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它在推动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同时，表现出与其所生产的社会生产力的不相容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本国现实条件和文化传承出发，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协调性、人与自然的共生性、人类命运的一体性，从社会形态、发展道路、人类文明等层面构建了现代化新形态，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发展主体的规定性、发展道路的普适性和发展形态的唯一性，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发展“向何处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
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魏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两种模式的比较出发，提出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强调现代化道路以“两个结合”为原则自主探索，强调现代化发展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从现代化的发展主体、发展道路、发展形态三个层次建构出人类现代化新形态，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超越，为破解当今世界现代化所累积的危机与矛盾开辟了新的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主体规定性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人民为现代化的主体，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以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为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超越了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西方式现代化对资本这一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为现代化新形态建构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一）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西方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
“现代”是一种时间的尺度，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化”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一种形态或结构的变迁。“现代化”则是由一种时代向现在这个时代转变，“使具有现在这个时代的某种性质或状态”或“现代性”的阶段。西方式现代化的一般层次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现代性的理解始终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那里，现代性与“理性”同义，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理解的现代性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态度”，是“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现代性视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涉及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以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典型的复杂的经济制度，以及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直接指出，自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性从现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被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
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其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作为结果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剩余价值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在这种现代化社会，资产阶级“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因而使得各国“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但同时，资本使得社会不停的动荡、贫困的分化、不同阶层失业率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不均衡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典型外观。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在这种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这种社会的弊端，这种资本否定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在西方式现代化国家中得到清晰体现。资本“为积累而积累”带来的资本过剩，使得西方社会流通中的资本量与通过生产和交换来实现这些资本的有限的能力早已无法维持平衡，过度积累的倾向与从流通中清除剩余资本的过程在其中持续对抗，资本的价值丧失广泛存在且难以避免，经济危机这一最终的价值丧失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复出现。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在欧美国家，经济权力向劳动者过渡、工会介入经济决策、国家对经济直接干预、建立一定程度的国有经济等手段开始出现在西方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之中。西方式现代化发展“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新的现代化形态正在“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人的主体性超越资本的局限性，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据，更关注人民的幸福安康，不仅要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更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
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革命与建设的全部活动之中，“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人民利益是现代化的最高评判标准。唯物史观强调，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问题是检验现代化成果的试金石。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以“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目标，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深刻回答了发展是着眼于物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是为少数人的发展还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以人的主体性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资本逻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后，社会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理想。经过百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共同富裕贯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对人的异化，摒弃了资本逻辑，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
（三）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主线。在这种形态下，资本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增殖，体现为“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无休止地支配整个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无休止地造成“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营造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同时，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需要科学认识资本的二重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需要在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将资本治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尤其注重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本质规律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构筑和形成了我国资本市场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一步优化资本监管机制，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中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但也要看到，在部分领域，区域与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市场垄断、规避监管等行为时有发生，一定程度影响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深刻总结，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依靠体制机制集中治理资本无序扩张、限制资本权力提供了基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来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能释放资本市场的活力，又能保障市场机制在政府引领下规范运行，从而在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中形成对资本的双重约束和引导。通过有效市场的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促进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确保市场机制内的过程公平；通过有为政府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政府能够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上充分发挥主动作用，进一步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发展，维护资本运行的起点与结果公平。通过继续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不断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物质根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普适性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适性与必然性，为建构现代化新形态确立了主要的路径原则。现代化不是单一的、扶梯式的发展过程，不以西方化作为发展的唯一标准，而是依据各国现实条件和文化传承形成的多样化的有机体。
（一）西方式现代化不具有经验普适性与历史必然性
在西方式现代化语境中存在两类认知：一类是认为现代化进程的衡量因素在于资本积累程度，因而探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大多以现代化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作为例证。在这里，资本是现代化的主因，后发国家应致力于跟随现代化先行国家的资本积累经验来实现本国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较发达的国家向现代化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现代化的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科学”，西方式现代化经验“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追赶发达国家现代化面临的条件与过去的历史时代不尽相同，致力于复制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融入先发国家的现代化体系可能带来的劳动压迫。“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通过印度向英国出口贸易的例子，强调了后发国家参与这一体系带来的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此时，贸易顺差的后发国家将随先发国家同时爆发危机。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再次直观说明了融入或跟随这一体系带来的财富代价。“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英国的汇款”，“而所有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到的。”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为后发国家融入这一体系设置了超经济剥削的障碍。
根据依附论的观点，现代世界存在一个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的“中心—外围”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现代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处于现代化边缘。“现代不发达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为代价的。”中心国家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权与不公正的贸易给边缘国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唯一存在于世界体系范围的资产阶级）剥削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中心国家的和外围国家的——而剥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尤为残酷。”
第二类认知是相信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终结”。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表明，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马克思曾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用古代罗马平民的命运为例作出驳斥。在罗马历史上，尽管存在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与利用他们的劳动占有财富的阶级，但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同时发展起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因此，极为相似的事便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西方式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形式，现代社会具有多样性，现代化道路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二）传统中的文化因素与价值观念造就现代化的多样性
西方式现代化语境的普适性与必然性与其内在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结构息息相关。这种对立既是其建构的工具，也是其局限性与解释困境所在。它把传统与现代看作两种社会的极端状态，把一切前现代化的东西都归之于传统。资本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离的核心，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各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多样性与发展性在这一过程中不复存在，国家间的差异即是资本积累的差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等人相信，以经济增长为依据，现代化可被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几个线性阶段。传统社会是现代化的起点，在随后的阶段中，传统性不断消亡而现代性不断形成，最终使得现代性的力量扩大并支配整个现代社会。
