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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这段时间，致远他们系统的学习了中国文学的各门课程，同时也学习了外国文学史。从知识方面来讲，应该不少。但是，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致远觉得这些课程与自己的文学创作关系不大，还是把读世界文学名著作为重中之重。政治运动依然不断，尤其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批孔子，批宋江等一些带有浓厚的的政治色彩活动上，对他的创作构成严重的挑战。他投出去的稿件屡屡被退稿，责任编辑明确指出，作品不符合时代潮流，说穿了，就是没有和政治运动合拍。一段时间，他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之中，甚至觉得上大学，让他的脚步停滞了。他和延红谈自己的困惑：“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会写文章了，咋办？”

延红说：“我不懂写作。你不要自责，也不用着急。咱们是在省里的最高学府，学习的都是理论，理论与实践可能是两个问题，你得想办法怎样融会贯通。能不能走出校门，去拜访一些省里有名的老作家，让人家给指点指点，多参加有关方面的会议。别让大学的围墙把自己困住了。”

延红的话给他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去拜访古城作协的老作家，悉心讨教，经过这些老作家的教导启发，他脑子里茅塞顿开，追赶政治脚步，永远写不出好作品，必须脚踏实地从头开始摸索。写作的过程是作家本人对社会的思考，好作品不仅仅是讲故事，重要的是要对人性进行深层剖析。有了这个基本认识，他开始做这方面的探索。后来，在他尚未毕业时，主动要求去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杂志社实习，帮助编辑们阅读作品。这一年，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显著的改观，有些短篇小说，散文被一些杂志录用出版，渐渐，致远这个名字散见于各家报刊，人们基本上遗忘了他的姓氏。根据时间的推移，他以前写的一些小文章，也陆续被多家媒体接受，获得读者好评。有些期刊开始关注他，主动来约他写稿。杂志社普遍有偿约稿，不多，但是总能让他俩周日打打牙祭，买几件新衣服。致远发现可以做到养活自己了，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他心里有个目标，和延红红探讨，说他就想写出一部像《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这一类的小说。延红学数学，受致远影响，对文学也有兴趣，经常鼓励他努力，再努力，不断探索，相信你能写出来。两人志同道合，生活和谐，从不拌嘴。随后，致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构思了一篇篇幅稍大的小说，故事来源就是延水县城被围的部分细节。设计了一个刚正不阿，勇于牺牲精神的陕北铁汉主人公。

这一年，毕业季，虽然这届大学生原则上按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分配原则，但鉴于国家人才稀缺，也可以双向选择，致远和延红选择留在古城就业。古城作协领导看致远工作努力，对基层作者来稿处理及时认真，将他调配到杂志编辑部。同时，延红留校任教，当数学老师。作协给致远分配了一间小平房，不久结了婚。那时候，不提倡举行婚礼这类仪式，他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两人去莲湖饭店吃了顿西餐。

