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现代化正经历结构性调整,发展失衡、安全风险、文明叙事偏差和治理效能不足相互交织,既有现代化理论与国际制度秩序,难以充分回应多数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四大全球倡议旨在解决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文明赤字和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将发展权利、和平条件、文明互鉴和制度共建纳入现代化框架,为世界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秩序保障、价值规范和制度条件。全球发展倡议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能力,全球安全倡议维护现代化进程的和平环境,全球文明倡议确立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新范式,全球治理倡议拓展平等参与和开放共治的制度空间。依托联合国体系,推进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完善多边合作平台和实施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四大全球倡议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转化为全球层面的制度供给,重新定位世界现代化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从资本扩张逻辑向共同发展逻辑、从对抗性安全观向包容性安全观、从单一现代性叙事向多元文明互鉴的范式转换。
世界现代化进程在较长时期内受资本扩张、权力竞争和西方中心叙事支配,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能力积累、安全环境维护、文明道路表达和国际规则参与等方面面临多重约束。四大全球倡议立足世界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将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纳入理论框架,为共同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和平条件、价值共识和制度保障。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是对世界现代化结构性困境的回应,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集中体现,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共同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世界现代化的结构性困境与中国回应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四重赤字。世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生产方式、制度形态、社会结构、文明关系和国际秩序等方面变迁的历史进程,既包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物质层面的能力跃升,也囊括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文明自主能力和国际参与能力的整体提升。推进世界现代化,是各国通过国际分工、技术扩散、文明交往和制度互动实现发展的进程。世界现代化的推进状况,取决于各国能否拥有相对均衡的发展空间、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平等互鉴的文明关系和公正有效的制度体系。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文明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挑战。发展赤字首先表现为全球发展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动能不充足、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经济全球化为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市场空间和获取外部资源提供重要条件,但其收益在国家、产业和社会群体间的分配并不均衡。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规则和品牌优势,长期占据国际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则更多承担资源供给、劳动密集加工和低附加值制造功能,“中心—边缘”结构由此在新的产业组织形态中延续。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断裂、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关键技术壁垒加固、发展融资成本抬升和绿色转型能力差异扩大,进一步压缩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空间。大量发展中国家若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分工环节,则难以完成产业升级、公共服务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世界现代化将会呈现少数国家高水平现代化与多数国家低水平依附并存的格局。此外,发展赤字会削弱全球化的政治基础,诱发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回潮,使共同现代化所需要的开放合作基础受到冲击。
安全赤字体现为国际社会在维护和平稳定、防范冲突扩散和应对复合安全风险方面的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地缘冲突频发、阵营对抗加剧、传统安全风险回潮、非传统安全风险上升和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效能不足。安全赤字的扩大与军事同盟体系扩展、单边制裁工具泛化、地区冲突延宕,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跨境蔓延等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当安全思维被零和博弈主导,集团政治替代多边合作、单边安全凌驾于共同安全之上时,安全政策本身便可能转化为新的安全威胁来源。安全赤字对世界现代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冲突地区。一方面,安全威胁会迫使国家将原本应用于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和技术创新的资源转向军事化与应急支出,削弱现代化所需要的长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安全赤字加剧会破坏跨国投资预期和国际产业协作,使发展议程从长期能力建设退回短期风险应对。
文明赤字的形成,既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的话语权不平等有关,也与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价值外交有关。近代以来,现代化理论长期受到西方工业化经验和制度演进路径影响,理论叙事将特定文明的历史经验抽象为普世标准,并以此衡量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其结果是,现代化被认定为对特定制度模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形态的追随,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被削弱。数字平台和国际传播能力发展的不均衡,使得部分国家能够持续放大自身叙事优势,将文明差异转化为价值评判和制度标签。文明赤字削弱了不同国家围绕发展、安全和治理议题开展合作的价值基础,使世界现代化难以形成平等互鉴的知识条件与精神条件。缺乏文明平等和文明互鉴,现代化易退化为单一模式的扩张,难以真正容纳人类社会多元发展的历史经验。
