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生产方式，由此而来的西方现代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颠倒”的现代化。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要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典叙事，深入发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有典型话语建构意义和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标识性概念”的理论逻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亦步亦趋，而是在实现“人”与“物”、少数人与多数人、人与自然、本国与他国关系的“和解”的价值追求中，对“颠倒”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辨正。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颠倒；和解；话语叙事；理论逻辑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这里的“特色”即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是提出、概括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话语叙事。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要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典叙事基点，深入发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有典型话语建构意义和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标识性概念”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对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纪录资本、利润、生产、流通等论点时，写下了“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一论断。这种“颠倒”，是越出了人类实践理性而对客观世界的非正常认知与改造，体现在其生产关系主导下的现代化，就是资本对人的颠倒、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颠倒、物欲对精神的颠倒、人对自然的颠倒、本国利益对他国利益的颠倒，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如同马克思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颠倒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一样，为了对付这一或异化或物化的“妖怪”，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场逻辑就是致力于构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颠倒的世界”通过“再颠倒”回归本质，为“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由此，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武器的批判”的理论旨趣，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现“和解”的价值追求中对“颠倒”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辨正。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物关系的“和解”
“人”和“物”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命题之一。现代化必然追求物质的极大丰盈，达致物的现代化；现代化更根本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是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人要实现“三个解放”，成为“三个主人”，除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之外，更要“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因此，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的解放。但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悖论式的吊诡，一方面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发展与先进生产工具的运用所带来的对人的沉重劳动的“解放”，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发展对人的劳动价值的“遮蔽”，“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由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工业化大生产对人的价值“驱离”、将人的主体性“剥夺”，防止将人视为发展的负担而不是动力的弊端，“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又全面的发展，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现代化如何最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
显然，西方现代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和伸张。但在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人是被置于资本、物质和技术之下的，人被视为服务于资本增值的手段，极致的利益追求带来的是人的主体性在资本、物质与技术之下的压缩、压抑与“遮蔽”。是以，西方现代化一方面能够极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屡屡可见在物欲主义与资本逻辑至上主导下的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和价值迷茫，究其根本，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代化所不可避免导致的物与人的关系的“颠倒”。资本主义虽然将打破了旧的枷锁，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却又给人装上了新的枷锁，将人置于“物”（资本）的统治之下，使人成为资本的工具、物欲的奴仆。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性，“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为了这种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逐利，人的主体价值被虚化、镜像化和非本质化。人从本质性的存在被虚化为镜像性的存在之后，人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就让位于工具理性，西方现代化的种种文明悖论也就不断出现。在一个“物”与“人”的“颠倒”世界中，“物”的权力把“人”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光鲜的生活世界与颓废的精神世界、物质的现代化与人的非现代化、物欲主义的单向度强调与“全面发展的人”的主体性缺失复线交织、内嵌存在，成为西方现代化难以克服的痼疾。
“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现代化的注脚，也不是从西方现代化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突出人民性”。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辨正，中国式现代化旗帜鲜明地强调作为完整的人的主体性。这种完整，意味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是发展的动力与目的，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是以，当“物质富足”发展到一定程度，“精神富裕”也必然提上现代化的议事日程和叙事主题。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部署，等，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段阶段的必然产物，更深刻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内在体现，内嵌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的内在规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话语叙事，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与物关系认识的实践理性：“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物质，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基础，“投资于人”则是投资于作为劳动者的人的美好生活追求，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两者紧密结合，正是人与物的关系从西方现代化的“对立”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和解”的智慧体现。在这一“和解”中，“物”与“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不是被西方现代化所“颠倒”的两极，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体，既不是用后者否定前者，以“投资于人”摒弃“投资于物”；也不是用前者否定后者，不能“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又见人”“见物更见人”。两者紧密结合、有机互动、动态平衡、辩证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话语建构，就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大地上的理论叙事与实践表达。