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 年以来，“印太战略 ”在东北亚地区进入快速推进阶段，主要表现为美日韩安全合作体系逐步从“双边双轨 ”转向“三边协同”，“印太 ”概念加速区域化以及安全、经济与价值观 三者并行的推进机制在东北亚的初步确立。究其实质，尹锡悦执政后韩国对“ 印太战略 ”的积极 转向是这一进程的主要驱动力。由于美日韩对“ 印太战略 ”的组织定位、功能定位以及战略预期 存在分歧，“印太战略 ”在东北亚的快速推进具有暂时性特征，并未改变“ 印太战略 ”以南亚、东南亚为重心的格局，但仍然在地缘安全、经济以及话语权构建等领域对中国形成了包括结构性变化在内的负面冲击。对此，中国一方面应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应从全局视角审视，在认识到其暂时性特征的基础上，继续将战略重心置于南亚、东南亚地区， 完善中国周边外交布局，全方位应对“印太战略”。

[关键词]“印太战略”；东北亚；地缘安全；“印太经济框架”；叙事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印太战略”的重心被普遍认为集中在以南亚、东南亚地区为中心的“印度—太平洋” 地区，相较之下，东北亚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并非“印太战略”的重点。日本虽是“印太战略”的主要提出国，且以“四国对话机制”的形式参与美国主导的联盟，但由于文在寅时代的韩国立足于“地缘格局调停者”的身份定位，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总体上不温不火，导致美日韩三国在“印太战略”议题上并未形成联动合力。2022 年 5 月尹锡悦政府执政后，韩国大幅度地改变了前任文在寅政府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积极谋划参与“印太战略”。2022 年 11 月，韩版“印太战略”正式出台，韩国愈发主张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及其小多边机制，重视经济安全与价值观外交。2024 年 5 月 27 日，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日本政府在 2024 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将韩国表述为“伙伴” ,韩日关系的改善促使韩国在印太地区扮演了更加活跃的角色。至此，韩国作为“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薄弱一环的旧有态势得到改变。伴随美日韩三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迅速展开，“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也逐渐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快速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布局周边外交的重要地带，中国在此有大量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可以说 “印太战略”在东北亚的快速推进对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全方位评估这一进程可能给中国带 来的不利影响，是中国迎接挑战，有针对性调整外交方针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上升到“印太战略”的整体地缘布局，认识到近期“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取得的进展更多是其在推进过程中的一次 “突变”，具有暂时性特征，不具备长期推进的能力，并未改变以南亚、东南亚为重心的布局。这 对于中国超越东北亚一隅，从战略性全局视角审视和把握“印太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近年来“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推进

2017 年 11 月，特朗普在首次东亚之行中提出“印太战略”。在此后的推进过程中，“印太战略”的重心逐渐向南亚以及东南亚方向倾斜。相较之下，“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则推进得较为缓慢。日本是“印太战略”的最早提出者之一。2012 年安倍政府执政之初就着手制定“印太战略”，并在美版“印太战略”出台后积极开展战略对接。2016 年，“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正式出现在日本官方文件中。2017 年末，特朗普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国家重点战略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之中，日本则通过“搭上战略顺风车”的方式，持续推进本国的“印太战略”。2018 年，日本顺利实现美日印澳“2+2”战略对话。2019 年，安倍政府以“战略性外交”和地缘竞争思维作为国家 战略转型的突破口，在中美之间奉行均势原则，致使日本的“印太战略”推进节奏有所放缓。2022 年安倍晋三遇刺后，岸田文雄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政治观看待中国发展，以“竞争、防范、牵制”作为对华思路，并有向美国进一步靠拢的战略倾向。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化，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停滞，其在相关机制建设以及领域推进等方面仍会不断深化。然而，韩国文在寅政府长期将外交重心置于朝鲜半岛，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并立足于“地缘格局调停者”的区域定位，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始终不温不火，整体上可定义为一种“谨慎且有限的参与”。 正因为如此，韩国并未在“印太战略”中扮演核心角色，仅处于美国亚太联盟辐条结构的次核心地带，也未能进入象征“印太战略”权力中心的“四国对话机制”。受此影响，“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 区的推进始终较为滞后，总体上处于“跛脚”的状态。