治理赤字则集中体现为全球公共问题增多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受既有权力结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发言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参与权,未能充分反映其人口规模、发展需求和现实贡献。治理赤字的形成,与国际组织改革滞后、单边主义上升、排他性小多边机制扩张、“长臂管辖”泛化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密切相关。一些发达国家在维护既有制度优势的同时,通过技术规则、金融规则和安全规则重塑竞争壁垒,使全球治理从公共问题解决机制走向规则竞争和制度分割。此外,治理赤字带来的规则复杂性和制度排他化,使得全球问题难以通过协商和集体行动获得解决。
世界现代化进程变革中的中国贡献:四大全球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为共建美好世界注入强劲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引领,充分彰显中国的全球视野、世界情怀和国际担当。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旨在缓解全球发展空间不均衡和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全球发展倡议为后发国家积累现代化能力提供公共产品,使现代化从少数国家的先发优势,转向更多国家的能力建设和民生改善。全球安全倡议则面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条件,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着力缓和地缘冲突、阵营对抗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对发展进程的冲击。世界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经济预期和社会治理预期,安全赤字一旦持续扩大,国家发展资源便会被迫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转向军事化、应急化和危机化支出。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在功能上相互支撑,前者提升共同现代化的物质能力,后者维护共同现代化的和平环境,二者共同回应世界现代化在发展条件和安全条件上的不足。
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分别从文明价值互鉴与全球制度供给维度,拓展世界现代化理论。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强调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世界现代化从文明等级叙事转向文明多样共生。全球治理倡议则面向世界现代化的制度条件,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旨在增强全球制度体系对发展、安全和文明问题的承载能力。治理赤字的存在,使发展融资、气候治理、技术规则、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议题难以获得公平有效的制度安排,进而阻碍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四大全球倡议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理论阐释框架:全球发展倡议夯实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维护现代化的和平条件,全球文明倡议拓展现代化的价值空间,全球治理倡议强化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四大全球倡议相互衔接,推动世界现代化从少数国家主导的单向扩散,转向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发展、文明互鉴和制度共建的进程。
图1 全球“四大赤字”形成机制与中国方案

四大全球倡议推进世界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全球发展倡议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促进,是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发展是世界现代化得以展开的物质前提。现代化意味着生产力、产业体系、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积累,离开稳定的发展条件,现代化便难以从制度愿景转化为现实进程。经济全球化在带动全球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明显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技术、规则和产业链控制力长期向少数先发国家集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低附加值分工、发展融资不足、技术扩散受限和绿色转型成本上升中承受更大约束。发展赤字充分揭示世界现代化物质基础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不均衡,进而导致不同国家现代化能力积累出现持续分化的现状。
全球发展倡议重构世界现代化发展逻辑,集中体现为对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和发展动力的重构。就发展目标而言,它将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中心,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从经济总量扩张延伸至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教育发展和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使世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人民福祉相衔接。现代化不能止于产出规模和资本积累层面,还必须体现在民众发展机会的增加、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整体韧性的提升。就发展主体而言,全球发展倡议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发展中国家是共同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就发展动力而言,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创新驱动、伙伴合作和可持续转型,试图缓解后发国家在技术学习、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中面临的外部约束。将工业化、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议题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使现代化动力从单一资本驱动转向技术能力、制度协同、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的多重支撑。通过目标、主体和动力的重构,全球发展倡议将共同发展能力确立为世界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只有更多国家具备持续发展的产业能力、财政能力、技术能力和社会建设能力,世界现代化才能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循环,转化为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受益和共同推进的历史进程。发展逻辑的这一重构,构成四大全球倡议作用于世界现代化的起点,为安全、文明和治理提供物质基础。
