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权力结构失衡、治理机制供应不足、有效治理价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聚焦增强代表性和话语权、重塑公平规则和重要治理领域的治理模式创新,正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群体性力量。然而,“全球南方”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南北国家实力差距长期存在,“全球南方”自身也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加之西方国家对既有霸权秩序的维护和针对“全球南方”的分化策略。为此, “全球南方”需以增强综合实力为基础,深化区域治理与具体治理领域务实合作,同时通过积极参与现有机制推动渐进式改革,最终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关键词：全球南方; 全球治理改革; 南南合作; 多边主义; 话语权
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时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通过坚守和平、重振发展、共兴文明等举措，“全球南方”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支逐渐崛起的国际力量，“全球南方”通过加强南南合作、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等实质性举措，着力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惯性，在重点治理领域积极构建反映南方国家的利益、价值体系，推动着治理主体多元化和过程民主化。同时，“全球南方”致力于治理合作机制、平台的创新，系统推进全球治理规则重构，使全球治理朝着更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演进，为全球治理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一、“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改革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正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治理赤字日益显现。作为治理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聚焦于现有治理体系的治理权重构、发展范式转型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三大维度推动改革，既体现对现行体系的批判立场，更蕴含对重要治理领域的改革主张。
（一）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其中突出体现在全球治理的主体、机制和价值方面。首先，治理体系无法全面反映治理主体结构的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呈现南方国家崛起和多极化趋势；但西方国家仍在全球权力等级中占据较高地位，南方国家在治理事务中的话语权、影响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其次，治理机制供给短缺加剧“治理赤字”。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西方发达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动力明显不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热情衰减，造成了全球治理供需不平衡。如美国宣布实施全面的“对等关税”政策，将加权平均关税率从1.4%提升至13%，加剧了全球经济、产业动荡，这种“规则破坏”行为暴露了全球治理在应对大国政策转向时的无力。再者，治理价值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落实不足。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本应是多边主义、公平正义，但实践中常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蚀。在治理价值范式落实不足的情况下，一些阻碍全球治理改革的行动也加速发展，如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等，不断压缩“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空间。
（二）“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地位与作用
“全球南方”通过重塑现有治理体系代表性、议程设置权等，正在打破传统 “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其改革诉求不仅针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全球治理平台，也包括治理平台内的议程设置框架，体现了对现有治理体系结构性矛盾的改革需求，推动了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过程民主化。
“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致力扩大在联合国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全球南方”致力于推动发展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成为主流议程，增加了联合国议程设置、权力塑造的南方导向。如202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在议程安排上着眼于“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实现在繁荣、健康、发展、教育、性别平等方面的发展目标。第二，推动提升全球经济体系“三大支柱”的治理效能。“全球南方”强调推进IMF、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和不发达WTO成员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时还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不断优化国际产业体系和分工体系。第三，创新开放包容、协调合作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以巴西为代表的金砖国家一道尝试构建起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作为由新兴经济体就国际金融制度所做的安排，它弥补了IMF等机构行动力不足的短板，为国际体系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三）“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具体领域的改革主张
全球治理具有多层次议题，不仅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政治和军事议题，还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而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却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导致南方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脆弱挑战依然突出。在此情况下，“全球南方”对复杂、多元及关键的全球治理问题领域也在逐步实现治理主体和方式的创新，在全球治理不同议题层面搭建起协同治理、合作共赢的桥梁。包括以机制创新深化气候治理合作、探索全球卫生治理合作新模式、加强全球范围内减贫治理经验的共享、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治理领域规则建构等，使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转变。
二、“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的挑战