“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话语表达中，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进入现代化，既意味着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还要多的人口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更大压力，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更多的人口、人力和人才资源，压力与动力并存、目标与推力相结合，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要用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方法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增长，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的宏大目标和庄严决心，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拥有的蓬勃动力和磅礴伟力，彰显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人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清醒认知和当代实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话语表达，具象体现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中，既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意味着还要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富裕，实现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契合的现代化。在双重富裕目标追求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驾驭资本的运行而不是被资本逻辑所掌控，追求富足的全面性而不是被单一性的物欲所左右，“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物的逻辑转变为人的逻辑，“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这既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的理论呈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克服的理论表达，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旨趣。因此，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话语叙事背后的深层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而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对传统西方现代化理论中“颠倒”的“人”与“物”关系进行的“再颠倒”，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重构“人”与“物”关系而实现的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这种“再颠倒”，并没有完全摒弃“物”和物的现代化，也没有完全否定资本的价值，而是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在否定之否定中通过对居于“物”之下并被“物”所“遮蔽”的“人”的“解蔽”，而实现人与物的关系的“再建构”，进而达致人与物的关系的“和解”，最终达到人的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少数人与多数人关系的“和解”
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问题，既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化必然要回答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在描绘未来社会时，提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清晰指出了生产的根本目的。人是历史的人，历史也是人的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全体人的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发展的成果也理应由全体人民共享。恩格斯也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应该是“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未来，现代化的成果不能只有少数人享有，能否由全体共享，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根本分野。
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是典型的少数人享有的现代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决定了居于“金字塔尖”的少数资本占有者才是现代化成果的真正享有者。生产资料私有的背后实质是资本主导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本质属性、样态和走向，使得财富日益向资本占有者靠拢，与不占有资本的劳动阶层日益背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揭露出这一事实：“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现象比比皆是。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富裕实现于少数人群体，两极分化对立、贫富差距悬殊，“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和本真的价值。
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辨正和超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话语叙事，铿锵有力地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信念和决心。这种信念和信心，正是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思想逻辑和行动逻辑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对资本压榨劳动的揭露、对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批判、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勾勒，等等，都是基于这一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体现这一追求，所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所实现的富裕是共同的而不是个别的，共同性和全体性的实质就是人民性，这也正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内在规定。“全体人民”与“共同富裕”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话语叙事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全体，还是共同，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现代化的全面性的理论要求；在全面小康的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一系列情真意切、生动具象的话语叙事，都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规定的现实表达。在这种理论规定和现实表达中，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的痼疾，实现了少数人与多数人关系的“重构”，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关于少数人与多数人“颠倒”关系的“再颠倒”，进而达致一种个体与全体关系的“和解”。
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仍需重新反思与审视的重大问题。现代化进程既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也必然伴随着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人类开发、索取与利用如果无度，最终也将在自然界面前惨败，进而伤及人类自身。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针对人的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提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针对资本主义毫无节制地因资本扩张而带来的摧毁自然的现象，更是意味深长地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简言之，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由之路。但这种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是一种基于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基础之上的思维与行动逻辑，既是积极的认识与改造，不被动顺受、不消极无为，又让自然能“为我所用”；又有自觉的节制性与合规律性，不盲目、不过度，让自然能“与我一体”，达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自在自然的优先性、人化自然的现实性和人与自然交互性的有机统一，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决定了西方现代化不可能实现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资本至上和物质主义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极端贪婪性和极致索取性，所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征服自然之名却行破坏自然之实的现象不胜枚举。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现代化信奉的是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关系，即“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恩格斯对这种对立思维曾批判指出，如果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对立的两极，那么，“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在这种对立思维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多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从总体上看，西方现代化走的基本上是“先污染后治理”“污染别人发展自己”的路子，一边创造着巨大物质财富，一边却加速着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在现代化之初，就曾制造了毁坏森林、破坏生态环境等诸多“环境恶行”，在现代化实现之后，又利用其资本、技术和话语优势，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及各类垃圾由本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在更大范围加剧了生态危机。质言之，将人与自然关系相对立、相割裂，进而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制造一个“颠倒”的、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世界，就是西方现代化“颠倒”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2023年8月，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更是这种“颠倒”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在资本逻辑的扩张和支配下，物质和资本凌驾于人类生存理性与自然法则之上，人类生存理性与自然法则沦为物质和资本的“奴仆”。光鲜的西方现代化背后，伴随着“颠倒世界”中自然的被摧残和被破坏，最终摧残和破坏的是人自身。