全球安全倡议与世界现代化的和平条件。和平稳定是世界现代化持续展开的基本条件。现代化依赖长期投资、产业积累、教育普及、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安定的国际环境为前提。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安全问题长期受政治权力和集团竞争影响,一些国家以军事联盟、战略威慑、排他性安全安排和绝对安全诉求维护自身优势,导致安全风险加剧,并使地区冲突、地缘政治竞争、能源粮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外溢。安全赤字揭示世界现代化的和平条件在大国竞争、地缘冲突和跨国风险交织中的脆弱化趋势。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指向,将安全重新纳入世界现代化的条件体系之中,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重塑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全球安全倡议理论推动世界现代化安全主体、安全内容和安全方式的重新构建。安全主体方面,它强调各国安全不可分割,明确国家间安全利益的连通性与交互性,反对以一国安全压缩他国安全空间,将安全从少数国家的战略优势转化为世界现代化共同需要的公共条件。安全内容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扩展安全内容,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置于统一框架之中。安全方式方面,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对话协商、冲突预防、合作治理和可持续安全,推动安全治理从威慑制衡和联盟依赖转向制度化沟通,从法理上剥夺了外部势力以干预人权或输出制度为由,阻断他国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合法性。通过这一重构,全球安全倡议可有效保障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独立性,避免其发展进程受频繁冲突、危机外溢的干扰。全球安全倡议由此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和平条件,使发展、安全和秩序之间形成更为稳定的理论关联,并为文明和治理条件的进一步重构提供必要前提。
全球文明倡议与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共识。现代化发展既是生产力、制度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变迁,也是不同文明在现代条件下重新理解自身、调整国家间关系和形成文化共识的过程。世界现代化蕴含不同文明间的相互承认、平等交往和价值沟通。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长期把特定文明经验提升为普遍标准,使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被纳入模仿、追赶和偏离的评价框架。由此形成的文明赤字,不仅会削弱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也会动摇不同国家围绕发展、安全和治理议题开展合作的价值基础。
全球文明倡议确立平等包容的跨文明交往体系,确认不同主权国家基于自身文明底色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明确世界现代化应当遵循的价值共识。全球文明倡议通过倡导文明平等改变现代化道路的评价方式,使不同国家能够在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发展条件的现代化探索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文明互鉴改变现代化知识的生成方式,使现代化经验不再依赖单一文明单向输出,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比较和吸收中不断丰富。文明包容则为跨国合作提供价值基础,有效缓解意识形态对抗、价值排斥和文明隔阂对发展合作、安全合作和制度合作的影响。文明创新将传统文化同现代社会需求连接起来,使现代化能够在文化延续和社会变革之间形成内生动力。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平等确立道路方向,以文明互鉴拓展知识来源,以文明包容巩固合作基础,以文明创新增强内生动力,将价值共识、道路承认和文明互信纳入世界现代化的条件体系。为世界现代化提供精神基础,使不同国家能够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治理中形成更稳定的价值支撑。
全球治理倡议与世界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世界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需要合理的规则体系和制度保障。近年来,既有国际制度体系代表性不足与包容性缺失的问题愈发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参与权同其发展需求和现实贡献不相匹配,发达国家构建的国际秩序通过排他性机制压缩前者开放合作空间。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规则设计中——自由贸易规则、投资保护条款、知识产权标准等制度安排——往往以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为基础,限制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国情选择政策工具的空间。治理赤字由此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制度约束。它使后发国家在参与国际合作、表达制度诉求、维护发展权利和获取公共产品时面临更高成本,也使发展、安全和文明领域缺乏紧密合作。
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可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制度条件重构的理论框架。奉行主权平等,确认不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在国际事务和规则建构中享有平等参与地位,以确保各国均能够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遵守国际法治,要求国际规则保持稳定性、普遍性和可预期性,减少霸权主义、双重标准和规则工具化对各国发展预期的干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通过开放协商和集体行动处理共同问题,使世界现代化所依赖的制度供给建立在更广泛参与和更充分协商基础之上。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明确全球治理价值方向,使制度安排服务于各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安全需求和现代化愿望。注重行动导向,将治理能力从原则表达推进到问题解决,要求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回应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需求。全球治理倡议回应时代之问,凝聚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超越传统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逻辑,可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方案。
