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治理理念分歧持续加深，新兴领域规则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规则平行化态势凸显。传统治理模式建立在旧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基础之上，已难以适配多极化进程中生产力格局发展的客观要求，全球治理范式亟待更新。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范式转型提供重要思路与可行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国际社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
当前全球治理分歧的多维表征
随着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全球治理整体呈现共识匮乏、体系碎片化等特征。当前矛盾交织叠加，突出表现为传统领域分歧加剧、新兴领域共识难成、多边谈判受阻。
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存在矛盾。长期以来，由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不平衡、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对象、治理目标、治理标准等方面形成较大鸿沟。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掠夺性资本积累，率先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主张严苛的气候减排、劳工标准与环境规则等。而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困于资金不足和技术匮乏，工业化、现代化仍处在关键阶段。尽管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持续提升，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机构的代表权、议程设置权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其要求改革完善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迟滞改革进程，并力图强化既有主导优势，将西式民主、人权标准嵌入经贸、气候、数字等领域的国际规则，这加剧了全球治理分歧。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捍卫《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反对全球治理意识形态化，抵制将所谓的普适价值纳入多边治理机制之中。
新兴领域规则争夺推动平行规则持续涌现。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太空利用等技术日新月异，各方基于自身产业发展和利益格局，争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主导权。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欧盟以《人工智能法》为重点，推行以伦理优先为导向的集中式治理模式；美国强调维护本国产业优势，输出以创新优先为导向的分散式治理模式；全球南方国家则更加关注数字鸿沟、技术普惠，倡导兼顾发展与主权的治理路径。在数字治理领域，各国在数字经济实力、法律传统及国家安全诉求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美式数据自由流动模式、欧盟权利保护模，以及发展中国家对数据主权的诉求并行存在，难以形成治理共识。在外空治理领域，外层空间商业化、军事化进程加快，传统外空治理谈判陷入僵局，各方在外空资源权属、外空武器化防控上立场对立，在治理路径上出现“硬法条约”与自愿性“软法规范”的路线之争。不同合作框架各自确立技术标准、资源开发规则与安全机制，规则解释、操作规范互不兼容。新兴领域技术规则日益嵌入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与地缘竞争，不同区域和国家在不同议题领域陆续搭建独立标准体系，形成交叉重叠的平行规则体系。一些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被迫在互斥标准间艰难寻求平衡。
多重困境催生机制碎片化、阵营化趋势。个别国家大搞单边主义、毁约退群，另建“小圈子”，对联合国“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冲击全球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外空利用等新兴领域议题层出不穷，技术专业性日益增强，迫切需要超越政治博弈形成共识。然而，国际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趋势蔓延，能源转型被嵌入供应链安全框架，数据流动与国家安全深度捆绑。技术问题政治化削弱多边机构的公信力与中立性，各国转向区域性、诸边机制开展合作，机制碎片化由此加剧，大量机制功能重叠、相互竞争。部分西方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刻意打造排他性小多边，将治理工具地缘化，人为割裂全球治理体系。机制碎片化与阵营化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碎片化削弱多边协调效能，阵营化加剧对立排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面临严重不足，应对跨境挑战难度显著上升。
全球治理分歧的深层生成机理
全球治理分歧加深是百年变局下多重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共振的产物。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受历史路径依赖束缚，叠加地缘竞争将治理议题工具化、安全化。多重机理相互缠绕、彼此强化，共同引发全球治理的各类矛盾。
全球生产力格局变迁与国际利益分配结构性失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从全球角度协调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使各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竞争与合作并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全球生产力格局变迁带来利益分配诉求调整，要求对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和重构。当前，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全球生产力格局变化与国际制度改革滞后。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步向全球南方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格局中地位下降，全球南方国家要求调整国际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争取平等发展权，从而获得更多的规则话语权。但是，现行的国际分配规则、治理架构未能同步更新，西方发达国家力图维系既有规则，锁定分工优势，导致“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利益分配出现结构性失衡。加之，单边主义盛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进一步压缩对话合作空间，放大各国利益分歧，阻碍全球共识形成。全球生产力加速重组与制度供给不足的错配，直接导致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