1977年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成为时代潮流。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责任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粮食连年丰产，大部分人不再为吃饭问题所困扰。城市改革更是风起云涌，陆续的在广东，海南等地建起了几个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本与技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国有企业，鼓励干部职工下海经商，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中共中央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为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平反，摘帽，取消成分论。文学界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文化市场非常繁荣，思想领域的自由度空前宽松，各地恢复或者创刊许许多多的文学杂志。致远成为正式编辑后，经常出去组稿。往北走，是他的主要活动范围。他结识了许多朋友，他有大学分配时回延水县的同学陈数，焦裕，高潮，有一起共过事的常青及他的写作团队成员，还有报社经常给杂志投稿的的文学新人，以及再往北的榆阳一帮子文友。年轻一点的人，都把他当老师加大哥对待，走到处都有人为他接风，提供食宿，写作场地，请去给学生，文学爱好者讲课。每每，只要时间允许，他都尽力而为，从来不推脱。他在朋友中间口碑极好。还有朋友带他出去游山玩水，带他去打猎。采风采访都是骑着自行车，陪他一起进深山，下基层。这期间致远和一些基层公社书记，干部也成了好朋友。这些人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给他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苦读书的孤独者。自己精神状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希望围绕在身边的文学爱好者形成一个群体，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事实证明他这些努力是有用的。和他同时期基础差一些作者，后来都小有成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有个性的陕北文学圈）现在，他开始潜下心来，创作他已经打了一年多腹稿的那部小说。对他这部小说倾注全部的情感，写着写着，在屋里放声大哭，常为书中人物的感动。回头也为自己的破防，感到难为情。没有办法，作家就是性情中的人物。语境文字中有他的豪放与冷静思考，快乐与悲伤，有时心无旁骛，有时愤怒癫狂，好像这些都是一个作家的优点。一年以后，他的孩子出生了。因为俩人都有工作，带孩子成了个大问题。经济能力欠佳，雇不起保姆。致远只好接母亲韩雨来古城看孩子。韩雨多少有点文化，照顾孩子的起居吃喝，没有多大问题。这段时间，小说也写完了，不很长，十几万字。投出去以后，没多久被退了回来。那时候，正面写文革，是个禁忌，没有多少人敢触碰这敏感的话题。他大概是吃螃蟹的第一个人。他不断地投稿，不断地被退回。他下了很大心血的小说不被编辑认可。再后来，他冒昧地投到了一家非常有名的大型小说期刊，很快就接到了留读通知。他知道书稿等于到了终审阶段。那天，他煮了一壶咖啡，庆祝了一下自己。不久，小说发表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两位国家级老作家来信，肯定了他的小说。致远这个名字，迅速走红。有圈外好事之人，翻出来他的老底，原来，这家伙就是延水县的被撤职的造反派头头刘致远。许多人都惊讶的张大了嘴巴，这才认清，致远就是天生的能人，干什么成什么，谁也拦不住他。一块金子，蒙了尘土，还是金子。致远专门给何县长寄了一本杂志。何县长看完后给致远写了封信，话不多，对致远取得的成绩给予祝贺，也谈了自己的观点。何县长说，完全的理想主义作品。我们都是过来人，在政治这条路上，现实生活复杂程度与残酷，远远超出你书中描写。继续努力，希望看到你更好的作品。接到回信，他觉得何县长太理解他了，截至目前，是第一个批评他作品的读者。从此以后，每当重要的作品出来，他都给何县长寄一份去。

不用怀疑。这部小说后来获了奖。伴随着奖状，证书，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报酬。致远把这笔钱拿出一部分给父亲和母亲。紧接着，他开始写作下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是他一个朋友的故事，一位公社书记亲身经历。话题老套：哥哥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一句陕北民歌歌词。他围绕这个主题讲了一出爱情悲剧，没想到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反响，致远这个名字如日中天。延水县有认识他的人，买书送人，给他编传奇故事。有些故事传到他耳朵里，让他啼笑皆非。问到头上，也不予辩驳。他隐隐约约的有一种危机感，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肥了，就死到临头。有朋友来约稿。他手头没有积累，他写作速度很慢，一个稿子要修改数次，语言文字要求严苛。命题作文一律不予考虑，对有人提出付费写传记这类的事情无情拒绝。在他心里，神圣的文学是不可玷污的！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一眼就认出来是他老家寄来的。非常奇怪，这是怎么能找到他的？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把老家都忘了，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他把信收起来，没看。后来隔三岔五的还是有信寄来，没办法，只好打开看了一下。他没猜错，信是他生父寄来的。信中说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改名了，在古城工作，现在出息了。生父晓得，致远这个个性，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希望他能够回家看看，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亲说他当时做的不对，不该把致远赶出去。话说回来，如果当时没有把致远赶出去，也就没有致远的今天。希望致远不要记仇，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如果实在忙，回不来的话，让二毛去古城的看看他。二毛也长大了，初中毕业了。前段时间说要去你们古城，打工寻找大哥，估计现在也到了。希望他有工夫的时候，在那些建筑工地上找一找。出门在外，举目无亲，需要关照。致远长长地叹了口气，该来的还是来了。这就是宿命。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和延红说了情况：“我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延红说：“你家里的事情，我也不好说什么，你看着办吧。一定要我表态，我觉得可以帮他，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这个家门。底层人，没文化，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和咱们不是一路人。他要是有点儿本事也行，将来哪怕送到学校学习，自己挣碗饭吃。如果二毛不想上学，也不愿意学手艺，想帮他，也帮不了。”

致远非常为难，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刀，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封信带给他无休无止的痛苦，进入严重的精神焦虑之中，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他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