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概念是从表象的具体中抽象出的“最简单规定”，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揭示事物诸多发展形式之后对其内在联系的综合把握，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着马克思立足人类、追求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立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指向。“概念—理论—实践”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共同推动其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承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发展路径，从概念、理论与实践三个相互生成、层层展开的环节出发构建出完整体系，以完备的体系性展现出其理论的科学性，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根基。“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环节的科学继承与体系化发展。
一、以标识性概念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学“术语的革命”
在概念创新环节，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从剖析经济活动新的现象入手，在辨析成因、找准症结的基础上形成了环环相扣、开放发展的标识性概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上取得的新见解新论断，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学“术语的革命”。
（一）标识性概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见解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概念或术语的提炼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把握，若从整体理解，就只能得到一个混沌的表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对于复杂的经济现象，必须通过“抽象力”来提炼出简单的经济概念及一般规定，从而使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和内部联系在科学上得到具体的再现。因此，概念作为一种“稀薄的抽象”，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上具有起点的性质。
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起点，决定了这门科学上的新见解必然以“术语的革命”为标志。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概念“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因而首先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制约，并随着“现实的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革命。所以，概念根植于现实的生活，根植于“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随着所处时代的发展，概念在语义上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得以之为基础的科学也随之发生相应变革，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的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恩格斯指出，“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上的新见解，集中体现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一系列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概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核心特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键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这些标识性概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素，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显著的时代性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上的理论创新，在指导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贡献
标识性概念的实质在于创新，创新是标识性概念形成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标识性概念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一种社会形态乃至一个时代的鲜明标记，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中凝结着基于特定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新的内在规定和规律认识，具有原创性。一方面，原创性贡献可以体现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概念或术语的再阐释。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工资、劳动等当时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重新解释，使得这类旧术语在概念内涵上发生根本颠覆，进而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理解问题的新视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如果资本被理解为一定的、在货币上取得独立表现的价值额，那么，说一个价值是比它的所值更大的价值，显然是无稽之谈”。通过对资本这一术语的重释，马克思证明庸俗经济学对各种经济关系的阐释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
另一方面，原创性可以直接体现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等“崭新的因素”，实现在知识要素生产上的原始创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劳动力的区分和剩余价值等新术语的提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习近平经济思想标识性概念的原创性贡献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一脉相承。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既存在对原有经济学概念的新理解，赋予旧有概念新内涵的内容，也存在根据新时代经济现实所总结的原创性的部分。其中，对于党在历史上针对某一命题所提出的重大论断，习近平经济思想基于老问题的新变化，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实践上的丰富和发展。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对于党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则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完全原创性的新观点、新论断，如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这些原创性要素“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三）标识性概念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理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标识性概念在实现“术语的革命”的同时，以中国经济学话语创新从不同角度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理基础，展现出丰富的学理意蕴。
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凝结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代规定。不同的时代条件生成了特定的时代术语，规定了经济学理论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提出了所处阶段的理论所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经济新常态”“新发展阶段”“三期叠加”等标识性概念，将新时代经济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新背景高度凝练，为我们党指导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基本出发点。这些术语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客观规律为对象的，体现了这一特定阶段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历史规定。所以，只有从这些术语所揭示的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出发，才能构建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二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论述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要求。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最大现实，就是要“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回应时代的要求，找到发展规律，提炼打造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范畴新表述。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相关标识性概念强调在实践变化基础上顺势而为、扎实推进，主动把握时代变化，积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例，这一理念既内蕴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时代现实，也突出了我们党对发展理念和思路所作出的及时调整，体现了我们党在改革中寻找出路、在创新中化不利形势为有利局面的不竭探索，凸显中国经济学知识要素在学理内涵上的现实意义。
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彰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导向。价值导向，体现的是理论的自主性，是理论所应具有的鲜明历史特质与价值观念。各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决定了理论必然具有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标识性。但我国知识领域长期存在着对西方概念的路径依赖，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声音影响力不足，“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实现术语创新的同时，以“两山理念”“绿色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把中华文明的时代精神融入概念创新之中，彰显出这一体系所承载的文化价值，破除了本国知识话语中的依附趋向。这些具有自主性的相关概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的精准把握，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标识。
新时代以来，从物质到文化、从技术到制度、从生产到生活等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以标识性概念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本质及规律。这些标识性概念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同时，也以其内在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演进与发展的学理基础与必然起点。
二、围绕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
在理论构建环节，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线，整合发展标识性概念，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新形势下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制度体制、理念方法、目标形态等问题，在以体系化着力推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展现出守正创新的独特品格。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主线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过程来看，确立理论主线是理论构建的前置环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研究就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撰写书评时也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将“资本”和“劳动”两大范畴的关系作为“轴心”来考察，表明生产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占据关键地位。但在思考未来社会形态时，马克思深入分析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对人的异化，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不断发展，“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生产力作为社会形态演变的内生动力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践上决定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从理论上决定了未来经济社会研究的必要环节。
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继承与时代创新。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并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原则。这一论述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问题的长期探索与聚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始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构建的着力点。
（二）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特定经济社会形态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般性总是寓于其特殊性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重要原则的基础上，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背景进行了详细说明，展现出指导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理论精髓。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聚力推进各项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济治理效能稳步提升，社会大局长期稳定，反映出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方面优势。但同时，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仍较为明显，民生保障方面还存在部分短板，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还存在不平衡，反映出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仍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
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大背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生产力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经济实力跃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在近年来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世界经济低迷，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进一步增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各种因素面临较大冲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围绕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提出的发展任务，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主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创造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奇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方式、发展结构和发展动力都面临新的调整要求。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制造业利润不断削减，客观上要求发展方式由传统的依赖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另一方面，国内供求在各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存量调整与增量并举成为结构优化的现实需要。同时，当前各国对科技制高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低成本要素投入培育竞争优势的机会明显减少，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发展具有创新优势的中高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必然举措。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既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又展现出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新时代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指明了现实路径。