由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就“全球南方”内部而言，自身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和集体行动困境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外在方面，主要表现为西方的制度主导权惯性及其对自身霸权的维护导致南方国家的话语权缺失。
（一）“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存在实力差距
“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差距，主要体现为治理资源、治理制度和能力、软实力三个方面。首先，“全球南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尚存在较多不平衡；其次，南方国家在政治与制度性权力上的劣势，使得“全球南方”缺乏有影响力的话语构建；再次，当前的国际传播体系主要由西方主导，“全球南方”在舆论塑造、教育等文化权力方面总体处于弱势。这些集中体现了南北国家在物质基础、制度主导权与意识形态影响力方面的不对称。
（二）“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西方的分化瓦解
南方国家数量众多，文化背景、发展水平、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作为群体性力量参与改革时，“全球南方”难以形成一致的改革诉求和动议，主要表现为与“全球北方”的趋同化、国内治理短板削弱国际谈判凝聚力以及治理协作的碎片化。这些都导致“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改革参与中缺乏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会陷入内部纷争和矛盾。
同时，发达国家的分化瓦解策略与部分南方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共同加剧了“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占据国际舆论制高点，试图将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逻辑带入“全球南方”；同时，西方国家还通过军事同盟、经济制裁等手段“分而治之”，诱导发展中国家将短期利益置于地区稳定之上。
（三）西方的制度主导权惯性及其对自身霸权的维护
在全球治理体系仍受西方制度主导权制约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规则制定权垄断、国际事务决定权操控及知识话语体系支配，构建起既有优势的维护机制，在全球治理主体、价值、机制方面形成结构性壁垒，迫使“全球南方”长期处于“规则接受者”地位。具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主导权惯性加剧南北矛盾，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维护霸权的实践让全球治理价值理念难以落实；同时，西方国家以话语优势重塑国际规则体系，限制了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实际贡献。
三、“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努力方向
“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努力方向，除了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还应在地区治理和具体治理领域加强南南合作，积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渐进式改革，拓展话语权和代表性。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不仅要突破在国际博弈中“附属品”的角色，还要在实际治理进程中以“群体性”身份落实多边合作，治理模式上强调平等参与，治理方式上强调基于制度规则的共商合作。
（一）增强集体实力，缩小南北差距
“全球南方”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增强自身实力并推动改革，需从强化治理资源、完善制度能力、提升软实力三个维度入手，采取系统性、协同性策略，逐步突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差距。其一，加强区域合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通过南南合作、区域一体化和跨区域整合等途径，“全球南方”应当持续整合和利用好发展资源，提升集体行动效能，增强在全球治理重大问题上的“南方声音”。其二，提升治理能力，推动有效治理规则和平台建设。“全球南方”应当持续优化国内治理，强化反腐败建设，建立透明治理体系；同时参与建立全球、地区层次的协作机制平台，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全球治理更好地反映南方各国的利益和关切。其三，增强文化软实力，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全球南方”应致力于构建自主传播网络、深化教育合作，并加强对新兴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
（二）以地区治理和具体领域治理合作加强团结
“全球南方”在具体实践上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同区域性叙事的有机对接，并兼顾各行为体的比较优势，未来应持续致力于创建新的治理机制，推动和平合作治理价值的落实。第一，以金砖合作机制汇聚“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强化南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利益，能进一步发挥金砖国家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共赢的积极作用。第二，以共建“一带一路”团结“全球南方”大多数。“一带一路”在拉动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贡献巨大，也打破了既有国际经济规则的排他性，与联合国体系、多个全球及区域组织甚至多国发展战略相互兼容，能够实现“全球南方”共同利益的整合。第三，以区域合作机制增强南方国家间协作。“全球南方”应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非盟等南方国家地区合作机制，增强团结协作水平。
（三）积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渐进式改革
“全球南方”反对大国主导、中小国认同和依附的范式，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推动治理主体向包容性、多样性发展，同时也将继续加强南北对话，打破规则依附性，提升规则重构和议程设置能力。首先，反对单边主导，推动治理主体多样性发展。“全球南方”通过调整在联合国、IMF、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平台的投票权、席位分配等，促进更多南方国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其次，加强南北对话，体现治理的“南北协商性”。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全球南方”要避免受制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通过议题联动、利益交换等方式，在利益相关领域积累改革动能，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渐进式变革的可能性。再次，打破规则依附，提升规则重构和议程设置能力。“全球南方”应在G20、联合国等平台设置规范议程，在重要议题领域统一立场、联合提案、推出替代性的治理方案。
全球治理改革是国际秩序演进、全球治理走向“善治”的必然要求，“全球南方”的崛起为此注入了新动力。尽管面临实力差距、集体行动困境与西方霸权阻挠等挑战，但通过提升自身发展韧性、构建区域治理和具体治理领域的多层次合作网络、灵活运用现有机制平台，“全球南方”能够逐步扩大改革共识，增强议程设置能力。未来，“全球南方”将继续坚持发展权优先、推动和平合作、多边主义治理价值的实践，致力于实现全球治理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共治”的实质性跨越。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8期【当代中国与世界】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