与西方现代化截然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旗帜鲜明地强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人合一”等自然观的完美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话语叙事中的两个关键词，“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对抗，而是相互统一、良性互动，“共生”意味着人与自然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共存、共为一体。这一话语叙事背后的认知逻辑即是，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同时，也要保护和维护好自然，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更高层面实现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辩证统一，才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理性。中国式现代化不搞“生态赤字”“环境透支”，不要“黑色的GDP”“带血的GDP”，不走西方现代化轻视自然、凌驾自然、破坏自然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呈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鲜明特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解”，还意味着当人与自然关系真正“和谐”之后，人与自身、人的生存与人的发展、人的欲望与人的理性也就真正实现了一种“和谐”，而不是处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对立、割裂与焦虑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从这一更本真的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话语叙事背后更深层的理论逻辑在于，人在纷繁多变的自然世界中应如何“成其为人”，成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中的“人”，成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成为达致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统一的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所错置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颠倒”的世界，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自身“颠倒”关系的“再颠倒”，重构了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乃至人与自身关系中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解”。
五、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本国与他国关系的“和解”
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化是全人类的现代化，但现代化有先发后发之分、先实现后实现之别。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既深刻改变了本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这种席卷全球的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带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洗礼中，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强迫压制其他所谓“前现代国家”的方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西方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起步或者说原始积累阶段，就暴露了其掠夺其他国家的本质和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本质和本性进行了无情揭露，“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在所谓的“文明优越”的口号下，西方现代化国家理直气壮地对其他国家以输出“现代文明”之名行奴役压榨乃至侵略掠夺之实，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被剥夺来实现资本的扩张和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从美洲印第安人的被灭绝、到贩卖非洲黑奴，从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被大屠杀、到用鸦片和舰炮敲开中国的大门，西方现代化“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在现代化实现之后，西方现代化则以更加隐秘的手段、更为巧妙的伪装、更加多样的形式，以所谓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现代产业链条分工、意识形态侵袭、西方文明输出、现代科技垄断等手段和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和文化占领，近年来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与经济贸易进行极限打压，就是其本来面目的呈现。不管形式如何变化，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和掠夺本质从未更改。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早期西方现代化国家，无不是把自己的“现代化”幸福建立在别国的痛苦基础之上。本国凌驾于他国之上、本民族凌驾于他民族之上，自私与贪婪凌驾于公正与规则之上，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来实现自身国家和民族财富的积累、物质的满足、生活的优越和所谓“现代性”的实现，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现代化的本性所在。西方现代化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损人利己地构建了一个“文明”名义下的“颠倒”世界。
作为对西方现代化构建的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辨正，中国式现代化庄严向世界宣告，“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话语叙事，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在理论要求，“一带一路”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等等，都是这一话语叙事的系列实践表达。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情怀与胸襟，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和平要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基因相结合，重视秩序、践行大道，坚守正义、崇尚和谐，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既欢迎世界各国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彰显中国关注全人类的世界情怀与守护和平的大国担当。这种情怀与担当，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人类文明和道义的制高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对西方现代化充满暴力与不和谐的“颠倒”老路进行了“再颠倒”，“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的中国智慧，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迷思，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再定义”，致力于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共同的现代化，致力于本国与他国、本民族与他民族共同的现代化，进而实现现代化道路上国与国之间的“和解”与“并行”。
结 语
今天，现代化已成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没有哪个国家与民族能置身其外。现代化发端于西方，西方现代化一度以先发优势和话语优势，构建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和“虚幻的共同体”，试图垄断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和话语权力，以“文明”之名继续行掠夺之实，进而以所谓的“普适性”来主导人类文明叙事和世界现代化进程。西方现代化，究其根本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少数人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始终没有任何改变。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秉承科学社会主义构建全世界“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原典要义和理论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担当的生动表达，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辨正和实践校正，“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话语表达，生动体现致力于实现人与物、少数人与多数人、人与自然、本国与他国“颠倒”关系的“和解”的叙事旨趣，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更合规律性，更具道义性，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进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