2022 年 5 月，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上任后，尹锡悦政府对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出 了较大调整。在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上，尹锡悦政府对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吝指责，积极回应并谋求加入美日主导的“印太战略”。早在竞选时期，尹锡悦就曾抨击文在寅政府在“朝鲜不可能弃核的情况下推动朝美韩谈判，导致韩美、韩日关系受损”。就任总统后，尹锡悦在着重发 展同美日澳印四国外交关系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多种合作。2022 年 11 月，尹锡悦在出席韩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正式提出韩版“印太战略”，宣称以维护基于“普世价值 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目标，并依托自由、和平、繁荣三大原则打造开放公平的“印太”地区，实 则旨在与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战略对接。2024 年，韩国东亚研究所（EAI）在题为《2024 年印太展望与韩国的挑战》的简报中指出，韩国应加大对美国主导的安全网络的贡献，通过双边和小规模合作推行差异化的国际战略，以确立其全球枢纽国家的地位。总体上看，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已实现了从不温不火向积极主动的转变。

作为典型的地区中等强国以及东北亚中心国家之一，韩国积极加入“印太战略”是“印太战略” 在东北亚地区快速推进的主要驱动力，在地区同盟关系、区域话语叙事以及推进模式等方面完成了对“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局部重塑。首先，韩国的加入推动美日韩安全合作体系从“双边双轨”转向“三边协同”。所谓的“双边双轨”，是指美日韩关系主要由美日、美韩两大双边关系主导。受此影响，美日韩地缘安全合作也主要由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并行驱动。显然，日韩关系发展相对滞后是这一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而韩版“印太战略”的出台使美日韩三国关系不对称发展的状态得到改观。一方面，尹锡悦极为重视对美、对日外交，强调对日外交的特殊优先性，并任命了大批知美、知日派官员；另一方面，相较于文在寅政府奉行的“独立外交”立场，尹锡悦政府积极与日等国甚至与北约国家开展安全防务合作。执政以来，尹锡悦政府总体上抛弃了前任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开展对日“拥抱外交”，积极邀请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修复了诸多双方已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并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对日让步。从具体效果来看，一度僵化的韩日关系得到缓解，两国安全合作也得到显著推进。可以说，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作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调整极大改变了日韩关系在三方关系中较为薄弱的局面，使美日韩三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双轨推进的模式，整合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同盟体系，并为美日韩三国积蓄了在“印太战略”下的多边合力。

其次,“印太战略”正在东北亚地区推进“印太”概念的区域化与叙事话语重构。“印太”作为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而生成的新概念，其出现是美日拉拢印度，通过扩大再平衡将地缘博弈板块从东亚扩展至南亚以及两大洋，从而重建对华优势的结果。因此相较于“亚太”这一原有概念，“印太”概念面临着是否被域内国家认可，也即概念能否“区域化”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域内国家倾向于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构建和解读“印太”概念，致使“印太”概念区域化进程持续受阻。 在东北亚地区，受限于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战略，“印太战略”的推进同样一度受到掣肘。然而，韩版“印太战略”不仅以“印太”命名，其表述也总体围绕“印太”展开，可以说基本确认了“印太” 概念在韩国地缘战略叙事中的优先性与主导性地位。在韩国完成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向后，日韩两国正积极参与区域话语叙事体系构建，类似于日本视自身为“在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路途上的各民主主义国家的伴跑者”的定位。尹锡悦执政后同样积极推广价值观外交， 宣称“韩式民主价值观” 包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自由民主制度在韩国实践的良性经验，符合同为亚太国家的东南亚各国推动本国民主化以及构建更加包容开放的地区秩序的普遍愿望。显然，东北亚地区不仅有望 成为生成区域性“印太”概念的核心地域，而且有潜力成为进一步推广“印太”概念的起点。

