以及全球发展的不平衡､难持续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中国通过自觉的､持续的改革来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从而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开辟道路｡
社会主要矛盾随着人民需要的变化而发生转化｡人民的需要是多元､动态且不断升级的,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更高层次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种需要变化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力｡国家战略和政策总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回应和实现这些需要而制定与调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③｡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驱动型”机制具有原则性区别,在性质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人民需要驱动型”｡“人民需要驱动型”深刻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本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更强的内生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正是由于动力机制的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相较于西方现代化更强的韧性｡
(二)富余机制
“富余”(有学者又称之为“冗余”)一词被广泛应用于信息论,指超量的或多余的储存､积累｡韧性理论将“富余”视为保持发展韧性所必备的缓冲资源,“可以应对各种‘已知的未知’或‘未知的未知’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这里的“回旋余地”对应的就是韧性理论中的富余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冲击与其内在的富余机制有着深刻的关联｡富余机制意指通过系统内部预先置入的具有缓冲性的多余容量以应对冲击､保障系统持续稳定运行,其核心在于通过战略性预留资源､功能重叠或路径多样性等增强系统在面临内外扰动时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从而在变局中保持发展定力｡富余机制是锻造韧性的关键环节,它可以分散风险､延缓崩溃临界点的到来,从而为转型恢复赢得时间,使系统避免因单一节点失效而陷入整体瘫痪,在关键时刻甚至能够将危机转化为结构优化和动力重塑的契机｡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富余机制,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国情谈起｡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战略富余｡人口基数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更构成了消费需求的巨大“蓄水池”｡当外部市场因国际局势动荡或全球经济周期性衰退而收缩时,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迅速承接产能转移,消化内部供给,维持经济循环的基本畅通,从而为技术升级和模式转型提供宝贵的缓冲期｡此外,人口在年龄层次､技能专业､区域等方面分布的多样性也形成了人力资源配置上的富余｡当某个区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我们可以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人口流动及时补充,避免因人力资源瓶颈而制约整体发展进程｡
从供给结构来看,在现代化分工深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倾向于追求效率最大化而采取精简､专业的产业模式,中国则选择与之不同的产业发展策略｡“我国基于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最大化发挥”,建成了从原材料､中间品到最终产品以及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进而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全链条产业体系｡这样,即使在供应链断裂､技术封锁的极端情况下,国内产业体系也能够通过内部协作和替代生产快速补足,维持关键领域生产经营不中断｡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基础领域,中国始终坚持底线思维,通过坚守耕地红线､建立粮食储备体系､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等策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产业富余不仅能够保障经济安全,还能够使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进而更加从容地应对技术脱钩等挑战,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依托齐全的产业门类孵化出新业态､新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富余机制还体现在其多层次､多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规划和提出,为现代化建设构建了多个增长极和动力源,有利于分散系统性风险,从而确保即便个别区域遭遇发展困境,国民经济整体仍能保持稳健前行｡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发展差异,虽然是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回旋余地和接力空间｡当先发地区面临要素成本上升､环境约束时,产业可以向成本更低､承载能力更强的后发地区梯度转移,避免区域发展完全同步导致的整体性衰退｡
中国式现代化的富余机制并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或资源浪费,而是基于长远战略考量､注重安全与发展动态平衡的治理艺术｡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主动通过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等来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安全缓冲垫”｡正是富余机制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强大的抗压韧性和广阔的回旋余地,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定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游刃有余｡
(三)转型机制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调整和优化发展战略”｡在一些关键历史节点的重大转折中总是包含着经济､体制等不同程度的转型,由此逐渐凝练并形成了一种复合性､迭代式的内生转型机制｡第一个根本性转折出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相应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事业也由总体被动转向政治层面的自主｡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和普遍的计划经济体系在中国建立起来,为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前提与初步的经济框架｡第二个决定性转折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任务转换,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第三个历史性转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从领域型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系统性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更是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其实,高质量发展本身就包含着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现代化发展从过去追求“有没有”“快不快”,转向现在追求“好不好”“优不优”,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引领､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一部分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从高风险转向低代价的发展｡中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转型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的关键｡“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到二○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靠的就是高质量发展｡