四大全球倡议推进世界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依托联合国体系增强国际制度合法性。世界现代化合作涉及发展路径选择、规则制定、资源配置等多重事项。以四大全球倡议深入推进世界现代化,需通过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制度体系,将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共同讨论、共同参与和共同推进的公共议程。联合国体系在成员结构、议题设置和规则基础上的广泛性,使其成为四大全球倡议获得公共合法性的关键制度依托。四大倡议的制度化进程始终以联合国体系为依托,呈现从规范倡导到制度嵌入的态势。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平安全、文明对话和治理改革等问题,四大全球倡议不断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多边主义实践以及文明交流机制互相衔接、互促共进。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发起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务实合作平台,推动40多个国家与近20个联合国机构代表,共同探讨倡议合作事宜同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深度对接,将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和公共产品供给深度融入现存体制。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强调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截至2025年底,全球安全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支持,明确写入140多份中外双多边文件。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使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交流获得联合国层面的制度表达,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则将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基本遵循。
伴随四大全球倡议全面融入联合国的专门议程以及制度架构,世界现代化的治理规则逐渐摆脱霸权主义零和陷阱,呈现强调主权平等与遵守国际法治的多极共存态势。制度供给可有效弥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赤字与公共产品短缺,缓解现有国际体制在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不足,为全球南方国家表达现代化诉求、参与规则讨论和获取公共产品提供更为广泛的渠道,系统性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通过将发展优先、包容性安全以及文明互鉴的中国经验推向全球,国际社会得以跨越冷战思维与阵营对抗的外部政治冲击,构建起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开放环境,从而大幅提升动荡变革期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抗风险韧性。
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共同现代化能力建设。世界现代化能否摆脱片面依赖由少数国家引领的路径依赖,关键取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形成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内生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在产业基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获取、绿色转型等方面的建设相对薄弱。四大全球倡议将发展权、安全权、文明主体性和制度参与权转化为能力建设议题,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自身历史条件、资源禀赋和制度选择基础上推进现代化。
四大全球倡议对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的支撑,体现为推动其发展能力、安全韧性、文明主体能力和制度参与能力的协同提升。全球发展倡议旨在着力改善现代化的物质能力条件,通过发展融资、能力培训、知识分享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积累能力和社会建设能力。中国已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增资至40亿美元,支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20多个国际组织在60多个国家实施180多个项目,受益人数超过3000万;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完成6万人次研修培训,覆盖全部之友小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则着力维护现代化的连续性,强调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有助于降低冲突外溢、外部干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国际秩序震荡对发展进程的冲击。全球文明倡议着力强化现代化的价值支撑,强调文明多样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传承创新和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自身文明资源中理解现代化,在平等交流中增强道路自信和价值自主。全球治理倡议着力优化现代化的制度化参与条件,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加平等地参与国际议程讨论、规则协商和制度改革,使其现代化诉求能够进入更具代表性的国际制度过程。
通过多边合作平台推动四大全球倡议落地落实。四大全球倡议通过多边合作平台推进世界现代化,将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主张转化为合作议程和政策协调机制。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逐渐成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世界现代化的重要通道。2024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中国提出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则通过规则创新推动区域现代化深度整合,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九大规则章节,建立标准互认和中小微企业普惠机制,助力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范式。
多边平台通过峰会机制、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合作清单和专项安排,将各国现代化需求转化为可持续讨论和逐步落实的合作事项。中非合作论坛将现代化确立为中非合作的统领性议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围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提供融资渠道,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旨在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优化配置资源。上海合作组织则为欧亚地区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稳定沟通渠道。多边平台由此把四大全球倡议所强调的共同发展、和平稳定、文明互鉴和制度共建连接起来,使世界现代化合作在议程设置、资源组织和政策协调之间形成更稳定的运行结构。
伴随多边合作网络的拓展,四大全球倡议所蕴含的主权平等与包容普惠等治理逻辑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规则扩散。多边治理网络打破少数大国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垄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多极共存方向转型。多边平台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防范单边制裁与技术脱钩的制度确定性。依托规则的共商共建与治理红利的普惠共享,世界现代化新进程的抗风险能力获得实质性提升,为共同现代化的稳步推进确立长效制度保障。
