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形:“范式转变”幻像背后的历史重演:欧洲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与现实错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4 次 更新时间:2025-09-24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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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形  

面对俄乌冲突、中东危机、中美竞争加剧、跨大西洋关系分裂,以及全球治理碎片化等全球局势,今天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它们看作国际秩序“范式转变”的表现。按照他们的解释,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撕裂,逐步背离了自冷战结束至今主导全球事务的自由国际主义范式。这种“范式转变论”揭示了欧洲承袭自后冷战时期的思想遗产,当时自由主义范式似乎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普世模型。

然而,欧洲人眼中的“范式转变”,实际上不过是国际政治历史常态的回归。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其说是一种普世的范式,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标榜并强加于人的建构。它根植于西方对冷战后“单极时刻”的解读,即认为那是“历史的终结”。但这一秩序从来就不是稳定存在的,更谈不上真正的普世性。以美国霸权、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为依托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从未获得普遍认可。然而,欧洲却依然用这一框架来解读全球挑战。

欧洲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坚定拥护者。对于欧洲精英和学者来说,冷战的结束似乎不仅证实了自由民主的优越性,而且说明了相互依存、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治理的必然性——借此,欧盟将自身定位为规则制定者与模范实践者。这种信心支撑了欧盟的扩张主义秩序观,通过扩大成员国规模和实施睦邻政策来推广自由主义规范。欧洲的愿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冷战后,大国竞争永久消失,自由主义之光普照全球,美国的安全保障绝对可靠。然而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不牢靠的。

冷战后,欧洲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特别是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概念的普世性充满信心,这是它把自己定位为一支“全球规范性力量”的核心。然而在实践中,欧盟从未在全球问题上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些原则。欧盟用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动表明,它口中的“自由普世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普遍原则,而更像是一种战略工具而已。欧洲的“双标”行为削弱了自身的道德权威,使其代表“普世规范”的主张站不住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自由主义秩序”总是比欧洲人所认为的更加脆弱与狭隘。

当前的全球动荡和欧洲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其说是历史的转折,不如说是历史的重演,它反映了大国权力竞争的经典格局正在重现。而对美国而言,其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何尝不也是一种历史的重演?历史上,美国长期在自由国际主义和务实的均势政治之间摇摆不定。近年来,美国政府将“美国优先”战略凌驾于自由秩序构建之上,正是凸显了这种“常态”的回归之势。因此,在欧洲看来是“转变”的现象,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其实是“延续”。

欧洲对“范式转变”的看法不仅源于其过去的知识遗产,也源于其现实的物质局限。长期以来,欧盟一直依赖文化软实力、经济治理能力和规则影响力。这种依赖在单极时代尚可以有效运转,让欧洲在美国安全保障的羽翼之下顺利推行自由主义计划。然而今天,随着硬实力竞争和对抗逻辑的回归,欧洲在战略上的脆弱性暴露无疑。

欧洲的自由主义范式思维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它把自己标榜为一个重要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管理者,通过输出价值观和标准,将民主、人权、法治等自由主义原则深度嵌入其对外关系,进而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借此,欧盟在环境政策、数据保护等领域制定的法规获得了全球认可,其规范影响力远超欧盟边界。这种通过市场规模、制度框架和附加条件机制实现规则普遍化的能力说明,欧盟能够通过输出规范来影响国际政治格局。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在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欧盟制定了异常庞杂的的法律法规框架,结果却反受其累,在这些领域实际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有人一语中的地指出:欧洲对自身实力缺乏清晰的认识,明明在某些领域根本算不上“主角”,却偏要抢着给人“立规矩”,典型例子就是《人工智能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这种“监管抱负有余而技术能力不足”的错位,可能扼杀欧洲的竞争力,削弱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因此,真正的变局——或者用欧洲的话说——“范式转变”,不仅是国际体系本身的转变,也是欧洲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转变。德国总理默茨最近表示,德国经济面临的不是暂时性放缓,而是“结构性危机”。他承认,恢复经济增长势头的难度远高于他最初的预期。这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挑战:俄罗斯廉价天然气时代结束后,能源成本上升,人口压力增加,以及对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适应迟缓。作为欧盟经济的核心之一,德国的困境削弱了欧洲的整体竞争力。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最近对欧盟发表了尖锐的批评,称欧盟“无法有效应对中国和美国构成的竞争力挑战”,而且“似乎越来越注定陷入地缘政治无关紧要的境地”。她的言论反映了欧盟成员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挫折感,即欧洲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既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也缺乏战略工具

我们不应把当前的全球变局视为一场“范式转变”,而应把它放在多极化、碎片化、战略竞争、技术对抗、安全困境、民族主义等历史语境中,来更好地理解新兴的国际秩序。这些关键词并不新鲜——它们是在国际秩序兴衰的漫长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大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交易性谈判中,通过相互让步和协商利益范围来进行博弈。正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关税战,以及“全球南方”一些国家不断变化的阵营站队,都体现了这种交易逻辑。

此外,随着土耳其、印度和巴西等中等大国的崛起,全球体系的多极化趋势愈发凸显。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组建灵活的联盟体系,既不倒向西方阵营,也不完全融入非西方集团。对它们来说,今天的“失序”现象只不过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制衡与对冲策略的延续。

总之,欧洲人所说的“范式转变”其实是历史常态的回归。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就不是普世的“主旋律”,而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它建立在“西方必胜”的信念之上,依靠美国的实力维系至今。但现在,这些前提条件逐渐瓦解,使欧洲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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