（三）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理念方法与目标形态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背景，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观点，创造性地回答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体制、理念方法、目标形态等问题，构建出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的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根基和体制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是基于我国现实实际探索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的统一。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要在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行动的先导，决定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方向。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灵魂，“集中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的是动力切换的问题。创新发展，就是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打造具备科技竞争力优势的创新性发展模式。协调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解决的是结构优化的问题。协调发展，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实现生产力在各领域协调、平衡、兼容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问题。绿色发展，就是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认知，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必须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动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构建深度融合的互利互惠格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坚持共享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宗旨，推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规定了新时代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样式。早在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出“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生产力发展目标。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则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规定了生产力“总体跃升”的目标形态，实现了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跃升”的新诠释。这种新质生产力从特征上看，是一种“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作用上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路径上看，关键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生产力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线，从多维度阐释了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理念方法与目标形态，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相关学说，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三、以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为目标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在实践环节，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下对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统一部署，推动标识性概念与生产力理论向现实转化，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核心问题、关键举措与重要保障，实现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跃升。
（一）党的领导在新时代经济工作中处于根本地位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根本保证。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上述论断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清晰阐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决定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只有以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才能进一步巩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从历史逻辑看，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新时代以来，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出并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经验表明，党在百年历程中所展现的精准判断力和强大执行力，是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根本支撑。
从现实逻辑看，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抵御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加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带领全体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全球风云变幻中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实践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合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的关键，是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
（二）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
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立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却也具备了向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迈进的基本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既说明我们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走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道路上，又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必然需要经历一个渐进、动态的长期过程。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必须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理念作为对“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阐释，深刻把握党在新时代“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改革发展理念。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是党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实践体系构建的根本要义。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当前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具体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鲜明论述了共同富裕的突出地位。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必须秉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政党区别于资本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核心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将政府简化为市场失灵的补救者，或是简单考察政府在流通过程中的职能地位。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统一的总体，孤立地考察政府在某一过程中的作用难以科学认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导致西方经济社会始终存在着周期性波动。据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提炼，为推动构建有效的市场机制、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直接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政府参与经济运行是贯彻落实党在经济工作领域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抓手。总体规划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实施差异化影响，是党总揽经济工作全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确保经济长期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
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在当前竞争压力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将发现新需求、培育新增长点、涌现新技术的任务交给市场主体，推动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将健全宏观调控、实施战略规划、加强政策协调的任务交给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新时代确保经济工作平稳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武器。
（四）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举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一，凸显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举在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举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形势下应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战略选择。新时代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显著提升。但在需求侧，总需求问题仍较为突出。在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总需求不足具体体现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与外需持续收缩两个方面。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压力，使得国内消费端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动荡加剧，国际秩序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持续增多，外需持续疲软，我国依托外需推动出口大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内需不足与外需转弱的双重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基于供需两端的客观现实，党提出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又影响生产，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间协调发展，是社会再生产稳定进行的必要条件。因此，“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在需求侧，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不断巩固内需主体地位，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大市场优势，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通过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种市场要素在各个环节有效衔接，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在供给侧，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五）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现实保障
发展与安全一体两翼，合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我们党开展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客观要求。步入新发展阶段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治国理政考验不断增多、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相互交织，使得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目标。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新时代开展经济工作提出了现实要求，为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提供了坚强保障。
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关注发展的短期与长期。短期内，要做好经济工作的安全风险防范，将经济工作的安全预防由事后处置向事前研判、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长期则要加大资源向事关经济安全大局的环节倾斜，将重大风险逐步化解。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要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两方面同步发力，既确保传统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平稳增长，又要利用产业政策等手段重点支持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引导市场投资方向，打破部分高精尖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关注发展的国内与国际。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不能排斥开放，而是要争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当今世界各国分工协作越发紧密，因此，既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确保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断增强自身风险抵御能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又要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树立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发展观念，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将发展与安全贯彻经济工作的全过程。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安全发展的理念贯彻到粮食、能源、产业链、金融、信息、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全过程，为经济工作精准施策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把安全作为发展的条件，有效保障宏观经济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粮食、能源等重要资源稳定供给，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