围绕重点领域项目形成公共产品供给。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群是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载体。世界现代化的推进依赖科技创新、社会建设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设施和产业联通影响要素流动、市场接入和区域分工效率,是后发国家进入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通道;减贫、粮食、医疗、教育和社区发展关系人民生活改善与社会稳定,是现代化普惠性的基本支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则关系发展中国家能否在能源变革、技术革命和可持续发展规则重塑中获得新发展空间。
具体而言,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群主要围绕基础设施与产业联通、减贫民生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与数字转型展开。基础设施与产业联通项目通过交通、电力、港口、通信、产业园区和供应链协同等安排,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物流条件、能源条件和产业配套条件,使其能够深度嵌入区域市场和全球价值链。农业技术、粮食安全、医疗卫生、教育改善和社区发展等项目则显著提升有关国家基本生活保障能力,增强社会稳定和发展韧性。例如,2025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首批16个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成功打造,“小而美”民生项目稳步推进,建成36个鲁班工坊,开展1800多个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清洁能源、绿色交通、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智慧城市和数字公共服务等合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补足工业化短板的同时进入绿色化和数字化发展道路。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群推动四大全球倡议从理念倡导转变为制度实践。基础设施联通、民生改善与绿色转型能力的协同投入,促进物质资本积累、社会韧性培育与产业结构升级,为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提供资源基础与制度保障。
以四大全球倡议推进世界现代化的多维重塑
确立人民主体地位是世界现代化价值基础。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体现为其推进进程中所呈现的主体立场,目标取向和评价尺度。长期以来,世界现代化受大国权力结构、资本扩张逻辑和西方中心叙事影响,其意义被诠释为经济增长速度,市场扩展能力,制度移植程度和国际竞争优势。由此形成的现代化往往较为关注国家间力量位势、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模式扩散,却会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民生福祉改善以及不同国家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世界现代化的深层矛盾不仅表现为发展水平差距,也体现在价值尺度的偏移,即现代化成果由谁分享,道路由谁选择,规则由谁参与塑造,及以何种方式回应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四大全球倡议正是在此充分凸显其世界意义:将发展权利,人民福祉,共同安全和文明平等纳入同一价值框架,使世界现代化不再被单一国家经验和少数国家利益所限定,而是被置于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之中。
四大全球倡议均将人民置于世界现代化的价值中心,将衡量尺度从少数国家的率先发展、优势巩固和模式输出,转向多数国家的发展机会、民生改善和共同福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使世界现代化不再仅表现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制度扩散的过程,而是体现为减少贫困,改善民生,保障人民安全和拓展其选择能力的进程。以共同福祉为目标的价值取向,要求现代化不能停留于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单向带动,也不能固化为少数国家占据主体收益,多数国家承受发展成本的结构安排,而应推动不同国家在平等参与中共享发展机会,在相互尊重中拓展道路选择,在协同合作中共同进步。世界现代化的目标已从追求少数国家的权力最大化转向实现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共同发展导向拓展世界现代化发展基础。世界现代化能否由少数国家的现代化扩展为多数国家的共同现代化,关键取决于发展收益能否公平分配。世界现代化进程长期伴随资本扩张和全球分工深化,资本、技术、市场和规则优势更多集中于少数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虽被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却往往处于产业链低端、融资条件受限、技术获取困难、规则参与不足。由此形成的现代化机会分配格局,使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不仅难以将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也难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与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收益空间。四大全球倡议将共同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中心,强调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从追求资本扩张、市场扩展和全球竞争,转向发展条件改善、发展能力提升和发展成果共享。由此实现世界现代化发展从资本扩张转向共同发展逻辑。
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转向共同需求、共同能力和共同参与。在减贫与粮食安全领域,通过农业技术转移和基础设施援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生存底线得以进一步筑牢;在公共卫生方面,致力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后发国家应对重大危机的韧性与人力资本保障;聚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全球发展倡议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跨越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老路,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对产业能力建设的强调,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输血式”援助,转向“造血式”赋权,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四大全球倡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为重要支点,将共同发展作为世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方向,使现代化从少数国家率先积累,外部扩张和层级分工,转向多数国家能力提升,机会共享和协同发展。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基础不再主要依赖少数国家的资本输出、技术转移和规则安排,而是在更多国家共同参与中不断拓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更具可持续性的物质条件、能力支撑和发展空间。