传统中的文化因素与价值观念的丧失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根源。但现代化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或修正以适应现代性的变迁过程，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传统性因素。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历史本身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是由一系列矛盾相互作用并螺旋式上升的连续过程，因而只能在连续性中得以呈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本身是连续的历史的产物，如何划分、如何演进、如何发展不能通过先验的想象得以设定，而只能从事物本身去理解。“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所以，现代化不是一个传统性不断消亡的过程，而是从传统性中继承、转化并吸纳新事物的过程，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从各国传统社会中继承而来的文化因素是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特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是具有鲜明历史特质与价值观念的独特状态。因此，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继承性，现代是文明的尺度和结果。西方式现代化是孕育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发展于西欧的工业文明并扩展至世界的全球转型过程，它离不开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亚洲社会长期处于农业时代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缺乏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文化条件，因而使得亚洲现代化的发展始终逃不脱西方化的魔咒，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化或西化是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支持者相信，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上存在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这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提出来。尽管马克思对其并未进行系统性论述，但这种明显区别于欧洲文明的、长期不存在个人主义要求的东方社会经济形态确非西方式现代化的最佳载体，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必然会有不同于西方的、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
(三) 以“两个结合”为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各国现代化经验表明，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模式，才是现代化的最优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于我国具体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法，在着力赓续中华文脉中呈现出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开辟的，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魂脉”与“根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同时以“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的一般原理将对人类社会的考察延伸至未来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形态下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内在必然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探索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才能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中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规律性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与时代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另一方面，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变迁中形成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人抹不去的印记。从天人合一、修身齐家的个人修养，到民本、均富、富民强国的治国理念，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赋予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和精神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基础和发展活力，彰显出独特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解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才能掌握历史主动和文化主动，推动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未来。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第一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刻思想指引；“第二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智慧与人文精神，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自信与底气。“第一个结合”天然要求“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坚持平等、包容的中华文明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讲好中国故事，赋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品格。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形态唯一性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推动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美与共，超越了充斥失序、博弈与掠夺的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形态，为现代化新形态的建构开辟了光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一）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是人的两大最基本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一方面，“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符合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党就提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先进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后进一步提出“四个现代化”及“两步走”战略。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已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创新驱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使得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另一方面，“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物质生产之外，“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历史向度来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逻辑在于中华文明自身的连续性，这种特性不是故步自封的传统枷锁，而是指引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向前、推陈出新的不竭动力，是将历史中国、当代中国与未来中国连通起来，彰显中国道路文化自信的有机纽带。从思想渊源来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破除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二元结构与积累论，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优势。西方式现代化从自由精神与理性主义出发，过分强调物质增长的显著地位，忽视精神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引起社会发展失衡甚至社会撕裂，精神世界失序乃至崩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要求物质生活充裕，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生活充实，知礼节、明荣辱。这些历久弥新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始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靠自然界生活。如果认为“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重要特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所达到的新高度，为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西方现代化存在一种“技术拜物教”的迷思。以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马丁·耶内克（Martin Jenicke）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了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代价，承认工业化阶段“改善了我们父辈的生活，却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认为通过“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以及把这种革新的强烈驱动变成一种服务于环境的力量”，技术的发展将使得生物环境不再需要忍受工业的伤害，工业发展也不需要依赖不可再生资源，人类文明将在新的技术变革中到达对抗自然的转折点。
托夫勒等人预设技术具有能够独立于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之外的自主演化逻辑，但“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整个历史中都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展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活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困难在于对这种活力的解释需要把它的起源定位在社会中，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的力量，仿佛它本身具有自主的活力”。技术变革只是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过度积累中形成的不稳定性的一种手段或表现。他们始终以“对抗”的消极态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联系，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形态否定了“技术拜物教”的迷思，强调从最根本的认知层面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尊重自然界的地位。自然界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相反，自然是生命之母，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自然的先在性与基础性决定了人必须要尊重自然。“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善待生态环境就是善待人类自身。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顺应自然的规律性。自然界有其内在的运行和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被人类所认识、所掌握的，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形态从不否认技术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但清醒认识到，技术仅仅是手段，利用这种技术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必须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理念。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形态的底色，“绿色生产力”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要求。绿色生产力以新的内涵、新的形式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了具体化表达，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形态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上升到“世界历史”的范畴，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上的霸权思维。生态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关系到全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必然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生态问题中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如何构建“世界历史”范畴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新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促进自然环境以及人的生存回归本真、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答案，展现了脱胎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传承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新形态。
（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西方式现代化以扩张、掠夺、奴役、压榨为手段，对内剥削、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对外不断利用政治、军事、金融等手段转嫁经济危机，制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规则。中国式现代化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始终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同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谋求本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致力于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
“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应合作共赢，而不是通过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展开使得单个国家的活动扩大为世界的活动，不同国家之间的命运联系越发紧密。当今世界各国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和发展空间的同时，“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会放弃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潮流，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也越发紧密，但“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在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才能牢牢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主动权，“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新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各国现代化的一般性与自身具体国情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世界发展不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不再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的人类编年史。相反，要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在不断促进各国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共筑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未来。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