转型机制使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强大的调整修复能力,从而避免其滑向僵化线性的脆性发展深渊｡它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面对冲击时,通过主动的､多层次的转型来吸收扰动､化解风险,进而实现系统的创造性重构和持续发展｡换言之,转型机制其实也是一个自觉的创新过程,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过程中,主动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动态适应的历史实践,最终指向的是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宗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四)平衡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离不开平衡机制,平衡机制是在多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下发挥作用的｡恩格斯在谈到历史的创造过程时指出“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原理予以分析｡所以,我们可以把平衡机制理解为对构成现代化系统中各种力的作用的引导或制约｡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各种力的因素或作用有很多｡从力的方向来看,存在诸如国际局势这样的外部作用力和本国区域间相互影响的内部作用力;从力的性质看,存在正面效应的推动力和负面效应的阻碍力;从力的作用对象看,存在作用于单一领域或要素的力和影响全局发展的系统性的力;等等｡由此,在各种力的作用下,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为“失衡—平衡—新的失衡—新的平衡”的动态演进过程｡
力的相互作用动态交织,形成了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关系｡对于不同类型的作用力,处理起来需要有不同的方式,讲究轻重缓急之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六个方面｡平衡机制正是从系统观念的角度对这些复杂关系的主动回应｡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平衡机制,其关键作用的发挥,就集中体现在党对系统观念和统筹兼顾科学方法的应用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秉持系统思维,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来分析和应对一系列复杂挑战｡毛泽东提出的“弹钢琴”,强调各项工作要协调有序､十指联动｡邓小平倡导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在推进改革发展过程中注重辩证统一､协同推进的发展智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系统观念和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统筹“两个大局”,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保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高效推进｡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平衡机制并不是追求消除一切张力的刚性稳定,或者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也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相反,它是通过不断调适关键关系､补齐发展短板､激发系统活力,使自身长期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状态并产生持续演进的内生动力｡这种充满弹性的平衡性实践,有利于增强系统整体的韧性,使其能够在面对内外压力､技术变革与全球风险时,表现出强大的适应力､恢复力与创新力｡
以上四种机制能够有效揭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的动力､条件､方式和走向｡动力机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本质上是由广大人民在现代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具有人民需要驱动型的特质｡富余机制源自中国独特的国情禀赋和发展布局,构成了抵御复杂现代性风险所必备的缓冲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的基本条件｡转型机制是党和国家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对现代化结构､布局或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系统自我反馈､修复､调节的过程｡平衡机制旨在协调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关系,以尽可能避免现代化事业因为力的作用的失衡而产生结构性风险,进而使现代化建设保持长期的动态稳定｡四种机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突出的协同性,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
四､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所具有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从韧性发展维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为思考人类文明在不确定性时代如何保持繁荣提供一种新的发展理路｡
(一)从线性历史观到辩证历史观的根本转变
从线性历史观到辩证历史观的转变是对历史发展本质的深化理解｡提到线性历史观,我们常会想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之上,将社会历史进程简化为单向､可预测的线性路径,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历史的终极形态,并假定这种发展是普遍适用且可复制的,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偶然性｡因此,如果从线性历史观的角度理解现代化进程,很容易将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因果链条,最终导致对现代化进程的过度乐观或机械解读｡
与之相反,韧性发展理念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视为社会发展的常态,重视“摸着石头过河”的动态适应过程,强调历史发展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进步性与代价性相互交织的过程｡韧性发展理念与辩证历史观有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曾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认为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因此,发展没有普遍的､单一的轨道,也无法幻想去复制某个理想模型,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环境和经济水平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易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而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辩证结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韧性发展的实践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寻求独立发展､自主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处于后发位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借鉴｡