最后，“印太战略”正在东北亚地区初步建立起安全、经济与价值观三者并行的推进模式。“印太战略”的着力点在于整合地缘板块以及推广价值观外交，以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生成和扩大次区域优势，具有浓厚的安全色彩。结果是，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东北亚，这一战略都因缺少经济内容 而被域内国家批评。2022 年 5 月，拜登在出访日本东京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新机制被认为是对“印太战略”的内容填充,目的是改善“印太战略”被部分中小国家抵制的现状。除美日两国的积极策动外，尹锡悦在执政伊始也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美日韩三国由此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主要参与国。从“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内容看，其四个主要支柱领域， 即公平和弹性贸易、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税收改革和反腐败均是美日韩三国所长期 重点关注的议题。2024 年，美国提出并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正式生效，这一协议不仅获得了日韩两国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三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协同。至此，“印太战略”因过于侧重安全而缺少经济内容的问题在名义上得到了较大 改善，其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支柱已经初步确立。

除了经济领域的进展外，“印太战略”的价值观色彩也日益凸显。价值观外交本就是“印太战 略”的重要内容。在东北亚地区，受制于美日韩三国内部矛盾以及现实的地缘经济利益，价值观外交长期难以在东北亚地缘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美日韩三国逐步完成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战略协调，日韩两国同中国的互信合作关系备受挑战。特别是，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必要性在韩国看来已经显著下降，这使其有胆量冲破与中国的双边或多边互惠结构，在地缘外交中嵌入更多的价值观议程。韩版“印太战略”将自由、和平、繁荣作为打造“印太”地区的三大原则，抛弃了前任政府主张的开放、合作等务实内容，并积极与美日等国的“印太战略”展开对接。所谓 “自由、和平、繁荣”，与美日印澳四国主张的“民主、开放、多元”等原则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以及价值体系上的互济性，可以说是对“印太战略”价值观内容的补充，表明该“战略”主要目的在于和美国配合。在对华交往，特别是经贸往来中，日韩两国正越来越多地引入上述原则，这无 疑进一步凸显了“印太战略”受价值观驱动的本质。

二、“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快速推进的对华影响

探究“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快速推进对中国的影响，既要考虑到“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展现出的独特性，也要兼顾“印太战略”的整体布局特征。遵循这一逻辑不难发现，近年来“印太战略” 在东北亚地区的快速推进尽管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经济等利益，并在地缘安全、话语权竞争等领域促成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但其暂时性特征决定了这一进程难以从根本上颠覆东北亚地区固有的地缘格局。因此，分析“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快速推进的对华影响，需要从其暂时性特征入手。

“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快速推进的暂时性，是指“印太战略”缺乏在东北亚地区长期持续推进的条件，其侧重于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布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美日韩三国在东北亚地区均有各自的一套利害关系，其对“印太战略”的组织定位、功能定位以及战略预期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这是制约“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持续推进的根本原因。美日两国是最早提出“印太战略” 并实现对接的国家，但在功能定位上，双方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美国的战略设想中,“印太战略” 由美国主导，日韩两国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布局“印太战略”的两大地缘支点，且以服务于美国的安全战略为主要功能。然而在日本看来，这种过度建立在安全目标基础之上的地缘战略在域内国家中过于疏离主流，特别是将东北亚地区作为中美对抗前沿严重加剧了日本的安全困境，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 日本主张美日韩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应当大体维持在“确保安全”的限度，南亚、东南亚地区才是扩展安全合作、实施对华包围的重点。故相较于美国主张的战略围堵，日本更倾向于构建一套基于尊重的多边安全规则，为日本成为地区规则制定者和主导者创造契机。可见，在东北亚地区过度拓展地缘安全合作实际上并不符合日本的战略设想。