传统国际制度路径依赖阻滞治理体系结构性改革。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其制度安排天然偏向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制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机制以维护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重建欧洲经济等为目标，且规则制定权集中于美欧国家手中，制度设计向西方国家结构性倾斜。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按经济规模与开放度等经济指标计算，固化美元中心地位与美国否决权；世界银行行长长期由美国人担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虽形式平等，但发展中国家运用该机制的能力严重不足。同时，西方国家将国际规则内容嵌入西方价值理念，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自由化、竞争政策等，契合西方叙事，人权话语与贸易制裁挂钩，成为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国际法院、仲裁机构等机制适用西方普通法传统。这套制度架构是特定发展阶段与制度模式的产物，适配过去“中心—边缘”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难以适应世界多极化新格局。国际制度一经建立便形成稳定路径依赖，既有机制形成庞大利益网络与知识产业，改革面临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西方以所谓的“高标准”“普适性”观念维护规则合法性，将自身偏好包装为全球公共利益，压制创新性方案的话语空间。
西方国家输出排他性价值观推动全球治理意识形态化。一些西方国家基于霸权逻辑与二元对立思维，构建线性进化、对立排他与同质化的现代化叙事，将西方文明发展经验绝对化为“普世”标准。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国家在全球发动“颜色革命”，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造成地缘政治分裂，治理规则遭到践踏。时至今日，美西方国家在欧洲等地推进的“颜色革命”后果持续发酵，导致大国关系紧张、地区治理混乱、全球治理失序。历史发展证明，现代化道路不存在唯一模板，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会基于自身国情形成差异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当前，美西方国家持续宣扬自身主导的秩序规范，打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试图将自由主义价值标准包装为普适性国际准则，强行向世界推广。与之相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坚守主权平等、文明多样的原则，主张全球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兼容多元发展诉求。而美西方国家持续将全球治理议题意识形态化，以价值认同划分阵营、构建排他性合作机制，人为制造国际社会对立隔阂，持续放大各国间的制度差异与利益冲突，严重阻碍全球治理共识凝聚，最终进一步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与分裂态势。
科技迭代加速与国际规则供给滞后的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等快速发展，持续催生新型跨国公共风险。数字技术打破传统主权边界，日益向虚拟空间延伸，拓展国家利益新疆域。数字空间的跨域属性使得风险可以瞬时跨国传导，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境内，单一国家的监管行动难以化解这类跨境风险，客观上对跨国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但现实中，各国利益诉求、与产业基础差异巨大，很难快速形成统一的治理共识。技术迭代速度显著快于国际规则谈判节奏，一些领域长期处于治理“灰色地带”。既有国际规则更新滞后、体系固化，无法适配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形成明显的规则滞后缺口。前沿领域缺乏成熟国际规则，各国竞相输出国内监管模式作为国际基准，规则分歧持续扩大。技术标准、数据格式、认证体系的差异协调滞后，直接造成规则割裂与治理成本攀升。同时，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规则制定权、标准主导权，重塑国家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分配格局。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力图将自身产业利益嵌入国际规范，优先维护本国技术赛道竞争优势。南北数字鸿沟拉大，技术壁垒、科技阵营化不断显现，加剧全球治理分歧。发展中国家受制于技术储备与治理能力短板，往往被动接受域外规则，难以充分表达自身发展诉求。一些国家借机垄断规则解释权、推行单边规则，将技术治理工具化，以技术出口管制、排他性技术联盟等方式划分阵营，进一步加剧治理体系碎片化。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治理泛安全化。一些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扩大安全概念的适用边界，把经济、科技、环境等非传统领域事务纳入安全叙事框架，将气候、数字、贸易等全球治理议题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将规则标准、贸易条款转化为向他国施压筹码。泛化国家安全直接后果就是，治理议题不再单纯服务于应对全球性公共挑战，同时承载遏制竞争对手的战略目标。无论是气候领域的单边碳边境调节机制，还是数字领域的限制性技术管制，都夹杂着维护自身竞争优势、约束对手发展的考量，公共治理让位于地缘算计。全球治理泛安全化趋势凸显，“脱钩”“去风险”话语盛行，推动产业链分割、阵营对抗，持续侵蚀多边合作基础。正常的国际合作被贴上安全威胁标签，理性的利益协商让位于立场与阵营的对抗，各国开展互利合作的政策空间被持续压缩。原本用来协调共同利益的多边平台，演变为博弈赛场，显著提升共识构建难度。平行规则体系与替代性机制涌现。技术问题政治化削弱了多边机构的公信力，迫使各国转向小多边、双边或国内规制路径，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加剧。此外，美欧强调“民主技术联盟”等价值导向标准，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构建排他性规则集团，将治理合作与制度认同绑定，人为制造阵营隔阂。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部分规则磋商之外，全球治理的代表性进一步受损；多重规则并行，增大国际协调成本，使得全球性难题更难形成统一解决方案。
推动构建新型全球治理范式
全球治理正经历深刻危机，传统范式难以回应时代挑战，构建新型治理范式已成为紧迫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正摆在国际社会面前，只有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才能有效加以应对。”破解全球治理矛盾，需要推进全球治理范式更新。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倡导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范式转型提供科学指引。中国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并非要全盘推倒重来，而是要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创新完善?，推动国际社会不断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霸权主导的等级治理转向主权平等、厉行法治的真正多边治理。传统范式以少数国家主导议程设置，权力自上而下分配，体现少数国家意志，其他国家处于服从和跟随地位。新型范式以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坚决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推动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发挥协调开展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中心作用；改革完善现有国际机制，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与话语。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拥有平等表达诉求、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捍卫规则公正性、严肃性，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厉行国际法治，为各国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区分真正多边主义与排他性“伪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
