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
摘要：当前，全球南方现代化需着力应对三项关键课题，即如何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良性平衡，如何通过提升基础政治能力更好支撑经济发展，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其经验包括：现代化道路必须符合本国国情；着力打造“发展型国家”，坚持有为政府与“发展优先”相结合；抓住机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必要时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加强团结联合，共同推动和参与新型全球化进程。
当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正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全球南方现代化问题，因其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引发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讨论。这些国家大多曾经历殖民统治，长期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然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应当看到，全球南方现代化已取得重要成就，但也面临一系列复杂课题。
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平衡
“全球南方”现代化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进口替代战略，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另一条路径是基于“比较优势论”的出口导向战略，目标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实践效果看，这两条路径各有利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两难选择。
进口替代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南方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纷纷将谋求经济独立自主作为战略目标，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该战略一方面促使相关国家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两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一是“幼稚工业保护悖论”。保护主义政策的本意是帮助幼稚产业成长，并最终参与国际竞争，但过度保护反而阻碍企业成长，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0年巴西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33%，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仅为0.8%。同时，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进口许可证、补贴配额等成为企业追逐的目标，由此，宝贵的资源被浪费在游说政府而非提高生产效率上，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空间。
二是“强化进口替代悖论”。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难以提供本国工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如原料、机床、零件等），因此一国工业化水平越高，对进口商品的需要就越大，这就导致“强化进口替代悖论”。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出口创汇能力较差，导致其难以创造购买进口商品需要的足够外汇。例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奉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普遍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外汇短缺、债务激增等问题。
出口导向战略。在进口替代战略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被迫转向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谋求发展。
从理论角度看，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中心理论支撑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市场自由主义假设，等等。但这些理论本身存在内在缺陷，如“比较优势论”是一种静态看问题的形而上学发展观。按照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长期来看易导致其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变成发展劣势。此外，市场自由主义的诸多理论假设（如无运输成本、完全竞争等）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按照这套抽象教条实施市场化、去管制化、紧缩性政策，只会导致社会福利削减、失业率上升与经济增长放缓。
从现实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主导建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实质是一种新殖民体系。在该体系下，军事征服、直接统治和超经济剥削，被资本扩张、间接统治和经济不平等交换所取代。全球南方国家参与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很容易导致经济依附性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去工业化”（尤其是高端产业）趋势明显。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总体弱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旦放弃保护政策，本土企业很容易因缺乏国际竞争力而日渐萎缩，尤其高端制造业会率先受到冲击。二是加剧经济脆弱性。在不对称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背景下，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受益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在全球经济调整或下行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三是金融风险日益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美元成为可无限量发行的“无锚货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交替使用“滥发货币”和“美元加息”手段，致使全球南方国家频频陷入金融危机。
时至今日，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依然面临两难选择：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可能出现贸易赤字、通货膨胀、经济低效、外汇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又容易导致“去工业化”、依附性发展、经济危机频发等一系列新问题。由于两种战略各有利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经历过政策摇摆。
通过提升基础政治能力更好支撑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历史表明，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注重巩固和提升国内经济组织的效能。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政治能力不足，由此影响经济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国家建构滞后易形成“生存型国家”。在发展经济学中，国家可以被划分为“生存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两种类型，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利用政治权力促进经济发展。
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之所以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组合效果，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建构的完成程度。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国家建构处于未完成状态，精英阶层内部就会相互竞争或冲突，其优先事项是获得或巩固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为此，当权者往往倾向于选择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制度安排，而非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形式。这造成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跨阶级联盟来获取短期政治利益，而不是将经济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升技术水平。而在那些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国家中，由于国民对国家具有很强认同感和凝聚力，国家更有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立“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形式。
西方国家能够率先崛起并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一个重要内因就是很早完成国家建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正向互动关系。同样，部分东亚国家能够成为“发展型国家”，与这些国家在启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完成国家建构有关。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而且不同程度受到外力影响，国家建构进程较为滞后。这些国家的治理者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建立维持直接统治型国家所需的行政机构，以及管理大规模的平民政治。前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后者则需要扩大政治参与，这要求国家从集权转向分权。这种相互矛盾的目标诉求和相互抵消的政策举措，很容易引发治理功能紊乱，形成“生存型国家”。
现代化变迁可能带来“亨廷顿悖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易引发潜在矛盾和冲突。加之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和路径，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偏差和失误，引发内部矛盾和政局动荡的可能性增大。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种现象被称为“亨廷顿悖论”。
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易变性。据统计，2021年全球发生32起武装冲突，其中17起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境内。个别全球南方国家政权更替频繁，内外政策也会相应转变，打乱经济现代化的节奏与进程。例如，缅甸军事政变导致经济崩溃，内战加剧。政治制度的波动可能影响经济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使企业面临调整压力。此外，政权频繁更替往往还伴随着“软政权化”，可能出现政府税收汲取能力不足、公共服务供给失效、领土控制权碎片化等诸多问题。
有效应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复杂影响
全球南方现代化并非在真空环境中推进，其始终处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之下。当前，国际力量格局深度变化，大国关系更趋复杂。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重新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并将结盟作为战略工具加以运用。这不可避免地给全球南方现代化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影响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近年来，美国基于其全球战略考量，对部分政策取向不同的全球南方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甚至军事介入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据统计，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对外制裁增加933%，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1776年至2019年，美国在全球进行近400次军事干预，34%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3%针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4%针对中东和北非地区，13%针对欧洲地区。这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和“颜色革命”，损害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采取差异化策略。一方面，实施国内立法、召开不包含特定国家的国际会议、进行学术分类等举措，意图对全球南方进行策略性分化；另一方面，对资源富集、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潜在市场广大的国家，积极加强合作，如建立所谓“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大西洋伙伴合作关系”“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美国对全球南方的重视，看似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选择空间，实则施加选边站队的压力，这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优先”、追求和平稳定的取向存在差异。