在可预期的未来，韩国仍将是“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最薄弱的一环。以尹锡悦为代表的韩国国内保守力量在执政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外交主张，但却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这使其在积极参与“印太战略”的同时，在对华关系上仍保留了“底线理性”。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固然包含了追随美日遏制中国崛起以及推动韩国成为 地区规则制定者和主导者的考量，但其核心诉求却是缓解在东北亚地区日益加深的安全困境。直至尹锡悦政府执政结束，韩国引入外部力量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构想并未能撬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朝韩矛盾，葬送了此前曾一度取得的和解成果，导致韩国周边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可见，“印太战略”实质上难以满足韩国的安全诉求。目前，进步派以及现政府内部的一些力量已经对韩国仓促加入“印太战略”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要求韩国政府重拾中韩关系，并重视中国在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在内外压力下，韩国政府已经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包括稳定中韩供应链合作、对朝鲜官方释放善意等。从现有趋势判断，平衡“印太战略”以及对华关系将是未来韩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主要方向。然而，现实的经济利益也制约着日韩两国的战略选择，这意味着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日韩两国单方面倒向“印太战略”并不现实。

综上，尽管“印太战略”在特定条件下在东北亚地区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一进程具有较为显 著的暂时性特征。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快速推进的对华影响主要集中在地缘安全形势、经济以及地区话语权三个领域。

从地缘安全形势看，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后，东北亚地区原有的地缘安全格局将受到冲击， 结果是增大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威胁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一方面，随着韩国作为“地缘格局调停者”地位的丧失，加之韩国在地缘安全战略上加速向美日靠拢，美日韩三国在“印太战略”下的战 略协同能力增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同盟体系得以进一步整合；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局势恶 化也为中国的周边稳定埋下了隐患。韩国寄希望于通过加入“印太战略”进而引入美日乃至北约等 域外力量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举措凸显了其在地缘大战略制定上的战略短视与战略“贫乏”，并扩大了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作为回应，朝鲜政府宣布重启曾关闭的核试验场地以及浓缩铀设施，一度缓和的朝鲜半岛局势重新成为大国角力的中心地带。不可忽视的是，韩国“地处东北亚、辐射东南亚”的特殊地缘位置还使其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联通东北亚与东南亚的过程中具有独特潜力。 因而，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后不仅将增强“印太战略”在东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带的“战略联动”，进而编织起更加紧密的对华战略包围圈，同时我国台湾地区还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被进一步裹挟进中美博弈进程。

在经济领域，“印太战略”的快速推进将对中国的地区经济利益构成挑战。日韩两国不仅均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还与中国存在极强的产业互补关系，因而东北亚地区是中国拓展对外经贸往来，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地理窗口。然而，韩国积极参与“印太战略”以及“印太经济框架”的迅速推进正加速损害中国的地区经济利益，威胁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当前虽已在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但技术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总体偏低，多数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地带，对海外技术依赖度较高。基于长期积累的经贸互惠关系，日韩两国不仅是中国重要的产品出口市场，而且是主要的技术来源国。可以说，中日、中韩经贸关系的走向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印太经济框架”包含着强烈的对华竞争动机，重点是供应链韧性战略。该战略宣称以维护美日等国的经济安全为主要目标，但实质却是希望通过“在岸生产”与“近岸外包”等方式减少在供应链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并最终将中国驱逐出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日韩两国加入后不仅加强了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防范，而且鼓动在华企业迁移至东南亚等地区，以降低因对中国“不对称依赖”而衍生出的安全风险。此举已然危害到中日韩经贸互惠关系，加强技术壁垒以及在区域供应链上脱离中国的举动对中国产生的不利影响更是随着时间推进而持续发酵。