推动单一价值强制输出转向文明互鉴、多方包容的治理形态。传统范式将单一文明模式作为普适标准，推动治理模式同质化，忽视各国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差异。新型范式尊重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美美与共。全球治理规则不依附单一文明，而应兼容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合理诉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尊重多元共生的人类社会本来面貌，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文明冲突论，在多元文明对话中寻求共识最大公约数，反对将意识形态作为博弈工具；促进相知相亲，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提升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包容性，努力消除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间的思想隔阂，让维护共同利益成为共同信念，让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相互成就。
推动资本逻辑优先转向发展优先、以人为本的普惠治理。传统范式优先服务资本跨国扩张需求，易放大全球贫富差距，加剧南北发展失衡。新型范式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倡导以人为本，通过促发展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目标，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动员全球发展资源，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筹发展与环境关系，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致力于弥合南北鸿沟，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反对以严苛规制挤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空间，推动全球治理回归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目标。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各类风险挑战，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治理成效。反对将治理议题武器化，摒弃“小院高墙”式分割体系，针对跨国公共风险建立协同预警、联合处置机制，推动矛盾良性协调而非恶性对抗。
推动零和式规则争夺转向互利共赢、权责共担的协同治理。传统范式下规则博弈充斥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陈旧治理思维，早已不适用于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单边利己模式只会加剧利益割裂、激化矛盾分歧，阻碍全球协同发展。新型范式倡导互利共赢，以包容协作替代对立对抗，在承认各国利益存在差异的同时,重视人类共同利益。互利共赢的关键是坚持公平公正、平等协商的原则，尊重各国发展差异与正当利益诉求。在规则谈判与治理实践中，既要坚守自身核心利益底线，坚决抵制强权垄断、单边施压的不合理行径，也要主动换位思考、兼顾各方关切，不搞片面利己、排他独占。通过平等磋商化解分歧，以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摒弃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精准寻找利益平衡点，汇聚各方发展合力，打造权责共担、利益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实现各国优势互补、互利共生，让规则体系兼顾各方权益、贴合发展实际。
新型治理范式建构视域下中国外交实践路径探索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兼顾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理念引领、机制建设、务实合作协同推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统筹存量机制改革，培育增量合作平台。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共同期盼。中国已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600余项国际公约，签订27000余项双边国际条约，并忠实、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同时，针对全球治理架构存在的缺陷，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完善，使其更为均衡有效。中国持续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整、世界银行股权审议，使其更好反映世界经济现实格局，稳步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
新形势呼唤新的责任担当，需要以创新思维打造增量合作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在联合国平台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将支持落实《未来契约》作为倡议重点领域。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积极支持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华设立新机构。强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二十国集团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作用。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助力破解全球发展机制困境。推进金砖国家扩员、上合组织扩容，壮大全球南方协调力量。推动区域多边机制对接全球框架，弥合规则分歧。引领和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空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方向发展。
把握推进节奏顺序，以重点议题带动规则塑造。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防灾减灾、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发展融资等共识基础充分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形成治理示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贸治理、发展援助与人权治理、国际机制改革等分歧突出领域持续对话磋商，搭建多方协商平台。