增加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风险。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与地缘政治矛盾的激烈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冷战时期，美苏阵营激烈对抗，世界经济由此分裂为“两个平行市场”。苏联解体后，大国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得以蓬勃发展，“效益优先”成为首要遵循原则，形成深度融合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然而，随着美国重启地缘政治竞争，“安全优先”成为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新原则，全球产业链本土化、近岸化、区域化特征加速出现。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征“对等关税”等举措，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化和碎片化趋势。大国竞争和保护主义抬头，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风险大于机遇。
首先，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运行成本明显增加。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全球产业链动荡使原本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很可能短期内面临订单流失、技术断供等风险。为适应大国主导的供应链重构、满足特定市场要求，一些企业被迫调整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造成经营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等不良结果。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选择空间和经济自主性受到削弱。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品牌和技术优势的链主企业，是供应链形成、发展、演进的驱动力，能够有序调动和组织上下游企业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主导地位。在经济博弈加剧背景下，美国以链主企业为抓手，通过推行“友岸外包”等策略，限制全球南方的选择空间。即便是那些看似因此获益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再次，全球南方国家产业升级进程遭遇阻碍。当前，大国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加剧，美国实施更加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这使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或国际合作获取前沿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加大。同时，美欧为吸引关键产业回流或友岸布局，推出巨额补贴政策，全球南方国家在吸引高端制造业投资方面相较则处于劣势。此外，围绕数字经济规则的竞争，大国各自推进不同的数据治理标准，5G、人工智能等领域出现平行技术体系，使处于中下游位置的全球南方国家面临适应压力。
阻碍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相较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属性，因此更依赖大国合作和底线共识。随着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进程经历一些变化，呈现一定的“空心化”趋势。一是“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使国际组织的功能发挥面临新的考验；二是美国退出部分国际组织，相关机构的代表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三是美国调整贸易政策并加征关税，使自由贸易体系面临调整。此外，美国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不足，全球治理的共识基础有所减弱，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全球治理体系空心化和边缘化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多重挑战。一是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显著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出口成本；二是多边债务重组机制失效，加剧全球南方国家债务困境；三是气候行动受阻和绿色技术转让机制停滞，减缓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转型步伐；四是全球安全环境恶化，迫使各国增加军费，由此挤占发展资源。此外，大国博弈下的地区战争，引发全球化肥、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使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不同程度出现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与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全球南方现代化要想实现后发赶超，必需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
现代化道路必须符合本国国情。从哲学角度看，世界上不存在脱离特殊性的一般性。在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各国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不同国家之间的地理条件、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技术条件等存在差异，决定着各国启动现代化时的出发点和相对优势不尽相同，呈现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各不相同。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于将经济现代化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国情有机结合，并体现出诸多特性，如政府主导、共同富裕、发展优先、重视基建、谋求自主可控、重视生态保护、追求包容性全球化等。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经验借鉴。
坚持有为政府与“发展优先”相结合，打造“发展型国家”。有为政府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有学者指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威权—秩序—发展”，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才能提供稳定秩序，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这也就是说，国家机器是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希望用实质性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福利的理想，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国家干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既能够最大限度吸纳民意，又具备高度的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发展型国家”提供制度保障。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深度融合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条件，也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重的过程。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动态演进的，其对应的发展战略也应具有动态调整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前文讨论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全球南方国家更应该采取的是“竞争优势战略”。该战略强调通过某个行业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带动全社会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进而使边际产出递增，即内生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一发展战略体现在政策层面，就是加大技术创新，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球南方只有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从战略层面看，现代化的阶级基础（即国家在制定政策和分配利益时，侧重照顾哪个阶级利益）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资本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劳动者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就此而言，一个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说到底是实现让广大劳动者从中受益的“多数人的现代化”，由此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这需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以形成有利于多数民众的社会经济结构。
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封建性生产关系长期存在。在这些国家中，无论实行何种政体，身居高位的总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等少数权贵，内外政策也主要体现少数权贵的利益，而不是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少数人的现代化”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需实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即经济增长成果能够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共享，保障弱势群体公平获得发展机会。
加强团结联合，共同推动和参与新型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结构：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前者是客观趋势和历史必然；后者是西方国家人为赋予的结果。西方曾长期主导并塑造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由此成为主流。目前世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实施对发达工业国更为有利、对全球南方国家相对不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导致等级性经济秩序、全球性贫富分化乃至安全局势动荡等问题，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依附化和边缘化处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趋势。
全球南方国家应该警惕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但不应排斥经济全球化本身。各国唯有积极参与体现自然历史过程的新型全球化，才能实现共存共荣。进一步看，全球南方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必需加强团结联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南方囊括世界150余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人口规模、资源禀赋还是国土面积，均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团结起来便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和集体行动能力，其整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各国行为的影响之和。就此而言，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联合，是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必由之路。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