包容性安全和平等共治取向推进世界现代化秩序规则重构。世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依赖于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开放包容的制度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冲突和安全压力会压缩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空间;规则主导权高度集中则会削弱其在市场准入、发展融资、技术获取和制度表达等方面的能动性,使现代化进程面临安全风险与制度不平等的压力。
四大全球倡议对世界现代化秩序规则的重构,集中体现为对安全逻辑和制度逻辑的调整。传统现代化进程常常嵌入国力竞争和排他性制度安排,部分国家依托军事优势、经济优势和规则优势,将自身安全诉求和制度偏好转化为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空间因而受到外部安全环境和既有规则结构的限制。全球安全倡议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机制化沟通处理分歧,为世界现代化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和平条件。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国际制度安排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表达权和受益权。四大全球倡议将安全秩序和治理秩序纳入共同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使世界现代化秩序由国家竞争和封闭安排,转向相互尊重、平等参与和协商共治。
秩序规则重构,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体现为一国能否在稳定环境中积累发展资本,在公平制度中有效表达发展诉求,在国际合作中获得发展机会。安全共建有助于减少外部冲突对国家发展进程的冲击,使后发国家能够把更多资源投入能力建设和社会发展;开放共治有助于提升国际制度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现代化规则的形成过程,而非长期处于既定规则的被动接受状态。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世界现代化从对抗性走向合作性秩序,从排他性制度走向包容性制度,从少数国家维护既有优势的规则安排走向多数国家共同塑造发展条件的制度进程。
文明互鉴原则改变世界现代化叙事参照。世界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关系现代化道路的解释权、评价权和国家话语权。传统现代化理论长期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将西方制度、西方价值和西方发展模式上升为普世尺度,使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处于被评价位置。由此形成的叙事格局,容易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纳入追赶、模仿和偏移的解释框架,削弱其自主表达现代化需求和塑造现代化话语的能力。
全球文明倡议对世界现代化文明叙事的重构,关键在于改变以单一文明经验解释现代化的知识框架和价值框架。文明平等强调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平等主体地位,现代化水平不宜由特定文明形态单独定义,国家道路的合理性也不宜由外部制度标准单向裁定。文明互鉴强调各国应在交流中吸收有益经验,并结合自身历史传统、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推进现代化实践,使文明交流从单向评价转向平等对话。文明多样性强调现代化不存在统一模板,不同国家应在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方向上形成符合自身条件的实践路径。全球文明倡议将现代化重新置于人类文明多样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理解自身道路、表达自身经验和推进制度创新提供了价值正当性。
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看,文明叙事更新有助于拓展现代化的解释空间和实践空间。若现代化长期被限定为西方经验的扩散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便难以获得充分承认,国家话语权将受到既有知识体系和国际舆论结构的限制。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不同文明对现代化的参与和贡献,使现代化从单一标准衡量转向多元经验并存,从制度模式比较转向发展道路互鉴,从文明等级化理解转向文明平等化理解。其所提供的是对世界现代化多样性的理论确认,即各国人民可依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追求现代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共同构成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世界现代化摆脱单一文明模板的叙事限制,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以更加平等和自主的方式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在文明互鉴中拓展共同现代化的价值基础。
结语
四大全球倡议直面发展失衡、安全失序、文明隔阂与治理失效等结构性问题,将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纳入世界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形成回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系统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以共同发展夯实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安全维护现代化的和平条件,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互鉴拓展现代化的价值空间,全球治理倡议以平等共治强化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四者相互衔接、彼此支撑,推动世界现代化从资本扩张逻辑转向共同发展逻辑,从对抗性安全观转向包容性安全观,从单一文明叙事转向多元文明共生,从少数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转向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四大全球倡议通过联合国体系、多边合作平台、全球南方能力建设和重点领域项目群,转化为可落实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世界意义不仅在于为全球南方国家拓展现代化道路、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也在于重构现代化的评价尺度,使现代化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共同发展取向和文明多样价值。面向未来,世界现代化仍面临增长动能不足、地缘冲突外溢、技术鸿沟扩大和全球治理改革滞后等挑战。四大全球倡议应在开放包容中深化国际合作,在平等协商中完善制度供给,在文明互鉴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务实行动中增强治理效能。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现代化成为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受益的历史进程。
梁昊光,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抢占科技制高点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科技发展与战略》等。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