在为传统治理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同时，积极为新兴领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外空治理等新领域主动提出包容性治理方案。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携手国际社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组织，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坚定支持网络主权原则，坚决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引领网络安全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倡导外空安全综合治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开展透明开放的航天活动。在推进新领域规则制定过程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防止国际规则被少数国家单方面锁定，推动形成兼顾安全与发展、包容多方诉求的国际规范。
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协作，妥善协调大国关系。全球南方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关键力量，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可以依托的重要伙伴。中国坚持以发展议程为最大公约数，持续深化中非、中阿、中拉、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推动全球南方协调联动，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放大集体声量，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同时，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通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同广大全球南方伙伴保持沟通和协调，在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国际场合积极主持公道，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正当权益。
妥善处理大国关系、凝聚合作共识，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优化的关键。中国积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积极推动中美俄英法共同签署《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共识，确立大国核相处底线。在双边协作方面，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依托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相关合作项目落地，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与国际战略平衡。中美关系方面，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通过坦诚沟通、分歧管控，守住大国关系底线，围绕贸易关系、打击跨国犯罪、人工智能等议题开展务实合作，持续积累互信。中欧关系方面，坚持相互尊重，巩固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摩擦；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秩序。中国持续对接欧洲各国发展需求，坚持经贸互惠、规则对接，携手践行绿色治理、数字治理合作。
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治理范式实践探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新型治理理念重要实践场域与重要载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跳出传统治理的固化框架与排他逻辑，依托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搭建起包容普惠、多方协同的国际合作平台。其有效衔接全球、区域、国别多层治理体系，补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与制度合作短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摒弃地缘博弈旧思维，充分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受益的正当权利，以务实合作固化互利共赢格局，为全球治理注入公平正义、包容发展的新动能。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区域制度对接。一是持续推进贸易畅通，加强跨境支付、数字认证、智慧海关等领域制度深入对接。二是创新发展融资机制，拓宽多方融资渠道，建立透明、包容的投资决策机制，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伙伴关系。三是共建基础设施治理标准，与共建国家共同制定兼顾效率与包容性的技术规范、劳工标准、环境评估体系。四是探索数字与绿色治理前沿，与共建国家构建以发展优先、尊重主权的数据治理框架，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与碳核算标准互认。五是延伸多边平台功能，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机制，加强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区域合作架构对接。
结语
全球治理分歧的深层根源，在于百年变局进程中全球再生产结构的深刻变动，旧有国际生产关系与传统治理架构滞后于时代发展，治理体系结构性失衡问题持续凸显。传统治理范式已难以适配新形势下的全球性治理需求，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构建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治理范式。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范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转型，契合世界多极化发展大势，为化解全球治理赤字、破解治理碎片化困境提供科学指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长期系统性工程，无法一蹴而就。中国始终立足发展中国家定位，统筹理念创新、机制完善、议题合作与伙伴关系建设，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平台凝聚全球南方国家合力，循序渐进、稳步有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升级。
展望未来，全球治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规则博弈、治理工具化与机制排他甚至更趋激烈，为此，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防范各类风险冲击，牢牢把握治理变革主动权。立足长远，还需夯实治理理论支撑、凝聚国际共识合力，突破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叙事，依托中国治理实践提炼原创性理论成果，构建兼具普遍性与适用性的自主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依托多边机制平台深化国际交流对话，广泛传播中国倡议核心要义和丰富实践，持续贡献全球公共产品，以理论创新与务实行动，携手国际社会持续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助力。
刘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美国、亚太、区域一体化，主要论文有《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