(二)从唯增长论到复杂系统的智慧演进
唯增长论作为20世纪主导的意识形态,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进步,其根源可追溯至工业文明时期对物质积累的崇拜｡唯增长论虽经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等理论批判与多次全球经济危机予以证伪,却仍通过国际金融体系､政策考核机制等制度化形态一直停留在历史的舞台之上｡当前国际舆论中某些唱衰中国的论调,诸如将经济增速放缓机械解读为发展动能衰竭,抑或是片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奇迹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而选择性地忽视其制度创新与社会转型的内生动力,本质上仍是唯增长论的话语复现｡这种认知框架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政党､制度､文化等方面所特有的系统韧性,将多维度的文明演进简化为单一经济指标的攀升｡唯增长论的发展思路极易导致发展的脆弱性积累,因为它习惯性遮蔽生态损耗､社会断层､文化解构等隐性的现代性风险｡以金融危机为例,当经济系统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子系统发生耦合性失调时,系统崩溃风险将呈指数级放大｡在“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频出,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增多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是其自身痴迷于增长的结果”,指出“经济增长神话的破灭,既与资本主义的失败有关,也与我们这个有限星球的局限性有关”｡
韧性理论的引入促使我们重新将现代化理解为社会巨系统的适应性演进过程,其中经济子系统仅作为协同演进的要素之一,需与政治制度的调适能力､文化观念的传承创新､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形成共振,而整个系统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的现代化,即公民素养､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现代生活的互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单一的经济指标崇拜,转向关注发展质量的韧性现代化建设,因为“加快运动速度的长期努力现在已经到达它的‘自然极限’”｡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对唯增长论的批判绝非否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相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关键｡韧性发展理念启示我们,要在经济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使增长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韧性的增强｡就像阿马蒂亚·森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化发展看作“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样,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就不是数字结果,而是切实的发展成果｡
(三)从个体至上到共同体韧性的价值回归
个体至上价值观深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土壤,私有制将个人对财产的排他性占有视为天赋权利,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将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置于社会价值序列顶端的伦理体系｡个体至上价值理念在推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释放出巨大创造力,但其内在的原子化倾向在私有制的持续催化下亦逐渐显露出深层悖论｡当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绝对信条时,个体权益的绝对化便获得了制度性保障,社会联结纽带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日趋松弛,公共性维度在市场竞争的浪潮中持续弱化,最终导致西方现代化道路陷入结构性的割裂困境｡具言之,经济领域呈现出财富积累与社会贫困并存的极端张力,政治领域演变为既得利益集团通过私有产权合法性固化社会阶层的博弈场,文化领域陷入物质主义与公共责任消解的虚无处境,而生态危机更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将自然视为私有掠夺对象的致命发展逻辑｡个体至上理念所主导的发展不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制造了难以弥合的社会,还通过殖民扩张､资源掠夺､污染输出､低端产业转移等形式将发展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全球发展结构,损害着全球发展的韧性｡
从个体至上到共同体韧性的价值回归标志着人类文明路径的重要转向｡共同体韧性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前提就在于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利益共同体推动着现代化发展共同体的形成,当发展逐步趋向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共同体韧性便得以生成并强化｡在不同的场域中,共同体韧性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共同体韧性是指中国人民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展现的集体韧性｡当然,这里的共同体韧性包含着人类性的意涵,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一条有益于世界发展的和平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越有利”｡共同体韧性内在的公平正义导向要求各国应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脆弱性消解与能力建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注重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从全球治理视角看,共同体韧性强调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从风险承受者向韧性共建者的历史性转变,主张不同文明通过技术共享､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形式形成全球风险共治网络,最终指向一种既能抵御系统性危机又能促进文明互鉴的可持续发展新秩序｡
结 语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探索性事业,存在许多未知领域,还将伴随诸多未知风险｡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阶段“各种风险隐患关联度高､联动性强､传导快,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小风险就会演变成大风险,局部风险就会演变成全局性风险,经济社会风险就会演变成政治风险”｡走一条强韧性的发展之路,既是立足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和规律所作出的科学总结,也是持续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以自身的发展实践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发展增加了确定性的因素｡未来,我们也应当确立一种韧性发展意识,将防范和化解现代性风险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基础性位置,主动识别并着力修复那些可能导致发展中断的脆性环节,在实践中形成韧性发展的观念自觉｡
〔作者邱耕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怡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0〕
本文原文刊载于《浙江学刊》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