在地区话语权上，通过加速“印太”概念的区域化进程，“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快速推 进必然进一步加剧美日韩等国与中国的话语权竞争。相较于“亚太”，“印太”概念的出现和扩散主要受美日等国的战略利益驱动，其功能在于为美国的地区安全同盟体系提供一套话语支撑。在“印太战略”的叙事体系中，“印太”一方面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紧密缠结，内外均充斥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又与民主、多元等西方价值观在内涵上互构，以此使美日等国的主张合理化.这种分裂的状态表明，“印太”一词具有突出的排他属性。在过去数年间，美日等国不遗余力地尝试以“印太”取代“亚太”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亚太地区制造一种有利于美日等国的分裂格局，并促使这种分裂合法化。由于中国的地区叙事话语建立在“亚太”概念的基础上，与“印太”概念存在 着显著的对冲关系，因而对中国而言，“印太”概念的区域化预示着“亚太”概念的被解构，并由此牵连到“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行。当前，随着韩版“印太战略”的提出，美日韩三国围绕“印太战略”的共识基本建立，这推动着“印太”概念的区域化进程，并逐步加剧对中国叙事话语的挑战。

三、中国应对“印太战略”在东北亚推进的总体方略

对中国而言，应对“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推进所衍生出的不利影响需要从两个主要方面着手：一方面，中国应及时调整东北亚外交政策，以中日韩三国经贸互惠关系为主要切入点，巩固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韩两国合作关系，以应对“印太战略”在东北亚推进所产生的区域性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从全局把握“印太战略”，正确看待“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 的局域性突变，并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与话语权建设为核心加快推进在南亚、东南亚的外交布局，从区域、全局两个层面应对“印太战略”的挑战。

其一，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机制为支点，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构筑中日韩新型经贸互惠关系。“以经促政”是中日、中韩双边关系的突出特征，经贸合作不仅是中日、中韩关系稳定的压舱石，更是维系东北亚地缘关系平衡的重要依托。近年来，随着中国 经济的长足发展，中日、中韩间的产业互补度有所下降，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重新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深化经济合作的机遇。对此，中国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领衔推动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机制的多边谈判，实现“以多边促双边”。提升机制化水平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成员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参与其中的重要目标。中国应利用好这一有利契机，主导在扩大开放、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反垄断、技术流动等 领域的多边谈判，确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区域规则制定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扎实 提升区域自由贸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依据“以多边促双边”的思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机制可通过辐射带动东北亚地区，撬动中日韩多边谈判，着力解决阻碍三国深化贸易合作的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技术流动以及制度成本等问题。另一方面，拓展中日韩三国在亚太大区域 下的经济合作。亚太地区聚集着大量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受新冠疫情、逆全球化现象以及大国博弈等因素影响，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不断扩大，业已成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新兴领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中韩、中日海外经 贸合作的样板模式。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机制框架下，中国可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双边或多边合作模式，夯实三国经贸互惠关系。

其二，在地区安全议题，特别是朝鲜核问题上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回应域内国家的安全诉求。应当看到，尹锡悦政府积极策划加入“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迟迟难以推进。与之类似，日本在安全战略上之所以日趋向美国乃至北约靠拢，一定程度上也是 由于区域安全互信机制建设总体滞后，特别是中日安全互信水平长期偏低。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可从两个方面有序着手。一方面，积极主导和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应对东北亚地区最紧迫的安全挑战。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扮演积极的建设性角色，为重启朝核六方会谈持续斡旋，鼓励各方，特别是韩国以人道主义的经济援助为前提参与无核化谈判。在中日岛屿争端问题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中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应继续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为两国寻求新的合作点。在共同关心的海洋安全问题上，两国应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相互承诺不打造以遏制对方为目标的海洋安全战略，建立管控冲突的危机应对机制，塑造多元化联系网络，维护包容性框架下开放安全的“两洋秩序”。另一方面，对日韩两国开展“知的外交”。所谓“知的外交”，是通过正确信息的不断传播，防止在误判基础上出现一国对外决策失误和对他国感情恶化。作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形式，“知的外交”在应用于中国与日韩两国间矛盾，特别是历史矛盾时具有 独特优势。系统推进“知的外交”需要中国多措并举，如建立多元化民间交流网络机制，加强与日韩两国在高等教育、智库以及企业领域的对话合作， 发展政党外交，扩大两国国内的对华友好声音，等等。

