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人格权法中的“特殊主体”及其权益的特殊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9 次 更新时间:2013-07-19 10: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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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  

  

  【摘要】在人格权立法之际,应当充分关注“特殊主体”及其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特殊主体”概念是基于法律人格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理论,着眼于法律人格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法律属性的内在差异性和特殊性而提出的,具体包括:“传统弱势群体”、“特殊残障者”、“公共型人物”、“准入格者”。对特殊主体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有助于彰显人格权法的人文情怀,有助于因应科技发展导致人格权主体扩展带来的挑战,有助于化解和协调人格权的冲突。建议在未来的人格权法的“一般规定”中规定特殊主体的类型及其特殊保护原则,在人格权法的“具体人格权”中规定特殊主体享有特定的权能,在人格权法的“其他人格利益”中规定特殊主体的特有人格利益的保护。

  【关键词】特殊主体;人格权;特殊保护规则

  

  人格平等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但对特殊主体人格的特殊保护是实现民法实质正义、彰显民法人文关怀、追求民法慈爱和谐的表现。因此,对特殊主体人格权益的特殊保护在民法理论上已经达成共识,在立法上也已经在民法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各个领域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以人文关怀构建价值理念,注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充分保障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1]人格权法是人的基本权利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亦是民法人文关怀最集中体现的法,因此,以人文关怀构建的人格权法不仅仅要展现“一般主体”的权利画景,更应透露着对“特殊主体”权利保护的关注;不仅仅要对“弱势群体”的人格权进行优先保护,同时要对“公共型群体”的人格权进行适当的限制;不仅要保护“现世性人格”的权利,还要保护“延伸性、虚拟性人格”的权利。人格权法是人格自由、尊严、平等、安全的保护网,但特殊主体的人格权的特殊保护,犹如这张网中最脆弱的丝线,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正值人格权法立法之际,思考人格权法中的特殊主体及其权益的特殊保护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因此,本文依据民法抽象人格与具体人格的呼应与互换理论,应用法学研究的类型化方法,对人格权法中的特殊主体的类型进行梳理,对特殊主体人格权益特殊保护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需求进行论证,对特殊主体人格权益特殊保护的立法内容进行思考。

  

  一、“特殊主体”概念的提出及其基本类型

  

  (一)“特殊主体”概念提出的理论基础

  “特殊主体”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民法抽象人格与具体人格的呼应与互换理论。抽象人格是指被抽空了一切具体实在的、同质的、标准的主体。抽象人格是近代民法塑造的人的形象,是各项民法制度的逻辑前提。近代以来,民法以抽象人格为基础,强调形式平等。拉德布鲁赫认为,“民法典并不考虑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等之间的区别。私法中的人就是作为被抽象了的各种人力、财力等的抽象的个人而存在的。”[2]但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具体的人,他是由各种话语、知识和实践活动建构的。抽象的人格地位只是对人的法律地位的一般价值判断,它只是代表了人的人格地位的一个价值目标,但并不能代表人的具体的法律生活地位。因此,只有具体的人格地位,才代表人在社会生活中真实享有的社会关系,是抽象人格地位的个人或主体实现。特别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这里发生重大问题的情况,……是来自于法律上平等地对待事实上不平等的人,完全任凭其自由活动,以致产生了事实上自由的人和事实上既不自由也不平等的人。”[3]因此,近代民法所确立的权利能力平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面临着危机,法律中人的形象开始转型,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转变。即承认具体人格,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差异,承认社会上、经济上的强者和弱者的存在,并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俊雄说:“现代法律应透过各个抽象的人格,而进一步着眼于贫富、强弱、贤愚等差别之具体人类,保障其生存能力,发挥其既有主体,又有社会之存在意义。”[4]人格权立法也应当关注具体人格,透视具体人格的权利诉求,通过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权益而达致人格权法的人文情怀。

  其次是基于民法研究路径的类型化理论。诚如上述,抽象性与具体性交织于民法人格制度,“抽象性”是法律人格的最本质特征,而“具体性”是法律人格的现实特征。“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类型’。”[5]类型化是法律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与抽象概念适相反,作为思考形式的类型之认识价值在于:其能够清楚显现—并维持彼此有意义地相互结合的—包含于类型中的丰盈的个别特征。‘事物的本质’正反映在丰盈的个别特征之中。因其亦不过是法律生活现实中会一再出现的具体的人际关系中之特殊法律层面。因此,正如阿图尔·考夫曼强调的,‘事物的本质的思考是一种类型学的思考’”。[6]类型化的优点是,通过选用较具有区分性的指标进行类型化,能够将共性更多、差异性更小的同类事物归入一个集合,与其他共性更少、差异性更大的异类事物相区分。[7]人格权法归根结底是关于“人之为人”的法,人的研究既要从抽象人格的空壳中走出,又要摆脱具体人格的列举,而“类型化”正是嫁接抽象人格和具体人格的桥梁。因此,通过类型化的思考,对人格权法中的“特殊主体”进行梳理,将之纳入人格权法的特殊保护,有利于实现人格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

  (二)特殊主体的基本类型

  主体类型化的标准要立足于人的基本属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人的基本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第一,从自然属性的角度看,人的差异性或表现在体质的正常与非正常,如独体人与连体人、健康者与重症病患者等;或表现在意志能力的完全与不完全,如智力正常者与弱智者、精神正常者与精神病患者、神智清醒者与昏迷者等;或表现在性别上的差异、如男性和女性;或表现在生命的自然与再造,如自然人与克隆人;或表现在年龄的差异上,如老年人与未成年人等。第二,从社会属性的角度看,人的差异性或表现在家庭身份的差异,如夫与妻、父母与子女、亲属与近亲属、血亲和姻亲;或表现在社会身份、种族、经济能力等差异上,如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多民族人与少数民族人、富人与穷人等;第三,从法律属性的角度看,人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以及某些人格利益的享有与限制上,如有权利能力和无权利能力、完全行为能力与欠缺行为能力、完全责任能力与限制责任能力、专属人格利益和共有人格利益、普遍民事权利和特有民事权利等。

  特殊主体的类型化除了基于具体人的视角,依据他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法律属性的内在差异性外,更应着眼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法律属性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这种特殊已经超越了法律的一般规定而必须求助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这才是特殊主体类型化研究的真正动因。本文认为,在人格权法领域,具有特殊自然属性的特殊主体通常指身心处于弱势的主体,因为身心处于弱势,需要法律的优先保护才能达致平等;具有特殊社会属性的特殊主体通常指具有强烈公共色彩的主体,因为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所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必须适当限制他们的人格权;具有特殊法律属性的特殊主体通常指挑战现行法规则的边缘主体,因为他们被法律忽视或者遗忘,他们的人格权保护需要法律作出特别的规定,从而补救他们人格权的保护。具体而言,人格权法中的特殊主体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身心处于弱势的传统弱势主体,本文称之为“传统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残疾人等。

  通常,弱势群体概念依据形成原因的不同,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是由自身身体的缺陷、疾病、生理的脆弱和衰老、性别等自身不可克服的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妇女、儿童、老人以及残疾人等;自然性弱势群体是由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自然天灾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主要包括:生态脆弱地区的居民和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灾民等;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企业退休人员、农民工、下岗工人等。[8]但民法视野中的弱势群体通常指“生理性弱势群体”,这类人由于性别、年龄、身体、精神、智力等原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针对这些生理性弱势群体,法律已经通过特别法对他们的权益进行特殊保护,因此,本文称之为“传统弱势群体”。需要指出的是,仅以特别法对他们的权益作宣言式的保护是不够的,人格权法应当体现他们人格权的特殊权能及其保护规则。

  第二,身心处于混合特性的新型弱势主体,本文称之为“特殊残障者”,如连体人、植物人、性别障碍者等。

  特殊残障者是笔者研究国家社科项目“特殊残障者的法律人格及其权利保护”课题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9]特殊残障者不同于一般残障者。特殊残障者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方面的基础。首先,特殊残障者是界定在残障者的范围内,指那些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自然人;其次,特殊残障者概念的提出不在于生物学或医学上的特殊,而在于法律意义上的特殊。之所以和其他残障者区别,作为单独的一个范畴来加以研究,是因为他们的主体身份具有“混合”的特性,这种“混合”对现行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上的障碍。如连体人由于生理上的身体或器官的结合,导致他们的主体身份产生“一人说”还是“两人说”的困惑;植物人特别是永久性植物状态下,由于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其意识能力完全丧失,且几乎无法恢复,导致他们的主体身份是“活者”还是“死者”的矛盾;性别障碍者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性特征,导致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冲突。连体人、植物人、性别障碍者由于主体身份的混合和不确定,导致他们在法律上的行为能力的不确定、监护制度的不确定、责任承担的不确定、权利行使的不确定等等。因此,笔者将他们区别于传统的残疾人而称之为“特殊残障者”。[10]特殊残障者法律人格的特殊性是民法理论尚未关注的,人格权法应当弥补此空缺,规定他们特殊的人格权益及其规则。连体人的特殊人格权主要指分离权、植物人的特殊人格权主要指终止治疗权、性别障碍者的特殊人格权主要指变性权,等等。

  第三,进入公共领域,具有公众影响力的特殊主体。本文称之为“公共型人物”。包括公众人物、具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犯罪者等。

  人格平等是建立在私法领域的基础上,但私法领域的主体有时会进入公法领域,这时他的平等人格实际上受到限制,他们的人格权保护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具有公共性。所谓“公共性”,是因为他们或因担任公共职务、或因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或因为他们的身心健康、行为品行等构成威胁他人健康、安全而在其身上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兴趣的因素。由于公共人格身上存在着公共利益或公众兴趣因素,所以与非公共人格不同,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法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加强社会监督的需要等考虑,都有必要对公共人格的某些人格权作出必要的限制。如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主要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保护的限制。[11]具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犯罪者的人格权限制主要包括: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保护的限制。需要强调的是,人格权法规定公共型主体人格权益的某些限制,实际上表明的是,除了法律规定的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做出的某些限制,他们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人格权保护,不能随意侵害或剥夺他们的人格权。

  第四,具有延伸性人格的特殊主体,本文称之为“准人格者”。如胎儿、死者、法人、非法人组织、网络虚拟人格等。

  准人格者是笔者在《论胎儿的准人格及其人格利益的保护》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即非完全法律人格者亦非完全无法律人格者”。[12]它是基于杨立新教授的民事主体人格权延伸保护理论而提出的。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提出:法律在依法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消灭后依法享有的人格利益,所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13]笔者认为,在现当代社会,应当扩展这种延伸保护理论,不仅包括主体在时间上的延伸,也包括主体在空间上的延伸,延伸理论应当表述为“法律在依法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去世后(时间上的延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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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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