其三，构筑更加紧密牢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南亚、东南亚地区既是“印太战略”的重心，也是中国经略周边，布局和推进大国外交的关键地带。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 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未来，中国推进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从发展与安全两大领域着手。在发展议题上，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着力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发展共同体。在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中国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提升并远超美日等国。未来，中国可依托与东南亚国家毗邻的地缘关系以及产业互补关系，利用好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区域合作机制，夯实多边开放的区域贸易体系，提升区域联通水平，并有针对性地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地区安全议题上，中国可积极与东盟各国一道推进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构筑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以发展作为实现安全目标的根本动力、以安全利益的互惠式增长作为推进安全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去中心化”形式推进安全合作，并以普遍安全作为安全治理的目标追求，深度契合当前东南亚各国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迫切需求。然而，尽管东南亚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积极认可，但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总体反应却相当矛盾和谨慎。对此，中国在持续推进全球安全倡议，践行“以发展促安全”理念的同时，还应积极构建基于多边的责任共同体，优化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治理，构建互惠式安全治理体系，并带动双方在传统安全以及反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完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

最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应继续将话语权构建的重心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积极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应对“印太”概念区域化的挑战。相较于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小国林立，各国间利益异质性较强。正因为如此，“印太”概念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并不顺利 ，这为中国以东南亚为重心构建地区话语权提供了契机。当前，印度尼西亚已经提出东盟版本的“印太展望（AOIP） ”，旨在构建一个同时容纳中美两国的包容性区域多边框架，使自身与 中美双方宏大的战略叙事建立某种联系，以避免东盟被裹挟进中美博弈进程。“印太展望”对东盟中心主义等地区原则仅仅进行了程序上的规定，缺乏实质内容，这为中国在叙事话语上对接“印太展望”，将本国的秩序愿景嵌入进东盟程序性规范之中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提出并推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域内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秩序愿景高度契合，是中国生成并提升地区话语权的逻辑起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中小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构建，以开放姿态审视和接纳地区治理进程中的多元化利益表达与异质性诉求，并鼓励以自我认同为核心的“去中心化”形式构建地区治理 机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备与“印太展望”对接的天然基因。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可依托“东盟—中国（10+1） ”领导人会议等多边对话机制向东盟国家阐述中 国的秩序愿景，尊重并支持东盟中心、地区发展主义等经验原则，构筑紧密的中国—东盟责任共同体。中国还应进一步积极探索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互惠式地区话语叙事体系，夯实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区叙事话语上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提升并巩固中国的地区话语权地位。

四、结语

2022 年以来“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快速推进可视为“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局域性突变。这种突变既未改变“印太战略”长期以来的地缘重心，也没有改变其以安全为核心议程的本质特征，故而“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取得的进展仅仅是对“印太战略”的局部重塑。中国既不能忽视“印太战略”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域性突变，也不宜放大这种突变所能带来的变革效果，而应扎实推进本国的周边外交布局，既重视整体，又兼顾局部。对美日等国而言，唯有抛弃狭隘的秩序观与霸权逻辑，才能够真正融入亚太地区发展的大环境，成为推动地区发展、增进地区安全的积极力量。

朱旭教授，法学（国际关系）博士，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仲英青年学者”；《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青年编委；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联合培养（2013-2014）、法国巴黎政治大学访问学者（2019），曾挂职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2020-2021）。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十余项。以独著（或第一作者）在《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等CSSCI源刊发表论文数十篇。论文曾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曾入选《世界经济年鉴》2023年全球治理学最佳中文论文TOP10榜单；研究成果曾获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刘帅，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原载于《东疆学刊》2025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